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蕾: 1973 年石油危机后的美国石油外交战略
作者:殷蕾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第1期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行动,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爆发后,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开始利用石油武器打击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通过实施石油禁运、暂停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油价大幅飙升,引发了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造成严重的冲击。
一、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能源状况
二战时,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美国在当时是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二战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开采出了大量的石油资源,由于全球石油储备分布的不平衡,世界产油中心由美洲转移到了中东地区。中东的可探明石油储备量增加了66%,达到56.48亿桶,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国的美国,可探明的石油储备量只有3.34亿桶。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日趋增加。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在十年内增长了4%,从1968年到1973年的五年中,石油日消耗量从1308.5万桶增加到了1687万桶。为了保证工业上的竞争力,美国必须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国外的廉价石油成了美国的首选,中东地区工业系统不发达,对石油的需求很小,所以石油出口成了中东的支柱产业,这正合美国的意愿。世界并不总是平静,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给美国的石油安全敲响了警钟,1969年9月26日美国外交文献的备忘录就可能出现的石油供应中断进行了探讨。专责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对外国石油资源的过分依赖不利于美国在战争或紧急情况下维护自身的利益,并指出了美国应当注意的有关对阿拉伯国家石油依赖的问题[1]:一是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同时都切断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二是阿拉伯国家有足够的财政储备来限制石油出口,同时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三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阿拉伯国家仍然是石油出口市场的主宰者。四是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份额空缺不可能全部从西半球来填补。
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爆发于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为声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埃及和叙利亚,对以美国为首的偏袒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了禁运,使得油价暴涨(原油价格由危机前的3.01美元/桶提高到11.65美元/桶)。这次危机长达5个月,导致了美国工厂倒闭、失业率增加、燃料紧缺、交通困难。这次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OPEC对国际市场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石油危机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美国无需考虑石油安全问题的状况。美国政府开始对石油问题持积极干预的立场,这种干预是全方位的,包括在内政方面的措施和外交上的干预与协调,而在外交上的措施从源头上解决了能源的稳定问题。
二、美国对中东产油国的外交
十月战争发生后,美国继续援助以色列,致使沙特一改往日友好的态度,号召阿拉伯世界拿起石油武器,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实施石油禁运,美国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也因为石油危机而发生了改变。
(一)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
1.石油危机前美国对沙特的外交政策
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也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的产油量和出口量对国际石油供应和国际油价的影响举足轻重。能源危机后,沙特一直是维护市场稳定的领导者,在OPEC内部,沙特利用其作为主要石油出口国的地位操纵石油价格,除了在石油上的主导作用,沙特在伊斯兰世界也承担了更加广泛的义务,并且在伊斯兰世界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美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中东的和平进程离不开沙特的支持,希望沙特在阿拉伯世界起主要的调解稳定作用。[2]138~139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时期,它在中东的外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这时,尼克松在关岛讲话时提出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安全问题[3],将美国置身于亚洲包括中东地区的事务之外,减少在亚洲承担的军事义务。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双柱政策”(TwinPillars),即将沙特和伊朗视为美国在波斯湾的主要伙伴,提供给他们大量的武器,使伊朗成为军事支柱,起警察作用;沙特主要成为经济支柱,通过运用其庞大的经济诱导力量,起到稳定器的作用。[4]
