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虎 孟凡礼: 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

作者:朱成虎、孟凡礼  来源:《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

20089月起,美国开始陷入一场被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起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美国的实力地位成为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实力地位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美国中短期实力地位做一个客观评估,对于新兴的崛起大国而言至为重要。

一、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实力

  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重创,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政治面临分裂,社会问题凸显,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经受着重大考验。美国实力地位受到重创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维持在30%左右。但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总量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占世界贸易和经济总量的比例分别从1999年的16%30%下降到2008年的11%23%(注:Jonathan Broder, Power Playing with Others,CQ Weekly, April 20, 2009.)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基于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十年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82%,其中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6%(注:黄平、何兴强、王玮:《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可见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率影响之大。相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而言,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下滑。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0国集团中其他国家总和的61%,到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2010年不到中国的3倍。(注:Jonathan Broder, Power Playing with Others, CQ Weekly,April 20, 2009.) 随着“金砖”国家、“金钻11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还将进一步下降。有学者甚至认为,“财富和权力正在从北方和西方转向东方和南方,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旧秩序正在让位于由新兴非西方国家共享的新秩序。”(注: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二)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下滑

  制造业是衡量一国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不仅关乎工业体系的发展,而且关乎产业工人的就业。由于美国过度重视虚拟经济的发展,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经济受到挤压。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下滑既是美国主动转移剩余产能的结果,也是其他新兴国家与之竞争的结果。新兴国家由于劳动成本相对低廉,外加市场庞大,制造业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具制造业竞争力的国家,印度紧随其后,韩国第三,美国第四,巴西和日本分列第五、第六。(注:http://www.compete.org/images/uploads/file/PDF%20Files/2010-Manufacturing-Competitiveness-Index-Final.pdf.)

  (三)美国国际话语权相对下降

  话语权既受硬实力又受软实力影响。这次金融危机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影响,而且对美国软实力造成重创。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枝独秀,在各领域都独领风骚。这次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美国金融领域的诸多缺陷,美国模式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盟国和其他国家解决国际问题。美军在阿富汗焚烧《古兰经》、枪杀平民事件,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使美国的形象受损,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感召力难免下滑。20国集团会议的召开、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下降、美国放弃在利比亚行动中的领导地位,采取“从后面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的方式,美国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的一筹莫展,都暴露了美国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下滑的事实。

  (四)美国政治分裂严峻

  政治分裂是美国两党制的基本形态,但两党在重大问题上总体上有相近的主张。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政治出现重大分裂,高举“变革”大旗的奥巴马赢得大选,却没有改变美国政治分裂、民意分裂的事实。一是美国总统成为“跛脚鸭”。201011月,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仅重新夺回众议院,在参议院也增加了六个席位。这既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分裂,也使美国总统成为“跛脚鸭”,在推行重大改革时步履维艰;二是两党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美国新一届国会召开后,民主、共和两党在削减预算赤字、移民改革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都有严重分歧;三是茶党的兴起。茶党是2009年在美国兴起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其主要诉求是缩减政府开支,反对把征税分为不同级别,减少国家债务和联邦预算赤字。茶党运动的兴起是美国政治中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如果两党不能解决好目前的经济复苏等重要问题,茶党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四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蔓延。20119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迅速蔓延到全国70多个城市。这场运动并无明确的组织领导,却反映了民众对现状的不满。

  (五)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一是债务规模空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债总量不断上升,到2010年美国国债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2.28%,而这一指标的国际警戒线为60%(注:李雪莲、魏民:《美国国债危机与解决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金融危机使这一趋势雪上加霜,201156日,美国国债接近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根据这一形势,201186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美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3A级下调至AA+,并将其评级前景定为负面, 美国首度丧失其拥有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最高信用评级。美国积累庞大的债务有自身经济结构的原因,包括消费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国防开支等原因,因此美国经济短时间内难以根本好转。

  二是金融形势尚未好转。美国金融海啸,百年一遇,元气大伤。美国尚未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接踵而至。欧盟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特别容易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主要因为美国增长疲弱和面临其他方面的风险,如就业形势严峻、工资上涨缓慢、能源成本高、贸易赤字扩大,以及政府需要大量削减开支。欧洲债务危机开始冲击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美国的汽车、太阳能板、药剂、服装及电脑器材的制造商,已受到影响。

