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行动的影响及美国应对策略选择——《中美印象》第17期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中国南海行动的影响及美国应对策略选择

　　编者按：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特别是设置钻井平台引发与越南的冲突之后，美国智库、媒体均对此发表了大量的分析文章，为美国应当采取的战略建言献策。本期《中美印象》集中编译了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组文章。

　　菲律宾众议院的政策顾问及马尼拉雅典耀大学讲师理查德·贾瓦德·海达里恩(Richard Javad Heydarian)认为，中国在南海对越南的行为可谓一石多鸟。一方面，通过公然反对美国以规则为导向的和平解决南海海事争端的呼吁，来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要求。这也迎合了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北京也想借此测试美国支持盟国的原则底线及美国实现国际公海航行自由的决心。同时，越南并没有与军事大国结盟，与其发生冲突也不必冒险应对来自美国或其他太平洋势力的军事回应。另外，南海争端也可转移国内公众对近几个月频发的新疆暴力事件的注意力。

　　作者认为，冲突源自中国与越南双方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领土问题的应用有不同的解读。中国认为“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位置是处在中国领土中建岛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所以其在该地区的开采是合法的。因此，中国以此间接证明“九段线”说法的合法性。但中国以模糊的“九段线”领土原则宣称领土主权不足以使他国信服。中国也试图诉诸于大量的法律解释以证明其挑衅行为的合理性。但恰恰是这个原因，一些东南亚国家愈发寻求南海领土争端问题的国际化，寻求联合国的仲裁。

　　这些国家认识到多边机制的局限性，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越南加快与菲律宾等其他担忧中国挑衅领土行为的东南亚国家合作。日本，如美国所期待的有能力承担维护地区稳定的国家，逐渐成为菲律宾和越南的重要的合作伙伴。印度、澳大利亚也愿意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试图阻止中国控制海上交通线，因为国际公海的自由航行有利于这些国家的自身安全和利益。

　　罗维国际政策学院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非驻院研究员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认为，中国试图建立新的亚太地区多边组织，如亚信峰会，成为亚洲新外交架构的核心，倡导以双赢模式来处理亚洲的安全问题，中国这样的弄权行为实则走错了路。首先，这个所谓的“亚洲”指的是谁?亚信峰会的参与国大部分都不是亚太地区国家，其成员包括埃及、伊拉克、伊朗，但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均不在其中。但俄罗斯可以列席，美国却没有。中国有可能已经厌倦了以往数十年逐步成熟起来的、亚太国家偏好的外交机构及行为方式。事实上，尽管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会议这些机构进展缓慢，但作为多边地区秩序的支柱，这些机构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而且它们可以代表亚太地区的各方利益。

　　本地区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均势——不是权力均势也不是决心上的均势，而是不确定性构成的均势。如果能将中国最近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用幼稚、误判和疏导民族主义情绪来解释，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就要坚定下来，小心且迅速地将中国推回去，并且要给中国的安全决策者发出信息：冒险的行为可能导致自己无法控制的后果。现在所需要的，是让中国战略决策者对美国、日本和地区中型国家的反应感觉到更多的不确定性，避免中国做出更激进的举动。

　　海军分析中心高级顾问詹姆斯?凯利(James Clad)和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认为，中美关系处于危险的临界点。仅仅一年前，奥巴马总统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会谈时宣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却事与愿违。两国之间接连不断发生的摩擦使两国关系处于危险的临界点。美国及其伙伴国对中国实施对冲战略。一面是集贸易和投资的全方位经济合作;另一面美国制衡着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然而，中美经济之间的合作关系由于两国的政治安全问题被搁浅了，两国之间的军事竞争也越发严重。所以，互相冲突的经济融合路线和安全对抗的路线不能共存下去。如果中国继续做出反对现有权力模式的行为的话，中美关系就真的处于危险的临界点了。中国学者认为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美国自身的核心利益也需要被认可。北京不停挑战着美国的核心利益，尤其是维护自18世纪以来就存在，并从1945开始确立的与亚洲之间及在亚洲地区内的海事和商业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重新获得主动权，并采取主动议程。我们应采取不同的减缓危机并能重塑信心的措施。同时，要针对北京僭越改变全球规范的行为采取明确地惩罚措施。而且，恐怕中国国防安全的专家错误估计美国的真实实力。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如果中国继续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将可能导致美国采取全方位的对抗，如对中国的弱点加以利用，如新疆、西藏问题，那将是一个极为糟糕的结果。然而，奥巴马在最近的西点军校演讲中，并没有强调美国关于亚洲问题的外交政策，而这实则是美国外交的重点。

