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再平衡”新格局与发展前景"

作者：赵干城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地区“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在本地区推行的新战略，旨在重新配置资源，将战略重点转向在美国看来对美国利益影响更为深远的亚太地区。[1]鉴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的策略一定会在相关的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这正是当前在亚太地区发生的，但本文的重点却不是讨论美国的战略，而是讨论本地区正在出现的新的力量格局。这种新的力量格局部分原因可能来自美国的资源再配置，但更主要的却来自本地区主要力量中心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所取得的发展，这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地区的力量对比和格局，并且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可能正是这种力量格局的变化推动了美国战略的调整，因此美国的战略与其说是地区格局变化的原因，不如说更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而这个变化的进程尚未结束，其前景却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打算怎么做有密切关系。

　　一、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主要变量

　　作为新世纪以来世界增长和发展的中心，亚太地区见证了诸多力量中心的产生，而且随着地区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扩容，亚太国家的身份特征也逐渐模糊，例如随着印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加入东亚峰会，[2]印度的印度洋国家身份逐渐淡出，似乎也成为东亚地区的力量中心之一。而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说明亚太地区之成为增长中心，实际也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并通过东亚地区的结构变化，而容纳了新的力量中心。这种结构上的变化是当前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

　　在所有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变化中，中国无疑是最主要的变量，在地区结构中起着支柱性作用。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国家，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类似的支柱作用，主要也归因于中国的广袤国土、悠久文化和相对先进的生产力，但这是冷兵器时代的结构，与当今国际关系毫无共同之处。当今之中国，在成功实现了“千年未见之变局”后，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与世界体系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紧密结合。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实现了力量的快速增长，摆脱了贫弱状态，而这种状态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常态。这个变化对国际体系将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很难界定，但力量增长本身已经改变了中国所处地区的国际政治结构，这个改变却是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的，并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邻国中产生比较大的反响。这些反响所导致的变化则构成了本地区力量结构的另一些变量。

　　日本是这种变量中较为显著的一个。长期来，在亚洲的政治格局中，日本以领先地位自居，特别是实现经济起飞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使日本有一种错觉，认为亚洲的国际体系应该是以日本为主导的，即使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日本也仍然认为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日本指望这种优势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在1980年代，这种观念以所谓“雁行模式”的方式体现出来。[3]虽然这种模式指的是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分工格局，但这种说法本身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提得非常之高，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错觉，以为这就是亚洲固有的格局，即使日本并非一个“正常”国家，但控制日本的是美国，这并没有令日本感觉不安，只要日本长期保持对其他所有亚洲国家的优势即可。日本的错觉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中逐渐破灭，事实上，错觉崩溃来得速度之快超出了日本战略家的预期，自2010年以后，也就是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之后，[4]中日关系逐渐恶化，分歧开始压过合作，至钓鱼岛事件发酵后，两国关系开始包含越来越多的危机因素，与此同时，日本以中国为主要防范对象的战略得以形成，其中包括了诸多令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不安的因素，例如修改集体自卫权定义，调整武器出口原则，加速军备重整，提高防务开支等等。日本是亚洲大国，日本在防务政策上出现异样趋势，当然会成为亚洲力量结构的一个重大变量因素，即使迄今日美安保条约仍是日本对外战略的支柱。

　　亚太地区力量结构的第三个变量是地区组织的涣散与扩大同步进行。亚太地区迄今并无覆盖全区域的安全架构，但像东盟这样的地区组织发挥着比较重要的架构作用。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东盟发挥着地区安全架构的核心组织作用，并围绕此形成一定的讨论平台，东盟被誉为地区合作的发动机。但这个作用近年来逐渐消退，由于地区安全领域存在的争端上升，某些东盟国家希望借助引入外来势力的干预，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这使得东盟本身的地位在下降，内部取得共识的概率亦在下降。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其他结构，如东亚峰会等，一直在扩大吸收新的成员，将本不属于东亚地区的国家纳入，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东亚地区已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舞台，反映了世界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现实;另一方面，组织成员的扩大及其并行机构的增多必定降低每一个具体机制的作用。2013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文莱参加东亚峰会时表示，中国支持在亚太地区建设地区安全架构，说明中国也意识到目前出现的多种机制并行的状况恐怕需要本地区主要大国及组织进行新的整合。[5]