  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美国制造业向新兴经济体的大量转移,美国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长期维持在9.5%左右。美国目前仍然有近1400万人没有工作,其中近1/3失业超过一年。(注: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nro.htm.)较高的失业率不仅增大了贫富差距,而且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是教育水平持续走低。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数学和科学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2011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甚至说现在是美国新一代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注:“斯普特尼克”是前苏联发射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这颗卫星上天之后,美国人深受刺激,觉得被苏联人抢了先,美国落伍了。这种耻辱感激发了美国后发制人的动力,这种刺激借助电视等现代传播手段,深入到千家万户。)尽管奥巴马政府大力倡导在教育领域增加投入,但各州政府却面临财政赤字严重、教育经费短缺等问题,这一状况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变。

二、美国具有摆脱衰退的机制保障

  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了重创,而且到目前为止它尚无摆脱衰退的迹象,许多学者由此对美国实力地位表示悲观,提出了诸如“后美国世界”等论断。但长远来看,美国依然拥有一系列帮助其摆脱衰退的机制,它们是帮助其走出危机的重要保障。

  (一)科技创新机制

  20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美国建立并维持世界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就在于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有三个条件:人才、资金和体制。美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从人才方面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全球领先,每年为美国输送大量科技创新人才。同时,美国还从全球吸引科研人员,为其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从资金方面看,美国科研投资居全球之首,。从体制方面看,美国严格执行专利权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对科技创新具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教育的投入是科技创新机制的重要保障。美国教育支出2000年为5456亿美元,2009增长到9720亿美元,总规模翻了一番,绝对量具世界第一。(注:黄平、何兴强、王玮:《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5%,却拥有七八所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著名大学,在世界排名前50所大学中,美国大学占48%(注:李春园、范建中:《“美国衰落论”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8期,第33页。)近些年,美国政府又采取各种措施,包括颁布教育改革法案、试图增加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重建教育评价系统等,以提高教育质量,保持美国科技创新能力。

  美国经济腾飞总是由科技创新推动的。从19501960年代的汽车行业,到1980年、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行业,再到21世纪的金融行业,美国都依靠技术创新走出了一轮又一轮衰退危机。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美国金融业的弊端,美国再一次陷入衰退危机。但美国在众多新兴领域中的领先优势,使其有望在短期内重新引领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这些新兴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美国不仅拥有研发新科技的能力,而且拥有科技产业化的体制机制优势。例如,美国拥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能够将资金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初创期和成长期,有力地推动了高新技术研究和项目开发,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美国还拥有完善的信贷担保体系和灵活的债券发行市场,能够有力地支撑科技创新型企业快速发展。

  (二)自我调节修复机制

  美国政府和社会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从政府运作来看,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一方面使政府面临压力,不得不时刻反省检点现行政策,另一方面也使在野党时刻关注政府的一言一行,并不失时机地批评现行政策,促使政府政策不断进行修正调节。在政策矛盾和冲突较明显时,大选能够直接提供改换政府的机会。奥巴马正是打着“变革”的大旗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在政府内部,新一届政府在组建内阁时,又能够推陈出新,调整政府重要部门人员,从而引入新的思想和血液,对现行政策进行调节。

  (三)危机转嫁机制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因为美国有很强的危机转嫁机制,能够使自身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或经济体,从而减轻自身面临的压力。从根本上来看,全球化不断发展,美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系越来越密切的金融联系和经济联系是美国能够进行危机转嫁的根本原因。由于美国处于全球生产链的高端,企业和公司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自身经济体具备抵御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美国能够迅速地抽身,将危机留给位于生产链低端的国家。例如,美国大量的对外投资曾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动力,但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许多资金迅速撤出,使新兴国家面临企业倒闭的巨大压力。从某种角度看,美国经济已经绑架了全球经济,美国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美国自身实力可能会衰退,但美国的衰退会带动其他国家的衰落。

