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胜: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 “双领导体制”

作者：赵全胜  来源：《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从21世纪初开始，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模式，即“双领导体制”。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中国逐步提升了其地位，并开始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而美国则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而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但是在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中，美国仍然保持着其霸权地位。它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远远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大国。(注：Robert Sutter, “Assessing China’s Rise and US Leadership in Asia: Growing Maturity and Bal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pril 28, 2010, pp.39~77.) 这一正在浮现的“双领导体制”，是一种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不平衡发展的模式，既反映了中国最近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及其影响力的扩大，也再次确认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事务中早已确立的领导地位。

　　可以说，这一“双领导体制”的出现首先反映了中国崛起的最新趋势，特别是中国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相对于美国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经济疲软，中国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在改变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帮助亚太地区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成功维持地区的经济稳定，就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例证。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使其能够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各显优势、发挥不同领导作用的现象，既有相互制衡的作用，也成为地区稳定的基石。

　　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可能会将这一新现象视作中美两极体系或权力平衡，但实际上，“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与两极体制不同，它强调的是在基本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两个大国所展现的不同优势。换言之，中国还未达到能全面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程度。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变得更有影响力。尽管这一趋势最终将增强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硬实力和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但这一权力转移过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其结果尚难预期。

　　表面看来，“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与“两国集团”（Ｇ2）及相关的“权力共享”的概念有相同之处，但从理论和现实上看，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两国集团”概念的积极倡导者，布热津斯基认为“美中已经在全球层面上形成了全面的伙伴关系”。(注：Zbigniew Brzezinski, “Moving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of Civilizations,” China Daily, January 15,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1/15/content_7399628.htm) 与之不同的是，“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出现的新格局，它强调美国与中国在不同领域所发挥的不同的领导作用，具体指的是美国与中国分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领域和经济贸易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亚太地区浮现的这一新格局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政治的基本格局。在世界舞台上，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在现阶段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几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之一。

　　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不同表现，也体现在公众的认知中。皮尤中心最近公布了一项关于美国公众对全球大国影响力看法的调查结果。2008年，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当时只有30%的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而到了2011年，“近半数（47%）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仅有3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注：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Strengthen Ties with China, but Get Tough on Trade,” January 12, 2011. http://pewresearch.org/pubs/1855/china-poll-americans-want-closer-ties-but-tougher-trade-policy. )

　　盖洛普的一项类似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见图）。在2012年，5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只有33%的美国人认为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美国，7%的人认为是日本。

图　盖洛普关于美国公众对世界经济主导力量认知的调查结果（2012年）

　　您认为这些国家（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中哪一个是目前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资料来源：http://www.gallup.com/poll/152600/Americans-View-China-World-Leading-Economic-Power.aspx.(笔者注：欧盟、印度、俄罗斯的相关数据没有在这张图上显示)

　　这一公众认知的变化源于中国成功渡过全球金融危机而美国、日本和欧盟仍深陷其中的现实。这表明，在经济和贸易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声音。同时，中国在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例如，2011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增加中国的投票权，从而使中国成为了该组织的第三大成员国。(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rch 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quotas.htm. Accessed March 21, 2011) 而中国周边的经济体对中国金融和贸易市场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也使得这一趋势在亚太地区更为显著。(注：Hiro Ito, “U.S. Current Account Debate with Japan then, with China Now,”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February 6, 2009. p.5.)

　　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的出现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重要一步。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决定了权力是和平转移还是崛起国与霸权守成国之间形成激烈的对抗；当两者关系处于接近平衡和对等之时，冲突最有可能发生。(注：Ronald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31.)历史表明，当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构成威胁之时，就有可能爆发战争。但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大国之间权力转移亦有先例。(注：Robert J. A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5, No. 3, 2010, p.366.)