　　美国国会议员兰迪·福布斯(J. Randy Forbes)认为，美国的“再平衡”举措既不是一项政策，也不是一项战略，而是美国政府要将其在亚太的利益和职责优先于其他地区的总体概述。他认为美国应注重的是与中国实际的、可行的军事制衡。几十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的规则导向的单边地区力量正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关于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动权的怀疑也越来越多。不是海洋权，也不是制空权受到威胁，而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在亚太地区确立的以规则为导向的原则正处于险境。美国应直面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不是放任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另外，强有力的美日关系是未来维护亚太稳定繁荣的最好保证。日本自身也在努力承担起维护东北亚稳定的责任，美国应努力促进日本国家“正常化”。美日应联合对抗中国在南海的非军事化强压行为，共同制定针对中国的反强制策略。

　　美国国防大学的杰出研究人员哈姆斯(T. X. Hammes)和国防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院主任R?D?小胡克(R. D. Hooker Jr.)认为，美国试图避免将中国列为安全上的威胁，避免与中国发生武力冲突。但直到今天，美国政府还未详细阐明美国如何运用军事武力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繁荣，阻止中国对邻国的挑衅行为。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不易发生，但需要清晰明了的军事战略。由于缺少已成形的军事战略，我们建议“离岸控制：防卫第一岛链”战略，这是对中国冲突的有效解决措施。“离岸控制”防卫了第一岛链国家的海上和空中空间，也控制了岛链外的领空和海域。“离岸控制”并非袭击中国，它利用地理空间，阻碍了中国重要的海洋进出口贸易通道，削弱经济。唯一可以让中国打破岛链封锁的是建立控制全球海域的军队，或是发展可替代海上运输的陆上运输。但是前者需耗费大量资本，后者则难以替代海上运输贸易。“离岸控制”政策可以成为美国在亚洲推出的国家战略中清晰明了的军事战略部分。这一战略试图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促进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和阻止中国的挑衅行为。中国也许认为他们逐渐增长的实力能抵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通过“离岸控制”，美国及盟国能打消中国这样的念头。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师哈利?怀特(Harry White)则关心美国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他认为，“再平衡”战略不足以解决问题。美国要想在亚洲保有强而稳定的地位，需要明白他需要的是什么，可抛弃的又是什么。

　　直到现在，奥巴马对待北京的态度是出于强硬和重塑信任之间的。奥巴马总统没能让北京了解维持地区现状的好处，也没能让北京了解到寻求改变现状将引发的后果。如果亚洲继续当前的战略轨道，中国将愈发大胆冒险地声张主权要求，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也会越发紧张。美国政府希望北京明白亚洲事务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无论事关越南还是日本。但中美两国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是相冲突的，而这会导致危机，甚至是战争的爆发。如果华盛顿想要减缓危机，需列出最有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议题。列名单是痛苦的过程，因为需将很多美国关乎的重要议题排除在外，例如难以控制的台湾议题。美国总统也认识到了此名单的重要性。名单上的问题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而不仅仅是重要利益。另外，对于北京，美国应灵活面对。美国和中国应展开实质性对话，而不是只求说服中国接受华盛顿的偏好，应多考虑中国利益。但是，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不能放在谈判桌上的。通过这种实质性的对话，中国愿意参与现有亚洲秩序，而不是重塑或改变它。列出清单将为更强有力的威慑及与中国达成更实质性的对话奠定了基础，为维持美国在亚洲的角色这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提供了保证。

　　外交关系委员会斯坦顿核安全研究员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评论了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迈克尔·欧汉伦(Michael O’Hanlon)的新书《战略安全与互信：21世纪的中美关系》(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书中，他们提供了一个限制对抗并强化中美战略合作的方法。

　　作者指出，21世纪，中美冲突是可能的，但并非不可避免。他们提出建议，以帮助华盛顿和北京避免军备竞赛和危机，即为两个国家的战略目标提供再保险，来缓解潜在的安全困境。

　　两位作者观点的核心是“克制”概念。他们主张，在不削减各自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中美都可以放弃具有潜在威胁性的技术、学说和政策，从而展示并强化对对方的友善意图。他们主要关注两国可能选择采用的那些单边的、非正式的限制手段。就像多局囚徒困境，如果自愿的克制导致了互惠，那么长期的双边合作就可能维持。除了“克制”以外，作者还强调了“强化”——让已宣示的保证更加可信的那些行动有助于理解对方实力的“透明度”，以及避免单方面的先发制人行动或冲突升级的“弹性”。他们也强调，但并未过多关注“决心”——即双方要澄清那些愿意为之战斗的目标。

　　米拉指出，作者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们为减少21世纪最重大双边关系的冲突风险制定出了一幅微妙而清晰的宏图。正如作者所言，中美两国的长期战略意图都不明确、无法确知，而且永远充满变数。但假如说世上还存在一种避免危险对抗、促进稳定的方法，那就是“战略安全与互信”。

　　翻译：小米

　　校对：守石

来源时间：2014/6/26   发布时间：201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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