  (四)国家战略机制

  美国拥有不断革新的国家战略体制机制,这是推出新战略、解决新问题的重要保障。美国决策体制的独特优势被形象地称为“旋转门”现象,即决策人员和学者之间频繁的、顺利的、平和的交接。美国决策官员的更换频率之高是少有的,而且美国的更换是平和进行的。这使年轻有为的学者能够直接将新思想、新战略引入决策,有利于推出新的战略思路,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交接也有利于深化相关的学术研究,能够使研究焦点集中于现实问题上。另外,美国战略决策体制较为灵活、完善,便于不同部门之间协调解决问题。如美国拥有协调内政、军事、外交的总统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也拥有协调军种关系的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都有利于协调国家各种力量,集中解决问题。美国非常发达的智库体系,是保证国家战略决策高效运行的另一机制。以巧实力战略运用为例。面对美国软、硬实力下降的局面,美国适时推出巧实力战略。(注:20097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全面阐述 “巧实力”战略。她认为,“巧实力”有五个具体方面:首先,更新和创造与伙伴国家加强合作的有效渠道;其次,谋求同那些与美国有不同观点的国家和组织进行有原则的接触;第三,将把“发展”作为美国实力的核心支柱;第四,要在冲突地区有效整合和综合运用军事及民间力量;最后,要充分利用包括经济实力和榜样力量在内的一切美国实力。)奥巴马上台后,通过“天安号”事件、南海问题等,巧妙地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抓住机会,动用军事和外交力量,积极斡旋,达到了“一箭多雕”的目的。首先,它巩固了美韩、美日联盟。进入21世纪以来,美韩、美日联盟一度出现松动,基地搬迁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美国借助“天安号”事件,强化了与这两个国家的盟友关系。其次,加强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事件发生后,美国与韩国和日本举行多次军事演习,并重新在亚太地区排兵布阵,强化了军事存在。最后,遏制了其他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借助“天安号”事件使包括中俄在内的地区大国陷于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遏制了地区大国影响力的上升势头。可以说,巧实力战略从出台到运用的整个过程反映了美国国家战略体制机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高效性。

  (五)人才吸引机制

  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资源是人才。人才的多寡对一国的整体实力具有直接的影响。资中筠教授认为:人才的流向决定着一国的实力,只要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还是往美国流动,美国就不会衰落。(注:资中筠:《我看美国》,载《东方艺术》,1997年第3期。)2000年至2010年,向美国移民人数每年达100万人之巨。(注: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est/states/tables/NST-EST2009-01.xls. 转引自黄平、何兴强、王玮:《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由于美国严格的移民条件限制,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大多是精英人士,属于美国急需的人才。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人才的聚集地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美国科研条件优越。许多国家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都选择到美国留学,并逐渐被美国的科研环境所吸引,最终选择留在美国;二是美国文化吸引力。美国通过媒体表现出来的美国“机会均等”和美国梦的神话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而言,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使他们愿意到美国生活或就业。另外,美国的多元文化也使其他国家的移民能够很快适应美国的生活;三是美国政府的人才政策。美国在移民政策上给予人才一定的优待,同时在政府财政支持等方面也向人才倾斜。如此,一方面美国自身培养的人才很难外流,另一方面又从全世界吸引真正的人才,这使美国能够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保持自身的活力和能量。

  可以说,有这些国家机制作保障,美国能够最终走出危机,重新开辟经济增长点,保持国家竞争力。

三、美国能够长期保持世界主导地位

  美国面临的问题仅仅是具体领域的问题,是从长远看能够得以解决的问题。分析事物发展的趋势,需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如果仅仅依据一些具体的、离散的现象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衰落,是不符合实际的。整体来看,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仅仅是“伤及皮毛”,尚未“触及根本”,美国的一超地位仍将保持。

  (一)地理位置优势

  美国享有两个大洋和邻国弱小的优越条件。美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其能够通过欧亚均势政策,保持对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美国推行霸权均势(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战略,即在确保地区均势和大国均势的基础上谋求世界霸权。这一战略“既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战略,又有别于传统的均势战略,其目的在于遏制地区强国,防止地区威胁性挑战国的出现”。(注: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譬如,在欧洲,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使欧俄形成制衡之势。这一方面可以遏制欧洲的独立倾向,另一方面又打压了俄罗斯的复兴势头。在亚洲,美国利用许多尚未解决的地区冲突,有意制造中日、中印、中俄、日俄等大国之间的制衡局面,从而为其在亚太地区纵横捭阖留下空间。在中东地区,美国支持以色列,造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长期制衡的局面。对这一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表达得最为露骨,他认为对以色列切合实际的做法应是:使之“强大到不怕谈判,但又不……过于强大而认为不需要谈判……应使以色列强大到使它的邻国不致产生攻打它的念头,而它们自己又极愿谈判”。(注:〔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大国的地缘条件要差很多。这些国家要么与强邻为伍,要么自然资源不足、地理面积狭小。美国地缘优势是它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天赋条件。

  (二)经济优势

  经济优势是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基础。美国的经济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总量优势,二是经济竞争力优势。相比之下,经济竞争力优势更加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总量一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左右,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3%左右,具有绝对优势。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2009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球第九位,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中处于领先位置。(注:参见世界银行网站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另外,美国贸易体系、投资体系、税收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法律体系,全世界对美国经济恢复存有信心。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说明美国经济竞争力优势明显,居于世界前列。(注: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8~2009, October,8,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weforum.org/en/initiatives/gcp/Global %20Competitiveness%20Report/index.htm.)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美国经济的总体优势……美国依然拥有塑造世界的能力。(注: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有学者用“下一个美国世纪”来表达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注:Nina Hachigian and Mona Sutphen, 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 (Sinon & Schuster, 2008).)

