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鸣: 奥巴马主义:内涵、缘起与前景
作者：王鸣鸣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
2014年5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演，全面阐述其全球战略思想。从内容上看，此次讲演是在回应各种批评指责，宣示奥巴马政府继续执行调整后的对外战略的决心。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他说：“美国始终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国家，上个世纪如此，下个世纪亦是如此。我们的底线是：美国必须在世界范围保持领导力。如果我们不能，没人能。”类似描述频现于冷战后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的多种战略文件中，奥巴马的这一观点与他们一致。但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对外战略在指导方针、战略手段和资源运用上，又与他们有着重要区别。
12年前，也是在这个时间和地点，时任总统小布什在演讲中指明了九一一事件后以反恐为中心的先发制人、“强制民主”、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两次西点军校讲演，代表着美国前后两种不同的对外战略思路。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一套新的对外战略方针，标志着“奥巴马主义”的诞生。其后几年，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如期进行，对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也表现出与冷战后各届政府十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说明奥巴马主义渐近成熟。深刻剖析和全面认识奥巴马主义，不仅对把握今后两年美国对外政策具有实际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判断美国全球战略的中长期走势。
一、奥巴马主义的主要内容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主义(doctrine)”一词常被用来形容国家领导人对外政策制订的指导原则，如门罗主义、戴高乐主义等。由于美国在全球的独特地位，二战后其历任总统的对外政策鲜有不被用“主义”相称的。但其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只有很少几个，比如杜鲁门主义和尼克松主义。由于奥巴马执政后的政策选择具有扭转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总体态势的性质，奥巴马主义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即将结束的2012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转变历史：巴拉克·奥巴马的对外政策》一书认为：“坚定而又实用”的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
冷战后近1/4个世纪，美国对外战略总体上属于外向扩张型，指导思想是“民主和平”与“霸权稳定”。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数千军人的生命和数万亿美元的代价，换来的是道德制高点的丧失和地区局势持续动荡。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受访的14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低于50%。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又使美国经济受损。这种内外双输的局面促使奥巴马政府做出战略调整，调整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低调务实、军事力量全球“再平衡”这两条线上。
(一)价值观外交
与前任小布什“强制民主”的思路不同，自由、民主、人权虽仍是奥巴马对外战略的旗帜，但更多地强调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实际意义和美国的榜样作用，更注重美国自身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奥巴马政府淡化意识形态的务实外交在埃及政局变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2011年1月，埃及动乱伊始，美国即抛弃多年盟友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与带有伊斯兰激进主义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及继任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接触。穆尔西当选后，奥巴马承诺提供援助，帮助其实现社会经济改革。民选总统穆尔西一年后即被埃及军方罢黜，美国在表示谴责后不久便认可了政变的军人政权。美国短时间内对同一个伊斯兰国家内部的不同派别来回多次改变立场的做法十分罕见。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中对此专门解释说：“在埃及这样的国家，我们承认我们的关系植根于安全利益。但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支持埃及人民，支持他们改革的诉求。”与此相似，当巴林发生什叶派大规模抗议示威时，美国立刻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支持沙特阿拉伯出兵予以镇压，很快平息了这一事件。巴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立足点，奥巴马政府不允许巴林落人占人口大多数但有反美倾向的什叶派手中。
