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中国的未来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简报《中美印象》 总第30期 || 2014年第30期 (2014/09/08)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首届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配合年度论坛，中美印象网站(www.uscnpm.org)在论坛召开前夕上线。《中美印象》电子快报于2014年4月开始试运行。《中美印象》电子快报旨在于第一时间用中文向中国大陆的读者提供美国传统媒体、智库及学术期刊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报道与分析的快报并提供这些信息的链接。需要订阅《中美印象》电子快报的朋友请发电子邮件到[email protected]或[email protected]。

　　编译

　　经济学人

　　中国的未来

　　2014年8月23日

　　中国想要什么

　　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她想要获得一种尊重。这种尊重，她曾在几百年之前享受过。但是，她现在不知道如何去赢得这份尊重，如何配得上这份尊重。

　　马修?博尔顿——詹姆斯?瓦特研发蒸汽机过程中的合伙人、18世纪最伟大的工业家之一——曾对英国首次出使中国朝廷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在给东印度公司秘书詹姆斯?科布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认为，要把我们的工业品打入世界最广阔市场，当前这个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

　　他指出，鉴于这次出使机遇之重大，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应当对“我们制造的所有奢侈品和日用品做一次细致的筛选。”将这个过程展示给皇帝、朝廷和民众，马戛尔尼的使团就会知道中国人想要什么。博尔顿在伯明翰的那些工厂，还有在其他行业他朋友的工厂，就会以前所未闻的规模，着手生产中国亟需的商品。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事情不遂人意。皇帝接受了马戛尔尼的礼物，而且还特别喜欢其中的几件——尤其是“君皇”号战舰的模型，迎合了他的心意。但在他看来，整个交往就是一次朝贡，而非贸易。当时的朝廷也把乔治三世代表团的访问，与皇帝的礼部尚书为朝鲜和越南的使节安排的觐见一样，当成是他们对中国天子表达尊敬和臣服的机会。(处理亚洲内陆较不开化的蛮族事务是理藩院的职责。)

　　因而，当马戛尔尼提出天子和乔治王应享有同等的地位时，皇帝拒绝了这个犯上的建议。他言明，自己欣慰于英国人的进贡，尽管贡品一般，但毕竟是来自如此偏远之地。但是，他没有把这次交往，看成是一种全新贸易关系的开端：“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戛尔尼请求中国开放更多的贸易港口(当时，东印度公司仅限于在广州贸易)，在北京设立一处货栈，都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当时的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拒绝外部世界。她同周边的蛮夷都有往来，只是没能看到他们已能供应众多的商品。

　　以史为鉴，主动参与外部事务是更为明智的。当时的中国没有意识到，一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革命正在欧洲上演，而且其影响力正逐步波及其他国家。随后，殖民资本主义出现了。它用事实证明，这会成为中国从未面对过的挑战。在20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有过数次分裂，也遭到过多次入侵，马戛尔尼所访问的中华帝国一直都是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和最富裕的经济体。但是，在随后200多年中，所有这一切都会被颠覆。中国将成为一个饱受屈辱的半殖民地国家，因内战和革命的蹂躏而贫弱不堪。

　　尽管她现在已经像马戛尔尼当初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非常愿意贸易的、相对开放的市场。借用博尔顿的话，过去20年有着史无前例的良好条件，中国工业品进入了世界最广阔的市场，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繁荣。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随时可以夺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尽管国内仍有上亿人深陷贫困，但她确实是一个有着诺曼?福斯特设计的飞机场和亮闪闪的太阳能发电场的21世纪国家。中国已向月球发射了地面探测器，而且希望随后完成登月计划。

　　现在的中国渴望获得更多。总体而言，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国内，民众想要的是持续的增长，领导层想要的是经济增长换回的稳定。在国际舞台上，民众和中共都想要的是与国家地位相符合的尊重和影响力。因此，中国想让当前的体制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她想让维持其持续增长的各种条件延续下去。但是，与此同时，她还想让这些条件有所调整。