  (三)军事优势

  军事优势是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保证。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全球安全事务长期具有主导优势。1990年代中,美国华盛顿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报告称,美国进行新军事革命的目的,是“使美国的军事行动出现革命性变革,并将在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为美国带来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凭借这种优势,美国“就能左右国际体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好的地位去塑造这个世界,而不是对这个世界做出反应。”(注:高金钿、江凌飞、金一南、唐永胜:《国家安全论》,北京·国防大学训练部,2002年版,第23页。)

  一是巨额的军费开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巨额的军费开支,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冷战结束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巨额的军费开支,它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军费开支。以2010年为例,美国军费支出为698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3%,相当于中国军费支出的6倍多。(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10)》(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根据美国国防部2013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美国防开支总额达到6139亿美元,比2012财年有所下降,但仍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成以上。(注:http://www.dod.com.)

  二是先进的军事技术。美国依赖自身在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积极将它们运用在军事领域,甚至通过先发展军事技术再转化为民用技术的方式,获得了一大批先进的军事技术。它在航天、卫星、信息、导航、通信、航空技术等方面遥遥领先。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多、最先进的卫星,美国建立的全球定位系统(GPS)通信网络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美国无人机技术最为成熟,美国作战飞机性能十分领先。凭借这些技术优势,美军在太空战、网络战、信息战领域独霸全球,能够真正实施“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的作战行动,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

  三是全球性战略部署。美国是唯一在全球进行战略部署的国家。美国在全球建立了6个战区司令部,即太平洋总部、欧洲总部、北方总部、南方总部、中央总部和非洲总部,控制着世界上的主要地区。美国也拥有全球性的军事基地。据美国国防部2011年发布的美军基地结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的海外基地总数达770处,遍及六大洲(除南极洲外)、四大洋,辐射全球数十个国家。(注:DOD, Base Structure Report (BSR), 2011. http://www.dod.com.) 可以说,战区司令部是美国军事部署的人事依托,美军基地则是美军军事部署的物质依托,两者相互结合,共同达成战略上“前沿部署、灵活反应”的目标。

  四是丰富的作战经验。冷战后美国发动多场战争,发展了新型作战能力,并进行了反恐战争。美国作战领域宽泛,从传统战争到信息战争,从反恐战争到非战争军事行动,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

  五是先进的作战理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丰富的作战经验造就了先进的作战理论。近年来,美军作战理论层出不穷,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潮流。从“空地一体战”理论到“信息战”理论,从“全谱优势”理论到“太空战”理论,从“网络中心战”理论到“空海一体战”理论等等,都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美军的作战理论已被默认为代表未来的作战理论,被许多国家奉为圭臬。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不结合本国国情,盲目模仿美国的作战理论,无形中使自己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六是主导了公共空间。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在多个公共空间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独霸局面。先是依照《海权论》思想主导海洋空间,后来依照《制空权》主导天空空间,然后发展航天力量主导太空空间,接着依靠信息技术主导信息空间,最近集中精力主导网络空间。美国对这些公共空间的主导,使其形成了相对其他国家的“代差”优势,因此对任何一个公共空间的主导都能对全球安全形成决定性影响。

  (四)联盟优势

  联盟体系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基础。美国著名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由全球性的同盟和伙伴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构建了强大的联盟和伙伴体系,这是美国遏制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同盟体系并没有因为苏联威胁的消失而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国同盟体系成为美国维持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

  一是不断强化同盟体系。苏联解体使美国丧失了维持同盟的基础,美国同盟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针对这一态势,美国提出新的安全威胁,包括所谓“邪恶轴心国”,将中、俄等国渲染为潜在的安全对手等。在欧洲,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强化旧有同盟体系,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在中亚,美国以反恐战争、消除伊朗核威胁为名,加强美以同盟和美阿同盟。在东北亚,美国借助“天安号事件”,加强本已松散的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在东南亚,美国借助南海问题,强化美菲、美泰、美澳新同盟等。

