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以美国为例
作者: 来源:PoIiticaI理论志
摘要: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媒体之间的冲突,被视为政府-媒体关系的转折点。这挑战了既有的学术观点:由于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分权制衡,行政部门官员会倾向于容忍来自大众传媒的尖锐的质疑,从而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控制媒介报道有关自身的新闻。本文作者采用了NRC文本情感分析的方法,通过对过去35年来白宫记者招待会档案的检验,探讨了当下双边关系转折的原因。总体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被对方的言论的语气所影响。但是,相比前任总统,本文发现特朗普政府的相关人员在面对媒体时,更常使用消极负面的言语风格,并且在面对媒体态度变化时,反应更加激烈,具体表现为:以更加负面消极的言论去回馈记者们负面的言论。接着,本文还探讨了媒体在这个变动的关系中的作用。
学人简介:
Joshua Meyer-Gutbrod,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政治学系
John Wooley,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Meyer-Gutbrod, J., & Wooley, J. (2020). New Conflicts in the Briefing Room: Using Sentiment Analysis to Evaluate Administration-Press Relations from Clinton through Trump.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8.
引言
作为现代传媒的发源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新闻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可以说,新闻业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长期以来,政府与媒体相互制衡关系也让美国政治长期处于一种充满活力的状态。然而,讽刺的是,近年来,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政府与媒体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极端,双方间常常用咄咄逼人的言语风格(aggressive tone)来嘲讽、指责、抨击对方。本文致力于探讨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尽管自水门事件以来,媒体与政府相互攻讦的情况常常有之,但总体而言却是一种相互共生、各取所需的关系。总的来说,美国媒体在面对政府时,倾向于以咄咄逼人的调查方式践行“第四权”——舆论压力及其压力,并发挥着民主政治的“看家犬(watchdog)”的角色,也因此更倾向于设置丑闻类的新闻议程。
其中,新闻媒体与白宫之间存在着一种博弈关系。一方面,新闻媒体试图获得尽可能多的报道资源,尤其是致力于挖掘与总统和政府相关的敏感信息。另一方面,白宫则希望媒体能够传达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有利于美国行政机构利益的、“体面”的新闻。因此,如上述所言,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各自从对方获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白宫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容忍媒体咄咄逼人的语气,坚决传达白宫官僚已经协商好的、“理性化”的消息,从而让自己想要传达的关键信息能够被符合预期地刊登在媒体上。
然而,就特朗普时期这种紧张的政府-媒体关系。有学者指出美国媒体要付主要责任。尤其是在政党竞争政治的大背景下,美国专业媒体的“花边化”和“狗仔化”恶化了政府-媒体关系。尤其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刻意去炒作政治人物的丑闻,进而形成了一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报道环境。结果是,尼克松之后的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面临着来自传媒圈子更激烈的敌对程度。作为回应,美国总统对媒体的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下降,甚至撕裂。以特朗普为例,曾在多次公开场合斥责一些美国媒体为“麻烦制造者”、“人民公敌”以及“假新闻制造者”。
另一方面,还有一派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才是真正需要为此负责的。尤其是当下特朗普政府试图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才是当下媒体-政府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特朗普政府试图加强对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的渗透、介入乃至掌控,而特朗普团队的公共形象是反理性的民粹主义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双边关系的恶化。
研究假设
针对上述两种观点,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实证假设。由于本文研究的政府-媒体关系具有互动性,因此,作者提出了基于镜像理论(mirror theory)的零假设,即镜像假设(mirror hypothesis),在对话互动的模式下,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政府与媒体各自展现的言语风格,是另外一方先展示的言语风格的结果。换句话说,若媒体的言语风格咄咄逼人或者礼貌谦逊,那么政府也同样地咄咄逼人或者礼貌谦逊。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定的主题,例如恐怖主义、经济大萧条、战争等,如果用文本情感分析会发现,这一类的内容天然地包含更多的负面色彩的词汇。但作者认为,如果在这一类议题上,如果媒体和政府任何一方的发言都同时显示出相似的情感程度,那么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文本内容的特殊性而对研究结论造成干扰。本研究假设的目的在于找到一方言论语气是否会引起另一方言论语气相应的变化的证据)。