美国通过武装扶植伊朗和沙特,保证了对海湾地区的间接控制和稳定的石油供应。石油危机前美国人没有想到沙特人真的会对他们使用“石油武器”,一直以为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沙特不会使用武器,沙特带头的针对美国的这次“石油禁运”给了美国一次“震慑”。这次石油武器的成功运用,大大提高了沙特的国际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即便是石油禁运解除之后,美国的能源供应依旧存在问题,美国急需调整能源政策和能源结构以应对长远的能源问题。石油危机期间,美国认识到了中东能源对美国的重要性,因此,美国调整了在中东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更加重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美国调解获得了埃以、叙以协定,使得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密切起来,而苏联在中东的实力在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中被大大地削弱。
2.石油危机后美国对沙特的外交政策
(1)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政策,与沙特建立特殊关系
1973年11月8日,基辛格飞抵沙特,会见费萨尔国王,要求结束石油禁运,但是失败了,基辛格并没有说服沙特。同年12月3日,尼克松写信给沙特国王,表示美国一直在为达成埃以协议努力。8日,费萨尔在回信中表示,只有在以色列撤出阿拉伯土地并实现巴勒斯坦自治后才有解禁的可能。12月14日,基辛格再次访问沙特,会见费萨尔,双方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在解除禁运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沙特国王对美国的处境表示理解。在基辛格这种穿梭外交的攻势下,解除禁运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却没有真正解除,所以效果不是很明显。
经过这次石油危机,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了与沙特搞好关系的重要性。1974年3月,沙特宣布结束石油禁运。美国总统尼克松4月访问沙特,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沙特的美国总统。美国希望通过与沙特建立特殊关系来带动温和阿拉伯国家推动阿以和平进程顺利向前发展,利用与沙特的特殊关系影响沙特的石油产量和价格;继续在中东实施“双柱政策”,在国际政治和地区安全领域更加重视沙特的作用,鼓励沙特发展军事实力,以维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利益。
美国为了防止沙特再次动用石油武器,1974年6月成立了“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通过这个委员会,美国与沙特在石油、贸易、政治、军事等领域广泛地展开合作。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成立,对美沙特殊关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美国大量吸收沙特的石油美元,而且美国财政部还允许沙特大量购买美国债券。1974年末,美国财政部与沙特货币署达成协议:沙特货币署可以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告知沙特货币署关于美国政府的交易日期和数量及相关信息,只要沙特货币署愿意购买债券,它将处于不可竞争的优先地位。[2]82~83
这样,美国在实现美元回流的同时,也使沙特的资产回报率与美国的经济兴衰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美国利用沙特急于改革单一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多样化的迫切需求,支持美国的跨国公司积极参与沙特的经济和国家建设,大举投资沙特工业市场,使沙特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对美国投资者的技术和市场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通过联合经济委员会完成了吉达等国际机场的设计建造和吉达、达曼的城市计划,建成了延布和朱拜的石化企业、连接延布和东部油田的输油管、吉达和朱拜的淡水化厂等一系列大型工程。[5]
再者,中东局势不稳定因素较多,沙特急于加强军备的需要,1974年4月,石油禁运刚结束不久,美沙双方即决定扩大双方经济和军事合作,6月签署了正式协议。1975年1~2月,两国又签订了一系列向沙特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和进行军事人员培训的协定。[6]
1973~1980年,美国向沙特出售武器的金额共计340亿美元,仅在1975~1980年,美国卖给沙特的武器装备以及维修设备的价值就在150亿美元以上,另外还有14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商品供应线”上。(2)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对沙特的政策主要还是实施援助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石油资源的开发集中于中东,石油的运输和提炼以及消费市场控制在非欧佩克成员的工业国家,主要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跨国石油公司主导。梅尔文·科南特曾指出,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国际石油形势出现的新要素就是“石油的开采集中于少数欠发达国家手中。与此同时,当前能源地缘政治面临的挑战是:在石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其位置被限制在一个地理区域的情况下,世界如何满足其能源需求”。[7]
通过加强美沙关系,美国首先获得了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帮助美国走出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极端排美的困境。从相互依存理论的角度来看,依赖如果是单方面的,那么依赖的一方一定是感觉到不安的;如果依赖是相互的,那么两者利益息息相关,双方都会有安全感,也就不会单方面破坏规则。美国对沙特援助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构建沙特对美国的依赖,把石油武器变成一种对双方都有利害的双刃剑。