　　既要有所变，又要有所不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巧妙处理好这种需求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对中国来说，这个任务难度更大，危险性更高。难度加大，是因为坚持马列主义的领导层，既要处理好国内变革与停滞之间的巨大矛盾，又要设法维持对社会的控制力。而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样快。另一方面，危险性上升，是因为中国正沉浸在好战的民族主义之中，而每有威胁和怠慢时，领导层却总是小题大做、一意孤行地进行应对。

　　苏联改革后的崩溃教育了中国的领导层，让他们不仅知道政治改革的危险性，还对美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接下来，美国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吗?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习近平主席就一直为它所引发的混乱深感不安。他似乎试图从内部来净化共产党，使它在排斥任何政治多元和司法独立理念的同时，还能继续统治下去。这种整顿正在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南海争议岛屿修建飞机跑道，把油气平台移动到争议海域，还重新界定了自己的领空，这些都没有任何明确程序，来让她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让其邻国还有美国深感忧虑。中国渴望重塑自身，但对要面对的局面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美国决心阻止中国的意图危及自身及盟国的利益，但对如何回应则没有明确的安排。把两者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的确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最好的外交政策评论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曾说，五年前，他确信中国能够像所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但是，如今他已经不太确定了。

　　漫长的坠落

　　当中国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实现统一时，罗马正同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的主导权，它会继续崛起，直至盛极而衰。中国也经历过多次崩溃，但是，模式已经被固定下来，她一定要终归统一。到220年汉朝结束的时候，统治阶层已经将儒家学说用制度确定下来，成为政府的统治基础，它强调社会等级制度和个人伦理道德。到7世纪的唐朝，即大约穆罕默德回归麦加的同一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最辉煌的文明之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周边各个民族。对世界上所有人来说，其文明程度和儒家伦理道德之杰出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是效仿的典范。日本京都的布局就类似于8世纪的长安(现西安)。朝鲜和越南采用了中国的文字体系。儒家学说成为，而且至今仍是许多亚洲文化的哲学基础。正如皇帝天经地义地在中国封建制中位居顶端，同样，中国也自然而然地位居世界之巅。

　　马戛尔尼来到这个天朝之时，正值清朝的鼎盛时期。18世纪中期，中国皇帝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对准噶尔部实施种族灭绝，从而将西藏和突厥斯坦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使其疆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那时的生活对升斗小民虽然严酷，但对于帝王却无比辉煌。中国富甲天下，但在遭受断然拒绝的马戛尔尼看来，这种状态不会像其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万世长存。他写道，这是一艘“疯狂的战舰”，“仅仅凭借其大块头和外表”，就能使周边的邻国敬畏。他感觉到了王朝的某种脆弱，以及即将到来的问题。“她或许会像一艘大船的残骸那样在海上漂来荡去，最终，会被冲上海滩化为粉碎。”

　　预言成为了现实。帝国走向末日，中国衰落了。其根本原因何在?人们对此已经做了太多得讨论。有的赞同历史学家伊懋可提出的“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即如果一个国家运转良好，劳动力廉价，行政高效，给和需求能够轻易地实现平衡，但这种平衡不会为了技术进步而进行投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得益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贸易，这提高了它发展军备的能力，以及对新市场的需求。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所说，从美洲获得廉价原材料推动了英国和欧洲的工业化，而中国却没有享受过。因此，欧洲的幸运在于拥有接近其工业中心的煤矿。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和工厂之间相隔千里——这个问题至今还困扰着中国人。

　　鉴于以上全部或某些原因，或许还有其他因素，中国没有以西方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欧洲在中世纪从中国学到了火药，但到19世纪，欧洲在使用火药方面，要远远强于中国。19世纪30年代，英国曾利用鸦片——一种不管你之前是否想要，总会让人变得无止境地需要的商品——来敲开中国的市场。中国曾试图阻止这种贸易。英国把一场战争强加给他们，还打赢了这场战争。在1842年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英国攫取了香港，并迫使中国打开大门。中国跌入了一个从拒绝到战败再到半殖民地化的循环当中。最令疲弱的中国感到屈辱的，可能是在19世纪90年代被日本在战场上所打败。虽然日本文化建立在中国文明之上，但由于快速地实施西方的技术和思想，日本民族当时已经实现了转变。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被篡夺了。

