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北京该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

【编者按：该文是史文（Michael D. Swaine）博士近日在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China-America Studies）年会上发表的演讲。史文是华盛顿智库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作者授权《中美印象》发表。】

对美国（及全球）利益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单一的中国或美国，而是来自中美互动中愈发负面的动态，即双方以最坏的方式解读对方的动机和意图，无视自身的行为而导致的局势恶化，并在多个政策领域（尤其是台湾问题）片面强调威慑而非安抚，从而可能导致冲突。

这种互动是由两个国家的零和观念所推动的。在美国，仍持有冷战时期主导地位的幻想，或认为必须维持这种领导力以维系全球秩序。然而，保持这种主导地位的条件正在消失，美国却没有尝试构建与中国以及其他大国间的领导结构，美国政府内部面临的压力阻止了与中国的对话，更不用说采取其他实际行动了。在中国，它的决策者和精英基本上认为美国处于衰退之中，而这将使中国受益，更重要的是中国相信美国致力于削弱中国的发展并瓦解中共。这些观点推动中国追求主导地位，同时削弱美国。

两者间的这种互动导致了更严重的怀疑与零和思维，加剧了危机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动力应大于陷入零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因素。

中国该如何做呢？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下，我对中国的应对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条。一，首先，北京不应对特朗普所有的立场和威胁，或对他对中美关系的承诺过度反应。特朗普的言行往往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经常朝着互相矛盾的方向发展。他的言论更多的是让他看起来更好、或者取悦其支持者，或者对旨在挑战的他形象的言行作出的反应。

他可能会采取一种基于互惠互利以及他与习近平良好关系的基本交易方式，也可能采取更对抗、更鲁莽、更高压的方式，这反映了他的许多下属对中国的强硬立场。然而，他的主要关注点可能仍然集中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问题上。

北京需要对与特朗普针锋相对的做法三思而行，尽量塑造一个克制、谨慎、务实和支持国际法的形象，同时明确哪些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例如在台湾问题上。

特别是，北京需要在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更具公信力，同时在贸易与投资、技术开发与法律保护、人权以及亚洲及全球范围内建立自由、开放、包容的经济和安全秩序等基于国际法的机制方面表现出更多支持。中国领导人经常发表支持这些政策和价值观的声明，但北京在让其他国家相信其真正致力于这些目标方面还做得非常不够。

当然，美国在这些领域的许多方面也有所不足。但北京不应将此作为证明美国的弱点或衰退的证据，或美国对抗其他国家的依据，而应主动提出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具体问题上开展合作，以加强这些价值观。

关于台湾问题，针对美国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其任期内对台湾动武以巩固自己的历史遗产的观点，北京应该采取实际行动证明其反对这种观点。此外，北京还需要传递这样一种观念，即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是关乎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同时采取措施降低冲突的可能性——这是一项艰难的平衡。

我认为，北京需要采取多项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

• 首先，通过习近平本人（非下属）的多次声明，明确表明解决台湾问题没有最后期限，中国仍然致力于将和平解决台海问题作为当务之急 。
• 其次，表明愿意减少在台湾周边的军事部署和演习，以换取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更大保证，例如：澄清《与台湾关系法》（TRA）不构成对台湾的安全保证；重申美国仍然支持通过和平、非胁迫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重申美国对与台湾关系的限制，明确指出： 内阁高级官员不得访问台湾；不邀请台湾高级领导人访问华盛顿；美国高级政界人士或国会实体不得进行“官方指定”的台湾旅行；

北京还应放弃这种观点，即台湾在其亚洲的安全地位方面有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从而将台湾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因素。 中国也应该呼吁美国不要持这种想法。

最后，为了稳定台湾局势，增强两国关系的整体稳定性，北京应该克服目前与美国在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进行广泛、实质性的危机预防和开展对话的阻力。

在这个问题上，两国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因相互猜疑而受到拖慢和阻碍，最根本的问题被局限于军事对军事的层面，涉及海上或空中的事件，而北京则强调危机预防，将其定义为终止可能引发危机的美国政策。

关于最后一点，双方需要就如何定义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达成一致。北京应愿意以一种不要求对美国在亚洲的基本安全政策进行不可能改变的方式来定义危机预防。

推进中美危机对话需要来自最高层的明确信号。为此，北京应表达希望两国元首向各自的下级官员发出明确声明，支持更广泛的危机对话，并强调在军事系统之外引入重要的平民参与。

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可能没有其他问题比台湾问题需要如此之多的关注。

这些政策倡议都不容易做到，尤其是面对不可预测且可能鲁莽的特朗普政府。

但我相信，如果北京有勇气和意志力采取这些举措，北京就有机会采取可能显著改善两国关系的行动，而不是仅仅指责美国并期望华盛顿承担所有繁重的工作。

简而言之，北京需要表明其愿意与美国合作，以实现具体的互利目标，不仅通过言语，而且通过反复和持久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