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宋怡明：明史、《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中美关系

您认为明朝给当今中国社会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朝代在哪些方面仍旧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宋怡明：可以通过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任何朝代的历史遗产。 我重点关注明朝两个方面的遗产，一个是在国际上留下的遗产，一个是在中国国内留下的遗产。这两个方面都特别有趣，因为它们目前已经完全脱离了明朝的束缚。换句话说，这些遗产后来被认为是永久性的中国传统特征，但实际上并不是，它们是明朝的产物。

第一个是朝贡制度，它是组织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基本上是通过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前现代版来主导東亞地区，其外交关系是在一系列高度仪式化的国家间进行的，而这些国家一面承认中国的卓越地位，另一面與中国做物質性和象徵性的交換。虽然表面上这是参照汉唐的先例，但大多数人在谈论朝贡制度时都是指明朝的这种制度。 

无论好坏，这一制度仍然是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主要历史类比。对中国崛起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复兴传统的朝贡制度；较为积极的人士则认为，朝贡制度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独特做法，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

第二个是乡村秩序，特别是在中国南方，鄉族是明朝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我所说的鄉族，是指拥有共同姓氏的家庭群体，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村里的男人都声称自己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方，宗族组织主要负责维持秩序、地方公共工程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  這就是所謂鄉族組織。

这种社会秩序的实物表现是直到二十世纪初仍旧在南方村庄随处可见的宏伟的祖祠。以及显示族内所有男性居民如何世代传承，彰显村庄的共同祖先的族譜。现在，当地正在大规模重建祖祠，恢复印刷版本的家谱以及创建線上家谱。

正如我和多位华南历史学派其他同事的研究表明，这种乡村秩序首先在宋代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运动开始形成，然后直到明代才在社会中普及化了。到了十九世纪，这种秩序開始受到改革者和后来的革命者的广泛攻击，他们认为必须废除旧秩序，才能建设新中国。正如我的导师科大衛（David Faure）曾经说过的那样，传统的乡村秩序远不是中国社会所展示的永恒的一面，实际上它的历史相当短暂，不超过几个世纪。而这就是明朝的遗产。

更具推测性、或许也更具争议性的是，我想探究明朝是否是中国社会以种族为基础这样一个概念的重要转折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多次强调他的目标是消除蒙古和其他内亚地区对明朝的影响。学者们后来逐渐认识到，明朝实际上实施了许多蒙古族元朝留下来的因素。

在我十多年前写的一篇题为《明热》（Ming Fever）的文章中，我探讨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认为明朝与他们自己的时代有相似之处的可能原因。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对明朝的兴趣反映在像超级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流行上，这可能反映了两个时代之间一系列的共同特质：都有一位专制、全能的开国皇帝或领导人，他们都欲强加自己对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愿景，随后经历从未被完全实施的社会秩序到逐渐转变为繁荣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非常有趣的是，明热已经彻底降温了。当然，社会文化趋势和热潮的本质是短暂繁荣然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最新的“热”。但我也想，习近平十多年的领导是否可能打破了我上面描述的和明朝类似的观察。不过，继承危机是明朝每个皇帝转型的共同特征，所以也许我们会看到第二波明热。

您的新书《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观察，解释了明代社区与国家之间各种非正式的灵活安排。你从一个比较小的角度切入到这个问题：小人物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您希望展示的问题是什么呢？

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讲述了明代人口中一部分人如何履行对国家义务的故事。  “军户”展现了巨大的创造力和战略思维，试图找出如何即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明军提供军事劳务，又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潜在利益。这本书主要讲述这些策略及其更广泛的后果。

这种方法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过于狭隘，还有什么话题比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而思考整个中国历史这种方法更广泛的呢？ 毛泽东本人曾写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然，话虽这么说，我也不确定他会同意我的这本书的观点。

这本书旨在了解中国人如何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通过自己的创新战略，与国家层面进行互动，优化自身的利益，并在此过程中重塑国家的选择，并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研究这类问题可能并不能告诉你谁会进入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但我认为研究这个问题仍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

