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次伟大：大国衰落论的原因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Robert Ralston，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师，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宏大战略和军民关系，特别关注大国政治的国内政治和兵役政治。

来源：Robert Ralston, “Make Us Great Again: The Causes of Declinism in Major Powers,”Security Studies, October 27, 2022, published online, https://doi.org/10.1080/09636412.2022.2133626

导读

特朗普将衰落论(Declinism)引入美国政治舞台，这种论调以美国正在衰退的概念为基础，并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诸如此类的衰落叙事并非罕见，大国政治的话语中常显露着对于国家排名下降的恐惧。比如，日本维新会前党首桥下彻(Tōru Hashimoto)曾在宣布竞选2012年国家领导人时表示，“我们光荣的日本已陷入了衰落的状态”。美国政客们也爱用衰落来叙事，最著名的可能是肯尼迪表达了他对苏联导弹和美国威望下降的担忧;以及里根认为卡特领导下的美国实力严重削弱，并承诺“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现实中有关国家衰落的论屡见不鲜，但往往与“客观”标准衡量下的衰落无关。作者认为，当前国际关系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际衰落的叙述——衰落论在政治上的显著性，或将衰落论仅仅视为真实发生衰落的副产品。然而，衰落论也可以独立于真实的衰落。换言之，即使实际很少或没有观察到衰退，也可能营造出显著的衰退，反之亦然。那么，为什么衰落论有时与衰落无关?衰落论何以或何时在大国的政治中猖獗盛行?(This suggests a puzzle: Why is declinism at times independent of decline? Why and when does declinism run rampant in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major powers?)

作者研究发现，第一，衰落论通常来自反对派代理人，他们将原本互不关联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并将国家的衰落归咎于建制派。第二，负面事件或某些条件有助于使衰落的叙事与受众产生共鸣。文章通过对英国议会的演讲进行文本分析，发现衰落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业已猖獗。作者以撒切尔和基思·约瑟夫为例，说明代理人是如何将互不相干的团体联合起来，从而建构一个以“英国正在衰落”为中心叙事的联盟。这些联盟能够利用诸如“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这样的负面事件，助推民众对衰落论产生共鸣。此外，文章还以马岛战争为例，追溯了撒切尔衰落论的外交政策后果。最后，作者提出，对衰落论的叙事的研究能为未来研究美国和中国崛起的影响提供路径。

实际衰落 vs 衰落论调，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后果影响

作者将衰落论定义为政治精英在国内话语中以国家衰落为主题的突出表现。衰落论者认为，国家正在衰落、已经衰落或即将衰落。作者认为衰落论是一种明确表述某一国家在国际层面的衰落的说辞/论调，而不是关于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有关崛起和衰落大国的文献中，要么假设衰落和对衰落的感知是同步发展的(客观论者的解释)，要么假设衰落的感知先滞后于客观衰落，最终赶上衰落的现实(感知滞后型的解释)。尽管这两种关于衰落的叙述贡献巨大，但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衰落的叙述变得广泛和突出。因此，作者认为对于衰落论的研究应转向国内政治。

作者指出，国内政治因素是衰落论成为主流叙事及其共鸣的核心。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国内政治中的两个因素：反对派和负面事件。

首先，衰落论往往来自于国家政治中的反对派，他们把衰落论作为一种话语工具来批评当权政府，并推动不同的政策。反对派代理人(以下简称“代理人”)能把原本无法联系的行为体聚集在一起，结成新的联盟。代理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观众讲话，并能编织出吸引不同利益群体的叙事。这种“多重发声”对衰落论很重要，因为衰落论很少把衰落的原因指向单一的问题。代理人可以四处推卸责任，也可以向联盟中不同的受众提出不同的更新方案。对于纯粹的内部人士，如前政府内阁的长期成员或前领导人，他们很难辩称他们过去的行为与国家衰退原因无关。因为他们是当权派，要对国家的方向负责。所以，纯粹的局外人或纯粹的局内人不会经常宣扬衰落论。

然而，对立政治本身并不能解释衰落论：并非所有的反对派都参与到衰落论的叙事中。因此，作者再尔指出负面事件是衰落论站稳脚跟的必要条件，它们推动了政治行动，帮助反对派代理人推进衰落论叙事。起初，衰落论者可能会利用国家在国际地位上受到质疑的危机事件做文章，比如国家意外的失败或竞争对手的成功。例如，1957年10月，前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挑战了美国对苏联的国家、军事、科学和意识形态霸权观念。这一挫折为肯尼迪提供了口实，声称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导致了美国的衰落。再者，衰落论者可能会借由消极的国内状况(即使这些事件与国际地位问题没有明显关联)作为国际衰落的证据，比如经济衰退或国内纷争和动荡。衰落论的叙事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是因为他们承认事件造成的痛苦，责问了当政者，并勾勒出治愈和复兴的前进道路。

从衰落论的外交政策后果看，还可能会塑造和决定利益方向。对于一些衰落论者来说，衰落论的叙事能够支持全球扩张政策，以挽回面子，重获失去的荣耀。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肯尼迪的“导弹缺口”和国防开支的增加;到撒切尔与阿根廷在马岛的战争;再到桥下彻寻求让日本回归伟大的运动。然而，其他的衰落论者也可以做相反的事情，他们试图“拉回”而不是“反击”国家的衰落。例如，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结束无休止的战争，重新分配富裕欧洲国家的国防负担，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戈尔巴乔夫寻求苏联外交政策和国防重点的重新定位，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升温和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在扩张和紧缩两种情况下，关于衰落的叙述都可以塑造和限制提供这些叙述的人。