　　以后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1911年的民主革命，毛主义的崛起和1949年的胜利，以及现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对失去的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一种回应，是中国领导层和民众认为国家理应重新获得尊重的一种愿望。

　　19世纪晚期的改革派和革命者逐渐开始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为了不被殖民大国瓜分，他们开始摒弃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传承。许多人相信，为了救亡图存，就必须先毁灭自己的文化。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它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政府选拔之核心。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和封建制度被推翻了。没有现代制度的支撑，新生的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1949年重新统一中国后，共产党又进一步升级了对中国文化的攻击。中国的制度，及其塑造和体现出来的思维模式，被来自域外思想完全替代了。这就好比是欧洲彻底抛弃了罗马法律、希腊哲学或基督教信仰。在毛时代，孔子变成了敌人。不过，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意识却延续了下来，而且一直持续至今——它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深深的身份危机，而至今依然在奋力解决。

　　一路走来，中国已经抛弃了天朝上国的世界观，不再把世界当作是朝贡之源，而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引入欧洲的那种观点：国家主权本质上平等，区分它们的是财富和实力的数量，不是等级体系所赋予它们的性质。如今的中国不得不把自己看作是众多国家之一。然而，用美国学者白鲁恂的话说，她同时还是“一个假装自己是国家的文明”。中国的历史、体量以及过去20年引人瞩目的增长所带来强大感，都让她想得到更多，而且还要夺回外国人从她那里夺走的地位。中国人民和领导层都感觉到，属于中国的时代已经再次来临了。

　　开疆拓土

　　尽管怀有这种野心，但中国并没有醉心于全球称霸。除非能尽可能多地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中国其实对亚洲之外的政治实体几乎没有兴趣。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就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论调。这个国家在那里的直接投资比例仍然远远地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总量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黛蓉说，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增长，这一点无需质疑，但是中国介入他国的方式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而是互惠互利性的。她说，当日本的一家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时，“美国人觉得他们要买下整个曼哈顿。中国在非洲的实情与此相同。这全在你怎么看。”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她对涉及中国在非洲买地550万公顷的20条媒体报道所做的调查显示，实际数字仅为63400公顷。

　　中国的工头虐待非洲工人，中国的公司非法采矿，并且还令人讨厌地用廉价的中国商品断了当地买卖人的财路。但是，这些问题之恶劣，涉及的只是商业，与大战略无关。中国不同于昔日的欧洲殖民大国，在不让别人进入非洲大陆中国自己的那一小块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上，既没有任何战略性的长久之策，也没有任何虚伪的“教化使命”。当她认为自己的形象出了问题的时候，她的回应是实实在在的：修建医院，为预防疟疾项目出资，铺设铁路。在非洲和拉美，她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参股当地企业上面，不仅仅是买地和买原料。同时，中国发挥软实力作用，利用遍布全世界的数量众多的孔子学院，试图告诉别人：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是亲善的。尽管其方式时常是笨手笨脚的。

　　悉尼大学的凯利·布朗说，中国“既不是拥有传教士文化，也没有超级大国的价值观。“她没有试图让其他人融入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其辞令之形成，源于她要成为民主和自由之胜者的承诺。中共较少致力于普世价值。盟友之形成，经常是出于共同的价值观。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朋友就难找了。敬畏可以是朋友关系的替代品，中国已经开始让这个世界敬畏，但是也开始让这个世界为她发愁。

　　以家族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带有对他者的恐惧，使得中国人去关注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正如老话所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倘若中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世界，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国内问题具有世界性：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比除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当自己的公民中有1.6亿人正在过着每天不足1.25 美元生活的时候，当许多人正在开始日渐公开地抱怨国内问题的时候，非洲的发展需要似乎就没有那么紧迫了。

　　相应地，中国的外交政策处于“绷紧一根弦”的状态。除了出于提高大国形象的目的，中国希望尽可能少的参与国外事务。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才会插手国外的事务，而不是出于为世界谋福祉的目的。中国的海军曾出兵非洲角海域打击海盗并参与了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2011年中国曾派船只撤离在利比亚的36000名中国工作者。更多诸如此类的行动让中国更紧密地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但是仅仅只是因为这些行动成本较低或者是绝对有必要。对国内危机的深刻认识使得中国对外交政策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同样，对美国近年来外交军事化所带来的威胁的认识也是原因之一。