概括起来，奥巴马政府价值观外交调整的总原则有两个：一是不通过武力推广民主，二是在民主人权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时采取短期折中方案。在政策设计上，强调培育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产生的土壤，而不是急功近利、高调开拓。具体措施是：第一，将工作重点放在中产阶级和青年身上，造就大量具有民主自由意识的普通民众，而不像以前那样将希望主要寄托在上层集团。第二，用市场的方式，如设立企业基金、鼓励本国投资、促进贸易往来等，尽快稳定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根据不同国情，按需设计制度层面的帮助方案。例如，在东南亚国家帮助建立防灾减灾网，在社会规划和市民自治方面协助有关国家治理城市化弊病，通过解决基层组织的实际问题培育公民社会。第四，降低要求和标准，在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接触中留有更大空间和余地。比如，在与缅甸当局打交道的过程中，承诺不再追究“人权”旧账，促使统治层立场松动，争取双边关系和人权状况双改善。
总之，美国价值观外交的直接性、“刚性”减弱，间接性和“柔性”增强，属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所说的“巧实力”的运用。
(二)局部退出与全球再平衡
收缩力量是奥巴马对外战略调整的总体方向，局部退出则是这一原则在重点地区的具体体现。局部退出又被称为“离岸制衡”，即美国避免直接卷入地区安全事务，减少前沿地面力量部署，利用海空优势支持符合美国需要的当地政府。奥巴马政府首先选择的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离岸”，一个已经完成，一个正在进行。“离岸”的另一层意思是对新麻烦也不再直接和独自介入。比如在北约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行空中打击时，法国一马当先，美国只做保障，美其名曰“背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先是划定“化学武器红线”，而当出现1000多人死亡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时，奥巴马先是将动武权交给国会，继而请求国会推迟表决，最后借俄罗斯销毁化武提议取消了拟议中的军事打击。对伊朗核问题和地区称霸态势，美国并没有像以前对待伊拉克那样一味高压、尽力遏制，而是表现出相当大的谈判耐心。对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也比较克制，等待欧盟的“觉悟”，绝不独自上阵。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的创立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撰文指出，“奥巴马似乎在设计一种战略，对于美国来说世界各地发生事件的许多结果都可以接受，并没有某个特定结果本质上更优或者非要去实现。美国的利益在于重现自己的繁荣和世界其他地方所做出的安排大体上可以接受”。
奥巴马政府认为，九一一事件之后，反恐让美国全球战略失衡，并导致对亚太的关注度不够，后反恐时代的全球战略需要“再平衡”。亚太与西亚北非情况不同。首先，美国并没有以反恐或政权更替的名义军事介入东亚国家事务。其次，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比较完整的军事同盟体系。再次，亚太地区国家内部政治社会基本稳定。最后，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发展速度、与美国经济联系远超其他地区。因此，虽然“再平衡”最初是由《新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作为军事战略提出的，但美国做得最多的还是在外交和经济领域。在外交方面主要是“造势”，奥巴马先是宣称要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继而在竞选连任成功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亚洲，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的表态和频繁造访也都显示出美国对亚太关注度的增加。在经济领域，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最具实际意义，与奥巴马战略转型最为契合的重要举措。在军事方面，美国最大的动作就是计划到2020年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5:5的海空军力部署调整为4:6。由于地区国家与美国军力对比悬殊，这一调整的象征意义似乎更大。所以，奥巴马政府初期高调宣传亚太“再平衡”的军事含义首先是给中国看，想借此影响中国的周边政策
奥巴马主义的抓手是倡导责任分担。在这方面，美国主要采取舆论先行方针，为今后进一步海外兵力和基地削减打好“预防针”。奥巴马明白，国家战略不能用“撂挑子”的方式调整，要给盟友角色转换以心理适应和物质准备的时间。2012年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认为，欧洲已经是安全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寓意不言自明。在亚洲，美国鼓励日本增加军费、放弃“专守防卫”、扩大集体防卫权、突破武器出口限制，力促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横向安全合作。这一切都符合奥巴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阐明的安全战略原则：“这个世纪的重担不能只落在美国一国的肩上。拒绝设定超出我们责任、能力或利益范围的目标。”
二、奥巴马主义与美国综合国力
通常情况下，一国对外战略态势从扩张转向收缩、外向变为内向的重要原因是自身力量下降或被其他国家超越，被迫做出调整，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奥巴马对美国战略的此次调整出现于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严重金融危机和高额财政赤字的大背景下，难免使人认为国力衰退是导致美国全球战略收缩性调整的主要原因。然而，了解美国政学两界对本国实力的主流认知对我们把握美国全球战略转型的真正动因大有裨益。实际上，尽管遇到一些国内经济难题，特别是财政困难，美国决策层和学界对本国的实力地位还是相当乐观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军队“举世无双”，安全环境远好于冷战时期，经济在全球仍然“首屈一指”，工商业“创造性独占鳌头”，本土能源开发前景光明，吸引着更多的优秀移民，有着遍布世界的盟友。他认为，美国的这些优势“是上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生产率最高的劳动力、最好的大学以及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我们的军队是世界有史以来最精良的军队，远胜于任何对手。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个可向各大洲和各大洋投射力量的全球联盟和伙伴网络。”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过美国，考虑到综合实力和领导地位，到2030年，美国很可能仍保持全球实力第一的地位。