　　此外，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进程也是亚太力量结构的一大变量，因为美国并无既定不变的部署，美国对地区力量再平衡的看法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美国的行为则对地区力量的组合不断产生较强的影响。奥巴马开始第二届任期以来，对再平衡战略虽做了一些承诺，但2013年以来华盛顿的政治进程迫使奥巴马将重心转移到国内政治上，美国总统似乎更需要在国内做好再平衡，有些比较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奥巴马已然成为“跛脚鸭”，尽管其第二届任期仅仅开始了一年。反映在外交上，奥巴马没有如约出现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和文莱的东亚峰会，在本地区被解读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难以具体落实的表现。虽然克里国务卿嗣后在东南亚进行了穿梭访问，在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东南亚国家承诺给予军事援助，并鼓励东南亚国家不要接受或承认中国在南海地区设立防空设别区，[6]但美国的这种策略很难被理解为是出于一种长远战略考量，不如说美国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是以应对性为主的。美国今后如何做，以及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究竟在中东和东亚这两大战略要地如何部署，对美国都是尚无答案的问题，但美国如何做显然将极大地影响亚太地区的力量结构。

　　二、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趋势

　　亚太地区需要一个覆盖本地区的安全架构，这已经成为地区国家的共识。虽然实现这种架构仍然需要各方做出很大的努力，但与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最初十年相比，建设本地区安全架构的条件即使没有很大的改善，也还是有了一定的进展。

　　首先，建设地区安全架构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力量相对均衡。欧洲在冷战时期能够建设起安全合作机制(欧安会)，其中的条件之一是美苏力量的相对均衡，除了其他条件外，这个条件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如果只是一个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则建设此类安全架构既无必要也不大可能。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可能有着众多理由，但大部分分析都倾向于同意美国的力量已经不是其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前的那样。布什政府连续发动的反恐战争不但令美国的战略重心做了很大转移，而且对美国的力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表现在财政赤字急剧上升等，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反映了美国在经过连年战争后逐渐陷入低谷、国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还不能得出美国将就此衰落下去，但美国在接下来必须不断削减军费开支的事实表明美国的力量确实已过巅峰。尽管这对美国未必是好消息，但对亚太地区建设安全架构却不一定是坏消息。

　　其次，中日矛盾逐渐突出。钓鱼岛争端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和亚洲未来的结构有联系，即如果美国力量的下降是必然趋势，则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仍然完全依靠美国的保护伞是否可信?东京对这点的疑惑正在加大，而日本文化中固有的自大传统，以及日本对现代史上自身所犯的错误极少反省等等，这些因素都将促使日本政治更易朝着右翼方向发展。安倍政府以及此前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极右势力和民主党野田政府等，刻意挑起钓鱼岛争端，其真实意图是否包含了日本更长远的战略目标，这些问题目前不可能找到有证据的答案，但这些发展对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必要性做了充分的注解。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总理李克强利用参加东亚峰会之际提出中国愿意和亚太地区各国共同努力打造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国的战略意图似乎在于未雨绸缪。防止地区安全局势失控显然是符合中国利益的，问题在于如何做。有些观点认为日本的重新兴起，以及重整军备的努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力量的复兴，是针对中国而来的，这类看法显然受到日本舆论的影响，是日本政府希望他国接受的观点，与真实情况有较大距离。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需要日本政府向国际社会讲明。而日本政府在目前所实施的一系列行动都显示，日本并无让其相关政策透明化的意愿。日本的动向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是决定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因素。

　　再者，中国力量的兴起将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支柱之一。中国是亚太地区的结构性大国，即使中国国力尚处贫弱时期也仍然对本地区发挥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跃升，中国的能力建设和投放都进入到全新的阶段，这首先就将体现在亚太地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的上述能力在亚太地区产生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引起的反应也同样是多元的。大体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帮助中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促进器，这受到地区国家的欢迎，例如中国已然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对象，[7]整体上是如此，对东盟各成员国，情况大抵也类似，美国这个曾经的重要贸易对象，如今这方面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不仅限于经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对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当然都有追求，其基础则是综合性国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财富的累计或外汇储备的增长或任何其他单一的指标。中国要获得其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必定要在其他世界大国所拥有的优势方面也有所突破，这包括防务能力的建设，而这方面的进展在中国的邻国中引起的反响比较复杂，也是南海主权争端上升后某些声索国力图引进域外势力的主要原因。换言之，中国力量的快速成长在亚太地区似乎正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一方面是中国在地区经济发展与繁荣上发挥着支柱性的积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的欢迎和支持，另一方面，美国“转向”亚太的战略在安全领域正塑造另一层面的互动，美国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支柱。这种二元结构对亚太安全机制的建设将产生什么作用值得思考。