　　在相当多的领域里，中国反对什么比它支持什么要更显而易见。她反对西方大国介入叙利亚和达尔富尔问题，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不表态(尽管对本国内的分裂持零容忍态度)。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不愿承诺放缓工业增速。在其他场合的很多问题上中国表明反对立场，而不是准备建设。正如布什政府的一位前高管评价中国在G20中的表现，“他们喜欢高调，但我们仍在等待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位前政府官员表示，世界需要中国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而不是更少。中国领导人不喜欢现有的同盟体系，他说道，但是又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来替换这种集体安全体系。中国提出要在南海和东海领域共享石油以及渔业资源，但是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国谴责西方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但是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家助长贪污腐败和行政混乱。

　　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参与世界事务不积极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美国曾经因为世界大战而不得不走上世界的舞台。缺乏清晰的议程并不能阻止中国想要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个身份是作为二战中的胜利国而获得的，但是对于其在国际机构中缺乏影响力而倍感受挫，目前中国正联合其他大的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更有利的方案。

　　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以及世界经济的28%， 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仅为11%。今年7月，中国牵头成立了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发展银行，金砖五国均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机构看上去像是替代世界银行的新生事务，被称为“中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此与亚洲发展银行相抗衡。

　　利维坦及其触角

　　在亚洲，中国的“有所作为”，而非“不作为”让人们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也不是不可理解的。最具挑衅意味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提出的关于南海主权“九段线”。中国宣称，在条线周边以内所有陆地、海域以及海床的主权都归属中国。然而，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条例，上述资源大部分都属于别的国家。在今年6月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办的年度地区安全大会)上，王冠中副总参谋长明确提出，尽管中国尊重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条例，但是中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九段线”的主张，而且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拥有了对南海的管辖权，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海洋公约(译者注：1994年生效)的条例不具备可追溯性。

　　中国的其他一些人更是直言不讳。位于中国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近期指出，联合国海洋公约是在西方的指导下形成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通过多样化的区域合作方式，重新建设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由我们自己主导的国际海洋秩序。”不出意外，这一言论引发了美国的担忧。“他们到底想推倒这座庙的多大一部分呢?”现任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美国政府前官员包道格问道。

　　从当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会太大。但是，“中国知道，做大国就要处理杂乱的事务，包括干辣手摧花这样的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莱尔?戈尔茨坦说。“中国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像九段线必须得到尊重这一类的规则可能会被势单力孤的小国接受。但是，正如时任中国外长杨洁篪2010年在河内举行的一次地区强国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在军事方面，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中国的军事力量虽说在技术方面不是第一流的，但的确称得上实力雄厚、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还拥有一支核武器部队。但是，杨所说的那些小国家拥有一位大朋友。在过去的70年间，美国一直都是西太平洋的主导力量，在日本和南朝鲜驻有部队，设有基地。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其在25年前赢得冷战胜利后一直没有削弱过。2011年，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宣布美国将把国家战略“轴心”从中东“转向”亚洲。

　　中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决意要阻止中国增强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换言之，中国领导层相信，美国正在试图像曾经遏制并最终打垮了苏联那样来遏制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是唯一一个真的相信这种“轴心”正在发生转向的国家。对于亚洲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新的关注点的这个看法，东南亚国家持怀疑态度。奥巴马在国内的反对者称，奥巴马几乎没有去兑现他在2011年所做的承诺。

　　尽管如此，最近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丝毫没有消减中国的担忧之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建议用军事硬件来援助中国的邻国，并且还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为该地区争取更加强势的防御政策。安倍在任期内的第一年访遍了所有的东盟成员国。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对安倍的想法给予了赞同，对中国“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提出了指责。

