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联合: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论析：“聚合安全”视角

作者：王联合  来源：《美国研究》2014年2期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外交政策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和战略谋划。一改布什政府时期的风格，甫一上任，奥巴马政府高官即频繁、高调出访亚洲国家，参加各类年度高层会议，在各种外交场合反复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在展现不同以往的政策姿态的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对美国亚太战略进行重大的调整和改造，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亦称“重返亚太”战略)，如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驻军澳大利亚北部、筹划多边战略经济合作等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动机及实施效果在美国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巨大的争议。而在尘埃尚未落定之时，过去一年来，美方开始尝试更加全面地阐释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1]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关于如何运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力也成为辩论焦点之一。那么，奥巴马第二任期将如何实施或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以什么样的政策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力量格局，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大部分亚洲国家政府是否像过去四年一样做好了准备，以长期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当前美国亚太布局的背景、内容及特点、影响与未来走向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总结评估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第二任期将更多地采取带有“聚合安全”特性的亚太战略，以确保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和影响。“聚合安全”战略既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也是对它的优化和升级，目的是为了打造如奥巴马所称的“一个超越双边协议、偶尔的峰会和特设安排的更加有效的亚洲框架”。[2]

　　一、“聚合安全”战略的现实与理论背景

　　相比“亚太再平衡”战略或“重返亚太”战略的赫然出台，“聚合安全”战略的逐渐凸显有着类似却更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地构成了美国高层决策思维的战略图景。从经济角度来看，亚太地区早已是美国出口战略的关键目的地。2012年，美国前15大出口市场中有六个位于西南太平洋地区，仅对这六个经济体的货物出口就达到3222亿美元，占其货物总出口的20.7%。[3]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增长疲弱的现状下，亚太地区蓬勃发展的市场将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出口，在美国国内保持和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注入新动力。[4]从政治与安全角度来看，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建设与培育是美国的亚洲甚至全球战略的基石，尤其是在目前这个地区的力量对比正发生结构性改变、各类安全问题仍未消减、美国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之时。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战略与经济的重心。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和一个常驻的外交、军事、经济大国，美国在跨太平洋体系中正在扮演核心角色。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未来几十年，美国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大幅度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投入。”[5]同时，亚太地区也日益显示出规范地区与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新能力，各种地区机制的频繁产生使该地区必然对整个国际秩序的未来建构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常驻的”太平洋强权，华盛顿付不起边缘化亚洲的代价。

　　基于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深刻认知而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重申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主导地位，平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但该战略只是从政策目标上做出了界定、显示了决心，而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实施手段。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非但没有彻底扭转美国政治精英所认为的美国在亚洲的不利地位，反而引起了中国的不安和猜忌，加深了中美之间本已存在的战略不信任，并受到美国国内日益强烈的质疑，因而面临进一步调整和修正的必要。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扩大了地区各国的选择机会。在美国一些分析家看来，这一现实客观上是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选择为代价的，中国正在把美国排除于这一地区之外。[6]与中国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则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和作用的削减。在国内经济颓势的刺激下，许多亚洲国家直指华盛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开始质疑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动机、制度及美国领导者的信用。在2011年韩国首尔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奥巴马发现自己在整个会议期间处于守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与会国家几乎都不认同美国所提出的将全球经济拯救出泥淖的建议，它们宁愿相信美国仅仅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经济私利，而不是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着想。[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奥巴马政府想再次以领导者的姿态融入亚太经济整合进程，就必须推出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的策略。

　　美国国内的财政状况则从国内政治的维度对美国政府亚太战略的再调整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反恐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十年间相比基本预算增加了近一倍，这还没有计入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追加拨款，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因此上升到天文数字的高度。用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话说，美国军费在井喷式增长，但华盛顿仍然不能用扩大的军事支出来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8]面对平衡预算、削减赤字、封顶债务上限等长期国内政治压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以努力寻求调节军费开支阀门的办法，与此同时向其亚洲盟友保证，尽管中国军费支出持续增长、武器系统和军事学说不断更新，[9]但美国不仅不会因为财政原因而减少对亚洲的承诺，而且将继续保持甚至提高它作为地区安全的首要提供者的作用。

　　亚太地区结构的发展演变和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需求为未来几年美国亚太战略的持续转型设置了现实背景。为回应地区情境不断演进的压力，凸显亚太对于美国利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从希拉里·克林顿到约翰·克里，美国两任国务卿一以贯之地致力于加强美国与亚洲安全盟友的关系，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调整。[10]然而，细察美国亚太战略四年来的转变，可以发现仅仅用现实背景尚不足以解释个中究竟。实际上，美国的亚太地区同盟体系之所以被公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中永葆主导性和中心性的重要战略资源，也因为它从理论视角折射出未来美国亚太战略存续与调整的双重需求。

　　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地区联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权力均势。因此，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美国亚太地区双边同盟应被用于防止任何一个地区大国获得与美国在该地区持平或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和地位。面对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地区力量平衡态势的变化，美国完全有理由通过不断加固它与传统地区盟友之间的双边同盟体系来平衡中国力量的上升。这种理论还将地区安全威胁，如朝鲜核计划的存在，视为保持美日和美韩双边同盟威慑性的理论基础。[11]从自由主义视角来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是美国的一种特殊的安全资产。即使是在重大威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资产所带来的诸如军事经济利益、同盟的共同指挥和联合训练的需求，甚至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基地所衍生出来的共同利益群体等因素，也会支持安全同盟的存续。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美国与亚太国家双边同盟的长期的社会化结果，是双方之间文化及社会差距的缩小和共同认同的出现，以及渐渐产生出的共同的深层文化基础。例如，“我们”对应“他们”的身份认知就是美澳同盟延续的一大因素——两国都属于英语国家和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为主体的国家，有着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政治传统。三种理论解释尽管视角各异，却在美国亚太战略选择过程中殊途同归。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主导和盟国的依赖，使得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在历届美国政府的亚太政策框架中都成为一种路径依赖的选择。

