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之争
作者：鲁传颖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自2012年起，网络安全就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新问题”。但在刚刚落幕的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网络安全问题似乎突然消失在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双边对话平台中，中方发布的成果清单对此只字不提，而美方的简报中也着墨不多。似乎在向外界表明网络安全问题在经历了“起诉”中国军官事件后，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恢复了“平静”。
但这一切未必真实。一方面中美在网络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消失;另一方面，双方远未就一些关键性的议题达成共识。目前的平静来自于“起诉”事件后，中方强硬的中断了中美网络工作组和其他双边领域的交流，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方一时失去了在双边网络安全议题中的主导权，并且表现出有些不知所措。也就是说此刻双方刻意的避免讨论网络安全问题只是为了接下来更激烈的交锋做准备。目前双方手中都还有一些关键的牌没打出来，并且都在积聚更多的牌。对美方而言，“起诉”事件只是开了个头，接下来还可以通过“审判”、“定罪”等一系列动作向中方施压。对中方而言，可以继续利用“棱镜门”向美方施加压力，质疑美方的合法性。可以预见，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较量将会进一步升级。
网络安全问题之所以在双边关系中处于关键性位置，其背后隐含的是双方在全球层面的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上的斗争和在双边层面网络战略上的竞争。网络空间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的一个虚拟空间，随着网络的渗透度不断加强和新技术的不断突破，空间的战略性地位急剧上升。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权力、利益分配机制和行为规范并没有建立起来。有人认为网络空间建章立制的重要性等同于战后的建立的国际秩序，谁主导了秩序的建立也就会主导今后的国际体系。
在网络安全议题爆发之前，中美早就在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中有过几轮激烈的较量。第一次是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俄罗斯联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抵制。该文件认为，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应尊重各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主权，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多样性等。第二次是在2012年迪拜的国际电信联盟大会上，89个信息发展中国家与55个信息发达国家在将“成员国拥有接入国际电信业务的权力和国家对于信息内容的管理权写入《国际电信规则》上发生了分裂，最终信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得到了满足，但这55个信息发达国家也毫不让步，保留了签字权。
中美双方在全球层面的争议导致了网络空间建章立制陷入困境，美国因此把矛头直指中国，在双边层面以所谓的“网络经济间谍”向中国发难。但美国特工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棱镜计划”向世人展示了美国在网络空间大肆开展网络监控、入侵他国网络空间的事实，打乱了美国网络战略的部署，使得美国一度停止了对中国的施压。直到斯诺登事件过去将近一年的时候，美国开始重新启动新一轮在网络安全领域对华的攻击。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经济间谍罪”起诉五名中国现役军官，使得网络安全议题再次成为全球焦点。此举的重要含义在于美方绕开了外交途径，以国内法律来实现对网络空间的司法管辖，并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实力造成了严重伤害。据笔者观察，第二天召开的美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媒体的提问全部是关于中美网络安全，以至于发言人多次引导记者提问一些其他领域的内容。
这一事件中，中方的反应也超出了预期，首先是中止了中美网络工作组机制，随后又扩大到多个网络对话平台;紧接着，推出了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设备采购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不久后，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首次系统地以官方半官方的形式整理和披露美国对中国的长期非法监控，确认了美国监听中国国家领导人，入侵中国电信网络等事实。中方的强烈反制的确打击了美方的嚣张气焰，也使得美方丧失了网络安全议题上的主导权，也使得双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交流对话接近停止，才出现了在第六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都没有把网络安全作为核心议题的情况。
客观的说，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争吵并不完全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尤其是对中国来说。首先，美方对华的攻击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网络安全的重视。一度美国内部制定了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任何高层领导访华或者在多边场合与中方高层交谈都必须要以网络安全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中方为了反击美国的指责和争夺主导权在网络领域做了一系列的战略性部署。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担任组长，李克强和刘云山分别担任副组长，并且下设了一个正部级的办公室。随后，又大刀阔斧的开始了组织机构改革，将国家信息化办公室从国务院新闻办独立出来成为网信小组的实体机构，另外还分别从工信部、中科院整建制的划入了一些司局。另外，一些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也不断开始建立和完善，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网络战略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中方对于网络空间的认知，斯诺登事件向中方揭示了网络对于今后国家竞争力战略的重要性。网络技术创新促成了全球资源大规模重组转移，网络强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轻易的攫取他国的信息资源，并将其转换成本国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竞争力的基础。为了未来国家竞争力之争，奥巴马政府大力支持云计算、大数据等具有颠覆性的网络创新技术。不仅在每年庞大的IT采购预算中优先采购云计算服务，还建立联邦云计算示范工程，并通过一揽子计划鼓励亚马逊、谷歌、微软、IBM等企业在全球获得领先地位，把美国打造成全球数据的存储、交换中心。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可以进一步围绕着“全球介入”能力，打造国家竞争力。大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整合，可以掌握原先只有政府才能掌握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敏感信息，谁掌握了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即意味着可以轻易突破其他国家的数据主权。奥巴马政府还特别责成白宫科技政策委员会成立大数据高层指导小组，要求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积极支持“大数据研发计划”。通过对于海量网络数据的分类、加工、转化，增强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军事、文化等领域领先地位，奠定了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最后，加大对于民族产业和品牌的支持和发展自主网络技术力量是中美网络竞争过程中给中方最大的启示。中美之争实质是双方在ICT领域全方位的能力竞争。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小组肩负着维护网络安全和促进信息化在国内应用的两大使命，民族产业和自主技术是完成这两大使命的基石。随着中美在网络领域的竞争加剧，政府加大从财政、金融、技术等领域对一些关键性的新技术领域，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支持力度，国内从事网络安全和网络设备的企业股票也一度持续涨停。
当然，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两个重要的大国，虽然有着很多的矛盾和竞争，但总体而言，也存在着很多合作的领域。两国的互联网应急响应机构(CERT)之间、公安部与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网络犯罪、信息产业部门在技术合作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合作。鉴于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威胁网络空间自由、有序、发展的威胁不断加大，网络安全的“水桶理论”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如果双方能够本着以“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对网络安全议题实行有效管控，那么无论双方的在网络领域的竞争如何激烈，都不会危及到网络空间和平与发展，这不仅对两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责任。
来源时间：2014/7/28 发布时间：201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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