我们可以怀疑，奥巴马、克林顿和美国政府文件的上述判断有鼓舞士气、增强信心的考虑。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金融海啸以后，美国公众中认为中国“已经或终将”超越美国的人有46%，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人只有28%，认为美国已经不如十年前重要和有实力的人达到53%。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E.Donilon)所说：“尽管美国人生性乐观，但总是对自己的世界地位感到担忧。每隔十年左右，就有新一波严重的悲观情绪席卷美国。”2008年前后，美国学术界的“新衰落主义(new declinism)”一度十分引人注目，代表作就是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后美国世界》和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的《实力极限》。然而，其后几年，伴随着经济的复苏，美国学术界质疑“衰落论”的声音越来越多，包括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在内的学者都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奥巴马也从2008年随身携带扎卡里亚唱衰的《后美国世界》一书，变成2012年在电视镜头面前用十几分钟综述罗伯特·卡根(Roberl Kagan)《美国打造的世界》一书中否认美国衰落的主要论据。
2010年3月，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发布了由新美国基金会的一批研究员撰写的“未来十年十大预测”。第一大预测是在下一个十年中，美国作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影响全球，尽管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但也折射出其不可多得的灵活性和高度适应性的特长。因此，下一个十年将会迎来第二个“美国世纪”，美国化趋势会在全球愈演愈烈。
2012年1月，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外交关系协会会员、奥巴马竞选对手威拉德·米特·罗姆尼(Winard Mitt Romney)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卡根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文，力驳美国国力衰退的看法。卡根认为，美国国力仍是举世最强，只因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而被许多人误认为国力衰退或已开始没落。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都曾陷入严重而持久的经济危机。每一次，它都在随后的十年里实现了经济回升。相对于其他大国，与危机爆发前相比，美国最终都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地位，达到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高点。
否定美国相对衰落论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对美国及其对手实力指标的研判。由于中美两国经济规模(GDP)在过去的20年间快速缩小(见图1)，美国相对衰落并可能被中国超越的看法也大都源于此。而近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GDP不是衡量综合国力的最主要指标。兰德公司对综合国力的研究认为，三项相互联系的指标最能决定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财富、创新能力和常规武器能力。根据这个指标体系，经济总量(GDP)并不能正确反映经济实力，因为更大的经济体未必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当国家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富裕程度应该是国力的最主要指标。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奈曾指出，经济相互依存会产生国家间非对称脆弱关系。富裕国家可以用市场准入和经济制裁影响不富裕的国家，也拥有更多的资本投向经济创新和军事现代化。最早的综合国力方程创建者、美国国际安全学者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认为：对于国力最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剩余财富”(人均GDP)。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由于人口较少，英国的GDP比中国和印度小很多。但成就英帝国的不是经济总量，而是代表其巨大经济优势的超出中印数倍的人均GDP。2013年，美国人均GDP比中国高出约4.3万美元。与1991年相比，中美差距拉大了2万美元左右(见图2)。也就是说，历经了22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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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兰德公司关于财富决定国力的思路相似，2012年，欧洲学者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可能彻底改变迄今为止有关财富指标的研究报告：《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他们通过1990-2008年的数据，测算国家的财富规模并推导相应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认为，国家财富有三个来源：一是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二是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实物或生产资本)，三是包括矿产、土地和渔场在内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本)。通过量化加总，学者们算出：美国的总资本几乎达到118万亿美元，远超第二名日本(59万亿美元)和第三名中国(20万亿美元)。这一方法的特点是，不但统计增量财富，而且纳入存量财富(如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状况)。