　　但是，亚太地区21世纪的一些发展显示，三种理论视角均无法涵盖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所处的现实情境。制衡的逻辑在地区政治中并非随处可见，鲜有证据证明亚洲国家在制衡中国，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追随中国。即使有一些制衡或追随的行为发生，也不一定是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的方式实施的。即便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也承认，中美关系是陆地大国与海洋大国之间的一种关系，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面对这种关系，大部分亚太国家要么进入了中国的地缘政治轨道，要么在中美两国之间摇摆——陆地行为体倾向中国而海洋行为体倾向美国。[12]制衡或确保地区力量均势的视角的主要局限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美国的亚洲盟国在看待中国崛起的影响及美国的地区作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面对中国的经济能量和精致的地区外交，无论是中国的近邻如日、韩，还是美国的另一个“亚太之锚”澳大利亚，都不愿以强硬的制衡姿态回应中国力量的上升。大多数亚洲国家也都公开表示不愿在一场可能发生的西太平洋冲突中支持美国。可以说，在对地区秩序的现实威胁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中国力量上升的简单事实也许会成为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黏合剂，但这并不足以满足亚洲国家甚至是美国自身不断变化的地区利益诉求。

　　而近年来亚太地区同盟的排他性的逐渐减小也对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早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就已宣布其太平洋战区的军事部署和基地体系将不断变化，为此它不仅制定了一项新的整合计划，而且明确表示要与盟国一道推进地区双边和多边接触及合作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并向更广的范围扩展美国的同盟资产。[13]同盟战略的这种变化与奥巴马关于建立一种“可分享的共同安全”的主张相吻合，意味着安全资产特殊性的作用将越来越小。同样，“我们”对应“他们”的认知也存在明显缺陷：通过同盟推动社会化从而产生共同认同并不总是能达到目标，如美澳新同盟关系中的新西兰似乎一直是一个不太合拍的“异质体”；而美国与一些亚太国家如韩国、菲律宾的共同认同显然也被夸大。可以肯定，共同的身份认同并不能解释何以所有双边同盟均能得以维系，当然也不是任一双边同盟持续的唯一原因。同盟的存续和发展不仅仅需要道义上、情感上的联系，而且需要以更加务实的诉求如反恐合作作为基础。[14]

　　可见，无论是从现实背景还是从理论视角考察，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其重要组织基础——双边安全同盟体系——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作用和意义面临着进一步改变和调整的需求，一种综合了多种理论要义、旨在回应现实世界中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变化的战略正在形成。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该战略的目标和手段更加明确和细化：它不但要更有助于扭转美国的战略颓势、确保美国的地区主导作用，也要考虑到美国总体军费收缩的财政状况，还要顾及亚太地区每个盟友对这种战略的反应方式，即它们都在努力避免陷入不得不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做出选择的境地。此外，这种战略还须有利于融合美国两党的主要特性，可同时为美国的短期和长期安全利益服务。从理论视角来看，它整合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如何保障美国安全的要义，而且颇具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战略就是本文所论述的“聚合安全”(Convergent Security)。[15]

　　二、“聚合安全”战略的内容及特点

　　“聚合安全”战略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精心改造和进一步完善。虽然这一战略尚处于形塑的过程中，但其核心要素却是明晰的。它既保持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又淡化了双边军事联盟力量与安全威胁的成分，而更加重视制度设计与多边合作。为凸显美国的地区安全责任，该战略努力以一种相对较少的“威胁中心”视角来规划亚太地区的安全建构，同时将更加灵活的多边行为引入地区安全与政治关系。简言之，作为当前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形式，“聚合安全”战略是在理性盘点美国地区战略资产、兼顾目标与手段的匹配和平衡的基础上，通过聚集现有地区安全同盟，结合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淡化特定安全威胁指向，从而谋求以相对较小的战略投入获得更为长期的战略收益。