(二)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
1.石油危机前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
二战前,美伊关系比较冷淡,双方联系很少。二战爆发改变了美伊的关系,当时为了帮助盟军更好地作战,管理好向苏联运送急需物资的伊朗通道,美国大规模地介入伊朗事务,为美伊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冷战爆发后,伊朗与苏联之间发生了撤军纠纷和阿塞拜疆—库尔德危机、与英国之间爆发了石油国有化危机,美国则支持伊朗反对苏联,与英国拉开距离,给伊朗人留下好印象,巩固了美国与伊朗的关系。
波斯湾地区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重要产地,但这一地区动荡不安,不仅影响到西方国家的石油输入,而且还会给苏联插手本地区的事务提供机会,这对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遏制战略非常不利。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能直接卷入波斯湾事务中,美国则把伊朗国王看作是维护波斯湾稳定以及西方在此利益的地区领导者。因此,被美国用来延缓苏联进攻的棋子———伊朗,成为阻碍苏联干涉本地区事务的一个傀儡。[8]
2.石油危机后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
石油危机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伊朗的重要性,继续加强在海湾地区的“双柱政策”成为当务之急。伊朗国王一直想成为中东地区的霸主,为了投其所好,尼克松向巴列维承诺,美国不限数量地向伊朗出售所需要的任何常规武器。1972年5月,尼克松对伊朗进行了访问,期间,尼克松同意了伊朗国王两个要求:向伊朗派遣军事培训技术人员,帮助伊朗人掌握进口美式武器的使用;同意与巴列维国王一起反对伊朗的死敌伊拉克。[9]
美国国防部对于向伊朗出售常规武器持有不同意见,尤其是一些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武器,像激光导弹及F-14和F-15战斗机等,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但是在基辛格看来,伊朗对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伊朗能够“填补英国人撤离后(波斯湾)受到苏联入侵和激进势力威胁的真空”,而且最有利的是,“因为国王愿意从他的石油收入中出资购买装备,达到上述目标不需要美国花费任何资源”。[10]
1973年9月,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一职,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政府中亲伊朗势力的地位,使得对伊朗军售更加易于进行,出现了美国对伊军售的繁荣局面。“水门事件”后,尼克松辞职,福特于1974年8月9日继任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上台后基本沿用尼克松时期的对外政策,美国继续支持伊朗的军事建设,1975~1976年,美国对伊朗的军售高达43亿多美元。
中东产油国对美石油禁运解除后,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东产油国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缓和与中东国家紧张的关系,重视拉拢阿拉伯国家,其中最大的利益关切就是上文提到的沙特和伊朗。与中东两大产油国关系的缓和,不仅在石油禁运时期有助于解禁,而且在石油解禁后,也能长期保证美国石油安全。
三、美国对石油消费国的外交
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美国认识到OPEC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联合石油消费国采取抵制行动的重要性。因此,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积极与西方重要石油消费国家联系,希望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失败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分裂了美国及其同盟。
1.与西欧国家就石油问题进行协商
英国与美国在石油政策上一直是统一的,它也是欧共体中美国最有力的支持者。英国首相希思在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安慰尼克松:“希望尼克松不要因为欧洲对美越南政策的反对而影响美国同欧共体的关系,英国相信美国能在世界上担当了自己希望担当的角色。”[11]
20世纪70年代初,OPEC就开始要求提高油价,美国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并预测了石油危机的发生。美国政府和产业界的石油顾问沃尔特·利维首次提出了建立一个大西洋-日本石油消费国联盟的提案,冀望这个联盟可以在油价持续升高时,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来稳定世界能源系统。1973年2月2日,英国首相希思访问美国,以进一步讨论石油消费国联合的问题,两国在石油消费国需要建立合作体系上达成共识。但关于合作体系的形式,美英两国在两种模式上举棋不定:一种是召开定期的石油消费国大会,另一种是建立正式的石油消费国组织。对于第二种形式,美英均认为会招来OPEC的敌意,从而使石油输出国更加团结起来对抗石油消费国。[12]
之后,由于美国忙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而欧共体的其他国家也并没有积极附和,所以石油消费国并没有在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前建立相关组织。十月战争爆发后,美国即致电英国,希望英国可以倡议中东地区停火,英国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但10月7日埃及便发出警告,除非所有阿拉伯领土被返还给阿拉伯国家,否则埃及是不会停火的。十月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穿梭外交,渐渐地也就忽略了英国,很多决定都是在英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英国为此同美国数次交涉,坚称欧洲国家应当在中东调停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的背信弃义使英国改变了石油政策,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在国内则采取节约能源和开发新能源的政策,并开发了英属北海油田。