有美国学者通过比较中美人口结构的走势，分析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前景。按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在20年内将有3亿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到2040年，供养每个退休人员的劳动者将从现在的8人骤降为2人，抚养比率的这种变化会让财政负担超过GDP的80%-100%。与中国情况相反，由于青壮年移民和出生率适中，美国劳动人口在今后的40年中还会增长17%，人口年轻程度在全球大国中仅次于印度(见图3)，而且其养老体系完备、资金充足。美国政治学者马克·哈斯(Mark L.Haas)认为，全球老龄化不仅会延续，还会强化美国霸权，因为其他大国会因此而落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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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美国页岩气革命改变了美国能源供应格局，低价能源加上高劳动生产率使得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在提升。2014年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成本过去十年出现大幅降低，甚至低于东欧国家。2004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比美国低14%，如今只低5%。照此趋势，预计到2018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将反超中国。
尽管美国决策层和许多学者并不认同美国衰落，但经历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后的美国的确面临冷战结束后前所未有的巨额联邦财政赤字。至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6.7万亿美元，占GDP的100.6%，出现政府停摆、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的局面。奥巴马5年前开始规划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及提出“离岸制衡”战略和裁减军费计划都是改善美国财政状况的重要步骤。
但是，认为军费开支不堪重负导致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的判断值得商榷。过去15年间，美国军费开支占联邦政府预算总额的比率一直在15%-20%之间，而医疗社保支出则占到45%左右。军费占GDP的比率一直在4%左右，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15%。根据奥巴马4万亿减赤计划，十年内国防开支要减少4950亿美元。2013财年，自动削减军费计划开始实行。当年国会拨款额比国防部申请额(5405亿美元)减少450亿美元，为4955亿美元。由于随后每年10%左右的“削减”额都是以这个申请额为基础，所以此后每年国会的实际拨款额都应该大致维持在2013年近5000亿美元的水平(由于申请额每年递增100亿左右，实际拨款额也会每年增加1.3%)，直至2022年。因此，也可以认为裁减军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一次性完成，绝对数额今后十年只会略有增加，不会继续下降。从总体财政状况看，2013财年，美国年度财政赤字已降至68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14财年将进一步降到492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并能够在2015-2018年保持在2.5%-3.0%之间。而奥巴马上台时的2009年是1.4万亿美元，接近当年GDP的10%。可见，过去两年，奥巴马政府的裁军减赤计划成果显著。
如果说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收缩是迫于财政危机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财政开始转危为安的条件下，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局势出现恶化，该战略仍然未见丝毫回调或松动。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由于有综合国力和经济纠错能力做保障，奥巴马政府才会有既在全球收缩力量，又能够维持和改善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自信。
三、奥巴马主义的缘起
既然美国决策者对自己的综合国力深信不疑，领导世界的决心也未改变，为何要进行冷战结束以来最明显而且深刻的全球战略调整，推出所谓奥巴马主义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采取的扩张型对外战略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全球影响力，反而使其领导作用不断下降。这种实力和付出与影响力和控制力相背离的尴尬现象，迫使他们进行反思、总结和改变。
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说：“不是美国是否能领导世界，而是我们如何领导世界。”在他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正确，战略资源(能力)允许，问题出在战略措施的失误。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历史表明，当原则和理念与效果和利益出现较大差距时，其政策天平就会向后者倾斜，在决策中融入更多实用主义因素。奥巴马战略调整要解决的是美国以什么样的方式、手段和角度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实际问题。
(一) 对战略环境的再认识
