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分道扬镳？——逆全球化时代的中美中产阶级
作者：李成
2022-10-03
编者注：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
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战略版图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刻，有必要从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的比较视野出发，阐述两个互为因果的重大趋势。第一，探讨目前逆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程度：逆全球化还有可能走多远？第二，分析美国中产阶级目前面临的困境，尤其是近些年来华盛顿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政策给美国中产阶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以探讨，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对中美两国今后各自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避免两国关系深度恶化的利益汇合点所在。
一、当前世界的逆全球化趋势
最近两三年，世界局势发生剧变。谁会想到，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至今造成了近6亿人的感染、650余万人的死亡，以及世界各地相继无休止的封城。谁会想到，由于美国总统选举产生的争议，美国在2021年1月6日发生了袭击并占领国会山的暴力事件。谁会想到，以说谎成性、自私、不负责任、渲然种族仇恨著称，经历两次弹劾，至今仍被调查的前总统特朗普，目前仍有众多的支持者且掌控着共和党的主流，并有可能在2024年夺回总统宝座。谁会想到，在过去近40多年中建立了千丝万缕联系、频繁交往的中美两国，会面临全面脱钩，甚至军事冲突的危险。谁会想到，曾经强烈批评特朗普鹰派对华政策的拜登团队，在上台两年来不仅没有改善对华关系，反而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进行所谓的“种族灭绝”，要求各国选边站队。
最令人担忧或最坏的情况，是有可能出现世界的两极化对抗。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回归。中美两国的学者都曾指出，2022年发生的俄乌战争，是过去30年来世界秩序全面崩溃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国际秩序的倒塌或重建，背后始终都是暴力与战争的腥风血雨。没有人会认为这是重塑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场战争，或认为这场战争的冲击仅限于欧洲大陆，这场冲突带来的毁灭性战争的恐惧和阴影，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消失。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美国和欧洲提出“俄乌战争是一场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定位，意味着这不仅是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而更可能是新时代热战的序幕。如果说美国是一个阵营的领头羊，那么对美国及其众多盟国而言，另一个阵营的领头羊却并不是俄罗斯，而实非中国莫属。尽管中国的经济在俄乌战争中遭受重创，世界两极化也绝非中国领导人所要，中国并不想全面改变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只是想改革而非取代。
俄乌战争实际上加速了逆全球化趋势，这或许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结束和世界两极化的开始，其表现在于：第一，产生两套贸易和投资体系；第二，出现两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第三，存在两个以石油、天然气为主导的能源体系；第四，扩展两个IT、5G和和互联网系统；第五，发展两个卫星导航系统；第六，推进两个太空宇航探索规划；第七，区分两个信用卡支付体系；第八，建立两种区块链体系；第九，逐渐形成两种金融和货币体系；第十，造成两个军事和意识形态阵营，即新冷战的出现。这些方面并非必然全部出现，但部分领域的分道扬镳已经存在，另一些领域目前则尚未明显表现出来，仍有待时间检验。
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意识形态的两极化，与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互为因果。前两者既是后者产生的背景，也是加剧后者的动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脱钩”。对全球一体化、激进民粹主义、种族歧视、极端民族主义等嘲讽情绪，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欧美国家持续升温，改变了人们的心态、行为、偏好及优先考虑事项。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和北美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一直在下降。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比重的上升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这也带来了全球化多元发展的变化，包括G20、APEC作用的明显上升。1970年，北美和西欧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7%和26%，东亚和南亚的比重占14%和7%。但经过了近50年的发展后，2018 年，北美和西欧的比重分别下降为19%和15%，而东亚和南亚分别上升至23%和16%。根据预测，到2030 年，全球排名前5 的中产市场中，有4个将在亚洲，也就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
鉴于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态势，加上科技迅速发展和文化多元化的环境因素，欧亚大多数国家也许会避免跟着美国重蹈冷战的覆辙。遗憾的是，拜登政府错误地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看作是“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对决”，从而热衷西式民主的“圣战”。这一方面忽视了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和海内外的恐怖主义分子等更实际的全球挑战；另一方面也无法向世界解释近期美国国内民主的衰败。就意识形态而言，特朗普总统所代表的价值观是否和民主党水火不容？特朗普反移民、反媒体、反民权，种族歧视，甚至鼓励1月6日国会山暴乱挑战美国的民主选举和宪法。如果一个前总统所代表的一派都与美国现政府本身的价值观念不同，那又何以能用“价值观冲突”来定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呢？拜登总统结盟阵营对抗的两极化战略，使美国各界对中国的恐惧和妖魔化有增无减。世界大国应该努力改善和弥补全球化的缺陷，而不是选择孤立主义或结盟对抗的道路。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正是相反的趋势。这与许多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国内发生的多方面的危机有关，尤其与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萎缩有较大关联。
