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中国之我见及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启示

作者：陆克文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评论

　　(2014年7月9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访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并作演讲，以下是演讲中文翻译稿)

　　自我初次来到中国生活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清晨我乘车去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记起初来乍到的那天。彼时这个机场仍被唤作北京机场。驶在高速时，我注意到右手边通往机场的老路。如今，它是条两车道的小路。而三十年前，它却是唯一通往机场之坦途，路上还满是马车，驴子，以及偶来的骆驼。老机场是解放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成的，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遍布中国各地，颇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特传统。然而，当我和夫人以及九个月大的女儿杰西卡最初到北京的时候，去的却是安装了全中国第一条行李运输带的“新航站楼”。实际上，“新航站楼”装了两条行李传送带，一条供国内航班使用，另一条则供国际航班使用。

　　我还记得那时我独自驱车在北京的自行车海。交通畅通得很，几乎没什么车，除了正在路上行驶的难得一见的红旗轿车——它们严实的灰棕色车帘隐匿着车内坐着的国内外显赫人物。

　　我记得我第一次访问人民大会堂是陪同澳大利亚大使与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见面，还记得他很耐心地向前来拜访的“洋人们”解释在中国确立司法独立的必要性。

　　1984年我初来上海时的记忆与之类似。与北京不同，虹桥机场还没有安装行李传送带。在下飞机的混乱人流中，我们只能从一辆小推车中捡起行李。从机场到我们领馆所在的静安宾馆的路是条小僻径。那时上海最高的建筑还是外滩边的那些老房子。

　　记得我们第一次与汪道涵市长见面是在上海大厦共进午餐。汪市长把我带到窗前，指给我看黄浦江边点缀外滩的殖民时期的老建筑。他说上海的改革开放进程已落后于全国，也感叹文化大革命带给上海的巨大破坏。他告诉我邓小平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上海的发展，还请我们国际友人也要来为上海的发展添砖加瓦。

　　我也还记得五年后再回到上海，在朱镕基市长的陪同下参加市政府举办的宴会——就在当时市政府所在的旧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厦。在宴会上，上海政府宣布成立浦东经济开发区。我们放眼窗外，黄浦江对岸可见的只有一些旧工厂、废弃建筑和一片沼泽。那时我们想江泽民和朱镕基大概是在做梦吧。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在做梦——也许那正是早先的“中国梦”——与习近平主席今日所倡导的“中国梦”一脉相承。而今日浦东足以证明：梦想可以成真。所以你们应该能明白，当我在三十年后再回到北京和上海，我对这些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所有的独特审视和由衷体会。

　　过去三十年，我来中国百余次。我也在中国生活多年，还在上海出任过几个月的澳大利亚代理总领事。我曾以多重身份来中国：学者、外交官、商人、议员、外长和总理。而如今，我仅仅是一位国际公民。在过往的三十年里，无论中国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之中，我都能够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中国。基于这些原因，我对中国未来的国内及国际局势总体持乐观态度。要知道，悲观不难，难就难在理性审慎的乐观——那是大有裨益的。

　　你们是清楚的，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对于中国未来的乐观判断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看法。一些人害怕中国的崛起,一些人愤恨中国的崛起。许多人欢迎中国的崛起。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有三段论：第一，概述为何我对中国的未来保持乐观的判断;第二，说明为何我们仍需对未来的数十年间和平之维护持有足够的谨慎态度;第三，阐明我认为能够推动和平稳定前景的正面举措，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列出有可能出错的负面清单就了事。