　　近年来，中美两国开展积极合作和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都在增加。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的出现，塑造了一种在中美两国权力转移过程中调节两国关系并促进两国合作的新模式，同时也加强了两国与区域内其他主要参与者（如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及东盟）之间的合作，从而为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何谓领导作用

　　要界定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事务中起领导作用，一般来说，它至少应具备以下五个基本要素：（1）该国应在一个或多个领域中拥有决定性的实力和影响力；（2）该国应具备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配置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3）该国应在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上发挥决策者的作用；（4）该国应在主要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中占据领导地位；（5）该国应占据道德制高点。

　　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与外界对其影响力的感知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多案例中，一个国家的实力或许尚不足以改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但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领导地位的认知却可能超过其可量化的能力，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会更认真地关注这个国家的诉求，并将这种关注转换成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例如，即使欧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挽救最近出现的欧债危机尚没有定论，但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知使得欧盟对于中国“拯救”欧元区、重振欧洲经济抱有很大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双领导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是指在某一领域中诸国际关系行为体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大国的影响力，而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一大国已经实际上拥有了领导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按照上述五个要素来衡量，中国还不具有领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还远未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已大大增加，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开始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在这一领域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要成为亚太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全方位的领导者，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还无法预测中国是否能够以至何时能够到达这一阶段，因为还有太多的不可测因素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所以，本文并不打算按照上述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地位究竟如何，而把阐述的重点放在广义上的经济与政治军事领域权力分布的变化上，从而折射出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权力转移的最新动态。

　　必须指出的是，“双领导体制”概念反映的是亚太地区正在浮现的发展趋势和相关国家的认知，而非对未来的预测。即便是在经济领域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其实也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中国的发展还存在一些软肋，这会影响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双领导体制”的概念着眼于提醒人们关注目前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出现的不同发展趋势，从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预做准备。下面要分析的就是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中各自的优势与劣势。

　　在“双领导体制”中，两个领先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决定这一体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对这一点进行了论证。按照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 的观点，“合作……需要一方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通过政策协调的方式与另一方达成一致”；“这表示，当处于合作状态时，一方会按照另一方可能做出的行为来相应调整己方的行为……真正的合作带给双方的应该是双赢的局面”。(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1989), p.159.) 他进一步指出，合作或者说两个大国共同努力去达成一个共赢局面，不应与和谐这一概念相混淆。“和谐指的是一方（追求己方利益）的政策自然地促进了另一方政策目标的达成……当这两国处于和谐状态时，合作是没有必要的。”(注：Robert Koehane,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51. ) 在中美关系中，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双方能否合作是权力转移能否和平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在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大国间构建了以安全共同体为形式的合作，这种情况表明，合作可以成为各大国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模式。正如威廉·奥尔森 (William Olson) 所说，“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大国间安全共同体（的成长），这说明很多国家不想或不准备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动用武力”。 (注：William C. Ols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th Edition(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94), pp.210～211. ) 安全共同体意味着在共同体内部使用规范性的措施以避免冲突的发生。(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Florence, KY: Routledge, 2009), pp.20～21.) 而同盟关系或其他防御性组织是因为国家之间出于对外部威胁的共同感知才形成的，并非以减少武装冲突为初衷。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也在加大，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谈判时能够以更加平等的姿态与美国讨价还价，这也增加了双方妥协与沟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在“双领导体制”下持续展开互动，能为构建亚太地区以中美为核心的更加有效的安全共同体，提供一个规范性的平台。

　　在这一正在浮现的“双领导体制”中，中美合作势在必行。詹姆斯·多尔蒂 (James Dougherty) 和罗伯特·法尔茨拉格夫 (Robert Pfaltzgraff) 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在相对强势的一方与相对弱势的一方之间实现的。” (注：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dison 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7), p.419.) 从这一点来说，尽管中美两国在国力上还有很大差距，但随着差距的不断缩小，两国间的合作将显得愈发重要。

　　在探讨“领导者”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下“被领导者”，无论后者是勉强选择跟随前者还是被迫为之。在国际秩序中，领导者的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大国总有其追随者。因此，每个大国都有机会在某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双领导体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零和博弈，它更多地体现为两个大国之间不断协调与妥协，并在一些场合共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双领导体制”更接近于一种既合作又解决争端的安排，它反映了两个大国分别在经济领域和政治军事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以期实现双赢、规避出现零和局面的努力。

二、中国在经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领导作用

　　经济状况是一个能够最快反映正在变化的世界格局的重要指标。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作为东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借鉴了日本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间的发展模式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表1）。(注：R.A., “China: Second in Line,” The Economist, August 16,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0/08/china_0,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

