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庆国：中美应理性务实地处理两国关系
嘉宾简介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基地主任，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1988年1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佛尔蒙特州立大学、北京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教，并分别于1985-1986年和2001-2002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
现任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曾先后担任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1、12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同时担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以及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香港及国内十余家知名学术刊物编委。主要专业研究方向包括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台海两岸关系。已出版专著1部、合著2部、主编10部，并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和学术论文集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30余篇。
本次采访由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实习生Vera完成。为了保持文字简洁和清晰，采访文稿已经过编辑。
因为疫情，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基本中断。年初，您的同事王缉思教授到美国访问；之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Scott Kennedy到中国访问。您这次来是美中两国增加学术交流的一部分吗？您能大致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贾庆国：应该说算是一部分吧，但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研究所有一个佩恩杰出研究员项目（Payne Distinguished Fellow），今年该研究所问我有无可能到斯坦福大学参加这个项目。考虑再三之后，我决定在国内走审批程序，批准之后我就来了。
美国政府称中美关系包括竞争、对抗和合作，您认为这个说法合适吗？美中关系目前处于怎样的状态？
贾庆国：应该说中美关系竞争、对抗与合作三个方面都有的，但是现在对抗和竞争的部分更突出，甚至是以竞争和对抗为主了。关于合作，尽管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需要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的合作现在是非常有限的。
您认为中美冷战是否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贾庆国：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冷战。历史上只有一个冷战，那就是美苏之间的那个冷战。美苏冷战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第二是军事上的全面对抗；第三是经济上的相互隔绝。如果这三个特点是我们判断中美关系是不是已经进入冷战的标准的话，应该说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首先，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还不存在全面竞争的态势。中国提出来一个国家要发展不一定非要走西方的道路，而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选择。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跟西方的意识形态在同一个层面上的竞争。西方提出的是所谓普世价值，理论上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中国说各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做，中国的经验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得出的，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要根据它自己的国情来做，不能照抄中国的经验。所以，在意识形态上中国还没有像冷战期间的苏联一样，提出一套所谓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念，让大家来采纳和效仿。所以中美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全面竞争还没有真正形成。
其次，中美在军事上的全面对抗也没有出现。两国在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有一些摩擦和冲突。但是两国并没有像在美苏冷战那样在全球角逐，进行战略部署并频繁发动代理人战争。
最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尽管美国方面在努力脱钩，双方的经济利益还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所以说，两国关系还没有走到冷战那一步，但是未来是不是会走向冷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可能的。照现在这个发展趋势，两国似乎离冷战越来越近了。
您认为国家安全是否被过分强调？中美是否只能走“零和之路”？
贾庆国：我觉得国家安全问题被过度强调的情况在两个国家都存在。面对对方的做法，双方国内都有一部分人认为对本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要做出反应。无论是对方发展军备也好，还是对方研制高科技也好，都会被认为是对本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都要想办法进行反制。如果是有这种思路的人主导了两国的政策的话，那么两国关系只能是零和游戏。但是，我想双方都有一些务实的、更加理性的人存在，他们都反对过度地放大安全风险，都认为应把安全风险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对安全风险既不能忽视，也不能过度强调。中美两国应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稳定和改善关系。
您认为佩洛西台湾之行和台湾政策法的推动对美中关系有怎样的影响？
贾庆国：我觉得佩洛西的台湾之行对中美关系的冲击的确很大。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最近一些年美国在不断掏空这个基础。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也是这个进程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突出的一部分。所以它对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冲击是很大的。如果继续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中美就只好断交了。因为中国是坚决反对“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这种做法的。《台湾政策法》如果按照提出这个法案的草案的人的本意最后得到通过的话，我觉得一定会给中美关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当然，美国国会一些人，也包括美国政府里的一些人，也非常担心《台湾政策法》草案中的一些内容会严重地威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他们也在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台湾政策法》如果通过的话，最终通过的版本会是什么样的还有待观察，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通过的版本的具体内容。当然这个法案也可能不会通过，毕竟这一届国会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么下一届国会会不会再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还很难说。
