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中美关系的未来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 引领未来

鉴于中美关系的紧迫局势，我们今天必须分秒必争，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时不我待。我仅代表我个人发言，绝不代表任何组织或政府。

在这里，我将讨论三个问题：

1）中美关系的现状如何，其背后的动态是什么？

2）现代历史能够提供哪些关键教训，以帮助我们应对当前恶化的局势？

3）为了更积极地迈向未来，我们可以、应该采取哪些行动？

我发表这些观点，是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共同走上一条更好的前进道路，并怀着一种基本的乐观态度，相信无论早晚，我们终将回归这一道路。

目前的局势

我知道大家对美国大选后的局势非常感兴趣。目前过渡阶段仍处于早期阶段，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任何权力交接时期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而这次交接尤为特殊，因为以下因素的交织：全球动荡、人事变动、大国国内政治局势不稳、第三方行为、全球经济低迷及其他挑战，以及特朗普本人具备的交易性特点。举一个全球动荡的例子：当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时，叙利亚的阿萨德似乎仍然牢牢掌权；但当我下飞机时，他的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了。

我预计未来美国国内局势将呈现以下特点：
1）在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中已经显现出两种政策趋势之间的紧张——不干涉主义与好战倾向的对立。
2）特朗普对行政特权的强力主张与分裂严重的国会在维护其机构权力和职责之间的紧张关系。
3）“华尔街”共和党人（更倾向国际主义）与“主街”（main street）共和党人（更倾向保护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4）缺乏可预测性，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拒绝接受制定和实施政策过程中需要遵守的约束。
5）最后，美国国内将持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中国已对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构成严峻且持久的挑战。

公平地讲，我们可以察觉到，中国的公众和精英舆论对美国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得更加怀疑。此外，中国在一些关键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上仍存在重要的未解决争议，我们需要理解这些争议，以便更好地作出决策。

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冷战的早期阶段。这一冷战虽不同于第一次冷战，但却包含很多相似的特征，若忽视这些相似之处，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风险。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下走，双边关系将遭受巨大影响，两国各自与全球体系中其他国家的联系也会被影响，从而增加双方直接冲突和第三方代理冲突的可能性。即使两国避免了最坏的情况，目前这一进程的机会成本也会十分巨大。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意外冲突或先发制人冲突的几率也会提高。当前冷战与之前的冷战的相似特征如下：

• 军费开支不断上升以及军备竞赛的加剧。
• 建立类似联盟的关系，趋向于集团化行为，助长代理冲突。
• 安全问题扩散到政策的其他领域，例如教育交流（如“抓特务”）和正常的经济往来。
• 不仅努力增强自身实力，还试图削弱对方国家的能力。
• 无法在之前管理较好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如台湾问题）。

如今，当美国人看向中国时，脑海中也会迅速联想到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它们与中国日益对称的利益。而当中国人看向美国时，他们看到的则是一个涉及其周边敏感地区乃至更远区域的包围圈正在扩大。

所有这些都违背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现代历史的一些相关教训：

1）当国家安全被认为受到威胁时，安全考量会主导其他一切优先事项，包括经济增长、国内治理以及国内外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在1969年至1972年间，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必须先找到战略/安全利益的对称点，才能使双边关系在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副总理及其几位继任者的领导下朝着更加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如今，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重新建立战略利益的对称性，才能在关系的其他领域取得持久进展，同时满足各自的关键国内需求。

2）威慑也可能过度。 自1995-1996年以来，中美关系或许已经从“相互保证”的政策逐渐转变为“相互威慑”的政策。威慑本质上是关于威胁以及如何使威胁变得更加可信且不可接受。目前，双方都在寻求让对方感到不安全的方法，这与合作与稳定背道而驰。以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这一天发动了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译者注）之前为例，美国试图通过威慑阻止日本在东南亚扩张，最终促使日本对美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袭击，尽管日本领导人知道自己最终失败的几率很高。但绝望往往是先发制人的根源。

3）不要做愚蠢的事。 193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同党派总统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进一步阻碍了全球贸易的流通，压制了全球需求，而当时世界正需要刺激措施。这个法案将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推入了更深的全球性衰退之中。关税实际上是由进口地区的消费者支付，而不是出口方。在需要保持需求/消费稳定或增长时，对消费者征税无疑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对一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甚至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关税，都会引发报复。不要走这条路。

4）对国家实力的评估可能出现严重错误。人们很容易误判自己的实力以及对手的实力，尤其是在“实力”定义因具体情境而异的情况下。例如，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华盛顿认为刚刚经历数十年内外战乱的中国不会干预朝鲜半岛，但北京却对朝出兵，与美军及联合国军激战至僵局，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的军事自强运动未能抵御日本的侵略。更近的例子是，2022年2月，莫斯科在错误地预期迅速获胜的情况下入侵乌克兰，但却发现其侵略行为导致北约的扩大并强化。

5）意外事故总会发生。敌对力量越多、距离越近，发生意外的几率就越大。意外可能引发失控的升级。我记得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提到，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唯一阻止俄罗斯潜艇发射带有核弹头鱼雷的，是一位谨慎的俄罗斯潜艇艇长，他作出了理性的判断，选择不发射。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需要制定“行为准则”。我们还需要确保人工智能不会在决策过程中取代人类的判断力。

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从历史教训中得出恰当的结论：

A） 不断升级和扩大相互威胁的无限威慑进程是危险的。中美双方必须将战略关系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尽管曾有人希望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伍德赛德举行的领导人峰会能够促成更具成效和持久的战略对话，但这一目标尚未实现。相关努力应重新展开。

B） 双方需要恢复在台湾政策上的相互信任。我指的是类似2003年年末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和中国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安排。

C） 中美两国的经济体系都面临挑战，而一场无限期的贸易战只会加剧这些挑战。可以考虑从恢复某种形式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开始努力。

D） 最近，美国国务院将对华旅行建议从三级下调至二级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习近平主席提出在五年内邀请5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也是一个积极信号，但仍需做更多工作，特别是在为严肃的学者提供实地研究和查阅档案的便利方面。这些学者将为管理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提供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