  二是不断扩大伙伴关系体系。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提高国外伙伴的能力”作为重要推进国防转型的重点能力之一,认为没有美国伙伴的支持和协助,美国将无法实现国防目标。(注:http://www.dod.com.) 在自身实力衰落的背景下,美国更注重利用伙伴体系达成安全战略目标,不断扩大伙伴体系。美国不断加强与印度的联系,奥巴马总统将美印关系称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关系”,美2012年新军事战略报告更表示要继续加强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美国表示愿意做蒙古的“第三个邻国”;美军租借了新加坡的樟宜军事设施。此外,随着美国军事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正迅速发展与越南、印尼、缅甸的伙伴关系。

  三是形成“轮辐式”安全联盟体系。美国在发展同盟伙伴体系的同时,还有意加强同盟伙伴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轮辐式”安全联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战略对话、联合演习等手段加强盟国之间的安全联系,如建立美日韩三边安全对话机制,有意将澳大利亚拉入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联系,多次组织多国部队参与“金色眼镜蛇”联合演习等。在欧洲地区,美国主导北约实施“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使北约与包括一些独联体国家在内的20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并与7个地中海国家和6个海湾国家有正式关系。(注:张刚、李开荣、杜慧明:《美国联盟战略的新动向》,载《国防科技》,2008年第4期,第89页。)通过加强联盟的联系,美国能够更容易实现军事力量“全球达到、全球存在”的战略目标,使美国主导的安全联盟体系更加稳固。

  (五)资源控制优势

  美国学者恩道尔认为,“正如香料战争一样,当前最具战略性的问题是谁来控制最关键的资源。”(注:〔美〕威廉·恩道尔:《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戴健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部分的第5页。)总体来看,谁控制了最关键的资源,谁就在安全领域具有主导权。当前最关键的资源主要指石油、粮食和航道,在这三个领域,美国都拥有巨大优势。

  一是石油控制。石油是当今经济发展的命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讲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注:〔美〕威廉·恩道尔:《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戴健等译),前言部分的第5页。)美国千方百计地加强对石油的控制。一方面,美国储存石油、降低自身石油依赖度。美国本土有数量巨大的煤炭储藏,也有大量的天然气,更不用说极丰富的石油储藏。由于可以进口石油“七姐妹”在中东和北海开采的石油,美国搁置本土的石油开采;另一方面,美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控制石油。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控制全球石油战略枢纽,保证石油输出地和输油管线的安全。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数十个军事基地,重点是控制波斯湾地区。美国甚至不惜靠发动战争维持对石油的控制,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背后都有控制当地石油的企图。

  二是粮食控制。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新世纪,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增长、可耕地面积的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的加剧、生物燃料的快速发展,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粮食短缺问题非常严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测算,2008年度世界粮食库存由2002年度的30%下降到14.7%,为30年来之最低;世界粮食储备仅为4.05亿吨,只够人类维持57天。(注:http://www.fao.org.)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现象,包括原来的粮食出口国欧盟、阿根廷等国家。任何必需的稀缺资源都可以成为武器,尤其是粮食。在全球粮食短缺的时代,作为粮食生产大国的美国正在将粮食作为其维持霸权的一个利器。

  三是战略通道控制。海上战略通道是国家用于贸易运输且对其生存发展具有高度制约及影响的海峡、峡湾、航道和运河。美国一直重视通过控制战略通道,保持运输安全上的全球主导权。1986年,美国海军将全球海上重要航道划分为相互连接的8个区域性海峡群和16条战时必须控制的海上航道。美国海军在2002年发表的《21世纪海上力量:海军构想》中提出了的海上交通安全战略,划分出4个安全区域防御圈:国土海岸安全、拉美海岸通道安全、大西洋海上通道安全、太平洋海上通道安全。(注:魏秀芳:《21世纪海上力量:美国海军新世纪战略构想》,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年版。)在该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加强了对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实现其“全球打击、全球参与、全球到达”的战略目的。