　　鉴于此，“聚合安全”战略的特征注定是混合性的、多维的。第一，接触与对话是“聚合安全”战略的总体方针。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基于对美国能力有限性的认识，宣称通过“接触”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积极态势，明确表示美国将领导更多的多边机制以实现目标。“接触”一词的使用比克林顿政府时期著名的《国家参与与扩展安全战略》文件中的次数还要多。[16]同时，奥巴马政府承诺美国以“谦逊”的国家身份来行动，强调与地区伙伴建立双轨对话的重要性，包括与那些美国并不喜欢的政府接触。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言，“倾听与讲话一样重要”。美国政府的首要外交任务是要超越绝对的硬力量，承诺一种“既不是冲动型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型的”外交政策。[17]为此，美国积极与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接触，对东盟及其领导的多边机制更加重视，并多次宣布不排除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政策宣示及政策行为为“聚合安全”战略的时兴做了应有的铺垫。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寻求接触与对话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国务卿克里在阐述美国亚太政策时表示：“在一些美国人想从与国外的接触中抽身返回的时刻，绝没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工作，以在全球应对一系列挑战更重要的了。”[18]而新任防长查克·哈格尔则是这样界定美国亚太战略的：美国实施的“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一种外交、经济和文化战略”，华盛顿正在大幅增加对亚洲的外交和发展援助。因而，“国防部并不领导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军方必须永远扮演配角，而不是主角”。[19]在中美关系方面，两国高层交流较第一任期更加频繁而富有成效，两军关系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从3月中旬至今，雅各布·卢、克里、威廉·伯恩斯、马丁·邓普西、托马斯·多尼伦和乔·拜登等美国政府高官密集访华，以前所未有的步伐与中国接触，充分体现了奥巴马新团队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新领导层并谋求建立高层之间良好工作关系的意愿。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总统打破既定日程安排，邀请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6月7日访美，提前三个月举行中美首脑会晤。两国元首就亚太形势、朝核问题、网络安全、军事关系、气候变化、经济关系、知识产权、汇率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达成了诸多重要共识，为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双边加多边是“聚合安全”战略的基本手段。亚太现有的地区安全结构是在战后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与一系列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为支撑编织而成的复杂的网络体系。这一传统的美国亚太双边安全安排，即广为人知的轴辐体系，仍然是地区安全的支柱。但是，这种同盟体系必须适应地区内日益变化的力量均势现状，双边同盟的排他性正在消退。对此，奥巴马政府首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分析到，亚洲新一代战略家正在挑战美国与双边同盟体系之间的固有联系，他们不再以非黑即白的西方式同盟视角看待亚洲。亚洲国家正越来越着眼于促进拥有稳定性和开放市场的多边地区秩序。如果在未来四到八年内美国决策者只说美国要维持和加强传统的双边同盟，那么他们将把美国的公信力和战略影响力置于危险的境地。[20]因此，在对待亚太地区的双边方式和多边方式之间寻求一种认知上的平衡，成为当前美国亚太战略的一大特点。美国希望其盟国与安全伙伴建立更多的多边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轴辐之间的安排。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亚太双边纽带的削弱，而是通过在双边纽带之外加强多边合作来强化亚太地区的安全。

　　双边加多边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通过构建同盟国的能力和培育它们之间的联系，开展小多边防务合作。前防长盖茨首次阐述了支持、鼓励和提高伙伴能力的政策设想，包括训练、武装美国的盟友，从而使美国结束其军费井喷的同时能够保持和提高地区与全球安全计划。[21]以韩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为例，在美国的鼓励下，韩澳之间的经济、防务联系日趋紧密。两国定期举行防长会晤，不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致力于提升地区和全球安全合作。与此类似，日本与澳大利亚关系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两国借助早已签署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共同谋划和扩大双方在防卫领域的长期合作。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断力推双边同盟开展小多边化活动，如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美日韩协调、美日印对话机制的形成。在此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下，有关三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美日澳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政治安全问题、美日韩对朝核问题、美日印对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直至南海的国际航道安全问题——进行政策层面的沟通与协调，并相应地实施一系列的三边行动。美国借助小多边合作的灵活安排，既保持了其外交战略的主动性和地区领导地位，又可经由高效的集体行动来帮助它解决实际问题。[22]而作为谋求发挥更大作用的亚太地区中等大国，这几个三边机制中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两方对三边对话有着共同的兴趣，它们都把与美国进行三边合作看作是对美国要求更多责任分担和伙伴能力提升的回应方式。

　　(2)构建同盟国与伙伴国之间的联系。“聚合安全”战略使得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向着更加复杂、更为包容的防务网络转变，涵盖了盟国、安全伙伴甚至潜在对手。在美国穿针引线式的谋划下，一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参与国和观察员国越来越多，连中国、俄罗斯、蒙古也已或即将加入其中某些项目的演练。同样，“金色眼镜蛇”年度军演自1982年首次举行以来，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已从最初美国与泰国间的双边联合演习变成亚太地区迄今最大规模的多边军演，参与国达15至20个，中国、俄罗斯、缅甸等国作为观察员国观摩了2013年的演习。与此同时，中美军事交流逐步取得进展。“按照计划，单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今年就有大约40个对华交流项目，包括有关军事医学的交流、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计划。军事交流不限于美国。澳大利亚已与中国举行联合演习，现在正讨论增加此类演习”[23]。中美更深层次的军事对话，对于“在一个既有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以及“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不安全和潜在竞争的诸多根源是极为重要的”。[24]

　　与其规模相适应，这些联合军演的安全关注点也越来越多，例如在人员培训、反恐、实弹演练、两栖作战、地区维和，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展共同安全合作，以便打造在军事部署上的地区一全球枢纽。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这些多边演练和军事合作项目的加速发展，不仅提升了美国及其盟国应对更大范围内安全挑战的军事能力，而且促进了轴辐体系内的同盟国与其他地区安全伙伴一起构建安全的共识，因而将会成为美国太平洋同盟框架发展的里程碑。像澳大利亚、韩国、泰国等国现在既与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安全关系，同时又与美国保持着关键的安全纽带。这种不同于传统轴辐体系模式的安全关系内涵的扩大，淡化了美国力量在亚太同盟政治中的等级色彩。