　　乐观的原因

　　在书写20世纪世界历史时，邓小平将会被记录为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设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为了让愿景变为现实，他勇敢地做出艰难的政治和政策抉择，正如在1976年和1978年那些困难时期里，他所做的那些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抉择。35年以后，他的梦想即将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有时想，一些针对中国的最为尖锐的评论家应当适时思考，若是没有邓小平，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纲领没有改变，中国极易成为一个巨大的“朝鲜”：闭塞、落后、贫困、意识形态浓重，且可能颇具侵略性。但邓小平选择了为中国改革开放，而那之后一切都已不同。对此，我深表敬意。可以说，邓小平以及追随他步伐的几代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前进进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邓是完人。他不是。没有一个政治改革者是完美的，因为妥协在政改中不可避免。那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完美的。她不是。世上没有完美的国家。我的祖国也不完美。不同的价值体系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如你我研习中国历史之辈可见，中国的发展走向绝对是积极的。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持续提高，尽管发展不匀;中国人的个人自由远超以往，尽管某些限制尚存;诚如斯言，中国现在是创造、创新和创业的新浪潮之源，不再只是一味复制他人创新成果之地;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现而今，中国的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尽管一些地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感到紧张，但事实是中国并未部署军事力量以威胁侵略其邻国。与欧洲殖民势力相反的是，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即便其军力足够强盛时，中国也鲜有对外使用武力。这些事的发生都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审慎的政策协商、规划和执行的结果。

　　当然，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中国的未来面临许多挑战：收入不均、腐败、环境的可持续、气候变化;以及向基于消费而不是投资，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城市化而不是三农主导的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还有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正如我们在北京和乌鲁木齐街头，还有昆明火车站不幸所见的;以及因为战略误判可能导致的地区冲突风险。但总体来说，我有理由对中国通过谈判来高效、和平，以及协作化地解决这些挑战保持乐观。西方那些认为中国体制在结构上不可持续且终将从内部崩溃的人大多在自欺欺人，抑或是一厢情愿地如此想象。

　　谨慎的必要

　　然而，事实上，当下国际社会对一个现代化中国持续崛起的反应，正处在一个危险的节点。在国际关系中，当一个新兴大国的综合实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认定的)开始赶上守成大国时(无论这种力量的接近是真实的还是被认定的)，相应的危险随之增加。历史上充斥着如此例证，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罗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通过其塞尔维亚同盟国的代理人)，这被称作“修昔底德陷阱”。一战爆发百年之际，我们更当对此警觉。一方面，在新兴大国获得战略主导地位之前，守成大国可能会倾向于在战略均衡被打破前对新兴大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或另一种可能，由于守成大国的决心、能力和意图的不确定性而导致新兴大国产生战略误判时，这种风险也会发生。换言之，在全球权力更迭之际，我们都须格外小心。

　　在与国际关系中其他势力的交善、理解和联盟下形成的互相牵制网络中，上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动态关系自当更加复杂化。可以说，如今的亚太地区，面临似曾相识的情况。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和地区范围都具有支配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是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总的说来，根据购买力评价指数或是市场汇率的计算方法，中国将在未来的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但是，对更广义经济力量的计算，譬如对中美在教育、科学和创新能力等潜在的实力来源的比较讨论的结果，却并不那么确然。此外，美国的软实力显然是其无以伦比的财富——当今世界赴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仍然是最多的。

　　在政治力量方面，则更难比较衡量两国政治体制在应对未来挑战(譬如“黑天鹅”事件及其可能引发的剧变)的调整适应能力。一些政论家指出中国政体有能力通过强大、集权的中央国家机器持续性地试验、调试并系统性执行常新的方案，以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政策问题。这在中国与所谓民主制度的“低效”形成了对比。同样，他们特别指出美国政治系统的缺陷。其中有两大近例：其一、最高法院放松对竞选经费的限制;其二、美国的选区划分系统日益腐败。这两个因素都利于政治上的党同伐异，将减少国会内部的摇摆席位，并鼓励候选人在初选过程中迎合两党中的极端观点以博出位。因此，这将进一步加剧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僵局，阻碍原本稳健的政治系统高效解决美国未来将面临挑战的进程。当然，美国人和他们的民主盟友认为政治体系的固有合法性应该从根本上来自于选举。但同时，政论家们也倾向于忽略美国制度所深藏的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美国往往可以利用其系统内的“政治减震器”很快调整其政经政策;而中国有时很难在其僵硬的体制内很快因需调整政策导向。总而言之，中美两国政经体制都不完美，各有利弊。