在国家战略制定中，考虑因素除了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与战略措施以外，还有对战略环境的判定。简单说，就是在决定行动的因素中，不仅有目标和能力，还有现实。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失误的根子在于观念，即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普世价值”来主持正义，需要一个领导者来维护稳定，唯有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可以满足这两种需求，结果导致对战略环境的误判和战略手段的错配。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1990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老布什总统指出，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事务中“新纪元的开始”，“在这个新世界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处于不断扩大的自由圈的中心，今天如此，明天如此，进入下一个世纪也是如此”。美国领导人认为冷战的胜利是两种价值观较量的结果。一个巨大的苏联阵营都会在自由和民主价值面前崩塌，那么在世界边缘地区取得最终胜利，救世人于“专制独裁”是美国的天赋使命。后冷战所开启的“新纪元”就成为一个推进意识形态战果的时代。民主和平、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成为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道德制高点和行为准则。25年间，从老布什经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发动或参与了六场战争。至奥巴马政府，后冷战时代25年，美国打了14年仗。而且美国人并不认为只是在捍卫本国的利益，每一场战争都是善与恶的较量，都与美国价值有关。
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简单化使美国领导人非但认为价值是“普世”的，也觉得过程是“普世”的，不容易在国际事务中“换位思考”，甚至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与在阿富汗、伊拉克速胜和“颜色革命”让一个个“专制政府”迅速倒台形成对照的是，“普世价值”遭遇水土不服甚至是“排异反应”。在美国“帮助”和鼓励下，许多国家民众摆脱了“专制”和“独裁”，但却没有享受到民主与自由所带来的幸福生活，反而陷入旷日持久的动荡和杀戮，甚至遭遇新的人道主义灾难。于是在某些西亚北非国家，美国不仅没有赢得感激和拥戴，还不得不面对不同程度的反美、仇美情绪，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害就是一例。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中承认：“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看到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的暴力动乱，人们不禁会对未来感到悲观怀疑。”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谈及伊拉克逊尼派极端武装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时说：“我们在伊拉克再次学到了代价很高的一课，将自己置于一个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的国家。我们没有全面认识这里的趋势和政治生态。”
究其原因，美国所推广的民主制度和自由观念植根于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但历史和文化无法复制和移植。例如，多元共存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其他一些地方，现阶段的政治多元就意味着用你死我活的方式去争夺一元化统治。对此，奥巴马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他说：“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历史，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用我们的榜样来促进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价值。”在2013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他曾明确表示：“推进民主进程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此前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表态。该讲话也被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为“现代美国总统在道德上最为扭曲的一次讲话”。
美国决策者不仅认为现实世界需要美国的价值观，也需要美国霸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来保持和平稳定。在冷战刚刚结束的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迅速组织联盟发动海湾战争并在军事、外交、道义等领域获得成功。以此为开端，美国开始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克林顿提出以扩展民主为核心的“接触与扩展”战略，带领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其后任小布什在竞选中批评克林顿的战略“张扬”，曾提出收缩内敛的政策主张，表示要当一个“教育与文化的总统”。然而，九一一事件彻底将美国对外战略抛入早已蠢蠢欲动的新保守主义的怀抱，“接触与扩展”被推到“强制扩展”。新保守主义强调国际关系本质就是“丛林状态”，认为人类的良知、国际法乃至国际组织都是无用的，这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法则。因此，必要时采取单边方式进行军事干涉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责任。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与小布什的这种世界观不无关系。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竞选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其《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危机》一书中提出，冷战结束再次赋予了美国充当全球领袖角色的战略机遇，但美国错过了这个机遇，而且“合法性和信誉摇摇欲坠，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前三任总统缺乏对时代精神的正确领悟”。