英国的衰落和其衰落论

下文以英国为案例以进一步阐述其通过国内政治去理解衰落论的理论框架。英国是一个被广泛研究的衰落国家案例，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英国在整个20世纪确实衰落了。作者通过对英国议会的演讲考察，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初衰落论的缺失和20世纪70年代末衰落论猖獗的成因和过程。

(一)衡量英国的衰落和衰落论

作者使用基于字典的方法来衡量英国议会演讲中衰落论随时间的变化。在线上附录中，将报纸分析作为检验衰落论的潜在其他来源，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图1：1946-2004年英国议会议事录中，提到“衰落”或在演讲中有“衰落”一词以及修正后的字典测量比较图

(y轴表示词频出现最小到最大的标准化得分)

图1显示了1946年至2004年议事录中被提及的次数、演讲次数和修正后词典中出现的词干“衰落”(declin*红线)现象，表明衰落论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

图1还显示了在议会中包含“衰落”(declin*红线)的发言次数。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国会演讲中的衰落论相当“平淡”，不同时期几乎没有变化。1945年至1975年的三十年中，“衰落”一词被提及的标准化得分增加了大约0.4。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1975年到1980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

图2：衰落和衰落论(正常化)不匹配

在该系列的早期，即1946年至1976年期间，英国的衰退最为剧烈和深刻。当英国的衰落相对于其他大国放缓时，衰落论的衡量标准(用红线表示)达到顶峰。也就是说，衰落和衰落论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二)追溯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衰落论

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一开始对衰落论不感兴趣。与理论预期一致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工党缺乏代理人，这意味着衰落论不太可能成为主流论调。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当时保守党是反对党。撒切尔和约瑟夫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当了代理人的角色，他们建立联盟来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从而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1974年10月，英国大选中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输给了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工党作为反对党，是更有可能推进衰落论的竞争者。然而，工党领袖不是代理人。以威尔逊和吉姆·卡拉汉为代表的领导层都是党内的元老。领导层对批评过去的记录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是纯粹局内人。例如威尔逊本人就认为“不应该攻击1964/1970年的工党政府”。

衰落论在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开始肆虐。作为当权政府， 工党对推进衰落论不感兴趣，他们并没有参与衰落论的动机。反对党保守党却在1979年的选举中提出了英国衰落的信息。撒切尔夫人和她的盟友约瑟夫的崛起解释了这一变化，他们共同努力组建了联合政府。撒切尔和约瑟夫是亲密的政治和私人朋友使他们在英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着相同的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理解为“撒切尔主义”。

作者认为，国内政治能够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衰落论的突然兴起。撒切尔和约瑟夫也是保守党的局外人，促成了一个包括党外人士和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在内的联盟，以及他们在保守党内部新获得的权力。撒切尔成为领袖后，她和约瑟夫依靠在保守党和外部智库、学术界、记者和工业界之间架起桥梁的网络。这个联合政府向英国人民传达了衰落的信息，将英国的衰落归咎于过去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此外，消极的事件和条件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衰落论也至关重要。撒切尔和她的联合政府成员并没有凭空捏造衰落论。负面事件包括工业斗争、工会问题、罢工和通货膨胀。油价上涨、1973年和1974年的矿工罢工，以及1978/79年的“不满的冬天”，这些都为撒切尔夫人作为英国衰落的证据提供了素材，助长了衰落论的共鸣。

从外交政策后果来看，撒切尔的衰落论影响了她对入侵福克兰群岛的反应。尽管撒切尔政府在她担任首相的初期寻求将这些岛屿“租给”阿根廷，但她认为对阿根廷的入侵采取危险的军事回应是必要的，并拒绝了外交解决的可能性。撒切尔的衰落论既塑造了她，也限制了她。她坚决反对与阿根廷谈判，唯恐她和英国显得软弱，而过去的负面事件，如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在英国政府和民众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换句话说，撒切尔的衰落论使她对入侵对英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影响特别敏感。撒切尔将继续利用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胜利，从衰落论的叙事过渡到复兴主义的叙事。撒切尔还经常引用“福克兰精神”来处理矿工和劳资关系问题。对撒切尔来说，马岛战争不仅是英国在南大西洋取得胜利的故事，也是英国在国内复兴的开始。

大国衰落论的启示

一论点对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一位衰落论领导人在美国国内变得强大，有关美国衰落的争论将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而不是当前的需求和现实。正如马岛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衰落论者很可能会被他们的衰落论所束缚，并以危险的方式对他们所认为的象征着国家衰落的危机作出反应。换句话说，衰落论可能会促使领导人选择他们原本会避免的政策。

未来的研究应该扩大分析范围，以考察不同的政治制度，从非民主大国到不同类型民主制度的变化。例如，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民主国家可能更多地依赖个人政治和总统与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样的政治动态可能会加剧参与衰落论的动机。

最后，未来的研究应该更详细地研究衰落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从特朗普坚持认为中东无休止的战争耗尽了美国的力量，到肯尼迪希望恢复美国对苏联的军事霸权，衰落论叙事可能会支持扩张或紧缩的政策。未来的研究应该揭示过去建制派政策和衰落论之间的关系，以及衰落论者做出的包括紧缩和扩张等不同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差异。

来源时间：2022/11/17   发布时间：20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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