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谨慎共存还是强硬竞争？
近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杂志在今年五、六月刊发表的题为为《胜利无可代替：美国不应该管控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赢得它》(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 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由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和刚退休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前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 共同撰写。文章措辞强硬直接，提出美国必须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往来，提升自己的国防实力，并在中国内部传播“真实信息”，旨在彻底赢得这场被视为“新冷战”的竞争。
作者们批评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不过是步 20 世纪 70 年代与中国接触政策的后尘，于事无补。美国应该奉行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的对苏政策，将北京推向边缘。他们认为，美国应欢迎与中国发生更多的摩擦，并呼吁美国应助力一个摆脱共产主义统治、能自主制定政策路线的中国的诞生，正如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结局那样。此类右翼“鹰派”言论在美国政治中并不少见，但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在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出现地愈发频繁。博明是特朗普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最高级助手，而加拉格尔更是“字节跳动”禁令法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们的观点很可能会影响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
对此文，美国现任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出席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 的一场活动时专门进行了回应，指出美国之前不是没有推行过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的政策，但l屡屡失败。华盛顿今天的对华政策不是要剪断与北京的关系，而是公平竞争，和平相处。本文编译了这篇具有争议性的文章的主要论点，并综述了坎贝尔的回应以及《南华早报》一篇时评的批评观点，旨在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前美国社会中关于中美关系的不同观点。以下内容为三篇英文文章的节译，不代表本文作者或本站的观点。
《胜利无可代替：美国不应该管控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赢得它》(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
博明(Matt Pottinger) & 迈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胜利会是什么样子？中共统治者将放弃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冷热冲突中获胜的企图。而中国人民--从统治精英到普通百姓--将找到灵感，探索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从此告别这个以对内压迫和对外压制为特点的制度。
除了更加明确自己的最终目标之外，美国还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要实现这一目标，中美关系将需要更大的摩擦。华盛顿将需要采取可能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对抗性言论和政策。这意味着要让中国领导人为其制造全球混乱的政策付出代价；这意味着坦率地谈论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这意味着迅速提高美国的国防能力，以取得对北京明确无误的优势；这意味着切断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渠道，挫败中国领导人将国家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努力；这意味着只有在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美国的强势颠扑不破的情况下，才能与北京展开外交。
当前的时刻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都是绥靖政策的苦果–这套政策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最高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首创，并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任内得以延续。相较之下，里根总统试图赢得冷战，而不仅仅是管控冷战。1987 年，当里根准备在柏林墙前发表演讲时，他的一些助手恳求他删除一句他们认为具有无端挑衅意味的话。里根明智地驳回了他们的请求，并发表了他总统任内最具代表性的讲话： “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今天，华盛顿必须采取类似的态度，更加努力地在中国国内传播真实的信息，让中国公民能够安全地相互沟通。拆除—至少是在中国的 “防火长城 “上打洞–必须成为华盛顿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就像当年拆除柏林墙一样。
但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挟持西方，尽管美国可以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但仍然会输掉新冷战。北京一心想将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和对关键新兴技术的主导权武器化。为了降低中国的影响力，确保美国而非中国掌控未来的关键技术，华盛顿需要重新设定双边经济关系的准则。首先，华盛顿应废除中国的永久贸易最惠国的待遇，因为这一待遇为中国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并将中国转入新的关税体系，逐步提高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产品的税率。提高关税所带来的收入可用于抵消美国出口商因中国不可避免的报复性措施而产生的成本，以及加强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产品的供应链。
为了彻底改变其美国目前千疮百孔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应通过从盟国招募优秀人才推动国防工业的创新。美国政府每年通过EB-5 计划批准大约1万个签证，该计划允许移民在美国企业投资数十万美元后获得绿卡。该计划充斥着欺诈行为，已经远远偏离了其作为创造就业机会计划的初衷，主要成为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百万富翁成为永久居民的一种路径。这些签证名额应被重新用作在对国防至关重要的领域中拥有高级学位的同盟国公民身上。
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房间里的大象"--华盛顿希望在与北京的竞争中实现的最终目标--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以至于历届美国政府来来去去，却从未就如何结束竞争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
拜登政府将管控竞争作为目标，但这不是目标，而是方法，而且是适得其反的方法。华盛顿把自己对华政策的目标变为过程：本应成为美国推进其利益的工具的双边会议本身却成了核心目标。