　　在外交实力上，如我所见所感，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增加，这在去年周边外交座谈会议后的九个月里特别明显。我们不仅看到更多“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导向，而且在中国近期的外交行动中屡屡看到其具体实施。当然，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美国的军事实力仍会远超中国。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发现中美综合国力比对在未来几十年中将面临的复杂变局，就现阶段而言，我们难以做出一国将超过另一国的简单判断。在可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不会如此简单明了。

　　基于对两国实力的认知和实际，我们必须重视区域关系的现状，以及与之相关的可能冲突和危机，其中包括：朝核问题，这是对整个朝鲜半岛稳定的威胁;东海的紧张局势;还有台湾问题，因为两岸关系最近的成功，台湾问题不再频见报端，许多国际评论家就认为其不复存在，但这显然忽视了台湾的周期性领导人选举，还有美国持续不断的对台军售给这个问题带来的复杂性;此外还有中国南海涉及数个国家的领土争端，以及东盟内部缅甸、老窝、柬埔寨和泰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美大国关系的因素之外，亚太地区自身的复杂情况亦不容忽视。如此战略环境要求各方在未来十年都必须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为避免中美关系因“战略漂移”而趋向冲突甚至战争，加之地区内存在着广泛的国家间安全政策的紧张关系，中美双方都应该利用积极正面的外交领导力来维护和平。

　　前方的道路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出现新的“漂移”趋势。在我看来，若任其“漂移”，则易成“危势”，此中肇因，我不在此赘述，那并无裨益，正如责难无益于外交。

　　中美关系的未来进程，似乎一直被即时发生的问题及事件所牵引，而非由积极解决问题并继续推动关系的良好愿景所塑造的核心系统原则所指导。大约一年多前，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呼吁成立一个定期召开的中美领导人峰会，就是为了在理念和操作层面构建上述塑造中美关系的“核心指导原则”。考虑到中美在哲学和政治体系上的差异，以及未来发展的不同轨迹，我第一个承认如此“核心指导原则”的构建实属不易，但也绝非不可能，在半个世纪前，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就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理念层面，我们需就中美价值观、社会规范和地区及全球秩序问题深入研究。现在有一个普遍的假设：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不同，因而所遵守及倡导的国际秩序也不同。对此我不敢苟同。虽然中美不仅在普世人权上看法不同，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深刻的差异，但是两国之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大有可以共同努力的领域。再如，中美两国的意图表达不甚明确，其对各自国家利益的定义也颇为模糊。但简单罗列出中美分歧并非具有建设性的挑战。真正富有建设性而有难度的挑战在于反其道行之：找寻中美价值体系和政策意图、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以此来构建能容纳共同政策努力的政治空间。

　　在操作层面，中美也需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合作，包括朝鲜问题、反恐问题、网络安全、太空探索和灾难管理，以及更为宏大的地区和全球的安全问题。类似地，在经济领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还有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都是良好的倡议。此外，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新领域，中美也可以展开战略合作。

　　在理念层面，经由中美关系历史走向的梳理，我曾归纳定义中美关系的“7C理论”(在此，要向并不熟悉英文字母表的中国朋友们致歉)：第一，共存(co-existence);第二，合作(cooperation);第三，贡献(利益攸关者理论)(contribution (ie stake-holder theory));第四，竞争(competition);第五，遏制(containment);第六，冲突(conflict);还有第七，传统意义上的矛盾(just plain old contradiction)。第七C，即是“矛盾”，显然是认为中美分歧甚大，以至于其关系的概念化无望，而只能随波逐流地趟向未来。在过去三十五年中美关系的不同阶段里，以及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不同层面上，7C被单独或组合地用来把中美关系的实质罗列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程度光谱上。时过境迁，是时候考虑新概念以描述当下及未来中美关系。这就需要第8个C ——“建设性”。