在零假设的基础上,围绕着目前存在着的两种理论观点,,根据不同的行为模式,本文作者提出了两种基本假设:
Aggression假设:在该假设中,相比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时期,白宫发布会的新闻记者对特朗普政府的言语态度应该时更加咄咄逼人的,但在特朗普政府方面不应该会有相应的语气负面化。正如特朗普所说的,媒体是当今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出于对特朗普及其官僚体系的厌恶而表现得更加具有挑衅意味;
Control假设:在该假设中,由于舆论环境的变幻莫测,美国政府试图加大对信息的影响、控制力度,因此,在言语风格上会表现得更加强势,即更少的积极语气和更多的消极语气。
数据与建模
本文作者通过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APP)数据库上面公开数据,获得了1993年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白宫所有的记者招待会内容文本。同时也对其他可能有相关性的数据进行分类与控制,分别是:测量时间起点的前一个月内,政府和媒体公开发言中各种积极和消极词汇的词频统计及其比例;是否是特朗普执政作为分类变量;是否是第二任期作为分类变量;总体的支持率(月度,数据来自盖洛普);白宫新闻发言人发言次数占所有官员发言总数的比例;每周不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天数所占的比例。
在上述获取的数据的基础上,作者将有关政府的文本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情感分析数值建模为媒介对美国政府的语气指数,反之亦然。并根据假设形成了6种模型,具体而言:
模型1:以政府相关发言人的言论中积极色彩的词汇的占比为因变量,以媒体的言论的词汇的情感值为自变量;
模型2:以政府相关发言人的言论中消极色彩的词汇的占比为因变量,以媒体的言论的词汇的情感值为自变量;
模型3:以新闻发布会媒体代表的言论中积极色彩的词汇的占比为因变量,以政府相关发言人的词汇的情感值为自变量;
模型4:以新闻发布会媒体代表的言论中消极色彩的词汇的占比为因变量,以政府相关发言人的词汇的情感值为自变量;
模型5:以政府相关发言人的言论中积极色彩的词汇的占比为因变量,以交互项(媒体的言论的词汇的情感值和政府发言人的言论的情感值)为自变量;
模型6:以政府相关发言人的言论中消极色彩的词汇的占比为因变量,以交互项(媒体的言论的词汇的情感值和政府发言人的言论的情感值)为自变量;
实证结果
本研究发现,在同一个议题内,政府的言语风格与媒体的言语风格高度相关。在控制了议题这个变量之后,本文发现,特朗普政府的言语风格更加负面,对应的条件下,媒体的言语风格没有显示出相应的变化。进一步而言,只有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政府的言语风格只会随着媒体言语风格的负面化而更加负面化(换言之,在其他总统的任期内,政府面对媒体的负面言论可能展现地更加积极)。这证实了control假设,拒绝了aggression假设。
具体而言,如图1所示,特朗普政府任期前两年的记者招待会发布次数(261)与克林顿(279)和布什(237)总体上大致相当,但远低于奥巴马(354)。特朗普政府在举办记者招待会时每次发言的词数总数也与前三任总统大致相当。
图1
然而,在内容和语气的分析上,特朗普政府与前几届美国政府显然不同。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可以看到,相比民主党政府,特朗普和布什政府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包含着更多的负面词汇。尤其在中期选举临近时,特朗普政府的负面词汇比例显著提高。但布什政府的发言中正面词汇的比例也是四个总统中最高的,这体现了共和党政府对媒体的言论风格可能是两级分化的。再者,特朗普政府言语风格的主要转折点是在其执政刚满一年,负面词汇的比例显著上升而积极的比例显著下降(如图2所示),且每对每一个单位的媒体的负面情绪提高,相比其他三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是十分激烈的(如图3所示)。
图2和图3
结论
上述实证结果能够与现实相联系。自2017年1月21日肖恩·斯派瑟(Sean Spicer)担任白宫新闻秘书以来,白宫对媒体的态度愈发强硬。有分析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而非传统视听媒介——成为了美国民众接受政治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大众传媒对政府的掣肘能力,尤其是推特等社交媒体的大规模运用,让政治人物可以绕开大众传媒,通过点对点的方式直接与选民或者民众互动交流,从而达到原来期望的政治传播效果,甚至超越原来的大众传媒模式。这种来自大众传媒对政府的约束能力的减弱所造成的结果便是,特朗普等政治人物在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时,语气不如以往那么客气。
再者,在政党政治、极化政治的时代,特朗普政府也逐渐削弱了新闻发布会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特朗普上台以来吊销了一些不为自己所喜欢的一些媒体代表的与会资格证,结果是福克斯等保守派媒体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的露脸次数越来越多,而其他的媒体则越来越少。甚至,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到2020年上半年,近300天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是美国宪政制度的守夜人,而在今天美国保守化的趋势下,媒体抵御住国家的干涉,仍值得观察。
编译 | Mike
来源时间:2022/8/2 发布时间:20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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