　　虽然美国亚太战略的任何调整都无法忽视既有双边安全同盟的基础性作用，但美国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美国若要实现其战略目标，就必须承担更大的战略代价，接受潜在的安全联盟伙伴，并对双边同盟体系进行重大改进，以构建新的安全框架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为此，华盛顿借助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两方面的优势，强调能力建设与伙伴关系培育，已在亚太地区发展出多个小多边结构，形成了一种由大国及其较小的地区伙伴共同把持安全安排的复杂的混合体。这种双边加多边的安全结构放弃了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关于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民主同盟战略说，而部分采行了最早由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主张的一种最低限度的、有选择的、“菜单式”多边主义。[25]

　　第三，寻求以“秩序中心”取代“威胁中心”作为“聚合安全”战略的地区秩序建构方式。[26]共同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即便是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非传统威胁也不是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聚合安全”战略当然也无法以“中国威胁”作为聚合基础来重新确立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因此，这种战略正在逐步去除显而易见的遏制因素，更多地将安全与地区秩序构建相关联。克里这样表达美国在南海局势上的关切：“我们必须与亚太地区国家合作以和平解决南海领土分歧。”美国呼吁达成“一个明确的南海行为准则”，避免紧张局势升级而导致沟通不良和产生误判。[27]即使在一些传统的、敏感的安全问题上，美国也更加强调多边合力解决方式和制度化管理危机的重要性。例如在朝核问题上，美国相比以前不但更为重视六方会谈机制的作用及其与美国安全利益的相关性，还对将既有的中美韩三方民间对话升格为由三国政府官员和东北亚问题专家参加的半官方性质的战略对话持开放的态度。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外交手段，说服朝鲜遵守国际规范”。[28]当然，华盛顿更愿意通过支持它所选定的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来获取美国未来在地区多边制度建设中的主导权。

　　具体地说，“秩序中心”的“聚合安全”方式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1)更重视地区多边机制。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通过加强传统双边安全安排和同盟体系来追求和实施地区战略，将它在亚太地区的防务与安全关系重点置于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多国主义之上，而对构建有效的多边机制没有多大作为。[29]然而，这一地区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变化和多重关键地区行为体的出现，对美国传统的亚太战略提出了挑战。为应对亚太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美国“必须通过双边磋商及平等听取各方声音的多边机构达成关于切实规则的共识”，而“像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论坛，它们都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架构，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解决国际问题”。[30]因此，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支持正在演进的亚太多边机制如东亚峰会的发展。2009年7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翌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美国也在修订东盟防长会议+8(ADMM-Plus)的议程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美国构建和加强了新的(小)多边合作机制，如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三边对话，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不过，虽然华盛顿对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但美国使用区别对待的策略来促进针对特定议题的不同的多边安排的发展。例如，以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主要方式拓展美国的战略经济利益；鼓励东亚峰会成为处理亚洲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首要论坛。比较而言，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对多边机制的支持仍是谨慎的和有选择的，它着力更多的是推进盟友多边防务联系的发展。

　　(2)伙伴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所谓伙伴导向，是指美国与谁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了什么工作；所谓问题导向，即强调这一地区内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就会有什么样的伙伴关系，伙伴的选择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一种伙伴导向的方式中，集体行动更多地是由“威胁中心”和意识形态考虑所驱动，它谋求具有相似思维的亚太民主国家借助现有的双边同盟与其他民主国家相联结，以促进全面的安全安排。[31]例如，2007年美澳、美日同盟加上印度，四国倡议建立一个多边集团来平衡地区内那些未被指名的所谓“非民主力量”——毫无疑问指的是中国。但是，随着这些国家新政府的上台，这种民主同盟战略因显得过于咄咄逼人且对亚太安全环境无所助益，而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和政策上的操作性。

　　相反，一种问题导向的路径有助于美国与一些能够缓解安全挑战并且能够协商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国家一起工作。外交、经济、安全挑战、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以及其他严峻的跨国问题比以前吸引了更多的地区国家和美国的注意力，“要求华盛顿以小多边或多边的方式提升参与问题导向的合作”。[32]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的同时，寻求与问题导向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发展更深的伙伴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没有一种广泛、有效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这些挑战是无法应对的。因此，美国必须与其他亚太国家“打造新的伙伴关系，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联盟，以确保地区的未来和平与繁荣”。[33]

　　第四，离岸平衡与事实卷入同时存在。离岸平衡是现实主义战略的一大分支，最初由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提出，后来被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等安全分析家所扩展，并常常被用于讨论如何处理亚太安全问题。[34]该理论认为，作为一个经济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上花费巨大的霸主，美国可以置身于全球霸权竞争之外，远观其他竞争者为了争夺亚洲和全球的主导权而彼此消耗，同时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通过择机下注确保美国的安全和霸权。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华盛顿以离岸平衡者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多极化的地区力量均势中，“监督”着事态发展和权力格局的演变。但是，随着“亚洲内在的”对美国经济、政治、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华盛顿更须“以一致的注意力”主动回应变化中的地区情境，[35]事实卷入作为离岸平衡的补充和最后保障手段的可能性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哈格尔2013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明确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不会受军费削减的影响，华盛顿坚持到2020年前把60%的海军军舰部署在太平洋的计划，并已将60%的以海外为基地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了亚太。未来美国将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空中力量、地面部队和高科技武器。[36]目前，美国一面将派驻日本的美军撤离第一岛链，一面却加大了在钓鱼岛和南海争端上事实卷入的可能性。虽然华盛顿一再宣称对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却在军事上明确地选边站队。几乎伴随着这些争端的发酵与演进，美国海空力量不时地在中国周边海域展示武力，或举行军事演练，或实施抵近侦察，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离岸平衡作用和显示美国作为一个可信的安全伙伴的能力和意愿，来应对其盟友的安全关切。这种方式能否实现多边稳定，还是终将导致地缘政治结盟和安全困境的恶化，以及美国如何协调离岸平衡与事实卷入的轻重缓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聚合安全”战略强调“巧实力”的运用，即将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来推动外交政策的实施。[37]自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2006年修正其软实力理论，指出不应单单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应当将它们结合起来形成“巧实力”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美国应实施一种灵活使用各种力量、组合各种资源的外交政策。这当然不意味着军事选择已经被排除在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箱”之外，但这的确是美国在缺乏充裕的物质资源、无法向所有区内国家确证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恰当选择。可以预见，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巧实力”将继续主导“聚合安全”战略的策略选择思路。

