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蒂斯、克劳斯：城市发展模式事关中美国际秩序博弈

2023年10月，世界领导人齐聚北京，庆祝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一倡议是中国近期大战略的核心，因其惊人的投资和巨大而多变的雄心而受到极大关注。中国已经投资约1万亿美元，计划通过新的道路、铁路、海港、能源系统以及技术和网络空间创新，连接超过150个国家，促进商业和连通性，将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更紧密地拉向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辐射圈。

然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审视中，一个关键方面经常被忽视：在其囊括的其他构想之外，“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还是一个宏大的城市化项目——特别是倡议在没有其他大国的阻碍而进展顺利时，这将可能定义许多城市的未来。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城市的发展往往被错误地忽视。事实上，基础设施、城市形态与大国构建的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历史上，大国不仅使用城市作为商业和宗教连接的节点，还作为实际和象征性权力展示的场所。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单极时代就是由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所支撑的：全球城市。几十年来，伦敦、纽约、首尔、悉尼和东京等全球城市的代表被自由市场的扩张所重塑。反过来，它们的崛起加强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然而，中国现在开始营造有其独特特征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形态：自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建造摩天大楼和对农村地区展开城镇化，将其境内地区向上和向外延伸，同时将它们连接到东亚和全球的各个经济体。四十年来，城市空间一直是中国经济和战略愿景的核心，先于“一带一路”倡议。但北京现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将注意力和资源转向城市发展，预示着数十亿城市居民生活将因此而发生转变。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战略始终牢记2049年这个标志性的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其愿景是一个转变的世界，一个古丝绸之路在二十一世纪的再现，古丝绸之路曾在西方崛起前的一千多年里将非洲和欧亚大陆的人民联系在一起。中国打算创造的强化纽带可能会产生一种新型的跨国市场，改变全球经济的连接组织形式。“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开始显著增强中国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包括各类规模的城市：从2012年中国主导的加纳海岸渔港市场重建，到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新港口，以及巴基斯坦两千英里领土（译者注：即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瓜达尔港到中国西部边境的公路距离约为两千英里）的转变。北京也正在尝试生态城市，这可能有助于向可持续的城市生活形式转变——但也在输出新的控制技术。

“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国际秩序可能通过建设物质通道重建的可能性，这些通道将中国的影响力、文化和发展模式带到世界各地。如果西方国家希望保持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并保护几十年来一直是城市空间特色的世界主义文化，他们必须更认真地考虑如何与“一带一路”倡议匹敌。这并不容易。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发展旨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缘政治上竞争的基础设施倡议；这些计划需要更大的支持。

但这些日益分裂和无组织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缺乏中国快速动员巨大资源和规划半个世纪的能力。他们必须更快地行动，并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保持可预测性和承诺。毕竟，“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它已经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影响力，并为中国主导的另一种国际秩序奠定基础。

城市规划与文化影响

几千年来，大国的影响力一直依赖于城市和基础设施。反过来，帝国又改变了城市的形态。当亚历山大大帝从马其顿出发试图征服世界时，他在中东和中亚留下了一系列新城市，确立了希腊文化和建筑的悠久遗产。大英帝国在其殖民时期也大量投资于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其力量；即使在今天，它的港口、铁路、政府和商业建筑以及法律文化仍然是印度新德里、南非比勒陀利亚和新西兰惠灵顿等城市的重要支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是城市历史上的另一个关键时刻。在欧洲和亚洲，城市需要重建。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支持大规模的住房项目，旨在改变全球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重新协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随着冷战的加深，美国和苏联也不断努力将本国的文化投射于他国的城市发展之中。美国汽车、预制住房和家用电器在美国政府、美国企业和诸如现代艺术博物馆之类的文化机构的支持下被运往全球，向数百万人介绍了民主设计理念和消费习惯。

