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口号的危险性

作者：艾立信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关系论坛

　　不只是空谈

　　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口号的危险性

　　《外交事务》2014年10月9日

　　作者：艾立信

　　自2012年2月访美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大力提倡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了避免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发生冲突，奥巴马政府似乎接受了习近平的构想。在2014年3月与习近平会晤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继续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对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口号做出肯定回应，从此掉入了陷阱。奥巴马应该抓住下个月访问北京的机会把自己从圈套中解救出来。尽管一些美国官员认为政治修辞无足轻重，并且视习近平的构想无伤大雅，但是北京方面对此事的理解却大相径庭。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采纳导致中国一部分人大力鼓吹所谓的美国的弱势地位和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毕竟，这种提法赋予了中国大国地位，但却对其行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里所说的行为是指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盟友和伙伴感到不安的行为。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认可将中美两国的关系推向了危险的境地：间接地承认了美国的单边妥协，有悖于美国的外交价值观、原则以及利益。

　　麻烦的是，每次“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被提及，美国所遭受的伤害就会加重一层。美国政府应当积极寻求修改这种提法，而非后知后觉地重复这种提法。美国应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坚持并提倡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给予中国相应的国际地位的同时，要求中国遵守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惯例，负责任地对待邻国，并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毕竟，中国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获得迅速崛起的。

　　修昔底德陷阱

　　出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迷信，“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对于中美两国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必将导致其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

　　中国方面已经使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提法发挥了巨大效应：习近平曾警告说，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中国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也宣称，这是“权力更替的铁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认为重塑中美两国的关系“植根于这种观察，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注定会发生冲突”，中美两国需要“对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相遇时会发生什么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给出新的答案”。

　　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来避免必然发生的冲突这样一种提法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发展中美两国关系是极其危险的。可以肯定的是，希拉里、多尼伦，以及他们的继任者也许会理解这些，但是他们认为关注实际行动比外交辞令更重要。很显然，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就抱有这种想法，在2014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他提出“新型关系不是通过语言来定义的，而是通过行动”。中国领导人极为看中这种构想：“新型大国关系”反复出现在他们的演讲中，充斥着整个媒体，以及有关中美关系的公开场合。不加批判就接受这种说法会导致不稳定的局面：双方都错误地期望从对方身上得到不现实的东西，如果这种期望最终破灭的话，局势将进一步走向恶化。

　　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内部甚至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思都还没有达成一致。一系列对政府官员的访谈显示，奥巴马政府给出的定义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在涉及中美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二是对两国的分歧进行建设性的协商管理。

　　但是，北京可以意指很多事情。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曾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过理论性的解释：“政治上彼此相互尊重;经济上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安全问题上建立互信和信息共享;文化上相互学习、相互推广;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和睦共处。”

　　然而，“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听上去类似于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和秩序，其中利益范围、零和博弈，以及大国例外论是主要的游戏规则。诚然，如中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所说，“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提倡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作为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国家”,而且是“国际社会内少有和特殊的”大国所拥有的“利益和尊严”。不管中国领导人提出这样的概念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这个概念本身看起来并不合理，它还会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带来不安。

　　含糊不清的术语

　　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暧昧态度似乎在中国乃至更广大的领域引发了误解，会让人们误以为美国的权力和政策正经历着剧变。

　　首先，这个术语描绘了一个荒唐的画面——在画面里美国无力阐明自己的观点，不懂得如何坚守本国对于推动和平、稳定以及繁荣的见解——甚至进一步强调了所谓的美国衰退论。尽管是出于好意，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措辞有时候加剧了这种误解。奥巴马政府试图减轻中国的担忧的是对的，因为在中国盛行的观点认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虽然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第二，北京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解释似乎与一个假定联系在一起，即中国国力的上升必将导致权力的更替。这种观点纯属无知，首先，是对国际秩序根本性变化的无知，仍然停留在“强权即正义”的历史阶段。其次，是对美国实力和优势多元化的无知。放任“大国关系”以及“平等”这样的术语在双边关系领域盛行会导致这样的政治观点在人们的头脑里生根发芽。

　　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放缓，随着国内社会的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的前景并不明朗。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和军事的飞速发展使得很多中国人坚信，这种物质实力的发展一定会无限期维持下去。然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这种顽固的想法的结果是，中国不断地期望美国让步，并且不切实际地要求“平等”待遇和“空间”。

　　积极的亚太观

　　中美关系是如此的重要，决不能由植根于十九世纪犬儒主义的口号来主导：即两国应该做出史无前例的努力以避免战争。在二十一世纪，行之有效的国际秩序应该在建立在对等的、双赢的体系之上，这种体系所涵盖的规则条例既适用于大国也适用于小国，大国对这种体系报以支持的态度。强权绝不再代表正义。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需要立刻采用一个明确的、互惠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积极的概念来取代“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的原因，这个新的概念给予中国的国际地位应当与中国对国际秩序所做出的贡献相匹配。美国先前曾提出过类似的概念，最明显的是2005年布什政府曾呼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这种提法不仅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还明确地为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地位指明了道路。

　　从现在开始，美国的政策和术语应该以中国渴望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会员作为基础，为其设定对国际体系和公众利益不断做出贡献的目标。美国政府必须强调，要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国，中国政府必须遵守自己的黄金法则，用“己所欲、施于人”的方式来对待别的国家。与弱小邻国的纠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所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在实践中的定义。

　　为了避免让“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站住脚跟，美国政府应当立刻停用这种说法。如果美国政府确定要使用这个术语，则必须给其一个强有力的、明确的定义，解释“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美国应该叫停中国目前的某些行为——对其邻国的施压，打压美国盟友以及破坏国际秩序的明显意图，这些行为不仅有悖于美国的利益，同时还与中国所渴望的大国地位背道而驰。

　　最后的机会

　　值得肯定的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在意识到中国政府正掌控着话语权后，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中国的某些导致不稳定因素的政策，明确重申支持《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谴责中国2013年11月在东海设防空识别区，并且空开质疑中国的明显扩张性的南海主权诉求。

　　这些强硬的措辞值得褒奖，但是还不充分。如果不给于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美国所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将沦为一纸空谈。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外交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当局并没有就此明确提出过正式的战略对策。作为第一步，美国政府应当立刻对亚太地区的前景做出切实具体的剖析，并分析中国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了能对美国的行动做出指导并且表明决心，这些都应该以正式的政策文件的形式来呈现，通过克里或奥巴马本人的演讲来发布。

　　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反，历史告诉我们，崛起大国的发展轨迹可以通过守成大国的行为和措辞来塑造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概念，美国政府应予以摒弃，用新的术语来替代。这个新的术语应该为崛起中的中国规划出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成为美国想要其成为的大国。对于中美关系更实际的展望，是发展成为积极的、志同道合的关系，让中国的行为看上去像二十一世纪的大国，这包括对国际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尤其是对其邻国采取负责任的行为。这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政府必须继续以身作则。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的亚洲政策与奥巴马的遗产直接相关。然而，目前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点正分散在其他地区。就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来说，是时候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了。

　　本文作者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178/andrew-s-erickson-and-adam-p-liff/not-so-empty-talk

　　翻译：贺蓉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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