表1　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

(2010年)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2/weodata/index.aspx

　　尽管单一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足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这一变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则是深远的。即便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屡屡被唱衰，但实际上它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注：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有预言认为，中国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少美国公众也这样认为。(注：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1).)但是，对于中国能否以及何时全面超过美国，国内外政商学界依旧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算是在经济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实力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40%，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美国的1/13（2009年的数据）。此外，没人能否认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国内问题，包括潜在的经济泡沫、环境污染、社会不满及腐败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减缓甚至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中国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也远不及美国。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领域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呢？

　　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在最近30年，即1980年至200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7%，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则保持在10%的水平。(注：See World Bank data, available at: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尽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但据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估计，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仍然会保持在7%左右。这就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到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美国所占的份额则下降到不足15%。(注：Arvind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90, Issue 5, September/October 2011, pp.66～78.)

　　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足以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在克服2008年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投资。(注：He Liu and Wang Jingzhong, “China Takes Leading Role in Global Recovery: Asia Pacific Business Leaders,” People’s Daily, November 15, 2009.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3/6813259.html) 在21世纪头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占到了世界经济增长的22%，与此同时美国只占17%。2011年，中国消费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2011年11月，由世界顶尖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和思伟提供的两份调查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偏好国外产品，包括食品和其他进口产品。(注：John Berthelsen, “Will Chinese Consumers Come to the West’s Rescue?” Global Asia, Vol.6, No. 4 (Winter 2011), p.25.) 中国消费者为全球及区域市场创造了更多的需求，正日益成为稳定与繁荣的源泉。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生产、投资还是消费领域，中国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注：Roundtable, “China’s Surroun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Zhongguo Pinlun(China Review), March 2011, pp.53～67.)

　　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持有20.8%的美国政府债券。

表2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数量

(亿美元, 2010年12月)

　　
        资料来源: 美国财政部数据，参见：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

　　* 东盟持有美国债券的经济体仅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四国

　　由于拥有了如此之多的美国政府债券，中国经济已经与美国经济高度联动，这也使得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政治经济变化异常敏感。例如，2011年夏，由于严重的党派政治僵局，美国政府曾一度面临无法提高其举债上限的局面，这就意味着美国有可能无力偿还债务。虽然美国政府最终提高了债务上限从而避免了危机，但是这一事件却凸显了包括国债问题在内的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而中国正是这些国债的主要投资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研究指出，如果美国拖欠债务，其国内消费者的信心就将发生动摇，从而会进一步降低他们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并增加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压力，而这些又会影响到中国对美国政府实现未来承诺的信心。(注：Charles Freeman and Jeffrey D. Bean, “China’s Stake in the U.S. Debt Crisis,” July 28, 2011.)

　　在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以后，美国经济潜在脆弱性的另一个表现也开始凸显。2011年8月，标准普尔第一次下调了美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将其从3A级下调到AA+，这很有可能影响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债券的信心。(注：Zachary A. Goldfarb, “S&P Downgrades U.S. Credit Rating for First Time,”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6,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sandp-considering-first-downgrade-of-us-credit-rating/2011/08/05/gIQAqKeIxI_story.html) 就在标普下调评级之后的那个星期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5.6个百分点，这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高潮以来最剧烈的下跌。这一事件增加了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心理恐慌，不少人担心美国经济正走向二次探底。如果美国经济停滞，从政治上来看，美国政府将很有可能难以出台第二次经济刺激计划或采取其他振兴经济的措施。正如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所显示的，诸如经济刺激计划之类的任何大幅增加美国债务的措施，都有可能难以在国会中获得两党的支持。(注：Graham Bowley, “Stocks Suffer Largest Drop Since 2008,”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1.) 尽管评估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为时尚早，但这一危机及未来将会出现的相似情况，都可能促使中国分散其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管美国经济是继续恶化还是复苏，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将会朝不断增加的方向发展。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与货币领域，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于世界第一，比位居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东盟的总和还多。

表3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外汇储备

(亿美元, 2010年)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ir/IRProcessWeb/colist.aspx; 国家外汇管理局，参见：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_en/tjsj_en/tjsj_detail_en.jsp?ID=30303000000000000,19&4; 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参见：http://eng.stat.gov.tw/point.asp?index=5; eThailand, http://www.ethailand.com/news/asean-considering-utilising-foreign-reserves-27676.html.