作为共产主义精致和力量的象征，苏联投资于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如波兰的文化与科学宫，如今仍是欧盟第六高的建筑，是华沙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莫斯科还投资于大规模住房发展，这些发展根据共产主义理想仔细策划其社会空间，在规模上几乎与一座小型城市相当。二十世纪末苏联的崩溃和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加速了“全球城市”的扩张：在东京，摩天大楼在六本木山、汐留和品川拔地而起，与城市古老的横町（译者注：yokocho，即城市中的小巷）——包括餐馆密布的小巷和后街——一起定义了城市景观及其经济。

咨询顾问、律师和其他企业服务专家开始在这些全球城市之间自由舒适地移动。这种城市形态由美国主导的霸权支持，确保了一个强调自由企业的全球市场和文化。但随着这些城市成为国际财富和人才的灯塔，它们也放大了全球化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鉴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脆弱性、美国日益两极分化的政治——以及中国的大规模崛起——这种自由市场霸权能持续多久越来越不明朗。

城市扩张与中国模式

在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在1980年至2020年间那样大规模化地开展城市化进程。1978年，中国只有2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而现在，超过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国的城市政策侧重于快速建筑施工和经济增长，以及在经济特区进行实验，这些区域能够实施独特的经济政策。1980年北京赋予深圳经济特区地位后，深圳的城市面积增长到原有城镇面积的600多倍。随着中国在沿海城市开展市场经济和经济特区试验，由于资本壁垒的降低而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开始显现。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产生了独特的建筑和施工风格、重型民用基础设施、城市扩张，以及对历史地标的忽视，但其政策也在不断演变。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战略也强调了“生态文明”理念，将可持续性融入城市规划。2004年，中国将亚热带城市贵阳确定为生态试点城市，测试可持续城市发展概念，如循环经济；中国已经在离北京60英里的雄安新区投资约800亿美元，预计其规模将与纽约和伦敦相当。雄安旨在成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中国范例，将生态和数字融为一体：一个充满公园和森林的城市，它还将拥有一个数字“孪生体”，其中每座建筑和基础设施组件都在不断发展的虚拟地图上表示。中国最新的五年规划也对“以人为本”的美德和绿色城市空间表达了赞许。

“一带一路”倡议的预期范围表明，中国在快速城市增长和连通性方面的实验最终可能（接替美国）成为全球城市的后继者。从东亚到东非的地区城市的结构已经开始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北京在中亚的城市间投资建设高速公路，通过高速铁路将中国城市与伦敦等欧洲终端城市相连，以及一条“数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的目标之一是将中国西部通过巴基斯坦连接到东非的城市。随着这些基础设施的融合，它们正在改变城市。霍尔果斯，曾经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上的一个宁静小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繁忙的物流中心，从欧亚大草原上涌现出成堆的集装箱，形成了一个繁忙的自由贸易和免税区。霍尔果斯是一个“干港”，新的高速货运列车通过它前往“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地区，现在将近100个中国城市与欧洲近200个城市以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十几个城市相连。

在中国边境以外，自2018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将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重塑成一个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资助建设了以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引人注目的哈恩-沙特尔娱乐中心为核心的新中央商务区。透明且形似帐篷的娱乐中心建筑在展现出一番未来景象的同时，也不由得令人回忆起丝绸之路上的游牧帝国。在东非，“一带一路”倡议正资助铁路建设和肯尼亚海岸的新深水港项目，以建立一个连接肯尼亚、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新跨国经济走廊。

中国计划通过投资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城市，将不同大陆的城市走廊统一起来。中国现有的主要海港将与中国境外战略位置的一系列港口相连：希腊的比雷埃夫斯、缅甸的皎漂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以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港。中国希望其对地中海港口的投资，特别是能够开始从鹿特丹、伦敦、汉堡和安特卫普等北欧传统港口转移贸易。除了这些更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之外，“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提供新型数字连通性：华为等中国公司正在巴基斯坦、东非和南美等地建设新的海底电缆、数据中心和智慧城市平台。