2.美国试图联合日本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石油已经取代煤炭成为主要的能源,并且石油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原料。但是,日本的石油资源十分匮乏,主要是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是它最大的石油供应地。1972年,日本所需石油的72%来自中东。[13]
因此,石油危机时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危机这一举措,不仅对美国产生了影响,在日本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尼克松提出美国要与日本发展盟友关系,充分调动日本经济力量。尼克松指出,建立西方联盟十分重要,日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美国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日本的经济力量来维持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如果不能同日本有效地合作,就不可能出现使东方的集体经济力量相形见绌的西方的集体经济力量,也就不可能在竞争中战胜东方,美国要为在下一个世纪的领导地位做好准备。
对日本来说,限制石油消费等措施难解燃眉之急。日本认识到要想从阿拉伯国家获得稳定、充足的石油供应,根本的途径只能是放弃过去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忽视阿拉伯民族权利的立场,以实际行动赢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和友谊。
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不仅通过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互访的方式增进了解,还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展开对话,以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实际上分裂了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同盟关系,美国在联合石油消费国的过程中频频碰壁,石油武器的使用促使西欧和日本制定形成了有别于美国的独立的中东政策。
四、国际能源署———美国与石油消费国合作的产物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IEA)是1973年石油危机的产物,这次石油危机让西方石油消费国意识到,只靠各国的力量是不能充分保障石油的供应安全的,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国际性组织,才能与OPEC抗衡。
(一)美国组织石油消费国的联合及国际能源署的成立
1974年1月10日,白宫发表了尼克松总统致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挪威八个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首脑的一封信,邀请他们指派外交部长参加定于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制定一项应付石油危机的行动计划的会议。尼克松在信中提议“在90天内将举行一次消费国和生产国代表会议,我将亲自写信给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政府首脑,以保证他们了解所建议召开的消费国会议的目的”。[14]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动乱年代》中透露:“1月21日,我国驻巴黎大使馆报告说,法国对我们要求召开能源会议的建议‘缺乏热情到了接近敌视的程度’。”[15]这些国家愿意同中东产油国建立双边关系。1972年2月,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西欧国家和日本相继前往中东,向产油国提供工业品和技术,以换取石油。
在基辛格的建议下,尼克松决定举行“华盛顿会议”,基辛格是华盛顿会议的主角:会前他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研究会议内容,小组成员除基辛格外,还有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Schultz),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Bums)、联邦能源署署长威廉·西蒙(WilliamSimon)和副国务卿威廉·唐纳森(WilliamDonaldson)。核心小组下设一个由国务院等有关部门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准备文件、起草讲稿。为了进一步说明美国对能源问题的立场,基辛格在会议召开前夕,不指名地批评那些反对美国的国家。1974年1月10日,基辛格和联邦能源署署长威廉·西蒙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尼克松致西方石油消费国和OPEC信件中涉及的美国能源外交政策。基辛格说:“我们认为无限制的双边竞争将为所有国家招致毁灭,可能取得的一些表面上的胜利将使世界稳定和世界经济受到损害。因此,虽然我们在这种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虽然我们能够比任何可能的竞争者更好地应付这种竞争,但是我们认为所有发达国家必须懂得,我们现在是真正互相依靠的,这是一个必须在共同的基础上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愿蒙受将为国际稳定和国际经济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后果的话。”[16]
基辛格提出了一项能源合作的“行动计划”,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资源储备(Conservation);替代能源(AlternativeEnergyResources);研究与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紧急状态共享(EmergencySharing);国际财政合作(InternationalFinancialCooperation);欠发达国家(ThelessDevelopedCountries);消费国-产油国关系(Consumer-ProducerRelations)。[17]