正如奥巴马所说：“我不只是想结束战争，而是想首先结束使我们卷入战争的思维，”否则“我们在这个非传统威胁的世界上是不会安全的。”他所要摒弃的战略思维就是小布什政府依靠超强实力独自领导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观”。奥巴马在开罗演讲中引用托马斯·杰弗逊在1815年所说的一段话，准确反映了他自己在运用美国力量时的指导思想：“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着权力的增强而增长，以使我们意识到，权力使用得越少就会越强大。”
在美国学术界，“霸权稳定论”、“美国治下的和平”一直存在，成为美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的理论基础。其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开放的带有丛林特点的国际秩序中，最好有一个单一霸权力量在军事和经济上发挥作用。军事上，它能够稳定重点地区局势和保护全球公域
“民主和平”与“霸权稳定”思路所造成的双输的局面最终让美国决策者看到，在这个利益错综交织、矛盾复杂多变、非传统安全挑战突出的国际环境中，单用军事强制手段是无法领导这个世界的。正如奥巴马所说：“全球到处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没有能力去纠正每一桩事，美国不是世界警察。”
总之，奥巴马主义是美国领导人试图摆脱对外战略制定中与现实世界不相适应的思维模式，通过采取一系列新的战略措施，主动调整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尝试，目的是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二) 思想依托与历史传承
综观此次美国对外战略转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奥巴马重铸美国内政外交基础、打造“岩上之屋”的努力。而这个新基础就是更多实用主义的“岩石”，较少理想主义的“沙子”。从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或太小，而是有无功效，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支付得起照顾费用，有尊严地退休。哪个方向能够提供肯定的答案，我们就往哪里走。”在对外政策上他秉承同样的原则，提出更加务实的“巧实力”：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重视伙伴作用和协调对话机制。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之为“伙伴关系、实用主义和原则性”的新外交。
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植根于基督教新教。新教强调精神与物质、信仰与生活的同一性，注重信仰在行动层面的意义和行动的功效。中世纪的新教徒认为，“宗教的和世俗的召唤，大体上价值平等”。这种植根于宗教的务实精神使得北美大陆的移民在复杂多变和竞争激烈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寻求基督教教义与实用主义行为哲学之间的平衡。可以看出，实用主义并不是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而是让追求的途径和方式更有利于理想的实现。实用主义作为数百年来主导美国人处事方式的一种大众文化，不仅培育出几代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美国式资本主义精神，而且造就了一批战略家和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极之间适时调整的对外战略理念。
在整个19世纪，由于历史经验、南北战争、国内建设的原因，华盛顿的继任者们都将“孤立主义”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20世纪初，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原本那种以独善其身和逃避为特征的孤立主义对外战略原则在经历了威尔逊理想主义挑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短暂回潮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以“改造”和“转化”外部世界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美国对外战略从此进入在外向与内向、介入与收缩之间的摆动时期。二战迄今，美国的外交基本面是“积极自由主义(positive liberalism)”的“深度介入”战略。
二战之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第一次实用主义转型是艾森豪威尔20世纪50年代执政时制定并执行的“新面貌(the New Look)”安全战略。“新面貌”战略的背景是：在国外，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欧洲冷战升级的风险加大、美国海外安全义务负担沉重
