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加拉格尔谈美中关系的未来

作者：j-zhou

2023-02-2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谈到要防止台湾的未来变成乌克兰的现在；建立“选择性脱钩”框架；提醒人们美国是好人。

【编者按】近日，美国美中关系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 发表了对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的采访（Mike Gallagher on Connecting the China Dots for Congress）（点击阅读全文）。加拉格尔列出了“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优先事项，并就美中关系提出了个人看法。鉴于加拉格尔在今后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议事日程，他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看法对关注这些问题的学者和官员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本站将这一采访编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自2017年起在美国众议院代表威斯康星州第八选区。加拉格尔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7年，其中两次被派往伊拉克。他还曾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担任中东和反恐事务的共和党首席顾问，并在威斯康辛州格林湾（Green Bay）的一家能源和供应链管理公司工作。

加拉格尔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乔治城大学获得国家安全硕士学位，在国家情报大学获得战略情报第二个硕士学位，后在乔治城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在第118届国会中，加拉格尔担任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以及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网络、信息、技术和创新小组委员会的主席（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Cybe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并在情报特别委员会任职（Th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2019年至2021年，他担任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网络日光室委员会主任（The 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

以下是加拉格尔对采访的回答简短摘要：

您对中国的关注从何而来?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荒谬性：一个早期大部分时间在中东工作的阿拉伯语言学家现在是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不可否认，我目光短浅地接受了一种共识，那就是“负责任利益相关者”假设（The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Hypothesis）[这是前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提出的观点，他当时指出，即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可以成为全球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

2015年……我开始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博明（Matt Pottinger）交谈，他曾在北京当过记者，后来成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任。我记得他当时谈到了中国，我问他:“你为什么关注中国？现在的问题都是关于中东的。这都是关于来自中东的萨拉菲圣战分子的威胁。”但他说服了我，中国是我必须更认真对待的事情。

我还有一些其他对我很有帮助的朋友。我曾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与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一起工作……高安西（John Garnaut，曾任澳大利亚驻北京记者）和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曾特朗普总统政府任国家完全顾问）也是我的朋友和导师，他们塑造了我对中国的很多看法。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目标是什么?

最初至少有三个目标。第一，美国必须揭露CCP的侵略模式。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南海或大学校园里的孤立的事件。在我看来，CCP正在对我们发动的是一场全社会性的冷战。而委员会需要向国会议员和美国人民说明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投入资金、资源和精力，让美国准备好在短期和长期内赢得这场竞争，以免为时已晚。

我的第二个目标也反映了麦卡锡议长（Kevin McCarthy）的意图，就是让该委员会成为两党共同的努力。我们希望获得民主党成员的支持。此前，“中国工作小组”（The China Task Force）只有共和党人，因为民主党人拒绝参与。我们这边的成员都是严肃和清醒的，不会哗众取宠（And if you look at the members we have on our side, they’re all serious sober members, there are no bomb throwers）。我相信，当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两党的基础上时，它就会更加强大。这并不意味着两党之间不会有分歧，但重要的是，CCP害怕两党合作对他们的侵略行为做出整体反应。

我近期的第三个目标是威慑（Deterrence）。我们总觉得威慑是纯粹的军事意义问题，或只有行政部门或五角大楼才能做的事情。事实上，国会在威慑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威慑CCP侵略的目标应该提醒我们，我们执行的是一个防御性战略。我们不是要夺取领土。我们不是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重塑外国社会。我们是要捍卫自由世界的边界，使其免受极权主义的侵略。而且，事实上，对于一些极左或极右的孤立主义的议员来说，重要的是提醒他们，我们确实在努力防止而不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为委员会列出的前几个优先事项是什么？

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也是我们将对（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Th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和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提供咨询的领域–是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并将其应用于东亚，以防止台湾的未来成为乌克兰的现在。两党之间有很多关于把台湾武装到牙齿的愉快谈话，但这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我们其实是雷声大、雨点稀的现实。目前有180亿至1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项目已获批准，但尚未交付给台湾。因此，在我看来，把台湾变成一只刺猬（Porcupine），是我们在短期内加强威慑所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

现在，台湾也必须成为更广泛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延伸到第一岛链(包括台湾在内的一系列太平洋岛屿)和日本南部岛屿，菲律宾北部岛屿，以及澳大利亚北部领土和我们自己的领土，无论是关岛、阿拉斯加还是太平洋上的其他一些岛屿。这就是硬实力。虽然我们不会带头，但特别委员会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为什么要关心台湾？为什么威斯康辛州东北部的人要关心CCP构成的威胁?

第二件事是，当涉及到经济治国方略和选择性经济脱钩的问题时，在未来六个月，我们在几个问题可以对国会产生巨大影响。显然，抖音现在是一个大话题。我赞成禁止或强制出售……

最不为人所知是CCP的侵略是通过统一战线的工作（United Front Work）实现的，美国人对统一战线没有任何概念。统战其实是一种间谍和影响行动的结合。它可以一直追溯到CCP的成立，这是他们最后获胜的法宝之一。所以，短期内的效果，就是要让大家认识CCP统战部的性质，找出反制统战的办法。这是我们打算贯穿听证会的一个主题，它将导致一些立法行动动议……

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suppression）。《纽约时报》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CCP在美国执法的大新闻。在我看来，这是对我们主权的侵犯，所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是中国在美国的土地购买。我的感觉是，在土地购买方面，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改革已经赋予它更多的权力来审查这方面的投资。但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对委员会的改革还不够彻底。因此，我们必须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施加一些压力，并可能进行立法修正，以便至少我们有一个更有力的方法来审查中国在美国的土地购买，特别是在军事基地附近。