华盛顿会议结束一个月后,能源协调组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四个工作小组,分别研究紧急能源分享、在铀方面的合作、节约能源和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四个问题,以及能源协调组及其属下四个小组的工作进展。1974年9月20日,能源协调组决定建立国际能源署。当天,能源协凋组将国际能源计划协议的最后文本分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体24个成员国政府批准。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1.石油分享
在石油供应短缺7%以上、从而影响任何一个或全体成员国的情况下,石油共享计划将自动启动(如多数成员国投票否决,则另当别论)。根据这个计划,各成员国将可以享有可能得到的国内和进口石油的限定部分,在通常情况下,这部分共享石油不能超过10%。
2.建立紧急石油储备和节约
协议要求各成员国开始时必须拥有至少可供60天消费的紧急石油储备(随后在各成员国同意的条件下改为90天)。一旦实施石油共享计划,各成员国必须削减石油消费量,并在国际能源署已经同意的基础上动用现有石油储备。如果石油总供应量短缺12%,每个成员国必须将石油需求量减少10%。
3.国际能源署
决策机构是董事会(GoverningBoard),由成员国的部长和高级官员组成。美国拥有的投票权最大,占总票数的1/3。1974年11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决定,国际能源署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黎,协议当天生效。成立初期,国际能源署所包括的成员国范围并不广。协议明确规定,国际能源署“将向那些能够并愿意满足计划所提要求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任何成员国敞开大门”。[18]
美国这个方案的主要反对者是日本、法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这些国家支持在发挥联合国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将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联合在一起,建立世界能源组织的设想。法国由于支持石油消费国与石油输出国合作解决能源问题的模式,所以在美国邀请法国参加华盛顿能源会议时只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但没有加入国际能源署。[19]
这个模式要求发展与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发展欧洲共同体-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一构想,西方石油工业巨头特别是“七姐妹”在石油供应方面所起的作用缩小,非英美跨国公司的作用加大,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金融和经济技术合作得到发展,也不再需要美国的中介作用。尽管现在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在许多国际能源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
(二)对国际能源署的评价及其对美国的意义
1974年成立了以工业化国家为主的国际能源署,标志着国际能源和石油安全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因为国际能源署不仅主张在其组织内部国家之间进行协调,而且主张同OPEC进行对话与合作,以确保石油价格与供给的安全。国际能源署成立之初,提出的应付石油危机的主要对策有两点:一是节流开源,即制定各成员国能源节约计划,减少能源消费量,加速开发新能源,实现能源独立。二是要求各成员国建立石油储备并制定了分享石油储备应急计划。至此,西方工业化国家为保障其石油安全构筑了一道有力的防线。它们不仅影响着石油的供给与价格,而且加强了与石油生产国的协调与联系,共同影响着石油市场的稳定。
对美国来说,国际能源署起到了保障石油安全的作用:首先,石油共享机制对保障美国石油供应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条款规定,当美国再次遭到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石油短缺超过美国石油消费的7%时,其它石油消费国的成员国必须和美国一同负担超过7%那部分的石油短缺。其次,石油最低保护价政策对保护国内石油生产和国际石油公司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虽然已不再像二战期间那样,是主要石油输出国,但它仍然是一个产油大国,过低的油价不利于其国内石油公司的利益。再次,国际能源署也赋予了国际石油公司很大的权力。这对于美国这样的有很多石油公司的国家而言十分有利,美国可以利用石油公司组成的咨询委员影响国际能源署政策的制定。
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不仅危及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美欧、美日的关系。OPEC在石油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为其成员国在危机期间联合起来将石油作为外交武器提供了方便。可以看出,针对这次危机,美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石油外交政策,危机发生时,对外政策多是为了促进解禁,如针对沙特和伊朗的“双柱政策”;危机之后,对外政策多是为了保障美国长远的石油安全,如联合石油消费国组建国际能源署。一系列的石油外交战略中,意义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推动组建国际能源署,通过这种多边协调组织与OPEC对抗,平衡了国际石油市场,这也为美国在此后的两次石油危机中与石油输出国的博弈提供了筹码。美国成功地将石油危机问题由双边外交关系推向了多边外交,把石油问题置于一个多边的环境中,便于美国巩固石油安全和稳定。
美国在石油危机中的战略对我国的石油战略具有借鉴意义。我国也是石油消费大国,对石油的需求也是日益增长,但我国和产油国之间目前依旧是保持双边关系。而在双边关系中,一旦石油供应成为问题,石油消费国就无法有效地解决石油危机,如果可以把石油问题放在多边关系中,则可以有效地控制石油危机的发展。当然,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是在这个多极世界体系中的超级大国,中国暂时没有能力成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组成多边关系,但是中国可以成为制度参与者,在既有体制中推动制度的发展方向。
来源时间:2014/10/28 发布时间:2014/3/3
旧文章ID: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