华盛顿不应惧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期望的最终状态：一个能够摆脱独裁统治、规划自己道路的中国。中共领导人的严厉统治甚至让其追随者相信中国近来在繁荣、地位和个人幸福方面急剧下降的做法值得重新审视。这些做法不仅造成了全方位的监控国家、强制的劳动营以及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同样也亵渎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一种更好的模式终将从这些源泉中诞生。
几代美国领导人都明白，通过战争或美国的屈服结束冷战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说 20 世纪 70 年代对华盛顿有什么教训，那就是试图与一个强大而野心勃勃的列宁主义独裁政权实现稳定而持久的均势–即绥靖–注定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最好的战略是让苏联人相信他们正在走向失败，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苏联人民对整个体系的怀疑。
华盛顿应设法削弱中共帝国主义的势力，并努力寻找一位对西方友善的领导人。这并不意味着强行更换政权、颠覆或战争。但这确实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意味着接受中共并不想与倡导自由价值观、因而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大国长久和平共处的共识。目前，中国人大批离开祖国，这证明他们希望生活在尊重人权、崇尚法治、提供多种选择机会的国家。台湾的例子表明，中国也可以成为这样的地方。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能会很漫长。但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中国所有人的权利和愿望，这是唯一可行的目的地。
《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完全走错了路》(The U.S. Is Going About It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ll Wrong)
Mallie Prytherch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撇开美国是否应努力 “赢得 “与中国的竞争这一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不谈，预设这场竞争会取得最终胜利的想法是不成熟的，也是陈旧的。这一前提建立在对战略格局的误读和对意识形态优势假设的过度依赖之上，从而导致了基于这一理念的任何政策建议都会继续失误。
如果时间倒退 10 年或 20 年，也许这些想法会更有价值。但现在美国要想大幅遏制中国的崛起，为时已晚。将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也极具误导性。苏联只是美国在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而 21 世纪的中国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和技术等各个层面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此外，加拉格尔（和博明）在文章中提出的 “只有在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只有在美国的强势颠扑不破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与北京展开密集外交 “的观点也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不再关心或必须以这些条件开展双边外交–如果它觉得美国不愿意让步，它就会干脆停止沟通，2022 年的两军对话的终止就是如此。
美国政治家对其 “赢得 “与中国竞争的信念源于一个常见但有缺陷的假设：如果美国能创造适当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国公民就会要求其领导人实行民主。这种错误的假设认为美国的制度既是普遍可取的，也是可以通过外部影响实现的，这就高估了美国催化民主变革的能力。认为中国每个人都在等待美国赐予他们民主的说法不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前后矛盾，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没有任何帮助。
美国可以也应该对中国和中国的制度提出有效的批评。但如果像加拉格尔去年接受采访时那样，通过宣扬美国将成为 “轻新疆 “社会的世界末日理论来达到目的，只会让美国显得偏执和妄想。此外，认为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就意味着政权更迭，这无异于招致战争。
在太平洋两岸，那些认为中美竞争会有 “赢家 “的人都陷入了过度自信的泥潭，对地缘政治格局缺乏实际看法。将中美竞争过度简化为一场可胜可负的博弈，凸显了二战后遗留下来的“还原论”、二元论思维模式。这不仅阻碍了更现实、更有效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且为美国利益和世界创造了一个危险的环境。
坎贝尔对博明和加拉格尔文章的回应节选自此报道：
《坎贝尔：追求中国的政权更替是“鲁莽”的》(Calls For China Regime Change Are ‘Reckless’: Kurt Campbell)
Nikkei Asia
在史汀生中心发言时，拜登政府负责印太事务的关键官员坎贝尔回应了《外交事务》最近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必须取胜，而非仅仅管控。坎贝尔反驳说，追求这样一条道路将是 “鲁莽的，而且很可能是无益的”。他说：“在欧洲战火纷飞、加沙局势不明朗、红海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在我们的清单上加上‘让我们尝试推翻全球舞台上的另一个主要大国’，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我认为这不符合我们当前的利益”。
坎贝尔表示，首先，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目睹了华盛顿以前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进政权更迭的尝试，知道这些尝试都不成功。其次，美国多年来一直高估了自己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方向的能力。“我们必须高度谦虚地看待我们认为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方面所能做到的事情”。相反，美国需要接受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参与者，了解中国的优先事项，并 “以不损害我们的利益或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的方式共存”。
坎贝尔在谈到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最近对华盛顿的访问时说，中国目前的首要关注点是经济，并寻求让投资者放心，中国对未来的发展有规划，而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这些目标。从长远来看，这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不同，美中两国在经济上有着深刻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他说：“中国很难在不损害自身经济的情况下采取某些措施，我想我们现在明白了，经济表现是习（近平）主席目前所重视的核心问题。（我们）既要在国内强化自己–比如通过建立不过分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又要与中国政府保持谨慎共处，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困难的挑战之一”。
关于7月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坎贝尔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印太伙伴国将强调印太安全与欧洲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但坎贝尔表示，北约在未来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伙伴对话时将 “谨慎行事”。他说，北约目前并不寻求更多的地区外任务，也不会寻求发出这样的信息，这实际上暗示了之前提出的在东京开设北约联络处的建议不会出现在今年峰会的议事日程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