历史学家通常不会试图创造些对广泛的理论层面或可行的政策建议产生影响的“收获”。  这更多的是某些社会科学的野心。话虽如此，我认为这本书指出了中国长期治理的一个基本连续性，即为了有效地治理一个庞大的政体，历代中国的朝廷或者后来的中央政府都将一些职能委托给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我在这里想到的中文术语是“承包”或者“授权”）。这种宏观政策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社会参与者倾向于将国家政策转化为自己的优势，这种发展通常被视为反映了国家机构的失败或衰落。这是一些学者对具体政策与宏观治理方法之间相互作用的错误认识。

这些理念也推动了我当前项目的研究，即从乡村社会的角度重新讨论中国现代历史。 我希望在明年左右完成这本书，我想把这本书命名为《乡村中国》。

在美国当前有关中国的言论中，中国经常被描述为咄咄逼人。您认为这种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描述准确吗？

宋怡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非常不愿意将任何社会或文化（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社会）描述为天生具有侵略性或非侵略性。作为历史学家，我更倾向于问为什么关于和平或侵略的特定言论会广泛传播，我认为这应该是关于中国更恰当的问题。 

我想从第一个观点说起。你的问题显然不是从中国思想中长期存在的传统说起，即把国家和家庭想象成彼此的类比和典范。从这点说问题本身是正确的。你并不是在问攻击性或攻击性行为是否是中国个人或家庭的特征。你问的是侵略或侵略行为是否是中国国家的特征。 如果我们将国际关系中的侵略视为通过无端的军事攻击来支持政策或扩张行为，那么很明显，侵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现在，在某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层面上，“历代中国国家不具有侵略性”的说法根本不可能成立，因为历代中国国家的规模大体上是不断扩张的（宋元时期是主要的例外）。 我的同事江忆恩（Iain Johnston）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表明战争的运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一些中国朋友坚持认为，中国的扩张并不是侵略，因为这主要发生在非汉族统治时期，特别是满清时期（1644-1911），汉族统治者从未从事过侵略行为。  这在历史上是不正确的，越南在这方面有两次的证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论点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反映了对历史的一种挑剔的态度：把过去中国人喜欢的东西拿来为己所用，把过去不喜欢的东西贴上外国影响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归还被清朝吞并的领土的理由，而现代中国领导人重来没有认真地讨论过这个观点。 

话虽如此，迄今为止，中国传统中肯定有一种强有力的言辞，即中国的外交政策偏好始终是儒家、和平和非扩张主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因其周边国家和人民对其文明（又是软实力!）的吸引而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不应将言论与现实混为一谈，我们尤其不应认为这种言论为预测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有用的方法。

中美是否陷入新冷战？如果不是，您如何定义目前的中美关系？

宋怡明：当我们使用“新冷战”等历史类比时，我们应该始终注意两个不同的问题。  这个类比准确吗？  这个类比有用吗？  我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这个类比准确吗？今天的美中局势是否与二十世纪中叶的美苏竞争大致相似？  以下一些事实可以证明并非如此：当今两国的经济紧密相连；脱钩是一回事，但将两国完全分开又是另一回事；两国面临着共同的全球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为了地球的未来，两国必须共同努力应对许多其他挑战。我感到特别强烈的一个不同之处是目前在美国的数百万华裔美国人和中国游客所扮演的角色。这和在冷战时期没有任何可比性，而且随着美国反华（以及更广泛的反亚裔）暴力的增加，即便仅仅是这样思考也会使这些人处于非常困难、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

其次，这个类比有用吗？从美苏竞争的角度思考是否为我们今天推动政策提供有用的借鉴？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在我看来，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忠于和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而在竞争中获胜仍然是正确的方法（软实力，这是第三次提到）。

目前，美国部分政策界人士对在台海保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存在一些疑虑。随着中美关系竞争性的加强，您认为该政策仍然是维护海峡两岸和平的有效政策吗？

宋怡明：一位美国政府前高级官员曾告诉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每天早上，假设习近平醒来说“我们今天不入侵台湾吧”，那这一天就是好日子。我很同意这个评价。我认为，战略模糊仍然是维护台海和平的最佳途径。