　　不仅如此，对华贸易在日本、韩国、印度、东盟和澳大利亚等亚太许多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中都占了头把交椅（见表4），(注：Dick Nanto and Emma Chanlett-Ave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Effects on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U.S. Policy Choic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anuary 13, 2006. p.1.)而对美贸易占其外贸第一位的只有美国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和南亚的国家正日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也正成为世界各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表4　国际贸易主要伙伴国家/地区

按排名 (2009年)

　　
        资料来源:中国: http://www.uschina.org/statistics/tradetable.html；韩国: http://topforeignstocks.com/2010/11/11/the-top-trade-partners-of-south-korea/ and http://www.state.gov/r/pa/ei/bgn/2800.htm；美国: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toppartners.html；香港: http://www.tid.gov.hk/english/trade_relations/mainland/trade.html；加拿大: http://www.ic.gc.ca/eic/site/cis-sic.nsf/eng/h_00029.html；墨西哥: http://www.economywatch.com/economic-statistics/Mexico/Trade_Statistics/；日本: 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东盟: http://www.aseansec.org/stat/Table20.pd；欧盟: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22529.pdf；澳大利亚: http://www.expatriateconnect.com/aus/australia2019s-top-10-trading-partners-2009；印度: http://www.indiaonestop.com/tradepartners/indias_trade_parters.html.

　　中国仍旧保持了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第二名的地位，仅次于美国（见表5）。很多美国公司，如沃尔玛都持续向中国市场注入资金。截止到2011年5月，沃尔玛在中国拥有90000名雇员，年销售额高达70亿美元。(注：John Berthelsen, “Will Chinese Consumers Come to the West’s Rescue?” Global Asia, Vol. 6, No. 4 (Winter 2011), p.26.)

表5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额

(亿美元, 2010年)

　　
        资料来源：http://www.google.com/publicdata?ds=wbwdi&met=bx_klt_dinv_cd_wd&idim=country:CHN&dl=en&hl=en&q=china+foreign+direct+investment

　　另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尽管仍远远落后于第一名的美国，但如表6所示，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在迅猛增长，若将香港的投资贡献包括在内，这一趋势便更为明显。

表6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亿美元, 201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参见：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3198&lang=1

　　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对非洲投资国，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其他一些发展项目上。(注：Yuan-kang Wa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nipolar World: The Strategic Logic of Peaceful Development,”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Vol. 45, No. 554, 2010, p.563.) 2011年1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写道：“在2009年与2010年，中国发展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批准了至少1100亿美元的贷款给予发展中国家政府与企业。而2008年中期至2010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世界银行发放的类似贷款为1003亿美元，为其历年额度最大的一次。”(注：Geoff Dyer, Jamil Anderlini and Henny Sender, “China’s Lending Hits New Height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 2011. http://www.ft.com/cms/s/0/488c60f4-2281-11e0-b6a2-00144feab49a.html#axzz1FUcJlnYW（对于实际数字是多少可能有争论，我在美利坚大学的同事德博拉·布劳特盖姆(Deborah Brautigam)教授提醒我注意这一点。——作者注）)

　　中国也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签署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来领导和推动区域经济秩序的建设。正如中国社科院张蕴岭所指出的，自由贸易协定“能有效地促进各个经济体之间及区域体系内部的治理”。(注：Zhang Yungling, “Emerging Force: China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Global Asia, Vol 6, No. 4 (Winter 2011), p.20.)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和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生效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7年生效的《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的《新西兰–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及2010年初生效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注：China FTA Network, Ministry of Commerce, PRC, available at: http://fta.mofcom.gov.cn/english/index.shtml, Accessed March 18, 2011.)

　　总之，由于其他亚洲国家既需要中国的投资，也需要中国这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就使得中国拥有了显著的地区影响力。如表7所示，通过成为他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大量持有外汇包括美国债券，以及日益增加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中国正在经济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表7　美国与中国的各项比较

　　
        资料来源: http://www.google.com/publicdata?ds=wbwdi&met=bx_klt_dinv_cd_wd&idim=country:CHN&dl=en&hl=en&q=china+foreign+direct+investment；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3198&lang=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ir/IRProcessWeb/colist.aspx；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_en/tjsj_en/tjsj_detail_en.jsp?ID=30303000000000000,19&4；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http://eng.stat.gov.tw/point.asp?index=5；eThailand, http://www.ethailand.com/news/asean-considering-utilising-foreign-reserves-27676.html.