  (六)制度优势

  在经济领域建立反映其利益的国际制度是美国维持霸权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美国主导建立的这一套金融制度是以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以国际贸易体系为例,有许多条款都是按照附和美国利益的条款设定的,其他国家要想加入这一体系,必须接受这些条款,这也是2011年美国积极推动建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主要动因之一。另外,美国还在这些制度中保有最大的发言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任何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投票权决定。目前,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为15.8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为17%左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http://www.imf.org;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面对的不是美国主导的秩序或西方体系。它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秩序,是几个世纪斗争和创新的结果。这一秩序非常发达,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和融合性,高度机制化,并且深深植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中。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一秩序极强地吸纳了新兴大国,并成功地融合了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注: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即使在国力衰落后,美国依然可以利用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制度维系其地位,维护现行的霸权秩序。(注: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其方法就是把所有国家,特别挑战国,吸收到当前的国际制度中.美国依靠制度的约束力和合作带来的利益来安抚挑战国。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难以改变。因此,即使美国衰落,也将是渐进式的衰落。即使美国自身实力受损,但霸权的许多结构性特征仍将保存下来。美国创设了一种机制,使得其他国家的发展不是削弱美国霸权,而是增强美国霸权。

  (七)美元优势

  美元霸权地位是由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做后盾的。只要美国实力没有全面衰落,美元霸权地位就难以撼动。反过来,美元霸权又有助于美国摆脱危机,保持优势地位。美元霸权维持美国实力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例如,虽然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赤字剧增,但美国依然可以发行大量的美国国债帮助刺激经济复苏,原因就在于美国通过美元霸权绑架了其他国家的经济。由于其他国家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作为安全投资的对象,如果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可能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从而使自己手中的债券贬值。许多国家没有减持美国国债,甚至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则有助于美国继续从全球募集资金,帮助其摆脱经济危机。虽然一些新兴国家已经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主张以一种新的国际货币或一揽子货币来取代美元霸权地位,但由于其他国家面临的内部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提议真正落实到位尚需时日。

  (八)软实力优势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美国捍卫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和代表的美国通俗文化对其他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建立的联盟伙伴体系,也有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美国还把推广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克林顿曾讲道:“在这个充满危险与机会的新时代,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在全世界推行并维持民主。冷战期间,我们一直想办法遏制专制体制的死灰复燃。现在,我们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这种自由体制之下,因为我们的梦想就是:将来某一天,世界上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见都会得到尊重,在欣欣向荣的民主气氛下,世界人民互相合作、和平共处。”(注:〔美〕约翰·米勒·怀特、戴敏等:《中美关系新战略:跨越零和博弈的中美双赢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小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的政策就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促进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壮大,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上结束暴政。”(注:武军、武巍、杨玉莉:《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北京·时代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也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代表美国文化的各种商业产品和文化产品全球传播,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接受到了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文化的绝对主导地位,单就其规模而言既无可匹敌又史无前例,而且近期内也不会遇到什么对手。恰恰相反,随着世界越来越城市化,人类越来越相互交融与相互影响,世界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减少且它们越来越容易被渗透,美国文化的统治地位反而越来越巩固。(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美国衰落的争论,据学者统计,这种争论共有5次。(注:指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兴起的美国衰落论;197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出现的衰落论;1980年代因为日本和欧洲的壮大而出现的美国霸权周期性衰落论,“九一一”事件引发的衰落论和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触发的衰落论调。刘建华、邓彪:《美国霸权:衰落还是延续”》,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期。美国霸权每次面临挑战和挫折之时,学者都会发展一定的理论解释美国衰落的原因,并预测未来的趋势。事实上,用“衰落”一词形容美国并不准确。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每次都从危机中迅速摆脱出来,重新焕发生机,因此用“衰退”(Recession)来描述美国经历的挫折也许更为贴切。美国能够成功地从衰退中摆脱出来,是由一系列国家机制支撑的。这些机制既是美国各种实力之间的黏合剂,又是美国整体实力的反映,很难被其他国家复制和模仿。

  美国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但唱衰美国的论调却层出不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和舆论因素在起作用。大体来看,有三种因素在推波助澜。一是美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在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70年代尼克松时期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以及1980年代里根时期预算赤字居高不下之时,美国衰落论都很普遍;二是美国的舆论主导能力。美国强大的软实力,发达的媒体系统,以及英语作为世界用语的优势,使美国能够轻易主导全球舆论。美国学者的观点能够很快传遍全球,美国著名学者的一个观点很快就能在全球主要媒体上出现,并获得全球观众的认可。美国的这种全球舆论主导能力,也是美国衰落论迅速全球传播的重要原因;三是民族主义情绪。美国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美国例外论”和“美国至上论”深入美国人的血液和骨髓。在这种民族心理影响下,美国人极容易放大美国的弱点和缺陷。从其他国家来看,由于对美国外交政策不满,一些民众也有一种希望美国衰落的心理。

 

  朱成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孟凡礼: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14/10/21   发布时间:2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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