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美亚太新秩序博弈

作者：陈向阳  来源：天津市委党校校刊《求知》2012年第2期

　　美国在2011年极其高调地“重返亚太”，极力谋求亚太主导权，中美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较量，双方围绕亚太新秩序展开了一系列的战略博弈。

　　一、美国“重返亚太”气势汹汹

　　美国的“重返亚太”在2011年11月达到高潮，继在夏威夷主办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并高调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希拉里国务卿与奥巴马总统随即兵分两路，马不停蹄地直奔东亚。希拉里先后出访菲律宾与泰国，纪念“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六十周年，极力为菲在南海问题上“撑腰打气”。奥巴马“主攻”澳大利亚，提升美澳军事同盟，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永久性”地驻扎邻近南海的澳北部重镇达尔文市。希拉里与奥巴马最后在印度尼西亚会合，奥巴马于11月19日首次出席东亚峰会(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印、澳、新、美、俄八国，简称EAS)并抛出所谓“南海议题”，至此，美国的“战略东移”告一段落，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昭然若揭。

　　美国“重返亚太”在手段上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外交上，由奥巴马总统高调展开为期九天的亚太之行，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指此乃“落实美国全球战略重大的重新定向”，强调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是要“确立议程与将其变成解决外交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亦即要改造并主导之。紧接着，希拉里国务卿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美国还于12月与日本、印度首次举行“海洋安全”三边对话，美国此举是在加紧编织“防范中国”的亚太联盟网;经济上，以高标准的“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安全上，忽悠“航行自由”，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痴心妄想要当南海问题的“裁判”，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祭出所谓“空海一体战”。

　　美国如此高调与强势地“重返亚太”，反映的是其全球战略在两个层面的重大调整：

　　一是力图将对外战略的重点领域由“反恐”、阿富汗战争等国家安全事务，加速转向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等经济增长事务，并为此而大搞“经济外交”，强调外交须为提振美国经济服务。希拉里近期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长篇大论即指，“我们对APEC的重视与我们把经济治理方略提升至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支柱是一致的。注重增进美国的繁荣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更加注重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开放。在我们力争实现奥巴马总统到2015年将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之时，我们正在寻求在亚洲扩大商务的机会。”

　　二是力图将对外战略的地缘重点由涵盖西亚与南亚的“大中东”，加速转向经济发展最有活力、最有前途的亚太，并为此而在亚太地区采取了利用矛盾与“扬长补短”的“巧实力”。“扬长”即发挥美国军事优势、“主导”亚太安全尤其是海洋事务;“补短”即弥补美国在亚太尤其是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经济劣势，力图迎头赶上、后来居上，既为美国经济“脱困”服务，也通过抗衡亚太崛起大国、确保美国的“亚太主导权”。

　　对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或“战略东移”，希拉里国务卿明确表示，“我们正在更新我国的外交政策重点，将经济问题贯穿始终。世界的战略与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我们正更加关注亚太地区。”“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

　　其实美国“重返亚太”绝不只是“重返”而已，奥巴马早就发誓要做“太平洋总统”，美国是想当“太平洋的警察”、其极力谋求的是亚太主导权。

　　二、中美博弈亚太经济新秩序

　　APEC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1月12至13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美国欲藉主办此次峰会主导亚太经济新秩序，其在会前便先发制人，强调会议应重点讨论三项行动计划：第一，谋求解决环保产品和服务业所面对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第二，要求APEC21个经济体采纳通过鼓励竞争和开放型市场来促进有效创新的政策;第三，要求各经济体采取具体措施，提高监管机制的质量并使监管措施更趋一致。

　　美国主办此次峰会的一大“卖点”便是其极力推崇的“TPP”，TPP于2006年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发起，现有9个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文莱、秘鲁、越南、美国、马来西亚与前面三个发起国。美国力求在此次峰会上就TPP达成初步协议，借助所谓“现代贸易标准”(劳工与环境保护等)的TPP，重新构筑美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并以此来挤压甚至“解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此次APEC峰会，作为快速成长的亚太大国，中国对此次峰会分别提出了“四点希望”与“四项主张”。

　　“四点希望”包括：一是落实《APEC领导人增长战略》，推动各成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力争尽早实现亚太经济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安全增长;二是加强经济结构改革和规制合作，推动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贸易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三是呼吁各成员切实履行承诺，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四是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提升各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