　　本文并没有忽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腐败、环境污染、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科技创新的不足等等。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近30年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更是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这一模式使得中国的经济诉求正日益为区域内国家所关注。尽管目前经济实力仍远在美国之后，但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领导作用已被亚太地区国家认可。

三、美国在军事、安全与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军事、安全与政治方面，美国无疑还保持着绝对优势。从表8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2010年的军费开支高达6980亿美元，占全世界的43%。而尽管中国被认为是军费开支第二高的国家，2010年的中国军费开支只占全世界的7.3%，为1190亿美元。(注：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Yearbook, 2011.)

表8　全球军费开支

(亿美元, 2010年)

　　
        资料来源: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参见：http://www.sipri.org/yearbook/2011/04/04A

　　近几十年以来，美国的军费开支始终保持在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而中国则仅为2%。这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来说很难在可预见的将来缩小与美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交易国（见表9）。

表9　全球武器买卖支出

(%, 2005～2010年)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参见：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transfers/databases/armstransfers

　　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国际军事机构和组织绝大多数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除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国还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盟友保持着长期军事伙伴关系。表10 详细地显示了这些关系。此外，美国也与其他亚太国家发展了紧密的安全关系，例如越南。

表10　美国的军事关系

　　
        资料来源: 美国国务院，参见：http://www.state.gov/t/pm/c17687.htm

　　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军事关系是它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便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一年一度以朝鲜为假想敌的“乙支焦点透镜”演习。(注：John Pike, “Military: Ulchi Focus Lens,” GlobalSecurity.org. 2000～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ulchi-focus-lens.htm.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 “团队精神行动”是1976年至1997年间进行的阶段性军事演习。(注：John Pike, “Military: Team Spirit,” GlobalSecurity.org. 2000～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team-spirit.htm.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 而2010年美韩两国共举行了“勇者无敌”演习、对朝鲜的海上威慑演习、反潜演习和为期11天的战争威慑演习等四场不同的联合军演，还在延坪岛炮击事件后安排了军事操练。(注：Luis Martinez, “U.S. to Join South Korean Military Exercise off North Korean Coast,” ABCNews.com, June 2, 2010, available at: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Media/us-join-south-korea-military-exercise-north-korea/story?id=10807101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美国每年与日本进行100场以上的联合军演，美国还领导了“和平-09”海上演习（中国也是参加方之一）(注：“Pakistan to Conduct Aman (Peace) 09, Multinational Maritime Military Exercise,” February 27, 2009, MarineBuzz.com., available at: http://www.marinebuzz.com/2009/02/27/pakistan-to-conduct-aman-peace-09-multinational-maritime-military-exercise/ Accessed March 4, 2011.)和延坪岛事件后的一系列军演。(注：“South Korea-US Military Exercises Stoke Tensions, ” November 28, 2010,BBC News, 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1855162,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 )

　　而中国在这一领域里能够拿到台面上的可能只有上海合作组织，(注：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ectsco.org/EN/ , Accessed March 18, 2011.) 且上合组织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再有就是中朝同盟关系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伙伴关系”；在东北亚地区中美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的唯一国际安排则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全球仍居主导地位，但中国的国防预算和开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有显著增长。1978年到1987年，中国的军费年均增长3.5% ；1988年到1997年间的增长为14.5%；1998年至2007年则为15.9%。(注：Andrew S. Erickson, “Chinese Defense Expenditures: Implication for Naval Modernization,” China Brief, April 16, 2010. Vol.10, No.8. pp.11～15. )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国。很明显，中国军事力量在迅速壮大，军费预算在不断增加。

　　总的来说，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不但在军事实力和装备上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美国在亚太区域内的追随者和合作伙伴的数量都比中国多很多。根据前文所述，尽管有学者估计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但中国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撼动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注：“GDP Could be 2.5 Times that of the US by 2030,” China Daily, May 3,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 2008-05/03/content_6657813.htm)