您认为俄乌冲突和中俄领导人会面对美中关系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使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贾庆国：俄乌冲突已经给中美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在怀疑中国在暗地里支持俄罗斯。他们对中国政府没有谴责俄罗斯很不满意。当然在中美关系紧张、中俄关系较好的情况下，他们期待中国跟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有这个期待，期待落空，所以他们非常不满意，他们不满意本身就对两国关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觉得中俄领导人会面是这个互动过程中的一部分，到底中俄领导人的会面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终取决于会面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说什么和做什么。如果中国领导人表示在俄乌冲突上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话，这就会被美国一部分主张对中国强硬的人拿过来说事。我想中国领导人不会这样做，还是会坚持原来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原则上是不认同俄罗斯的这种做法的，但是也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做，同时主张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尽快地开展对话和谈判，和平地解决这个冲突。这是中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秉持的一贯立场，我想还会继续坚持。
8月 9日，拜登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意在激励本国芯片产业发展，增加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竞争力。这对中美在技术产业的竞争合作关系有什么影响，是否会进一步加速技术脱钩？
贾庆国：我觉得这个法案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美国一直主张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政府不应搞产业政策。它一直批评中国和其他国家搞产业政策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制造市场不公平竞争，最终损人不利己。但是现在美国自己也大张旗鼓地搞产业政策，这确实是自相矛盾。
另一方面讲，这个法案的通过会推动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继续脱钩，同时逼中国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结果将是双方在芯片研发这方面越来越独立于对方。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如果双方在芯片研发和销售完全脱钩的话，双方都将会失去对方的市场。这就意味着芯片单位生产成本会增加，效率降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当然如果简单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零和游戏的话，那独立了，脱钩了，就安全了。但国家关系不应该，也从来不是简单的零和游戏。脱钩了，短期内好像安全了，但长期讲，生产成本上升，效率降低，必然使国家处于更不安全的地位。
美国中期选举将在十一月举行，美国民调预测民主党将失去多数议席优势。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获得国会的控制权，这会影响未来拜登对中国的政策吗？
贾庆国：现在对中期选举的结果有很多推测，主流的推测是民主党可能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民主党还是有可能会维持它在国会的多数优势的，最近拜登政府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又上升了，这种说法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果民主党失去在国会的多数地位的话，我是觉得它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可能会是比较矛盾的。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不好的影响，如总体上讲共和党的议员对中国的态度比民主党的议员还差。民主党的议员对中国批评比较集中在人权问题上，还认为两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和党的议员对中国的攻击似乎更多地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威胁，甚至作为文明对美国的威胁，主张与中国全面对抗。对于一些共和党议员而言，中美之间的问题主要不是官方价值观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不能超过美国，中国就得听我的，特别蛮横。所以共和党控制国会对中国来说可能更不利，他们可能会提出更加强硬的政策，甚至是更无底线对抗的政策。
从好的角度来看，共和党控制国会反而会给拜登政府创造更大的空间处理中美关系。拜登上台以后，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一直面对一个困境：和其他美国总统一样，他上台后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国内的事情，对于拜登而言，国内的事情一个是抗击疫情，再一个是恢复美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提高美国科技竞争性和改善社会福利。由于美国是通过立法行政的，拜登政府要想做这些事情就需要说服国会支持，让国会通过法案并给他拨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国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此外，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在国会的优势非常的脆弱，在众院只有十个席位，在参院是五十比五十，他有一个副总统打破投票僵局的优势。所以只要一票“叛变”过去，他就可能通不过这个法案。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在国内做成任何事情，在中国问题上都必须展示强硬，如果显得软弱的话，他可能就没法在国会通过那些法案。因此，拜登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想务实一点都很难。如果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那么拜登在国内就做不成事了。做不成事也意味着他也不像过去那样有求于国会了，就可以在国际问题上多做一些事情了，国际问题毕竟是总统的特权。这也意味着他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也可以有所作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态度还是比较理性、务实的。如果他按照他的本意来做事的话，就有可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采取一个更加务实的态度。这对中美关系来讲就是好消息。当然他到底会不会这么做还要看他对问题的思考和与中方的互动。
外交部长王毅与基辛格会面时强调了中美和平共处、加强经贸合作与共同应对全球危机的对美政策的确定性，您认为这是否展现了中方愿意修复中美关系的态度？美国会接中国的“球”吗？如果不接怎么办？
贾庆国：中国当然希望中美关系比较稳定，最好能够有所改善。中国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我想基辛格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王毅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达成有共识。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许多其他的美国人不这样看，特别是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圈子里很多有分量的人物的看法和基辛格的看法很不一样，他们主张对中国强硬。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做法可能短期内还是会保持强硬，还会不断做出一些挑战中国的事情来，包括更多的国会议员到台湾去访问，通过更多的涉台法案，出台高科技领域脱钩的措施，比如最近出台的限制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帮助中国发展芯片的措施。美国做这些事情会导致中国做出反应，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反应还会很强烈。中国提出的一些比较善意的建议美国可能不接，美国不接中国能怎么办呢？我觉得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一方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一方面改善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等待美国的政府和领导人意识到自身利益与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密切联系，从而转变态度，开始比较务实和理性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