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关于“印度能否超越中国？”的再思考

【编者按：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资深教授、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研究员黄亚生教授近日出版了一本备受关注的英文著作《东方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中美印象》就此新书采访了黄亚生教授，并在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提到了黄教授2003年发表的一篇合著论文《印度能超越中国吗？》（Can India Overtake China？）。黄教授认为有必要20多年后对当年的论文进行一些反思和观点的更新。以下为黄亚生教授的短文，翻译张涓。]

外界对我们那篇《印度能超越中国吗？》文章中的观点存在很多误解（这篇文章是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塔伦·卡纳（Tarun Khanna）共同撰写的。我在这里表达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因此，我在本文中使用“我”，因为塔伦和我对我们文章的反思可能会有所不同。）那篇文章的要点是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中国严重依赖外资；印度更加依赖国内的私营部门。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经济发展最快的途径是什么？中国表示欢迎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多数政策专家也同意这一点。但与长期落后的印度相比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并不是实现繁荣的唯一途径。事实上，相对于因银行和资本市场效率低下而受阻的中国，印度本土企业家可能会为其带来长期优势。”这是本文的中心论点，在我们撰写那篇论文时，印度被普遍视为增长的灾难，而外国资本被视为实现经济成功的最佳途径。

我们在那篇文章中完全没有声称（更不用说提供时间表）印度将在 GDP 增长方面超过中国。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编辑给出的文章标题上（而这在新闻业中很常见）。以下是文章中唯一触及两国更广泛增长前景的部分，而且是谨慎温和并非肯定的预测——“中国和印度奉行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印度总体表现并不优于中国，但在某些关键领域表现更好。这一成功可能使其能够赶上甚至超越中国。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不仅将证明本土创业精神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将显示中国所追求的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做法的局限性。”

我们把民主放在印度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讨论，文章中没有一句说中国会因为独裁而崩溃（郑重声明，我还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的文章）。在 2003 年的文章中，我们说：“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下一个大国。”如果你把这句话解读为中国会崩溃，你应该多看几眼。

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当年提出的一些主张。我尽量秉承直接和坦诚的态度。在那篇文章中，我的一些观点是正确的，一些是错误的。

文章的中心论点——国内私营部门是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正确的。你知道谁同意这个说法吗？中国领导人，我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一点微小的作用。那篇文章中对中国的见解来自我2003年出版的《推销中国》（Selling China）一书，书中认为对私营企业的金融贷款歧视为外国企业创造了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并于 2005 年在中国出版。出版商告诉我——尽管我没有直接证实——负责中国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机构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CDRC) 的一位副主任将这本书推荐给了 CDRC 的高级工作人员作为阅读资料，以帮助审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2007年，中国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实现了国内外企业税收待遇的平等，这是我在书中所倡导的立场（我并不是在自吹自擂，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但大多数倡导者来自商界。更准确的说法是，当时很少有学者主张这一立场，但我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这一观点 ）。我们在 2003 年的文章中指出的问题之一——中国对国内企业的歧视——其严重程度已经有所下降。

我们完全正确的另一点是关于印度金融体系与中国金融体系的比较。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问题现已众所周知，并正在拖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早在 2003 年，我们就在印度看到了令许多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的事情——与中国的国有企业相比，印度的股票市场得到了更好的监管，并且支持真正高效的企业。中国和印度股市表现的巨大差异——甚至在中国股市最近崩盘之前就已经存在——充分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印度股市目前的表现远远好于中国股市。我认为2003年没有多少人预见到这一点，而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2003 年我没有考虑到的一件事是政策的变化，例如，中国2007年开始实施的私营部门政策的变化。当然，这是进行经济预测的普遍风险。我们通常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做出预测，假设某些条件已经具备。我们需要记住，进行经济预测也是对经济政策的预测。对于我们这些在学术界工作的人来说，我们对政策制定过程没有独特的见解，我们需要牢记这种约束条件。更谨慎的声明应该是：“我们的预测是建立在某些现有政策基础之上。”

第二，无论是我2003年的书还是在我们当年的文章中，我对外资的认识都太狭隘了。我想到的是外资在中国建厂，而不是外资资助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的高科技初创企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 2003年我并不知道阿里巴巴是由软银和其他外国基金资助的（阿里巴巴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不是与国内创业者竞争，而是国内创业者的资助者和促进者。在我后来的著作中，我充分认识到外资的这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我们在2003年的文章中敦促印度更加大胆地拥抱外资。我不得不说，我对印度经济全球化的缓慢步伐感到惊讶，这很可能是民主国家的一个缺点，即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

第四，我对一个国家在规模上推广政策的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即提供教育和医疗、建设工厂、开发新技术和扩大制造规模。然而，我也意识到规模过大可能会削弱创造力、想法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执行不良政策的能力惊人。如何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因素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正确结合，这是我在最近出版的《东方的兴衰》一书中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五，至少对我来说，我很遗憾首先在媒体而不是在更具学术性的场所发表这篇论文。文章中有很多微妙之处是新闻报道中无法体现出来的。回答“印度能否超越中国”这个问题最准确的做法不是比较两国的GDP增长率。相反，是比较两国的 GDP 增长率相对于其增长基本面的情况。两者听起来很相似，但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对于中国，我认为印度的整体增长基本面较低，尤其是其基础教育和健康方面，因此该国能够以 5%、6% 甚至 7% 的速度增长这一事实令人难以置信。过去20年来，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在我正在编写的新书中，我将对这两个国家提供更广泛的看法，但我反复说过，在一种情况下，印度可以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越中国，而这种情况就是中国本身陷入困境，被不良政策所困扰。恐怕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种情况。尽管我坚信中国仍然拥有更广泛的更优越的增长基础，例如人力资本的质量、企业家的动力、制造业的深度以及扩展技术的能力，但我还是这么认为。我故意在该清单上没有提到基础设施，因为我认为基础设施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最后，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名学者，我最深切地希望两国都能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两国经济都能表现良好，并继续帮助人民摆脱贫困，提高两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与印度是一个学术建构，作为一场辩论是有意义和有趣的，但我们应该在两国做得好的时候报以欢呼，如果犯了错误就应该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