　　“建设性”，在中英文里都是一个积极的表达，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毫不含糊。如此积极意义就包括：国际社会中的双(多)方一起建设以增加互助互信。“建设性”，是一个形容词，其名词形态可以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有此学派——其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都值得拓展，譬如：“建设性的制度主义”。承上所述，即是：国际社会中的双(多)方一起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以增加互助互信，我们称其为：“建设性互动”，或者说是：导向长远积极变革的“建设性互动”。一言以蔽之，在未来中美关系的构建当中，语言的位置至关重要。而且需要能够彰显双方真正的外交意图的语言。当下，唯一如此的语言是，中国所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我们所应该继续求索的，就是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宏大叙事注入具体的内涵和意义。我们须承认中美都不能抹去过去的异见，但是两国能做的是在未来建设新的制度安排。

　　中国一直指责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制定了现有的国际和地区规则秩序，并期望中国能够遵守这些既定的规则秩序。事实上，起底重写现有规则秩序而又不造成全球政治动荡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现有规则秩序(包括联合国系统)存在诸多不完美之处，但必须承认的是至少我们拥有一个秩序。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世界并没有这么一个秩序。我想有序要好过无序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共识。这也许是我们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也是中美应当共同遵守的“元规则”。这元规则，至关重要，因为人所共知，秩序反面的混乱，给人类带来过些什么。我提出“建设性互动”，以及“建设性的制度主义”，其意指中美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建设新协议、新制度和适应新秩序的新规范。这首先意味着中国要在谈判桌上。气候变化谈判即是当下最好的案例。世界上头两号温室气体排放国，应当把气候变化当做是一个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并合力构建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新的公共产品。实际上，“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建设性互动”应为中美关系的核心主题。这既利于双方，也利于大家。

　　对中美建设性互动的具体操作落实则应成为中美领导人峰会的实质工作内容。安纳伯格庄园会议刚刚在一年前举行。安纳伯格庄园会议刚刚在一年前举行，开启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现在应是进程观察和报告的节点了。我们亦需以此决定未来的战略路线图。以“建设性互动”为核心指导原则，来构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路线图和具体落实操作计划，并构建全球未来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公共产品，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认为，今年十一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应该在中国延续安纳伯格庄园会议的传统。也许中美领导人峰会的中国主场就可以在杭州西湖，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然，对于中美领导人峰会而言，西湖还有许多积极元素和特殊意义。

　　结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信任基于言行一致，但事实上中美之间存在巨大信任赤字，我们能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以逐步建立互信，否则，我们将面临在现实浪潮中迷失方向的巨大风险。

　　邓小平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警句来描述中国过去几十年在改革道路上的艰辛。我亲历历史，年复一年之中，难免总是感概改革的艰难，有时举步不前，有时还有倒退。然而，站在当下回望逝去的三十五个春秋，改革的总体走向则变得清晰可见。一切始于领导层的一个政治决断，以及著名的八字改革政策方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三十五年后，中国重回世界强国之林。我们庆幸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来改革开放，但必须认识到过河的艰难和途中蕴含的危险。现在是时候是把邓小平的智慧用于改革中国主要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当然“两人方能探戈”。美国需要接受“建设性互动”，“建设性制度主义”，“共建全球公共产品”，或与之类似的战略理念。当然，这些概念构成和语言表达都有待锻造。如此，我相信中美能构建起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否则两国关系甚至世界局势的前景堪忧。

　　三十年来，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嬗变我已司空见惯。相较三十年前，今日之中国已然天翻地覆。同样的，当下的中美关系也蕴含着从前难以想象的广度、深度和内涵。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总统五易其主;中国领导人亦走过四代。在不同场合，我有幸以不同的身份，与中美两国的大部分领导人相识，并见证诸君尽其所能，从无到有地构建中美关系的过程。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正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中美历任领导人(除了尼克松和毛泽东以外)从未遇过的，当下他们所领导的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历史正向他们吹响号角。而我依然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构建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

　　谢谢大家。

　　(此讲话稿中的观点系演讲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立场)

来源时间：2014/8/12   发布时间：20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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