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第一位“雇用”中国大陆学者的国会议员

作者：张毅

2023-03-18

昨晚看到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帕特•施罗德（Pat Schroeder）因病去世的消息，心情顿时沉重了许多。

1985年底至1986年底，我作为“国会学者”（Congressional Fellow）为两位美国国会议员担任过“立法助手”（Legislative Aide）。第一位就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施罗德, 第二位是来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2014-2017年间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马克斯•博卡斯（Max Baucus）。我应当是1949年之后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工作的中国大陆学者，施罗德因此是第一位“雇用”中国大陆学者的国会议员。

“国会学者项目”（Congressional Fellowship Program）由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组织，参与人员主要是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官员和大学教师，也包括少数外国学者。项目为期一年，大多数人会为两位议员工作（通常是一位参议员和一位众议员），时间各半年。

1981-1983年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重点研究美国国会。1984年1月，我作为美国所公派留学生到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主修方向仍是美国国会。1985年夏，我完成硕士学位课程，申请参加国会学者项目获得批准。由于在国会工作没有报酬，资助我留学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同意延长资助一年。

美国政治学会虽然是项目组织者，但并不负责分配工作（国会议员也不会接受学会的分配），因此每个项目参与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列出一个议员名单，然后逐一上门求职。1985年冷战尚未结束，美国政府对待苏共和中共态度固然有别，但国会总体反共势力仍然很强，不少议员贬义地称中国为“赤色中国”（Red China），因此我颇为担心能否找到“雇主”。

记得我最初的名单上主要是来自深蓝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包括施罗德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芭芭拉•鲍克萨（Barbara Boxer），原因一是共和党总体上更加反共，接受我的可能性可能更低；二是颜色深意味着议员地位稳固，不会因雇用一个来自“共党国家”的人而过分担忧选民的负面反应；三是在项目的第二阶段我还有机会找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我在第二阶段的确找了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来自犹他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奥林•哈奇（Orin Hatch），但都遭拒，后来民主党参议员鲍克斯决定接受我，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施罗德似乎并不在意我的中国背景，面试后即决定“雇”我。施罗德当时是美国名望很高的女国会议员，能为她“打工”超出了我的期望。她生于1940年，父亲曾是飞机驾驶员，后拥有一家航空保险公司，母亲是小学教师。1961年，施罗德本科毕业后就读哈佛大学法学院，第二年与同学詹姆斯•施罗德（James Schroeder）结婚。1964年法学院毕业后，两人移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詹姆斯入职一家律师事务所，施罗德则在当地劳工部门和学校工作。

施罗德走上政坛纯属偶然。1972年国会选举，热心政治的詹姆斯与其他民主党活跃人士商讨本党候选人人选，不料有人居然提名施罗德，商讨之后施罗德也感到可以一试。她此前从未参与政选，没有任何知名度，共和党对手因此轻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也不报任何希望，结果却是施罗德胜出。1972年也是总统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赢得美国50个州中的49个（仅仅输掉了马萨诸塞州），施罗德在大环境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居然能击败共和党在任议员，堪称奇迹。在此之后，施罗德基本毫无悬念地连续11次赢得连任，直至1997年退休（她连任竞选得票率只有一次低于58%）。

施罗德口才好，反应快，常能说出十分生动的精辟名句。把里根形容为“不粘锅总统”（Teflon President），就是她的创造。有人怀疑妇女能否既当议员又做母亲，她的回答直截了当：我有头脑，也有子宫，两个都运转正常。五角大楼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为战争辩护，她戏虐地讽刺：你们如果是妇女，一定会没完没了地怀孕，因为你们永远不会说不。（顺便提一句，施罗德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第一位女性委员，坚决反对越战，1972年初次参加众议员竞选时，联邦调查局（时任局长仍是胡佛）曾专门安排线人监视施罗德和她丈夫。）