二战后第二次美国全球战略的实用主义转向是尼克松主义。曾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的尼克松上台之后，面对深陷越战泥潭和反战呼声高涨的现实，采取结束越战、减少对盟友的承诺、转化对手(如中国)、对苏联缓和等一系列战略收缩措施。在学者出身的基辛格的辅佐下，尼克松作为曾经坚定的意识形态“普遍主义”者，摒弃冷战以来美国对威胁过度反应、对承诺过于认真、对反共过于执着的战略特点，秉承利用矛盾、相对安全、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理念，推动美国国际战略收缩，并使美国逐渐走出困境。尼克松主义所达到的战略效果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在美国战略指导思想上的一次成功应用。如尼克松本人所说：“这是一个新思想的世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这些激动人心、导致革命的思想在二战后已经失去了推动力……新一代已经不再对任何主义感兴趣。在铁幕两边所有国家的年轻人都在探索一种新的宗教。如果有什么思想可以照亮他们的话，那就是实用主义：‘什么会有用’。”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和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外部环境分别面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难题，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都需要减少，国内政治经济财政压力都需要缓解。政策内容都表现为削减军费开支、“离岸制衡”、鼓励盟友分担地区安全责任。然而，历史不会简单复制。与冷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新面貌”战略追求制衡和威慑苏联，或者尼克松主义希望摆脱内外困境迥异，奥巴马主义的目标则是要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为美国现在和将来“领导世界”做好保障、夯实基础。2013年9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再次表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是“独特的”，目前世界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退出领导。若如此，“将产生一个领导真空，而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好填补这个真空的准备”。因此，“领导世界”是奥巴马主义不同于美国冷战后其他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收缩战略的基本特征。
四、奥巴马主义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奥巴马第二任期即将过半，以战略收缩为特征的奥巴马主义会像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抑或是“尼克松主义”那样属于短命的权宜之计，还是能够发展为战后美国一次中长期战略转型，进而左右今后较长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它所面临的挑战和前景值得人们关注。
(一) 面临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推动的美国对外战略转向主要不是由于实力不济的被迫而为，而是面对国际关系大环境的主动调整。因此，挑战既来自外部形势变化，也来自决策者自己和美国的国内舆论。
第一，来自内部的挑战。奥巴马主义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国内经济发展优先、军事干预门槛提高和与盟友、伙伴分担责任。这会使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如下变化：首先，对外政策消极，干预地区事务的意愿和程度降低。其次，武力威慑可信度下降，地区安全局势难以控制。最后，与盟友关系中分歧和竞争因素增多。历史经验表明，这三个变化会直接影响美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传统支配地位。这样，对奥巴马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会首先来自执政者自己。如果美国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缺乏对新战略的自信，霸权观的转变不坚定，就还会回到集团对集团、国家对国家、军力对军力的传统安全思维，为维护已经过时的传统霸权地位进行所谓“战略回归”。
美国国内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干涉主义思维更会增加奥巴马主义的国内压力。2008年竞选时，奥巴马对外政策改革思路提出伊始，就遭到美国右翼特别是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批评。执政6年来，奥巴马的对外战略一直是朝野分歧的重点之一。2014年3月，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B.Cheney)和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Rumsfeld)都曾抨击从阿富汗撤军和美国对克里米亚事件的态度，称奥巴马是“我见过的最软弱总统”。虽然美国保守派对务实派的外交政策从来都嗤之以鼻，但奥巴马此次“翻盘”式转型受到的批评更加猛烈。
第二，地缘政治挑战。奥巴马主义所面对的传统地缘政治挑战首先可能出现在东亚。东亚领土领海纠纷旷日持久，安全困境已现端倪。如果各方长期找不到争端解决的路径，任凭分歧扩大、关系进一步紧张、形势难以控制，美国立场有可能从有所偏袒发展到登台撑腰。未来某个时刻，真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rmer)所预言，出现美国与地区国家组成遏制中国联盟的话，亚洲就会出现冷战甚至热战危险。
中东和东欧情况也不容乐观，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由于乌克兰危机恶化，短期内修复无望。西亚北非形势似乎更加紧迫：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14.6万人死亡，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再次“当选”后，形式如何发展前途未卜
上述地缘政治问题不仅数量多，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激化到需要国际社会干预的程度，而且有些已经延续多年，很难找到和平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奥巴马主义的原则实施对外战略会面临以下问题，首先，这些地缘政治问题恶化到什么状态算是达到军事介入门槛无人知晓。其次，集体干预的协议可能屡屡难产，再次让美国面临单干或挑头压力，美国军事力量从“离岸”变为“重返”不是没有可能。最后，由于美国与欧盟安全合作性质的转变，不排除欧盟远期成为美国在某个领域和某种程度上的对手。在欧盟国家中，美国最担心的是德国和俄罗斯由于对美国不满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一起抗衡美国。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曾表示，德俄合作是“唯一的一个最可能威胁美国利益的联盟组合”。德国是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体并拥有很高的科技水平，俄罗斯则是世界第二的军事强国和最大能源输出国。双方一旦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对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会构成实质性挑战。