　　最后，其他域外力量参与东亚地区进程，在本地区形成日益复杂的互动结构，将对未来的亚太安全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自东亚峰会吸收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入后，东亚地区各种力量的平衡产生新的变化，上述三国严格说来并非东亚国家，特别是印度，作为亚洲新兴大国之一，是亚洲新的力量结构中的重要一员。印度传统上的印度洋大国地位因印度日益介入东亚地区事务而发生变化，尽管印度在东亚地区的存在仍然非常有限，在未来也不大可能急剧增加，这不但因为印度的能力建设尚不足以支撑印度大规模增加在东亚地区的投入，而且也因为毕竟印度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也仍然比较有限。但印度参与东亚地区事务的兴趣是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这种趋势将继续存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所发展，例如印度有可能更积极地谋求与日本的合作，从各方面增强其战略地位。其他如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状况，根据澳政府2012年发布的亚洲政策白皮书，澳大利亚也将奉行一种“转向”亚洲的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贸需求、战略安全、与美国的同盟义务等等。[8]澳虽非大国，但近年来在参与东亚事务上也非常积极，特别是美国宣布将在达尔文港驻扎2500美军以来，美国似乎也越来越将澳视为本地区安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上述发展，或可评估，在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中，主要角色间的互动亦将趋于复杂化。

　　三、中国的亚太政策

　　中国的亚太政策是其周边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把中国的周边政策大致分为大陆和海上两大部分，则亚太政策主要反映了海上策略和应对，这与中国着力打造的和平国际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中国能否实现民族复兴战略目标的关键，包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海洋强国、继续奉行睦邻富邻安邻方针等战略目标。

　　中国的亚太政策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这正是美国“转向”亚洲战略的主要重心，美国所谓“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意在动员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重建有助于美国继续保持主导地位的力量对比，或曰均势，一个其实并不太精准的战略用语，因美国的全部用意还是在于防止任何一个可能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国家兴起，这从语义逻辑上和均势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美国在其他国家之间希望制造一种有利于其独大的“均势”，这在本质上不是均势，而真正的亚太地区大国间均势，即由美国力量的相对下降和其他大国的兴起而形成新的力量对比，却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以同样逻辑判断，如果美国是希望在中国和其邻国间制造某种均势，事实上也是完全背离正常逻辑的，因为以中国今天的发展势头，其经济年产出总量在超过日本的3年后，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继续将中国的总量和日本进行比较实际上已经失去意义，而国际上所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方面调查或预测，今天都已经在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尽管如此，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目标不可避免地将与中国的亚太战略产生交集，甚至摩擦和冲突。因此中国的亚太政策虽然主要的目标是中国的亚洲海上邻国，但首先需要妥善处理的可能是与美国的互动。这种状况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仍然具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以及美国对其在本地区的利益高度关注。美国出台再平衡战略的根本动机在于担忧地区力量对比可能朝着对美国有所不利的方向发展，其中美国认为的最大挑战可能来自中国的迅速兴起，美国要让其他亚洲国家来平衡中国。美国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且不论，美国的这种政策及相关行为必然会在本地区产生连锁反应，并且这些反应大部分必然是和中国有关的。为了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就任后对亚太地区的发展动向赋予了高度关注，与美国进行了全面磋商，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并进一步明确亚太地区是测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和成功的关键地区，因为中美两国利益在亚太地区有着高度的重叠交叉，也存在着矛盾分歧，如何建立起“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9]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矛盾突出的背景下，避免中美分歧压倒共同利益，这将成为中国亚太政策在未来数年中一个突出的考量。

　　在亚洲内部，中国已经提出一系列新的战略方针。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在中国对外战略制定上有着重要地位，决策者显然意识到了周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正在形成的挑战，希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量中国周边战略的布局。这些挑战，除了上文谈到的美国的策略调整外，在亚太地区也还有其他重要的行为方，它们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有着各种联系，同时也存在着因历史问题没有解决等原因所产生的矛盾，更有现实利益的分歧而产生的冲突。无论是在东中国海还是南中国海，这类分歧矛盾都在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产生巨大的压力。面对压力，中国的应对之策首先还是在于坚持以和为主的传统方针，这从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之后发布的相关文件声明中可以明显地体会出，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强调的要以“亲、诚、惠、容”的亲和方式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显示中国将继续秉持传统的睦邻政策，在原则上是对过去数十年始终坚持的方针的延续。[10]