　　几十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始终是坚定而自信。不过，在其他人看来，自习上台以来，这种立场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强化态势。最近发生在从关岛经台湾到斯普拉特利群岛这条被称之为“第一岛链”海域内的主宰举动，已经使他们同几乎所有的邻国的关系都疏远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的罗瑟曼说：“难就难在，不容易构建一种有着较好设计的外交政策，以削弱中国的长期利益。”

　　毋庸置疑，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部分出于想要掌控这块海域的海底资源。但是，中国自己并不把这些举动看作是赤裸裸的领土扩张主义。自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一直把清朝统治下的帝国的最大疆域，而不是早先较小的疆域界定为自己的领土。因而，当他们说东海和南海的那些岛屿自始至终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他们正在攻击性地表达领土方面的利益，那么，这种表现之恶劣同被他们视为唯一对手的另一个大国的表现不相上下，甚至要好于那个国家。中国人指出，美国几乎不能称之为没有污点的国际秩序之庙的保护者。他们所享受的超级大国的特权和豁免权是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所争取来的。美国对国际条约束缚的厌恶之情较之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一直没有批准联合国国际海洋公约。鉴于盟友众多，美国曾肆意地践踏了国际法体系入侵伊拉克。

　　中国可能还会意识到，她的野心同美国先前的野心是一样的。尽管美国一直等到20世纪初才开始承担全球性角色，但是早在那之前100年，她就已经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地区形象。詹姆斯?门罗早在1823年就把拒绝支持欧洲国家对西半球的任何介入确立为一项政策。所有的不请自来都会被当作侵略行为来对待。

　　从概念上来说，中国在东亚想要的类似于门罗主义：削弱外部势力的影响力，从而巩固其在这一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美洲没有任何同地区强国来挑战美国，大多数国家都非常满足于将欧洲的超级大国排除在地区之外的想法。至少在其初期，他们都是门罗主义的受益者，而不是门罗主义所针对的对象。

　　中国不是完全不让步。她已经在一些陆地边界的争端中做出过妥协和退让，但部分原因是，南海和东海被视为更重要的战略位置。台湾主权问题可能最终会摊牌，这是其战略重要性的关键部分。实际上，中国正在保护她的侧翼，以防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冲突。向来脆弱的北朝鲜局势也可能在两国之间制造一个引爆点。

　　当习近平在2013年的加州峰会上对奥巴马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时，这既是对于两国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一种表述，同时也是有关西太平洋是中国合法的影响范围的一种想法。

　　习近平的这句话在今年7月份在北京被重复说给了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听。如果习近平的的这句话是在暗示两国之间存在一种对等，那么中国知道，事实上她享有多种不对等的优势。例如，中国是一个统一行动体，能够玩转美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之间的不和。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通过用武力来威胁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是在利用‘要么抛弃朋友，要么与中国为敌’的办法来对抗美国。”

　　中国的军队远不如美国军队那样训练有素。但是，中国享有“主场优势”。美国只能依靠海军和空军的行动来主宰这些海域。如果中国反舰导弹对此类行动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些导弹就能大大地降低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而中国也不必再为发展一支有远洋能力的海军而投入大笔的资金。因此，双方的军事实力并不能依靠简单地计算航母舰队数量。(中国正在建造她的第一艘航母，而美国有十艘航母，其中四艘在太平洋)。

　　中国认为，双方还存在着一种意愿上的不对等。在中国看来，厌战的美国不可能为了捍卫没有直接战略意义的无人居住的岛屿去流血、去耗费钱财。美国或许只是叫嚣的厉害，而并不会真的挥舞大棒。相比之下，中国民众的观点往往受到政府宣传以及空泛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形成，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在其海域的投放实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军工企业渴望得到资金，去打造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即便是党的领导层想在他们所宣称的和平崛起方面获得成功，并且仍留在国际法之内，但是他们形成其国家精神的方式不一定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在涉及到日本问题时尤其如此。日本在19世纪接过亚洲地区强国角色之时，正值中国衰败之际，中日两国的关系荆棘丛生。中国媒体上针对日本人的刻薄宣传几乎不需要官方的督促;中国对日本的残酷侵略铭记在心。日本是一个有用的替罪羊，可以用来分散对共产党能力不足的关注。中国领导人有合理的安全关切，有权为他们的国家寻求一个更有分量的国际角色。但是，他们总是以被害者自居，没有意识到到自己正逐渐成为亚洲的恃强凌弱者。