我作为施罗德的立法助手（在国会为议员工作的人大多为立法助手），主要工作包括研究政策和法案；撰写备忘录；回答选民来信；接听选民电话；邮寄竞选宣传品等。施罗德知道我的目的是要从学术角度了解国会的实际运作，因此尽量提供方便，不仅让我在华盛顿办公室工作，还安排我去她的选区丹佛市，看她实际如何与选民打交道。她甚至带我参加国会委员会听证会，她坐前排，我坐后排，居高临下地“俯视”参加听证会的美国政府官员，感觉可以说是“极其良好”。

我同时完全享受“国民待遇”。我有国会工作证，可以随意进出国会办公楼。我有施罗德办公室的钥匙，晚上或周末可以一人在办公室加班。我在国会停车场停车，在国会食堂吃饭，在国会乘坐专用小地铁，如工作需要还可以进入众议院会议大厅。1980年代中美关系之紧密，或许由此可见一斑。施罗德的“行政助手”（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即议员助手总管）1988年曾发出感叹：现在很难相信中美开始交流还不到10年时间，也很难相信我们曾经是敌人；时间不仅可以治疗创伤，而且可以清除对伤口的记忆。（如果让他评论今天的中美关系，他大概会说很难想象我们的关系曾经如此好过。）

国会学者项目结束后的十几年间，我与施罗德一直保持联系。逢年过节，我们会互相寄卡问候，她还经常亲笔写信。1987年夏，施罗德曾参加民主党总统预选，民调支持率一时接近后来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迈克尔•杜卡柯斯（Michael Dukakis）。她来信说，我们现在格外忙乱，你快回来工作吧！几个月后她退出竞选，宣布决定时忍不住掉了眼泪，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有人怀疑她如当选总统是否足够坚强，是否能与戈尔巴乔夫等其他大国领导人谈判。在著名的NBC“周六晚直播” （Saturday Night Live）的搞笑节目中，她被演成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施罗德后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辩护，并把文章复印件寄给我。她说：我已不在去白宫的路上了，我们宣布胜利后即刻退出。

1997年，施罗德当了24年众议员后决定退休，我此时已到香港当律师，之后基本断了联系。2015年， 我突然收到她一封电邮，说詹姆斯的一位朋友在香港见到我，因此来信联系。她此时已搬到佛罗里达州过退休生活，希望我有空去看她。这些年我的确常想去佛罗里达，但终未成行，现在成了我一大遗憾。

施罗德性格爽快，乐于助人。1980年代，我有朋友被美国大学录取，担心签证被拒，希望我找施罗德写推荐信，我几次提出，她都每求必应。有一位被拒后才找到我帮忙，施罗德于是专门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使我朋友最终得到了签证。1990年代初，我们夫妻去科罗拉多州滑雪，计划在丹佛停留两天，她当时人在华盛顿，主动邀请我们住她在丹佛的家里，开她的车。施罗德是当地名人，我在街上开她的车，遇见好几个人眼神诧异，显然不理解为何一个亚洲面孔的人开了他们议员的车。施罗德还在家里留了一张纸条，开玩笑地称我为“张毅/江泽民”。将我与中国国家元首并列，一生仅此一例。1992年冬，我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上学，施罗德作为国会代表团一员访问中国，行前专门写信问我是否有东西需要她帮忙带到我北京家中，并说明不要怕麻烦，因为代表团乘坐美国军机，“有很多的空地方”装东西。

我当上施罗德助手后才得知她大学本科曾学过中文，但我见到她时，应该是全还给老师了。施罗德有一子一女。女儿本科上普林斯顿大学，同样选修了中文课，毕业后还参加“普林斯顿在亚洲”（Princeton in Asia）项目，到大连理工学院教了一年的英文。

作为众议员，施罗德的主要立法贡献是促成国会通过一些促进妇女平权的法案，被称为是妇女平权的“开路先锋”(trailblazer)。肯尼迪总统顾问、演讲稿撰写人泰德•索仁森（Ted Sorensen）说施罗德多才多艺，会起草法案、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驾驶飞机、烘烤蛋糕、通过法律、独创名句、竞选总统。施罗德去世后，拜登总统特别发表声明，赞她在众多问题上坚持公平、明智的政策和妇女平权，结果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以及男人）的生活。

于我而言，她还是一个开明、热情和善良的美国“老板”。

202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