　　在具体政策实施上，特别是对亚太地区，由于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验证中国周边政策的试金石，因此中国在东南亚如何做将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中国最高领导人利用2013年在东南亚进行的多边外交契机，向邻国传达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信息。其一是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印尼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并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建设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希望在继承历史和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与南海诸国发展睦邻合作。[11]提出这项战略的宗旨显然不止于经贸交流，而且中国提出该设想的时机也透露了该战略的政治意义。另一举措是李克强总理出席在文莱举行的东亚峰会并访问文莱、泰国和越南，其中文莱和越南都和中国存在南海岛礁主权之争，中方分别与文莱和越南签署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协定，[12]标志着中国在南海争端上正努力走出新的路径。尽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早在1980年代就已提出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设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其中共同开发没有取得进展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共同开发，其他声索方就会单独或联合其他外部势力进行开发，这必定导致争端上升，并由于其他外部势力的介入，使争议的涉及方增多，利害关系也大幅上升，从而导致更难搁置争议。由此推断，虽然解决南海争端的最终方案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但从中国的角度观察，防止争端上升和冲突激化仍然是中国的政策优先考量。作为中国亚太政策的核心之一，中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上将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特别是中国以和为贵的理念如果没有得到其他声索国的正面响应，反而变本加厉向中国施加压力，以取得不当利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国内关于维护南海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共识可能解体，这将向决策层提出非常严重的挑战，是今后若干年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观察点之一。

　　最后，当前亚太地区最激烈的挑战来自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迄今，中国做出的反应大都是被动型的，即对日本的每一步在中国看来充满不祥之兆的行为做出必要的反应，即使是“防空识别区”(ADIZ)，中国的设立初衷也是对日本不断向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反应，毕竟日本早就设立ADIZ，且据此对中国近海实行无所顾忌的侦察。钓鱼岛争端爆发后，中国被迫宣布群岛的领海基线，在日本坚决不承认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进一步明确主权范围，ADIZ正是据此所做出的抉择。目前日本安倍政府正在以与中国的争端为由，加紧一系列新的行动方案，基本都不是围绕钓鱼岛而来的，而是关于日本今后的国家走向问题的，这恐怕最终将促使分析人士重新审视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的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日本的战略意图是一个不易搞清的问题，因此就存在着误判的可能。自两国恢复邦交以来，在所有中国看来都是明白无误的事情，日本的看法总是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既包括对战争和历史的认识，也涵盖两国看对方的视角和相应的理念。例如日本政客在国际场合声称“日本在海上与中国为邻。在过去超过1500年的历史中，(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没有特别顺畅过。”[13]比较中国领导人自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贯将两国关系解读为“一衣带水”，日本领导人对日中历史关系的如此“超深度”解读对中国公众的震撼可想而知。

　　日本一向以亚洲先进国家自居，这可能与现实确实也无大的疏离，但日本的错误观念可能在于日本以为先进国家也必定是主导国家，这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范畴内都是谬误的。日本不接受一个重要的亚洲地缘政治事实：战后日本已经永久丧失了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亦不可能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因素可以帮助日本重新取得这种地位。日本难以接受中国兴起的根源可能在此，因为在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中，日本是被美国主导的国家，美国的这种地位如果下降，也决不是因为日本兴起，更不可能帮助日本重新回到亚洲的主导地位。早在1980年代，当日本经济首次站上世界第二的位置时，这曾经是美国的一个议题：日本是否有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当时的日本挟经济一时之盛，不但一度有过“买下”美国主要城市的妄念，更有“日本可以说不”的豪言。[14]但在美国的重拳打压下，美国很快发现，日本的所谓挑战完全是虚妄的，日本即使有机会对美国说不，也是在一些无关宏旨的事务上。美日间的这种互动十分短暂，很快就回到在美国看来是正常的轨道上，即日本永远对美国说是，尽管日本某些精英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挣扎后来在日本战略家那儿化为所谓日本要做“正常国家”的呼吁，但美国无动于衷，直到中国的兴起，美国出台“再平衡”战略，这在美日间似乎正创造一种新的互动平台。最新的证据当然是安倍晋三在2013年行将结束之际，执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参拜靖国神社，美国立即对日本说不，从而构成安倍政府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在参拜的背后，如果日本决意要以做“正常国家”为由，甚至不顾美国的立场，以完成日本右翼一贯的夙愿，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展开一轮地缘政治争夺，亚洲恐怕就很难安宁。