　　总之，“聚合安全”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型战略，它既来自于自由制度主义多边安全秩序的假设，也不放弃现实主义的制衡理论与建构主义的认同精髓。它通过聚集美国的多种战略资源、运用各种战略手段，以合力而非美国的单打独斗来促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该战略的出发点是试图花费最少的战略成本，通过整合亚太地区各国多样化的安全诉求、重新重视之前“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忽视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依靠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美国亚太地区双边同盟体系，并致力于为这一体系引入互补性的多边安全框架，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借用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的说法，“聚合安全”战略可以概括为“美国正在实施的一种综合的、多维度的战略”，“它不仅仅是维持美国军事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运用所有美国力量因素的努力”。它致力于加强同盟纽带，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打造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强化地区机制的作用，帮助建立一种普惠的地区经济结构，从而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38]

　　三　“聚合安全”战略的影响与未来

　　在演进中的亚太安全环境里，“聚合安全”战略已经或即将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和亚洲未来安全结构的嬗变上。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仍然有存在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但是，如何在不放弃双边安全同盟好处的前提下更有效地回应地区安全威胁，已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议程中的主要议题。为了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亚太安全环境中满足中小盟友各自的利益，“聚合安全”战略放松了亚洲盟国传统上对美国的依赖，使它们有机会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显然正在从一个排他性的双边主义轴辐安排，转变成为一个更为动态的、具有双重价值的同盟体系，每个盟国对其他国家都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而非仅仅依靠美国力量的支撑。在这样的同盟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各个“辐”之间将形成更加紧密、更加有效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未来将继续领导一个更为自信的、仍可以发挥支持作用的安全伙伴的联合。这样的伙伴体系能够孕育一种综合性的合作精神以超越过去的分歧，而又不损害现存安全结构的完整性。朝核问题的演进、东盟自主性的增强等一系列地区事务的重大发展，要求美国必须提升其诸多亚太同盟之间共享的利益和价值，推动同盟网络从一种排他性的双边构建转变成一个越来越以建立制度和共识为基础的包容性架构。在这种转变了的框架中，尽管双边同盟依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如美国与其盟国在年度磋商中频繁互动、美军继续参与盟友的军事演习及其他传统的防务行动、与盟友进行情报交换等等，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将更为平等、等级性更小。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战区安全合作计划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良好的开端，该计划在同盟的军事行动中越来越强调美军与盟国军队的联合指挥。[39]

　　在亚洲未来安全结构的塑造方面，“聚合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影响就是，通过一种历史性的转变，即从“威胁中心”导向的同盟转变为一种在地区安全结构和秩序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新的联合集团，美国的亚太盟国正变得越来越独立，并在整个地区与不同的安全行为体进行着互动。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希望终结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而是它们强烈要求传统的双边安全同盟应更加灵活和多面，不必总是以遏制或威胁的形式出现。

　　从轴辐体系到“聚合安全”的这种结构性转变，通过构建和加强不同同盟之间的认同，淡化了后冷战时代亚太安全的硬实力因素，凸显了地区安全秩序的巧实力色彩。在以相对有限的军事资源对亚太地区情境的快速变化做出充分反应的要求下，美国固有的亚太同盟体系不得不转变成一个建设更具活力的地区安全结构的潜在工具。在这样的地区结构中，不仅非对称双边同盟中较弱小盟国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而且传统的排他性亚太同盟政治的存在基础也将日趋弱化，因为地区热点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盟国在处理潜在危机时采取的不同政策，使得排他性的结盟方式无法做出有效反应。“聚合安全”战略所强调的多边力量与地区内的现实及地区国家的利益诉求是相适应的。在亚太地区，尽管双边同盟仍是一种主要的安全组织和行为载体，但为了地区的稳定，美国将越来越习惯于运用“聚合安全”战略，并赋予相互依存的多边行为方式以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随着“聚合安全”战略的展开，地区安全结构也将从专注于双边形态向更多关注多边安排转变。在未来，这种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其结果是出现带来地区和平的多边共同体建设，还是最终塑造隐含地缘政治冲突的传统的竞争性多极模式。

　　经过四年的历练，奥巴马政府获得了又一个任期来完成其亚太战略的设计。正如几十年前尼克松时代的战略谋划一样，如今奥巴马政府既不能保持空白支票式的战略承诺——这会慢慢耗尽美国的能力，又必须避免产生任何“亚洲孤立主义”的思维——因为这种思维的经济与战略代价令美国无法承受，尤其是在美国面临艰巨的经济恢复任务之时。[40]面对美国国内现状、地区国家的态度和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华盛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深思熟虑如何制定和实施其未来的亚太安全战略。目前，此一战略设计正以“聚合安全”的形式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进一步显现和成形。总的来看，“聚合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以下因素的相互作用。