(二) 未来走势
奥巴马主义出台的背景是所谓“国际权势转移”，即国际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全球治理方式和结构的变迁。这就使得美国对外战略今后会重点关注全球性问题治理、获取全球和地区制度建设主导权以及提高在传统安全领域“离岸制衡”的能力方面。
第一，与奥巴马主义追求的内政外交相协调一样，其对外战略本身的调整也会顾及收缩与扩张的平衡，这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所决定的。权力与义务终归要均衡，美国在传统安全领域想要分摊义务，就要同时让渡一部分权力。但要维持领导世界的地位，美国会千方百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获得更多的权力。比如，互联网已成为继领土、领海、领空之后的第四空间，对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奥巴马上任后在白宫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强调网络空间是与太空、海洋并列的第三大全球公地。在网络技术能力已经获得垄断性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已经制定《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积极主导全球互联网行为准则的制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近年页岩气产量的快速攀升，美国碳排放2012年已经降至1994年以来最低，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诺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减排17%的任务已经实现大半。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声称要“努力确保在美国引领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框架”，并在2014年6月2日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出台更积极的“碳减排规则草案”，让美国有资本在2015年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说服印度这样的碳排放大国采取更多行动，达成全球性协议。
第二，继续提升军力，拉大与现有大国的差距。虽然削减军费是奥巴马治理“财政悬崖”的刚性任务，但由于对外战略转型的支点是超强的军事实力，美国会通过武装力量的结构调整和科技含量提升、从中东撤军以及不断裁减陆军、海军陆战队、文职人员和高级军官以节省经费，对未来大举投入，着重发展与“离岸制衡”相匹配的高速、高效、高精度军事装备。例如，打造“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将提高远程常规快速打击能力作为其军力发展重点，依托遍布全球的前沿部署部队、空军远程打击力量和海军航母编队，实现在60分钟内对全球任何地方进行有效打击。美国空军已经准备建立100架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组成的编队，所使用的飞机单架耗资5.5亿美元，是美军优先级别最高的任务。如果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能够顺利实施，美国会再次抢占世界军事制高点，为扩大21世纪的战略优势、确保全球领导地位提供支撑。
第三，美国会更积极地参与现存国际体制和建立新的制度框架，确立自己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地位，在用制度约束对手的同时，也用制度分担责任。对此，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演中已经点明：“让这些国际机构不断演进以满足今日的种种需求，这必须成为美国领导力的一个关键部分。”在欧洲、西亚和北非，美国将更多地借重欧盟和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力量为热点降温，自己扮演召集人和协调者的角色。在东亚，美国还会继续力促双边安全同盟向多边安全机制的转型，最终目标是美国不必独自应对每一个地缘安全挑战。而且，通过这种横向链接，在交互承担安全义务的同时，也能互相牵制冒险冲动，降低安全危机发生的概率。在建立新的贸易制度框架方面，美国会继续主导和加速“两洋战略”(TPP/TTIP)进程，使自己在此次全球贸易格局“大洗牌”中掌握主动、游刃有余，也能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成为新的主要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第四，采取所谓“代理人反恐”战略。美国虽然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由于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惨痛教训，打击中东、非洲和中亚层出不穷的恐怖组织，仍是保卫本土安全的重中之重。奥巴马在西点军校讲演中明确提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国内与海外，最直接的威胁仍然是恐怖主义。”为应对“弥漫式恐怖主义”威胁，美国的策略是在使用无人机精确打击的同时，根据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努力提高当地政府、部落、宗教派别的反恐能力，包括情报的收集和分享、人员的征募和训练、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和反恐专家的派驻。过去两年，美国已经出钱组织由非盟牵头的“索马里特派团”，与加入“基地”组织的“索马里青年党”进行“代理人战争”。2014年6月，奥巴马呼吁国会批准建立50亿美元的打击恐怖主义伙伴关系基金，将对反恐“代理人”的投入常态化。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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