不过，我认为支持战略模糊性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该政策能够阻止台湾的冒险行为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这种争论本身可以追溯到上个时代，但今天却反映出对台湾国内政治的深刻误解。对于台湾不能跨越中国大陆的红线而实现独立这一点，岛内蓝绿各方的政治精英和选民都充分理解这一点。换句话说，我认为陈水扁今天在台湾是完全不可能当选的。台湾继续奉行长期以来寻求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而且是清醒和谨慎的。这与鲁莽地走向独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阻止一种实际发生可能性为零的行为。

这就剩下该政策对中国的威慑作用了。战略模糊性既能阻止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也给中国增强自身能力的努力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它仍然是一个好政策。该政策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台湾可以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而美国可以增强其盟友的能力，以便更紧密地合作，以阻止中国未来的侵略。

事实上，我并不是非常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无论解放军的能力提高多少，成功入侵台湾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军事目标。在目前的环境下，一次失败的入侵可能会导致中国政权更迭，因此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会冒这个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即使一次成功的入侵也会以对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威胁。我经常听中国朋友说，对台政策的灵活性受到国内民意的限制。情况很可能如此，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负责任的反应可能是控制而不是煽动民众的热情。 

最后我想就两岸关系的和平发表两点看法。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入侵的范围。美国的综合政策还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阻止中国其他形式的侵略，包括封锁和信息战。 第二，我认为美国一些政客需要看到，台湾的未来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美国人不应将台湾视为削弱中国的工具，更不应该将其视为实现其国内政治野心的工具，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无益的。

中国在2022年底突然放弃了“清零”政策。您是在重新开放后，在中国呆了一整个学年、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之一。您在中国哪里旅行过？是什么促使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访问中国？您是否发现如此严格的政策给社会留下了伤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问题，那就是：您对疫情后的中国有何看法？

宋怡明：我于 2023 年 8 月前往中国有几个原因：继续研究两本书的项目，与我认识了几十年的同事和朋友见面，也是因为我想向中国学术界传达一个信息：美国学者热衷于恢复接触。最初我有很多问题：我能拿到签证吗？我会受欢迎吗？我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吗？我会给我的中国朋友和同事添麻烦或危险吗？简而言之，我在中国的时光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 （但受到一些限制，我稍后将讨论这些限制）。我在十几个城市进行了二十多次演讲，引发了一些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帮助我完善了我的工作，并进行了一些新的合作。 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福州附近的永泰——我的主战场。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智力年（点击【这里】阅读更多关于宋怡明2023到2024在中国的学研活动）。

但我在中国的访问也并非都一帆风顺。我的一场讲座面临审查的风险；但我明确地表示如果我不能说我想表达的观点，我就会直接取消活动，最终这个问题被解决。我承认并非每个人都享有此特权。查询档案仍然困难且难以预测。有些人选择不与我交往，或者过于谨慎以至于让交往变得尴尬。但高层的命令是中国应该向世界开放，虽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一点，但大学管理部门仍旧热衷于支持各种交流。

中国社会比疫情之前有更严格的监控，这可能会令人不安。但坦诚对话的空间仍然很大，而且一如既往，中国人最清楚边界是什么。至少我可以确认，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黑色幽默似乎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对经济状况、国家和党的状况充满担忧。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报道新冠疫情后的中国时所表现出的不安情绪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你说得对，目前在中国很少有美国的学生。截至 2024 年 5 月，学生总数仍远低于一千人。 我认为，新冠疫情前后，美国年轻人去中国留学的想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激励我们的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去中国留学。对于学者来说，如今前往中国进行学术研究需要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是不是实用、是不是安全和相关的道德问题。也可能存在一些限制，并且这些限制对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在由鲍姆（Emily Baum） 和何若书（Denise Ho） 组织的周锡瑞（Joe Esherick） 网络研讨会上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点击【这里】查看更多相关信息）。每个学者都需要根据自己的考虑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强烈鼓励同事至少考虑恢复对中国的访问。无论双边关系是改善还是继续恶化，更多的相互理解、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对两国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