　　一是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状况。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论断总是在美国政治中得到鲜明的印证，未来几年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情况的变化将极大地影响“聚合安全”战略的走向。2012年总统大选的辩论议程显示，共和党的重要人物仍然热衷于本党传统的外交教条，并不支持多边主义。多边合作的外交方针注定将持续承受国内政治压力。而通常情况下，美国难以妥协的两党政治往往损及其实施连贯一致的战略的能力，“聚合安全”战略无疑将受制于美国政治的这一结构性影响。同时，美国当下的经济泥淖及由此导致的国防开支的削减，可能会将政府的关注点从不那么急迫的外交和安全事务转移到其他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出现的事实及其发展趋势。由于财政困难，华盛顿倾向于减少对亚太地区公共物品的投入。例如，削减预算已威胁到深海海啸评估与报告(Deep-Ocean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of  Tsunamis，DART)项目的运作。决策者在没有足够预算的情况下很难开展这些地区安全项目，而诸如此类的项目已证明对“聚合安全”战略未来能否得到持久、深入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41]在新政府的安全政策班底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在美国亚太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中作用显著，这两个职位的人选时常发生变动对“聚合安全”战略的延续构成了压力。即便这些人员安排的变动意味着华盛顿仍然有意加强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传统的外交习惯的影响——多边安全政治常常被华盛顿视为过于笨拙且效率低下——将遁于无形。此外，美国政治精英对于帮助盟国和伙伴加强防务能力也一贯抱持矛盾的心态：美国过于依赖无法预期和不可靠的盟友会让局势更糟，结果使美国在一些地区失去影响力；而另一方面，有人担心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亚太会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遭受无法逆转的损失。

　　二是亚洲国家的反应。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国家间关系最复杂的区域，国家间的领土主权之争频繁爆发，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又是如此之大，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十分密切。在这一地区，对于中国不断壮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采用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竞争战略以便在亚太安全政治中使美国同盟体系边缘化的疑虑继续存在。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迹象。印度正在成为一个大的地区政治与经济力量，却时时纠结于将其不结盟遗产与新的战略抱负相调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被其他亚太行为体公认为是地区领导者。相反，中国崛起为一个大国及俄罗斯的复兴，却被某些亚太国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地区威胁。

　　尽管大多数亚太国家欢迎美国对地区的重新重视，但对美国在这种新的政策框架下所做的承诺和所能投入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东盟或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将它们各自喜爱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或10+X与东亚峰会合并在一起还不确定。而没有这样的共识，美国可能将继续把多边安排仅仅用于处理功能性导向的非传统安全关切如救灾行动，而不是用于传统安全问题。细观之下，即使同为美国的传统安全盟友，它们对“聚合安全”战略的态度也相去甚远。澳大利亚寻求从“防务自我依赖”态势转向建立可以离开澳大利亚本土的军事能力的做法，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辩论；日本和韩国集中关注朝鲜核、导弹问题及中国力量的上升，其军事力量的规划着眼于这样一种现实，即其国家军事能力不是为了准备好支持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或干涉遥远的国际威胁。泰国政府出于强调其关于同盟联合作战的目标和时机的独立观点，拒绝了美国在泰国湾驻扎补给船的要求。[42]在日本、菲律宾与中国的领海主权争端中，美国多次表态不持立场，反复强调和平解决分歧，没有一味力挺日、菲，这将对两国未来的地区政策取向产生何种影响也未为可知。亚太国家在具体事务上的不同态度和政策立场，为“聚合安全”战略的实施增加了不确定性。

　　三是中美关系格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任何长期战略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虽然在公开谈及亚太安全的外交辞令中，奥巴马政府常常给予其主要盟国很高的声誉和礼遇，但是美国地区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容和发展轨迹不可避免地受到华盛顿与北京双边关系的制约。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和一个既有的主导性大国，中美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的前景和国际格局的走向。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舞台及其影响首先定格在和投射到亚太地区。“中国和美国决定了亚太安全的气候”[43]。

　　21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亚洲世纪”，恰恰是因为这里聚集着巨量的财富和智力资源，其中中国力量的上升是重要因素，吸引了比其他变量更多的全球注意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报告断言，当代国际局势的最重要现实之一，就是“史无前例的相对财富和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以及中国在全球力量转移过程中的中心地位。[44]如何处理与上升大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是“聚合安全”战略无法回避的主题。尽管中美双方不断重申各自的合作意愿，但双边关系还是进入了一种低位徘徊、慢性发展的轨道。被认为对中国持务实友好态度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的相继离职，以及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事件和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后续影响，似乎印证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如下判断：安全困境的逻辑时常困扼、损害共同利益的诱惑。国内政治考虑为外交设定了界限，一方的行为往往被另一方解读成围堵或反围堵措施，挑战和反应盖过了沟通和对话。战略互疑和“信任赤字”好像在两国同时增长，双方均担心对方以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谋求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45]