二、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
（一）中美中产阶级不同的全球化处境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美国政治的稳定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休戚相关。美国目前所出现的许多经济、政治、社会安全问题，部分也是由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大幅度萎缩。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中产阶级日渐萎缩，人群占比从“二战”后占美国人口的70%跌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61%，2000年降至55%，如今约为49%～50%左右，而实际的数字可能会更低，加上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将会被进一步挤压。
有人认为，美国与中国一样，是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收入群体而言，中国的收入群体都是获益的，而美国则没有。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曾对1980年～2014年期间中美两国五个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化进行比较，数据显示，中国各个收入群体都获益匪浅，即使是最低收入人群也不例外；而美国只有最高收入群体（20%）的人群收入有显著增加，其他四个收入群体（80%）的人群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这是中美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所以，全球化在中美两国的视野中完全不一样。美国只有20%的群体在全球化中获益巨大，其他群体的收益在过去40多年中并没有得到改善——这就是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大选中强调为中产阶级减税、抨击华尔街和精英群体，并最终取胜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拜登总统把“外交为中产阶级服务”作为2020年竞选纲领，以及近期致力于通过为中产阶级减少医保压力法案和减免部分学生贷款法案的动因。
中国在过去40年的情况与美国很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产阶级”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目前估计有4亿到5亿人）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拥有私人财产、私人汽车、较好的医疗保健和积累的金融资产，而且有能力支付出国旅行和子女海外教育的费用。从人均GDP来看，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时，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约为美国的3%。到了2019年，人均收入提高了25倍，人均GDP从2001年的约1000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2500美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30000美元。 2021年上海的人均GDP已达约27000美元。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10月对中国城镇居民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拥有房产的比例为96%，其中31%拥有两套住房，11%拥有三套房产以上。上海几乎所有本地户籍的家庭都拥有住宅物业，上海居民家庭房屋资产的平均价值为120万美元。近年来中美之间中产阶级的差异可见一斑。
（二）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多重危机
近些年以来，一些现象——例如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好莱坞电影《小丑》《无依之地》的广受欢迎——反映了美国普通民众对超级富豪精英的怨气日生。两年前，有5万美国人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称亚马逊总裁贝佐斯在完成太空之旅后不必返回地球。虽然这只是调侃，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民众的仇富心态非常广泛。上述示例说明，美国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愤怒与沮丧与日俱增，国内多方面的撕裂也与此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最近几年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政策给美国中产阶级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渐加剧。
首先，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美国正在经历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油价在俄乌战争中又飙升至美国油价的历史最高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最近发出警告，认为美国领头的本轮全球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严重程度，要比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高一个量级。因为从欧洲和全球来看，它不仅仅事关能源危机，而是包括了粮食、石油、疫情带来的三重冲击。在就业方面，目前美国的就业情况良好，很多人缺乏上班意愿，因此用工单位出现了用工难的状况。美林最近的一项研究称，一些美国人由于仍有两三个月的新冠疫情纾困后的积蓄，所以他们不想工作。此外，新冠疫情也给部分人的生活、工作观念带来了变化。很多人认为，目前良好的就业情况并不真实，甚至有人认为经济萧条即将到来。