然后是资本外流。同样，我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是，如果CFIUS改革代表着我们要更仔细地审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那么脱钩的下一阶段将是全面审视流入中国的美国资本，特别是流向与中国科技和国防相关公司的资本……美元和美国退休人员的健康不应该依赖于种族灭绝的成功或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

美国可以从乌克兰战争获得哪些经验教训并应用于台湾？

有几个教训很突出。其一是硬实力的威慑。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政府依靠软实力，用所谓的综合威慑进行威慑，这种威慑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模糊的制裁威胁，再加上国务院发布的措辞严厉的推文。普京对这种威慑视若无睹并发动了入侵。因此，我们要认识到综合威慑所依据的是天真的假设，并确保我们不会将印太司令部的威慑态势建立在这些同样的假设上。因此，第一教训是硬实力给你最好的威慑。

另一个教训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弹药才能赢得战争。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消耗了七年生产的标枪导弹。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业基础来生产我们所需的大规模军火。因此，我们需要生产和储存弹药，对这是第二个教训。

第三教训，我认为某些技术将会改变战场。特别是空中武器系统，它代表了一个更大的现象，那就是空中力量的民主化。这是我们需要投资的地方……

最后，当专制主义者和独裁者告诉你他们可能想要入侵一个国家时，不要不当一回事。

您认为委员会成员明年会去台湾吗?

会。去台湾很重要，而且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的各项规定。我打算亲自去，也愿意率领一个两党代表团去台湾，可能会在那里举行一些现场听证会。这也会向我们的台湾朋友发出强烈的支持信号。

什么是选择性脱钩？界限如何划分？

有些事情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在涉及到先进的制药原料时，我们不应该依赖中共的慷慨解囊。这完全破坏了我们的威慑态势。他们可以在冲突中切断流向美国人民的救命药物，这是个糟糕的情况。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依赖CCP的能量物质–那些我们放在武器系统中的推进剂、炸药和烟火剂–而我们现在在许多情况下就是这样。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微电子和半导体制造。我们应该促进国内半导体制造。

低端商品的界限就更难划清了。我对威斯康辛州的农民向中国出售大豆没有任何意见；我们也都穿着中国制造的东西，我对购买中国制造的纺织品没有意见。

我给委员会的目标之一就是提出一个选择性脱钩的框架。我怀疑即使在这个框架最好的版本中，也不会有明确的界限，但它会比现在的框架具备更多的细节……

然后我们要问一些我不太清楚如何回答的问题。例如，我们对中国资本在美国投资有意见吗？如果这些钱投资在对美国有利的项目上呢？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我想与风险投资界和一些资产管理公司接触，以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再次回到我之前所说的，我认为对我们有用的框架是，我们应该对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采取强硬立场。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资助CCP的种族灭绝和军事现代化。

有很多美国公司，比如特斯拉和苹果，都与中国有很深的联系和融合。您认为这些公司应该撤出中国吗?

他们当然不应该从中国的强迫劳动中获利。现在的立法正在促使这些公司认真审视他们的供应链，确保他们不依赖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些公司是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在中国出现？我现在不是这么说。很多公司自然会考虑到在领中国当下的各种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把所有的先进制造业集中在中国东南地区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因此，他们可能希望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这与我作为特别委员会主席所说的话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他们的底线以及如何评估风险。

……当然，如果有一家公司不愿与美国实体合作（尤其是美国军方），但却投入CCP的怀抱，在北京建立人工智能中心——这是令人担忧的。归根结底，这些仍然是美国公司……

因此，委员会的部分工作将是提醒人们，美国是好人。我们必须相信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具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性……目前，在美中竞争拉开大幕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并不坚信自己是好人并且稳操胜券。作为委员会主席，我想改变这种情况。

一些批评更强硬政策的人士会说，这些政策只会导致（美中）紧张局势的升级。您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什么回应？

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无论是乌克兰，或者你可以把历史往前推一点：实力给了我们威慑的最佳机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语言进行毫无必要的挑衅。我依旧相信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的外交政策理念，即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但我认为，掩盖美中竞争的利害关系和范围，或者粉饰我们从CCP政权那里看到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无论是种族灭绝，还是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还是跨国镇压，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而事实上，我们有一本来自旧冷战后期的剧本来指导我们。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毫不犹豫地在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向苏联叫板，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军事问题。与此同时，他不断尝试与俄罗斯人民交流。这就是我们今后最好的游戏规则，可以防止我们陷入一种条件反射式的鹰派立场，或在我们虚张声势，进行无谓的挑衅……第一，我们需要投资硬实力。二是不断区分CCP和中国人民。我们与中国人民没有争执……我们不能威慑自己。我们需要有信心，相信我们可以赢得这场竞争，相信威慑可以发挥作用。

您如何看待与拜登政府的合作?

我们肯定可以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我认为最近对芯片的一些出口控制是很好的。但（拜登政府）似乎没有关于印太地区双边贸易的战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台湾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之外。

像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和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目光清晰。但拜登政府似乎在中国问题上存在内部分歧。有一个较为现实的阵营，还有一个由约翰·克里（John Kerry）领导的气候变化阵营……气候变化阵营似乎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并极度天真地认为CCP关心在COP27（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承诺。这就造成了行政部门（对华）政策的不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