　　所幸的是，现在大多数华盛顿的政治精英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美国追求一种与中国对抗的政策，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伊肯伯里指出，尽管自由主义议程的最终目标是取代当今世界的大国政治，扩展和加深民主、繁荣与国际制度合作，但美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应平衡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责任与“适当地认识到其他大国深植于历史的利益和诉求”。[46]基辛格也强调，与中美“从危机管理到界定共同目标、从解决战略矛盾到避免这些矛盾”的优先性相对照，美国批评中国的代价必须被反复掂量。[47]克里则认为，在一个包含从中国崛起到经济、安全等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无比复杂的世界，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单独由无人驾驶飞机和力量投送来定义，它还需要优先运用外交努力应对挑战。“美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于一个稳定而繁荣的担负起大国责任的中国，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也按规则行事的中国。我们都与中国的成功利害攸关，正如中国同我们的成功利害攸关一样”[48]。上述政策建言与“聚合安全”战略的要旨并不矛盾，相反却有助于保障在一个“亚洲世纪”中的美国利益。惟其如此，在未来的地区安全结构建设中，谋求中美协调应成为“聚合安全”战略的题中之义。如果多边主义一如既往地缺位，美日、美韩同盟就会被中国和朝鲜视作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余毒。因此，为给“聚合安全”战略创造合适的运行条件，美国不但应该把亚太双边安全同盟体系整合成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框架，并通过构建美中日战略对话寻求美日联盟与中美关系的和睦，[49]还应欢迎和支持其他形式的小多边合作，如由中日韩峰会讨论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

　　此外，“聚合安全”战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还与美国高层决策者如何看待所谓的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相关。无论怎样解读，这个战略的主要目的据信是为了在亚太地区集中应对中国的军事发展。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CSBA)曾对空海一体战进行了全面分析，在其2010年报告中指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回应“美国军队今天面临的一个新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在西太平洋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努力开发强大的战区反介入能力，这种能力威胁到美国力量的投送，使之变得日益危险，而且在一些情况或环境下这种投送的代价是巨大的”[50]。为了在一场假想的战争中确保美军的安全，空海一体战强调先发制人地打击和摧毁敌军武器系统及设施。显然，这是一种与美国整体安全战略相脱节的危险的军事战略，因此引起了亚太国家持久的关注、困惑甚至疑虑。空海一体战的践行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聚合安全”战略的构想和实践。[51]

　　结论

　　在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受到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承诺遗产的制约。随着美国即将彻底摆脱伊、阿战争的羁绊，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将进一步加速，并逐渐勾画出清晰的脉络。奥巴马政府相信全球力量格局正处于持续变动之中，“变化中的力量分布意味着正在向一个‘多节点’的世界演进，其特点更多体现为基于外交、军事和经济力量变化的、利益驱动的联盟，而不是敌对阵营之间僵化的安全竞争”[52]。亚太地区尤其如此。这里是世界上利益交汇最复杂、安全环境最危险的地区。如果处理得当，一种利益驱动的合作对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都是有利的。当然，这要求华盛顿避免在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或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择其一端，而应以一种“聚合安全”的方式明智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产，寻求达到传统的战略目的。

　　“聚合安全”战略的全面拓展和实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亚太快速演进的地区情境，以及中美关系格局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为这一战略构想和政策实践划定了大致界限。从美国全球战略部署来看，外界也无从知晓目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亚太战略布局。未来，双边主义仍将主导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安全机制。尽管如此，“聚合安全”战略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却是清晰可辨的。它不仅试图修正和丰富轴辐体系的核心价值，而且势必导致美国与其盟国的双边关系发生创新性的改变，从而形成基于盟国和伙伴之间互联与协调的亚太安全结构。[53]可以预料，今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将继续保持进攻姿态，但会更多地使用多边安排、温和方式，以及非军事诱导。诸如继续推进更高层次的同盟责任分担、加强和拓宽多“辐”之间的防务联系、构建多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塑造广泛深入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战略安排，将成为美国亚太“聚合安全”战略的基本表现。

　　注释：

　　[1]"Beijing’s Brand Ambassador," AConversation with Cui Tiankai, May 16, 2013,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discussions/interviews/beijings-brand-ambassador?page=show.

　　[2]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Leadership，"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July/August 2007), p.12.

　　[3]此处统计不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这两个国家2012年分别是美国第一和第二大货物出口市场。参见The无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op TradingPartners-Total Trade, Exports, Imports,"Year-to-Date December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top/top1212yr.html.

　　[4]USTR，"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nnouncement," available at: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09/december/trans-pacific-partnership-announcement.

　　[5]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Century,"　November 10,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

　　[6]Kishore Mahbubani, "Smart Power, ChineseStyle,"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3, No.4(March/April 2008), pp. 68～77.

　　[7]Sewell Chan, Sheryl Gay Stolberg and DavidE. Sanger, "Obama’s Trade Strategy Runs IntoStiff Resistenc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11, 2010.

　　[8]Robert M. Gates, "Remarks in EisenhowerLibrary(Defense Spending),"Abilene, KS, May8,2010, 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67.

　　[9]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军费开支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参见"China’snMilitary Rise: The Dragon’s New Teeth," TheEconomist, April 7, 2012, p.27.

　　[10]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with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Hirofumi Nakasone,"Tokyo, Japan, February 17,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465.htm;-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 PacificPartnership," Tokyo, Japan, April 15, 2013,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487.htm.

　　[11]Victor Cha, "Values after Victory: TheFuture of U. S.-Japan-Korea Relations," PacNet,No. 30, August 2, 2002.

　　[12]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1999), pp. 81～118.

　　[13]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Quadrennial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 C.,February 6, 2006, pp. 6, 88.

　　[14]以上关于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也可参见William T. Tow and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 WorkingPaper 2007/4,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University, December 2007, pp. 6～12.