这些是数字革命遗留下来的地区急需的发展方向，但它们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将这些国家纳入一个强调社会控制的中国版互联网的机会。在中国城市如喀什进行的数字系统试验——自2008年和2011年的恐怖袭击以来，监控摄像头、面部和步态识别扫描、车牌识别、检查站、身份证和数字控制中心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向世界其他城市扩展。自“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国公司已将“安全城市”解决方案销售给厄瓜多尔、肯尼亚、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主要大都市。自2019年起，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和全国其他40个城市的800个地点安装了数千个配备先进面部和车牌识别软件的中国制造摄像头。在“一带一路”倡议塑造的城市中，社会控制和治理效率可能比个人自由更受重视。

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一个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等棘手问题的诱人展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希望其在国内可持续城市实践的实验可以作为其他地方的模型。东南亚各地的“生态城市”，如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四个岛屿上建设中的1000亿美元森林城市，致力于在2035年为多达一百万人创造可持续的城市生活。在2019年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启动了智慧城市合作倡议，承诺进一步发展结合数字创新和可持续性的亚洲智慧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发展与模式选择

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像中国希望的那样成功，它可能会引领一种新型城市的诞生，这种城市可能成为新国际秩序的基础。非洲和欧亚可能会变得更加城市化，拥有由高速交通连接的蔓延的跨国城市走廊，并更加完全地融入中国庞大且日益复杂的市场。小城市可能会转变成繁荣的物流中心，指导货物在跨大陆间流动。中国侨民及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软实力影响可能会在全球数百个城市变得更加普遍，城市空间可能变得更加高效、安全和可持续。这些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城市可能会将森林和绿地融入城市结构，服务于生态原则——可能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发挥宝贵作用。

但城市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受到严格控制和规范。随着政府以网络主权的名义限制公民的数字访问，监控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城市可能会繁荣，但作为自由的、世界主义的飞地的城市可能会凋零。

美国和其他大国，如欧盟，不会喜欢这种结果。这将意味着他们在七十年中构建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正被一个具有非常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从根本上重新设计。美国和欧盟领导人已经开始尝试用替代形式的基础设施地缘政治来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总统乔·拜登已经寻求发展一种新的国家工业战略，以绿色技术和就业为核心，2022年的通货膨胀减缓法案（2022 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专注于国内外的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该立法为绿色能源转型项目拨款约3700亿美元。

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The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initiative）——首度公开于2021年七国集团（G-7）峰会，并后来改名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旨在协调G-7国家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它代表了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影响的明确回应，最初由G-7和私营公司提供6000亿美元的基金。其项目包括美国和欧盟与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于2023年9月宣布的印度-中东-欧洲走廊；这条走廊将通过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运输网络连接这些大陆，包括海上航线和铁路。该计划借鉴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做法。欧盟方面，其2021年3000亿美元的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 program）为非洲和印度提供了一系列新战略，强调遵守更高的社会和环境标准的基础设施投资，反映了欧洲关于发展、人权和可持续性的价值观。

这些计划必须得到更多支持。但西方可能会继续在协调大规模和长期项目方面遇到困难，这些项目几乎与“一带一路”倡议针锋相对。对于陷入短期政治周期的民主政权来说，宏大战略思维是困难的。然而，情况并非始终如此：有时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提并论的是二战后动用了巨大资源重建被摧毁的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这不仅是团结的行动，也是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旨在帮助西欧国家远离莫斯科的势力范围。

今天是另一个历史时刻，需要长期、跨代的宏大战略愿景。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发现基础设施、城市和国际影响力之间经常被忽视的联系。在关键时刻，民主国家已经证明了自己在长期战略努力方面是有韧性、能力和承诺的；最近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势头增长表明，民主国家的这些特质还依然存在。西方必须面对复杂的挑战，完善其可持续和互联城市生活的愿景——一个融合其价值观的愿景——并动员资源来完成它。城市发展问题的不仅仅与哪个国家将在未来拥有更多地缘政治影响力相关联；基础设施投资还将塑造生活在城市中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城市长期以来提供了经济机会、改善健康、文化活力，并促进了世界主义。但这些并非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