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第23期：如何阻止中美关系恶化

作者：Robert A. Manning，Barry Pavel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如何阻止中美关系恶化

　　Robert A. Manning，Barry Pavel

　　2014年7月14日

　　在上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上，中美两国官员进行了一年两次的会晤。然而，整个对话的乐观基调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独断行为已使中美关系进入自1989年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尽管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探讨了从气候变化到汇率操纵等一系列林林总总的问题，但两国关系仍然呈现出螺旋式的恶化趋势。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否找到和平共处的权宜之计仍是个未知数。

　　中美关系的轨迹——是发展为以合作为主导，还是以竞争为主导，还是合作竞争兼有——很可能会继续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走向的核心问题。从相当大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找到一个维持战略稳定的框架。

　　1914年8月爆发的世界大战说明，经济上的相互依附并不能阻止国与国之间走向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防止1914年的悲剧重演，中国政府近来提出建立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尽管中美双方并没有对这一模式的定义达成共识，但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阳光之乡”庄园峰会上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接受了这个提议。

　　在经济方面，美国及它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伙伴国与中国一直追寻以避险策略为主导的合作关系。在其他中美两国利益重叠的领域，美国则寻求着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的抗衡。诚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意图的恐惧使该地区国与国之间新的安全合作网络颇为活跃，其中包括：日本和印度、印度和越南、日本和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方的合作。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同盟国或安全合作伙伴。

　　更具合作关系的特征是：实现稳定的、更可预测的军事平衡，这一平衡可以通过处理危机和推动相互制约的机制来实现。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会导致两国关系的不稳定。美国政府在2010年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指出了“维护中美关系战略稳定”的重要性。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呼吁与俄罗斯和中国展开高层对话，“旨在推进更稳定、更灵活、更透明的战略关系。”

　　美国和苏联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并经历了几场濒临原子能爆炸事件之后才达成谅解，逐步应对两极格局。然而美国在处理与莫斯科关系的战略处境同处理与北京关系的处境完全不同。

　　尽管与俄罗斯的关系矛盾重重，但是美俄关系的平衡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基于武器的控制布局、基于透明的信息、基于可预测性原则的战略框架，以及中俄协商机制，这些大都是冷战的遗产。与中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美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复杂的、高度依赖的经济关系，彼此不是敌对关系，而更像是战略竞争对手。此外，与俄罗斯不同，中美两国在核储备方面有很大的不对等性，尽管目前这一差距正在日渐缩小。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武器控制方式，也没有建立足够的机制，以协商战略、管理危机、建立互信、形成足以处理风险危机的透明性措施。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寻求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然而北京始终不愿参与对话，并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在核武器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因而拒绝武器控制的提议。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将公开透明看作是强者用来制约弱者的武器，保持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被视作是一种有利而非不利因素。举例来说，由于领土争端问题，东海和南海的海上交通力量日渐增强，但是中国始终拒绝建立官方的船对船沟通机制。而在冷战期间，“海洋公约”经常用于避免美国和苏联双方发生海军冲突事件。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核力量、军事力量的扩张及模糊难以判明的军事规模、反空间和网络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武器研发的进程，美国都有所担忧。举例来说，中国正在对其核装备进行现代化更新，暗示其有可能正在大力发展核作战能力。

　　不对称：日渐缩水的中国资本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还未对美国的核储备规模表示出特别担忧，并且对美国在《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下所采取的武器削减行动表示欢迎。在战略对话中武器削减没有必要被提上议程，然而有关核态势的透明度和信心建设却至关重要。中国将美国导弹防御能力——包括真实实力和假想实力——和美国常规全球即时打击能力(仅在发展阶段)看作是对中国报复性的第二打击核能力有效性的威胁。