　　中美两国在政治影响力上的差距也同样显著。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仍是国际事务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因为华盛顿对软实力和巧实力极为看重。(注：“Clinton: Use ‘Smart Power’ in Diplomacy,” CBS News, Jan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 2009/01/13/ politics/main4718044.shtml)美国在软实力外交中尤其注意运用以下四点：随时调整外交政策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加强并引导公众舆论；提高国际公信力以保持同盟关系；对内政和外交展开经常性的公开辩论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强的自我纠正能力，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外交灾难。

　　尽管反美主义依然是一个在全球很多角落都引人注意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美国的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仍远远大于中国，在舆论影响、公众认知和政治领导力方面更是如此。在解释最近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政策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指出，“美国是唯一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同盟、没有领土野心且长期向区域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注：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尽管中国不断重申自己和平发展的愿望及对和谐世界的追求，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依然心存疑虑。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视为是对其亚洲邻国和对全球政治秩序的威胁。因此，软实力就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软肋，并且威胁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中国一再表示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是其核心利益，但西方公众仍缺乏对中国这一基本立场的认识，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对与中国政府敌对的政治势力持同情态度。(注：Stapleton Roy, “Foreign Service Challenge: Dealing with a Rising China,” Annual Adair Lecture on the Foreign Service, September 2010, p.4. Transcript.)

　　中国的崛起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专家预言，中国将会与其他主要大国（如美国）发生冲突。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直接攸关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其在东亚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声望。(注：Robert Sutter, “China Reassures Neighbors, Wary of US Intentions.”Comparative Connections, January 2011, p.1.) 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办法包括派遣医务人员和教师去海外服务、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以及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并设立相关语言培训项目。然而，中国的这一软实力“魅力攻势”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注：有关“魅力攻势”的更多论述，可参见 Joshua Kurlantzick, The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四、“双领导体制”的含义

　　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的出现，反映了一种自然发展过程。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现状及国家核心利益，还表明了中美两大国在这一体系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一新体制未来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中美两国及该区域内的其他主要参与者（例如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及东盟）的利益。因此，上述实体间的密切协调势在必行。

　　从“双领导体制”的含义来看，它表明了中美两国各有其优势及劣势。基于这一现状，中美两国需要不断适应对方和互相支持。双方都应在其相对弱势的领域中有所妥协，同时在其优势领域中应更具前瞻性并愿意承担领导者的角色。常言道，政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因而应更好地协调两者的关系。3C原则，即协调、合作和妥协（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mpromise)在中美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两国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实现‘利益攸关方’式的共存，例如双方应具有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共识”。(注：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August/October 2007), pp.609～637.)

　　人们可能会拿这一积极3C原则与另外一种可被称为消极3C原则的竞争、冲突和对抗(competition,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相比较，积极的3C原则是建设一个和平的“双领导体制”所必需的，而消极的3C原则则会导致一个分裂的领导体制。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一“双领导体制”更有可能在积极的3C原则下发展，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稳定。

　　正如本文开头已谈到的，根据权力转移理论，霸权守成国与崛起国处于均势时，是可能导致双方对抗的最危险时期。事实上，正如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所说，“2009年～2010年所发生的事情标志着中美两国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相互交叉的利益、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区域内国家以军事手段贯彻战略政策等问题上发生各种冲突和摩擦。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又共享很多利益，这些都可能成为区域新秩序的基础”。(注：Nick Bisley, “Biding and Hiding No Longer: A More Assertive China Rattles the Region,” Global Asia, Vol. 6, No. 4 (Winter 2011), pp.70～73.) 就这一点来说，华盛顿和北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协调。

　　对国际关系的不同观点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检验中国的崛起是造成零和结局还是双赢局面。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中美两国面对的战略环境是一种零和博弈，两国进行权力共享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军事上，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断言：“在21世纪前期美国可能面对的最危险的局面是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潜在的霸权国。在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美两国注定成为对手。”(注：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p.4, 401.)