美国前财政部长长萨默斯也提出，美国的经济衰退是必然趋势。根据《金融时报》和芝加哥大学对主流经济学家做的联合调查，70%的经济学家认为明年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就股市而言，美国股市也已经进入了熊市，美国的投资银行认为，美国股市潜伏着巨大危机。由于美国老年退休金大幅缩水，股市的下跌对于依赖401K账户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美国中产阶级几乎所有人都背负着房贷的压力，加之已经受影响的房地产市场，目前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已经突破了5%大关；此外，每年还要付占房产约1.5% 的房产税。美国人普遍没有银行存款，中产阶级很多人依靠信用卡维持生活，如果失业，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将马上发生显著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普遍担心，美国经济的硬着陆只是时间问题。硬着陆意味着通货膨胀、利率飙升、房地产泡沫破裂，失业率上升的恶性循环。这无疑会加剧贫富差距，无家可归的人数必然将大量增加。在首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水门大厦前有不少无家可归的帐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加利福尼亚州约有5万～7.5万多无家可归的人。
其次，政治分裂难以弥合。美国在多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分裂，包括党派、宗教、种族、阶级、利益集团、代际、区域、产业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分裂将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存在。有人曾设想，俄乌战争也许会使美国国内，尤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团结起来，一致应对外来的挑战。但这一预想并没有发生，两党在选战前仍然热衷于重力攻击对方。在种族方面，拜登上台后提出了一些维护少数族群，包括华裔群体权益的法案，但种族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改善，反亚裔反华人事件迅速增加。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亚裔对种族冲突已经产生了恐惧，并逐渐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再次，枪支管控遥遥无期。数据显示，美国在2020年因枪支暴乱造成的凶杀率已经上升了35%。去年有1.9万人死于枪击，而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达到了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全国平民拥有4亿支枪（平均超过一人一枪），占全球平民拥有枪支的40%。两个月前，新闻称美国国会两党在枪支管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而这一进展仅是要求不许危险罪犯和被判定为精神病患者的人购买武器。新法案并没有显著的调整，甚至对半自动枪支购买的年龄都没有进行限制。当一个国家的托儿所、小学、中学老师需要携带枪支去上课时，或雇用保安人员在教育场所戒备森严，足以说明美国社会问题的严重和可悲。
最后，安全焦虑与日俱增。许多分析认为美国正在俄乌战争中获益，其主要依据包括资本从欧洲流入美国、美元的走强、美国领导的联盟愈发团结、美国盟国的军事预算迅速增加，以及美国在全球武器销售的预期增长，等等。但这一观点忽视了美国政府面临的安全焦虑以及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也忽视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感受。当前，由于美国在不断巩固与同盟国的关系、持续推进亚太战略等方面的举措，致使中国承受着巨大压力。但美国同样有着巨大的压力，其在全球四面树敌，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北朝鲜、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如果俄乌战争的结果是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或者失去东部的大片领土，这可能将是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间继阿富汗战争狼狈撤离后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会进一步加深美国社会和中产阶级对自身国力的焦虑、失落和危机感。一般来讲，当美国面临重大国际安全挑战时，总统将会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这次却正好相反：拜登在俄乌战争后支持率并没有急剧上升，说明了美国社会自身的安全焦虑。对美国国内政治而言，美国民众的这种心态可能会导致右翼好战势力推动鹰派外交政策，以致美国鹰派政客的加速崛起。
（三）“美国世纪的终结”？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许多国际关系的学者包括不少美国学者都提出了“美国世纪的终结”或“美国衰落论”，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仅从经济上来讲，与1960年相比，美国现在的全球经济份额下降了近50%，这是一个巨大变化。许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GDP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美国的开明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前景这么无奈、沮丧、悲观、甚至恐惧。
但同时，中国各界和民间在观察分析美国时，也不应妖魔化美国。正如中国历届领导人都讲过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当前，美国的问题是国内环境和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导致出现了很多观点和行为上的巨大变化。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衰落或崛起，从来都不是直线性的。比如，在“美国世纪”之前，有一个所谓的“英国世纪”。英国虽然衰落了，但至今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现在，美国无论是在经济、金融、军事，还是科技领域，仍然占据世界首位，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也实力雄厚。所以，必须在大框架或者大前提下，来分析或评估“美国世纪”的终结与否。衰落和崛起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一个国家战略或政策的正确与错误，一个国内外偶然事件的发生，都可能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美国内部的撕裂和困境将会延续很长时间，将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总体看来，中美两国关系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是一种垂直坠落，而很可能是螺旋式下坠，是不安、恐惧、抵制、强硬和对抗相互强化的危险局面。对不是以零和博弈看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民众）来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危险局面。
三、比较视野下的中美中产阶级：稳定器和推动力
（一）中产阶级是中美社会长期的稳定器