　　中国对日本采取以反应为主的政策，原因在于中国并不着急，中国坚信时间是在中国一边。中国的问题是国内厌恶日本的情绪与日俱增，这对于推行一种冷静理性的战略而言是不利的，但这种战略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对日政策所必需的。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均为战后成长起来的，对世界事务和现代历史都有着广阔的眼界和明锐的视角，相信一定能够把握好战略时机，以促进中国实现真正的国家目标。当年邓小平在谈到钓鱼岛争端时曾预言他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钓鱼岛争端，后代人可能更有智慧解决这个问题。这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预言，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面对日本这样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邻国时所有的博大胸怀。中国固然不会与日本计较一时一地之利，但中国也绝不会接受日本以“正常国家”名义走重新武装道路和主导亚洲政治格局的战略企图，从这个角度观察中日钓鱼岛之争，双方的博弈可能早已超出岛屿主权之争，而是有着更宏大战略背景的亚太地区格局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领导人主张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可谓是适时之举。注释

　　[1]该战略系奥巴马政府第一届任期推出，但具体时间并无明确说法，一般认为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论坛外长会议希拉里突然攻击中国的南海政策是该战略的政策起点，2011年10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学刊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正式提出美国政策重心“转向”亚太;2012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上，帕内塔进一步将此战略明确为亚太“再平衡”。

　　[2]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决定引入印度等三国，成为东盟10+3框架的一种扩容，在印度等三国是否应加入的问题上有过争议，亦有看法认为三国加入起到“制衡”中国力量的作用。根据各方协商，美国俄罗斯亦于2011年正式参加，自此该机制成为10+8，成为亚洲最大的次地区机制。

　　[3]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 )，原为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的产业发展形态，后被一些日本学者发展成战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模型，根据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参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后，形成所谓以日本为“领头雁”，其余东亚国家依据产业先进程度形成技术密集-资本-技术密集-劳动密集不等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被称为“东亚雁行发展模式”，对该理论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日本学者为小岛清。

　　[4]根据世界银行以当年汇率的美元计算，2010年中国GDP总量5.88万亿，日本5.50万亿，中国首次在经济年产出总量上超过日本。见http://www.shihang.org/zh/country(世行中文网址)

　　[5]李克强参加第八届东亚峰会就东亚合作提三点建议，中新网，2013年10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11/5362399.shtml

　　[6]克里东南亚之行兜售再平衡战略，人民网记者于景浩，韩硕，2013年12月17日http://news.163.com/13/1217/10/9G9QS52200014JB6.html

　　[7]例如，中国东盟2012年贸易额达到4000亿美元，连续4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新闻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2/01-17/3609143.shtml

　　[8]澳大利亚发布亚洲世纪白皮书率先大胆应对亚洲崛起，央视网记者李婉然，2012年10月30日http://news.cntv.cn/2012/10/30/ARTI1351590977183950.shtml

　　[9]根据中国外长的介绍，这14个字是习近平主席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奥巴马总统时所提出的。见“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2013年9月21日，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21/5304030.shtml

　　[10]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10月26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10/26/c_132831866.htm

　　[11]习近平：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013年10月3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3/c_125482056.htm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联合声明，2013年10月11日，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11/5366494.shtml

　　中越签署北部湾海洋合作协议海洋合作获新突破，2013年10月14日，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14/5375581.shtml

　　[13]“日中关系千年来没有特别顺畅过”，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副首相麻生2013年5月访问印度回答日本记者问题时这样评论日中历史关系，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6日，北京

　　[14]1989年，索尼总裁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合作撰写政论小册子“日本可以说不”，鼓吹日本摆脱美国控制、谋求战略自主，名噪一时，该书在美国引起震动。20多年后，石原再次挑动钓鱼岛之争，成为日本的风云人物。

来源时间：2014/2/28   发布时间：2015/2/10

旧文章ID：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