　　变革的挑战

　　公众的狂热突显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不单纯是对外关系的问题。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说：“每当我看到外交政策的变化时，我都会问‘国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习正在肃清对手，打击腐败。许多人希望他力推经济和政治改革。将注意力引导到某些外部问题上可能是有帮助的。

　　在国内巩固权力，向周边施加压力，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并不标志着向“马戛尔尼滚回家去”这样的帝国式的傲慢自大的全面回归。中国人知道，国界之外有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除了市场、原料、投资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思潮。他们已经很好地融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尽管有时会有一些不情愿。中国已经从不理解《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世界观，成长为这种世界观的信徒，告别了那种以为自己是众多小国中的一个大国就理应享有天然优势的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中国已经接受了她的统治者同外国国王之间是平等的这种观点，尽管未必接受了应当有法律来约束所有这些帝王的观点。

　　然而，那些统治者并没有接受，并且也不可能接受他们与国内被统治者之间是平等的这种观点。毛泽东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虚弱的社会。如今，这个强大的政府不得不应对一个日渐强大的公民社会，在这其中，公民拥有许多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所有事情的看法，包括对一个更加负责任的政府的需求。中国的统治者坚信，如果没有稳固的一党专制，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维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是对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同时还有许多外国的汉学家)相信，只要一党执政持续下去，这个国家不可能完全步入现代化。

　　富人的抱负和被压迫者的愤恨在中国并存。在西部地区，穆斯林和藏族区域的局势动荡不安。在更加繁荣的东部，远离政治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后天安门协议正在淡出。公众对腐败、污染和其他问题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然而，中国领导层并没有允许公众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将国家往法制的方向发展，而是打击镇压自由思想者并且阻止公众参与。他们相信，实施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比不改革更危险。事实可能正好于此相反。这个国家的深层裂缝将越来越难以用繁荣本身来掩盖。

　　这不仅仅是因为，用对海外事务的自吹自擂来安抚国内民众的做法只会让中国更加难以赢得盟友和尊重。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赞赏并且愿意效仿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用以维持增长的不民主但很有效的方式。如果中国的国内政治看上去不再那么稳定，来自他国的羡慕之情就会逐渐消失。即便是能够暂时维持现状，对于中国的羡慕也不会转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或者说是一种共鸣。在经济和军事层面，中国在重新获得亚洲中心地位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学术和道德层面，中国仍颗粒无收。哈佛大学的威廉?柯比说，在过去，中国倡导发展 “软实力”，以致“多数邻国都归顺了”中国。如今，习近平可能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形象，如何获得大家的敬畏。但是，倘若没有能力去施加一种更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力量终归会解散。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自身的身份危机，并且再次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发展模范，她会被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以获得她渴望得到的尊重和影响力。但是，除非共产党共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民众，否则这种情况很难发生。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这种事不会在他眼皮底下发生。危险在于，中国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更大的权力，以此来替代国内的根本性变革。如果中国无法完成这些变革，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仍将是空洞的、毫无吸引力的、并且是具有威胁性的，她的邻国仍将紧紧抓住山姆大叔的衣角。

　　中国不再是马戛尔尼在1793年所描绘的那艘“疯狂的战舰”了。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她已经是一艘更加闪耀、更加现代的船只了。在过去的200年里，她历尽千辛万苦，业已完成了核心身份的转变，把自己从一个眼里只有自己和过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向外看和向前看的大国。自1978年以来，她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在不断地追求财富和权力方面的灵活性和坚定的决心。如今，这些目标已经触手可及，中国正站在伟大的边缘。今后的几十年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欧内斯特·Z·鲍尔，迈克尔·J·格林，维克托?查，马修·古德曼对本文亦有贡献。

　　翻译：小米 贺蓉

　　文章原标题为：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609649-china-becomes-again-worlds-largest-economy-it-wants-respect-it-enjoyed-centuries-past-it-does-not

来源时间：2014/9/27   发布时间：2014/9/2

旧文章ID：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