　　“四项主张”尤其具有针对性，包括：第一、就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抵制保护主义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第二、在开放共赢基础上开展“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合作。强调传统贸易是基础和条件，主张创新政策合作要充分体现差异性，不能以限制经济体的发展能力和政策空间为代价，应取消歧视性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体系;第三、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稳步推进“绿色增长”领域的合作。应承认各经济体发展绿色增长的水平千差万别，环境产品和服务自由化应实事求是、稳步推进，要与WTO相关谈判相衔接;第四、在循序渐进基础上加强新兴产业规制和标准合作。

　　中方的系统主张不仅展现了中国建设性、负责任、顾大局的风范，而且有的放矢、切实可行，这与东道主美国的好高鹜远、急功近利、自我中心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坚持促进亚太经济合作应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包容、抛弃“冷战思维”，强调“四要四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对话不要施压、要平等不要主导。

　　三、中美博弈东亚合作的方向

　　美国虽然还只是首次参加东亚峰会，但却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充满了企图心，言必称“改造”东亚峰会，毫不掩饰地要当“领导”。

　　关于东亚峰会的定位，希拉里强调其“应成为解决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的主要论坛，包括海事安全、核不扩散以及救灾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也指APEC是解决该地区经济问题及经济一体化的渠道，而东亚峰会则是处理该地区政治与安全挑战的场合。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将这两大区域机制加以分工，由APEC负责经济，并用TPP对其加以重组，而将东亚峰会改造为负责政治与安全的机制。美国企图一分为二、双管齐下，全面掌控亚太经济与安全秩序。

　　作为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国，中国对此次峰会起到了拨乱返正的作用，坚持将该峰会继续定位于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强调其应坚持团结、发展、合作的主题，继续专注于东亚经济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其在教育、金融、能源、公共卫生、灾害管理等领域的合作，支持其在互联互通、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方面加强合作。中国不赞成其转向政治与安全领域，因为一来将会引发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域内问题”将被“域外大国”利用，二来安全问题已有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10+8”)等机制负责。

　　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归属，中国强调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而随着美国的加入，美国绝不会充当配角或“普通演员”，而是极力谋求主导，东盟能否继续主导面临挑战，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局面日后恐将难以为继。

　　四、中美博弈亚太安全秩序

　　第十届亚洲安全大会(亦称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于6月3-5日举行，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会上就“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发表演说，显示美国“战略回归”亚太的“坚定决心”。他反复强调“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始终持久不变”，表示尽管美国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预算赤字巨大，债务日增”，美国国防预算“承受削减的压力”，但美国将信守“对盟友的承诺”，在亚太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和威慑态势，以便“威慑并在必要时打败潜在的敌对势力。”盖茨还“重申”了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所谓“四大原则”，包括“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公正的国际秩序，强调国家的权利与责任并信守法治;对所有国家开放全球共同的海域、天空、太空、网络空间;不使用武力解决冲突。”

　　首次出席该大会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也就“中国的国际安全合作”发表了专题演讲，并提出了“四大原则”：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相互理解、增进信任，全面准确把握彼此的战略意图;三是互利共赢、同舟共济，不搞针对第三方的对抗性结盟。强调“应着眼于互利共赢，谋求各国安全利益的交汇点，以点带面、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开展合作”;四是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欢迎世界各国为亚太安全作出贡献。

　　五是中美博弈“南海问题”及亚太海洋新秩序

　　早在2011年6月第十届亚洲安全大会上，盖茨便声称“海事安全仍是这一地区尤其重要的问题”，强调“航行自由及遵循国际法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应通过地区和多边论坛“进行合作”，明确表示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美国海军和空军正针对其所谓的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加紧演练“空海一体战”。

　　在7月15-23日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期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高官会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了“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海争端，该指针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国的肯定，反映了本地区多数国家都不愿见南海问题紧张失控、都希望南海问题尽快降温的重要共识。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在外长会期间专门发表“南海问题声明”，声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自由进入亚洲海域、维护和平与稳定及尊重国际法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对提出索求的任何一方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表示“美国不偏向任何一方，”呼吁“各方根据国际法，包括海洋法公约，阐明各自索求，”强调“对南中国海的索求应完全按地貌特征提出。”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美国一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国”，二不是“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其所一再强调的“海洋法公约”、“航行自由”、“地貌特征”等，可谓貌似“公正”，实则装腔作势、自私自利、偏袒一方。美国企图抢占道义制高点，插手南海问题，极力将其“多边化”，利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领土及权益争端，凭借自身海权优势，通过幕后唆使与“挑事”，极力分化离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并为自身的“重返亚太”找到“抓手”。