　　中美两国间确实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分歧，这些分歧还有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军事对抗，其中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南海问题。中美在诸如南海、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会让人们质疑两国能否维持一个长期和平的关系。争执、辩论和冲突很有可能成为常态，但这并不必然与更广泛层面上的合作趋势相矛盾。即使是在盟友之间，也不可能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激烈的争辩并不鲜见。本文无意论证中美两国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与此相反，本文想指出的是，在“双领导体制”的框架下，合作与共同管理疑难问题将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增添了中美两国实现双赢局面的希望，这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激烈对抗的零和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也是最关键的是，美苏之间并没有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中国目前需要美国的直接投资和消费来推动其制造业的发展，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和出口产品。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这一现实，更是使得美国经济的稳定和联邦政府的赤字状况成为中国的重要关切之一。其次，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模式也完全不可能适用于中美关系，因为中国目前更关注现代化进程而非意识形态。即便这不能完全排除对抗的可能性，中美之间基于经济相互依赖和战略务实考虑而形成的共同利益，也使得出现双赢局面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出现基于消极3C原则的零和竞争的可能性。

　　通过对中美共同及交叉利益（如区域稳定及繁荣）的比较，我们可以认为，两国应该有能力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为了这个目的，两国应避免冲突并进一步构建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的机制及体系。根据双赢的理念，中国的崛起不管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有好处的。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只要大国间的关系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大国冲突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将造成经济上更大程度的相互依存。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美间相互合作的例子。例如，从2006年开始，双方建立了每年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注：Patrick deGategno and Damien Tomkins, “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7,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acus.org/new_atlanticist/us-china-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 Accessed March 18, 2011.) 两国间的高层接触和国事访问频繁见诸报端，例如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11月访华、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访美和习近平副主席2012年2月访美。还有一点是，共同管理这一概念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中美应当与其他相关参与国（如日本、俄罗斯和韩国）进行合作。

　　之所以说双领导体制正在“浮现”，是因为这一进程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它尚不是一个类似北约或美日同盟那样有协议保障的功能性机制。即使在六方会谈中中美双领导格局已隐约显现，这一模式也远未制度化。“双领导体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持续地向上发展，决定其未来命运的还包括机制和规范性基础的进一步奠定。

　　“双领导体制”的发展是浮动的、不断变化的。中国的影响力能否扩展到政治、军事领域或者从亚太地区外溢以致于向全球发展，尚难定论。可以想象的是，具体的机制安排和建设将会朝着加强“双领导体制”的方向发展。这无疑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把握历史机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一次赋予了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在中国民众中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中方却从来没有真正认可过所谓的“两国集团”概念，并且一直在避免使用“领导”一词来描绘中国在各个领域扮演的角色。(注：In this regard, see Peter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真正实力尚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但同样重要的是，韬光养晦目前依然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五、未来发展方向

　　到目前为止，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被证明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利益。但是，我们仍需进一步观察该体制是否促进了中美两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如日本和俄罗斯）的协调合作。一种可能性是，某些区域性的机制（如六方会谈）将进一步机制化，并继续把该地区的相关大国囊括在内。(注：Robert J. A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5, No. 3, 2010. p.389.) 此外，中美两国有可能也有必要扩展现有的机制，从而正式或非正式地将彼此纳入其中。两方都应该考虑到对方的核心利益并做出一定的让步，例如中国应尽量满足美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内的相应需求从而帮助美国加速其经济复苏。同时，美国也应作出类似的考量，例如是否应将中国纳入美日两国现有的外长与防长的“2+2”会谈机制，从而使之成为中日美三国间的“2+2+2”机制。这样一来，这一“双领导体制”就能更加稳定地发展下去。

　　此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对“双领导体制”进行分析。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在许多领域中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例如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上，中国有可能在20年内超过美国。由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软实力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的上升，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这一“上升”或将伴随着美国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迅猛发展有可能使其成为在一定领域（如经济领域）内的超级大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军事与政治领域里将难以上升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一“双领导体制”将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不大可能出现由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带有根本性的转换。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双领导体制”是有双重含义的。它不仅强调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同时也凸显了美国实力的强大及其难以动摇的领导地位。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在全球事务上的信誉，然而其超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当今世界上还是独占鳌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世界上不断出现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者，但无论是前苏联、欧洲国家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没有达到取美国而代之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30年间我们见证了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绝对的军事、政治领导地位同时并存的重要原因。现在，无论是亚太地区还是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呼唤着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实证考察和理论建设。

　　本文之所以不断强调这一新的领导体制出现的重要性，是因为这一体制将继续存在至本世纪末亦或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不断增长，同时美国在军事领域也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双方在特定领域内的地位无法相互替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两国及其他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将构建一种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双领导机制”不仅使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太区域的稳定与发展。

赵全胜：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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