　　[15]“聚合战略”并非出自国际政治学科的术语，而是源于管理学，本义是指一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或对技术投资进行更好应用的方式。根据最早提出“聚合安全”概念的澳大利亚学者威廉·陶(WilliamiT.Tow)的定义，“聚合安全”是一种处理地区安全体系的变化的战略，它旨在推动主要以排他性的双边安全安排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向某种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安全安排架构转变。参见WilliamvT. Tow，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Convergent Security(Cambridge, 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illiam T.Tow and Amitav Acharya, Obstinate or Obsolete?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p. 32. 但是，本文所论及的“聚合安全”在此意义上有所延伸和扩大。

　　[16]Barack Obama，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Washington，D.C., May2010.据统计，奥巴马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使用engage/engagement共计61次，远多于克林顿当年在《参与与扩展战略》中使用的20多次。

　　[17]Hillary Rodham Clinton, "Overview of Tripto Asia," Tokyo, Japan, February 15, 2009,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45.htm;Hillary Rodham Clinton, "U. S.-Asia Relations: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the Asia Society,New York, Febr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rhtm.

　　[18]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8,2013.

　　[19]Chuck Hagel, "Speech in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Shangri-LaDialogue), "Singapore, June 1, 2013, available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785;cChuck Hagel, "Speech in CSIS Global SecurityForum,"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5, 2013,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h=1814.

　　[20]Kurt M. Campbell, Nirav Patel and VikramJ. Singh, The Power of Balance: America in Asia,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Security, June 2008, p. 72.

　　[21]Robert M. Gates, "Helping Others DefendThemselves: The Future of U. S. SecurityAssist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3(May/June 2010), pp. 2～6.

　　[22]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67、77页。

　　[23]Peter Epps, "Analysis: From Opera toExercises, U. S. and China Deepen MilitaryTies," Reuters, May 22,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5/22/us-usa-china-military-analysis-idUSBRE94L0X920130522.

　　[24]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The Asia Society, NewYork, March 11,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25]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Relations :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pp.186～187.

　　[26]William 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of Engagement: 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63, No. 4, December 2009, p.444.

　　[27]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

　　[28]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

　　[29]多国主义与多边主义不同，前者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中心，美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参见Williame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 of Engagement: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under anObama Administration," p. 446.

　　[30]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Pacific Partnership."

　　[31]Tobias Samuel Harris, "A Problem-orientedor Partner-oriented US Asia Policy, " ObservingJapan, June 2008, available at:http://www.observingjapan.com/2008/06/problem-oriented-or-partner-oriented-us.mhtml.

　　[32]Choi Kang, "A Changing East Asia and U. S.Foreign Policy," May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cfr.org/south-korea/changing-east-asia-us-foreign-policy/p28385.

　　[33]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Chuck Hagel, "Speech i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Studies(Shangri-La Dialogue). "

　　[34]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Strateg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1(Summer 1997), pp. 86～124; John J. Mearsheimer,"Pull Those Boots off the Ground," Newsweek,December 30, 2008; Stephen M. Walt, "OffshoreBalancing: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November 2, 2011, available at: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1/02/offshore_balancing_an_idea_whose_time_has_come.

　　[35]Michael H. Armacost and J. Stapleton Roy,"American Overview: Asian Policy Challenges forthe Next President," in The Asia Foundation,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and American Views,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2008, pp. 74～75.[36]Chuck Hagel, "Speech in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Shangri-LaDialogue). "

　　[37]Hillary Rodham Clinton, "NominationHearing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D. C., Jan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1/115196.htm.

　　[38]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39]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in the Asia-Pacific, pp. 40～41.

　　[40]William 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of Engagement: 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p.454.[41]Christine Parthemore and Will Rogers,"Blinded: The Decline of U. S. Earth MonitoringCapabilitie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NationalSecurity," Policy Brief, July 2011, p.4.

　　[42]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in the Asia-Pacific, p. 18.

　　[43]"Not Littorally Shangri-La: The SouthChina Sea Becomes a Zone of Eternal Dispute,"The Economist, June 11, 2011, p. 50.

　　[44]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8, p. iv.

　　[45]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 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 4, March 2012, p. 5; Elizabeth Economy,"Xi’s Tour Won’t Fix the U. S.-Chinese ’TrustDeficit’: The Long March to Mutual Respect,"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5, 2012, availablea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236/elizabeth-economy/xis-tour-wont-fix-the-us-chinese-trust-deficit.

　　[46]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Unravelling of the Cold War Settlement,"Survival, Vol. 51, No. 6, December 2009/January2010, p. 55.

　　[47]Henry Kissinger, On China(New York: ThePenguin Press, 2011), p.513.

　　[48]John F. Kerry, "Statement of Senator JohnF. Kerry Nomine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4,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John%20F%20Kerry%20Testimony.ipdf; 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Pacific Partnership. "

　　[49]Yoichi Funabashi, "Keeping Up with Asia:America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Affairs, Vol. 87,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8),p. 113.

　　[50]Jan Van Tol, Mark Gunzinger, Andrew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Point-of 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Executive Summary, CSBA, 2010, p. ix.

　　[51]Amitai Etzioni, "Air-Sea Battle: ADangerous Way to Deal with China, "The diplomat,September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9/air-sea-battle-a-dangerous-way-to-deal-with-china/?allpagesl=yes.

　　[52]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 2011,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8,2011, p. 2.

　　[53]Wu Xinb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Asia-Pacific Strategy," China InternationalStudies, May/June 2012, p. 92.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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