　　某种程度来说，渗透在中美关系各个方面——经济、金融、环境、海道安全、核问题、空间与网络等——的突出问题是中美双方共同的脆弱点。例如，损害一方的经济或金融体系会两败俱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核打击能力一直具有脆弱性，美国也是如此。但中美双方各个方面的脆弱程度并不对等，诸如在空间领域，美国比中国更具弱点，但是这种差距正在日渐缩小。

　　有些人认为，共同的脆弱性并非无法改变的事实，而是一种政治选择。这一观点认为，美国有能力建立一个全面防护的国家级导弹防御体系，该体系能弥补所有漏洞。但目前，美国选择采用的是更加局限的国土安全防御体系。然而，还有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论点认为，这种绝对的刀枪不入、百分百的安全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无法企及的，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且必定引发军备竞争，刺激中国和俄罗斯采取对抗措施。

　　支持还是反对与中国维持这种双方的共同脆弱点，美国当局还没有正式表态。然而，从目前的局限性国土防御政策来看，美国实际上还是接受了这种共同脆弱。共同脆弱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生存需求，尽管没有在公开场合宣布，但已在私下被认可并执行了。

　　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楚地表明与中国保持战略稳定的要求有哪些，也没有表明需要基于哪些准则之上。没有证据表明美国能与中国建立一个为求战略稳定的行之有效的基础，而且建立这样的基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里将是一个旷日持久、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将要求美国，从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追求对苏的“巨大打击”武装能力，而转向为从美中战略稳定而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准则条约。然而，一个有效基础架构需要双方在相互制约的领域——诸如核问题、导弹防御，以及海上、空间和网络安全等——达成共识。这其中包括开展对话、加强透明度和建立互信等措施。例如，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及与中国防御系统的对抗能力进行中美联合技术分析;中美各方核武器运作的透明度的加强。由于对近期最有可能爆发地区冲突事件——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事行动——的担忧逐步升温，亚洲版“开放天空协定”将在考虑之中。

　　近期出版的名为《权利的悖论》一书认为，按照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架构的逻辑来看，正如在核领域一样，类似的、呈上升趋势的中美共同脆弱性同样存在于网络和空间领域。这三个领域是以进攻为主导的(这就意味着，进攻在性质上讲比防御更有效且成本更低)。这个逻辑应该包含对相互威慑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大层面上的相互制约。

　　其中一项对中国意图的测试是在领海权方面。中国与美国、印度、日本以及其他海军力量在打击亚丁湾海盗行动中有过成功的合作。鉴于维护海道安全的共同利益(全球贸易的大部分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次合作只是个例外而非有前例可循。但海道安全保护的合作值得我们去探索。

　　迄今为止，中国倾向于增强不对称的优势。但是同美国一样，中国的经济、金融系统和军队都高度依赖于畅通无阻的网络。在网络领域，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升至战略高度——网络攻击严重影响美国的军事能力和基础建设，窃取隐私，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同样地，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的军群，中国日渐依赖于畅通无阻的空间渠道。在卫星的发射能力及每年运作卫星的数量方面，中国甚至赶超了美国和俄罗斯。但对于中国来说，不对称战争是一个日渐缩水的优势。

　　重要的是，保持美国在亚洲地区持久的威慑力方面，存在着复杂因素。同时，美国需要全面慎重地考虑盟国的利益。但是，与其死盯着中美关系问题的细枝末节不放，美国政府倒不如选择一种更明智的方式，即按轻重缓急来定义中美战略关系。优先处理核问题、导弹防御、对全球公共领域(海域、天空、太空、网络)的使用等问题。《双边投资协定》(BIT) 同样属于这一类问题，因为该协定将确立双边经济规则。我们不能保证这些举措一定会取得成功，但是对那些会利于构筑中美关系的问题给予新一轮的关注将会为最终的成功提供一线希望。

　　Robert A. Manning是大西洋理事会下属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Barry Pavel是大西洋理事会的副总裁，以及其下属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

　　翻译：贺蓉 校对：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stop-the-scary-slide-us-china-ties-10865

来源时间：2014/7/23   发布时间：201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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