　　而在11月19日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各方就南海问题继续复杂博弈，菲律宾等兴风作浪，美国与日本推波助澜，企图合力突出南海问题，趁机孤立乃至围攻中国。其实，南海问题本就不应放在这一场合来讨论，因其本质是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某些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争端，完全犯不着南海“域外大国”插手。尽管如此，出席峰会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还是坚持以理服人，专门就南海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他指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是明确的、一贯的，南海争议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们希望各方都能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多做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事情，各国根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南海是中国、本地区其他国家及世界各国的重要运输通道，中国政府为维护南海航行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中美亚太博弈来日方长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色厉内荏，“战略东移”力不从心。

　　美国由于对外扩张过度而陷入内外多重困境，其“战略东移”难以得心应手。其一，美国地缘战略重心难以“东移”，其对“大中东”的乱摊子难辞其咎，想甩甩不掉，想走走不了。西亚南亚热点难点多多、危机四伏，伊拉克战后恐袭不断、安全局势脆弱，阿富汗前途未卜、美国十年“阿战”难以善终，西亚北非巨变侵蚀美国既得利益，伊朗坚定反美反以，“大中东”仍将严重牵制美国，其战略重心自西向东转移绝非易事。其二，美国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难以“转向”，反恐防扩散仍然牵制美国，其无法将主要精力用来应对崛起大国。美国虽接连击毙“基地”组织头目，但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与温床犹在，且西方“本土化”、“网络化”恐情严峻。美国的双重标准又使得防扩散陷入僵局，朝鲜与伊朗核问题难解甚至“无解”。其三，美国内部政经困境尤其制约其对外行动能力，“战略东移”难以例外。美国财政危机导致其全球与亚太军事霸权难以为继，近期民主与共和两党削减财政赤字谈判失败更是雪上加霜，其庞大军费势必被砍。与此同时，“占领华尔街”运动继续抗争，美国的社会矛盾与制度弊病积重难返，加之2012年总统“大选”又将加剧两党恶斗，美国的主要精力将被迫“内向”，势必减少对包括亚太在内的对外关注与投入。

　　其次，时间与空间都对中国有利，中国应稳步推进亚太战略。

　　展望未来，亚太形势更趋复杂，但“天时”与“地利”都在中国一边，中国在亚太需要重点争取的是“人和”。中国应始终坚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不为眼前一时一事所干扰，并以坚定的“战略耐心”与“战略意志”，扎实经略亚太。具体而言，中国的亚太战略应包括以下六点：

　　一是“三管齐下”、以柔克刚。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彼此安全利益在客观上存在矛盾与对立的一面，此易被美国等“域外大国”所利用。鉴此，中国对邻国应在经济上深化合作、在安全上缓和矛盾与积累互信、在软实力上增加亲和力与感召力，全力减少“离心力”，不断增加“向心力”与“凝聚力”。

　　二是“三大举措”、标本兼治。其一，创造条件、循序渐进化解不少亚太国家“经济主要靠中国”与“安全主要靠美国”之间的矛盾，逐步形成“自主、互助、兼容、有利”的亚太经济与安全结构;其二，有效反制美国与个别邻国的相互利用，截断其“联手”对华的暗流，挫败美国在亚太炮制所谓“防范与制衡中国的大联盟”企图;其三，与美国持续沟通对话，以“两手”对“两面”，把握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争取中美在亚太相安无事、“共同进步”。

　　三是“三大秩序”、革故鼎新。“三大秩序”即海洋、安全与经济，亚太旧秩序的特征是美国霸权、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对抗性与针对第三方等;中国将携手亚太多数国家、共同促进亚太秩序的“新陈代谢”，而亚太新秩序的特质将是各方平等、自主性、合作、非对抗性、不针对第三方与包容性。

　　四是兼顾中美矛盾与中邻矛盾，谨防两种“利用矛盾”。既要提防美国利用中邻矛盾、分化离间、从中渔利，也要当心邻国利用中美矛盾、“倚美制中”。

　　五是统筹“维权”与“维稳”。尤其是在海洋方向，既要辩证兼顾，又要突出重点，相对而言，“维稳”主要是手段，“维权”才是目的所在。

　　六是扬长(经济)补短(军事与安全)，刚柔并济，两手并用。应扎实推进包括航母在内的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应明确中国的和平发展绝非无条件的“不使用武力”，其并不排除正当的自卫反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2/3/15   发布时间：20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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