中国哲学家孟子的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表明特定社会中财产所有权与社会政治的稳定具有相关性。我认同将中美两国的中产阶级视为社会的稳定器这一观点。美国内政以前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就是因为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而现在之所以出现问题，如前所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萎缩。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当前经济放缓后的状况，相对来讲都是新的议题。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深入了解，对其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作用要不断进行动态分析。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有政治取向——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中产阶级都认为，我缴税了，我就应该享有权利。上海在这方面的发展走在全国前面，比如建立物业委员会进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不是西方所预期的那样学习西方民主，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实践模式。中产阶级在与政府的互动、治理问题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或将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方面。中国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前景。
（二）中产阶级是中美关系新的推动力
过去二三十年，中美关系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华尔街与美国企业界。但是在美国近年的公共话语中，人们倾向于认为，与中国做生意主要是为了美国公司和富人的利益，而不是为美国中产和劳工阶层的利益，对中产阶级和消费者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益处，甚至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因此，对于美国是否会取消对中国的关税的问题，目前看来，可能会取消一部分，但要取消全部几乎是不可能的。取消关税是有政治阻力的：复杂的国会议事程序、劳工组织的反对，反华势力的活跃都会给减少关税、去关税设立很多关卡。“去关税”实际上可以帮助美国缓解通货膨胀，是一个双赢的选择，连去关税都这么难，其他议题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拜登的做法，就是响应两党“拼谁对中国更强硬”这种随波逐流的对华政策。经贸关系虽然还可以称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由于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和政治对立，已经不是“驱动器”了。
中美关系目前是在不断恶化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中美交往寻找新的推动力变得愈发重要，我们急需构筑两国良性互动基础，扩展双方的共同点。在审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优先要务时，拜登总统和他的前任特朗普总统都强调对中产阶级减税和其他优惠政策。有趣的是，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曾经在2020年参与撰写《让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研究报告，其中说到：“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支持旨在恢复美国在单极世界中的首要地位的努力，升级与中国的新冷战，或在世界的民主国家和独裁政府之间发动一场无边无际的斗争。”
对中国而言，自世纪之交以来，优先减贫和扩大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主席实现“中国梦”的蓝图，以及最近的“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着重点都是扩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稳定是以全球化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对中国而言，全球化、经济改革、改革开放不是选择，而是必然。中国领导层近年来相继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参与亚投行和金砖五国、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策方针，都极具前瞻性。
中美两国同时都在推动中产阶级的发展，这能否成为合作或良性竞争的共同基础，而不是零和对抗的根源呢？强调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中产阶级国家的合作，可以摒弃妖魔化对方和零和博弈的思维。中美双方的中产都有合理要求，都要寻求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两国中产阶级在构成、世界观和行为方面都不尽相同。然而，在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欣赏，维护私有产权，关注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欢迎以推进公共教育、环境生态、食品药品安全、政府问责制和透明度为重点的政策方面，中国中产人士与美国中产阶级是非常相似的。
为此，中美两国应该更多地扩大市场、扩大互相优惠互相获利的开放，大家一起把中产世界的蛋糕做大。中产阶级是市场开放的一个产物。中国的中产阶级获益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或美国经济的繁荣。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壮大，是不是也是可以给全球包括美国经济带来活力？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应当被看成是中美关系的巨大资产和机遇，而不是威胁。
中产阶级往往是和平发展的推动者。一般来讲，中产阶级最不想打仗。在国际上来讲，如果中产阶级都在增长，这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推动力。西方和中国的政治学者都探究过中产阶级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正如中国著名学者郑永年最近所言，中国与世界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和美国中产阶级目前艰难处境的改善。在他看来，中产阶级在任何国家往往都是和平的力量。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日益充满争议的双边关系中，世界最大的两个中产阶级国家能否摒弃零和思维，携手寻找共同点，去实现共同的愿望？注重发展稳定器和推动力，中美关系也许若干年后就会柳暗花明，而不是往一个极端的两极化方向发展，任由相互猜疑、焦虑、恐惧来主导这一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