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危机的解决如何影响美国总统支持率？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Kerry Chávez，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人文学院政治系博士生;James Wright，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人文学院政治系博士生。

来源：Chávez, K., Wright, J. (2022). International Crisis Termination and Presidential Approval.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8 (3), orac005. https://doi.org/10.1093/fpa/orac005.

导读

国际危机作为经常受到广泛关注和报道的国际事件，其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一直是国际政治学者们乐于探究的主题。现有研究已经较为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危机开始后的所谓 “聚旗效应(Rally Effect)” 的存在和程度。本文指出，相对于危机的开始阶段，鲜有人研究危机的终止或解除对于总统民调的影响。因此，通过使用1953 – 2016年之间，涵盖48个国际危机的月度总统民调数据，以及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的一系列国际危机事件，本文作者对危机解除(crisis termination)和总统民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本文理论认为，危机解除是产生总统民调聚旗效应的主要条件。危机解除是突出事件，可以彰显总统能力并激活对于总统行政能力的积极民调。这种正面影响堪比在危机开始时的聚旗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危机解除对总统民调具有持续的正面效应，此外，民调的激增也取决于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程度和倾向。总的来说，本文印证了美国公众舆论对于国际危机的整体轨迹非常敏感的结论。

导论

在关于国际危机的研究课题中，最受关注的研究议程之一便围绕着公民如何回应国家领袖威胁或诉诸武力的决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情境下，这些研究往往侧重于美国总统的动机、行为及其后果。学者们还对已然发生的危机进行研究，并分析了军事行动的成功和战时伤亡会如何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尽管这些研究都极大提高了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冲突中的外交政策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认识，但学界仍对危机终止在国内政治环境中的后果有着明显的理论和经验盲点。

本文对现有的关于公众舆论、总统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理论进行了延伸，用以探究冲突解除的实际效应。作者将民调和能力信号的逻辑应用于危机的结束阶段，并认为这是影响公众态度的合适场所。假设和平是一种公共福利，那么民众通常更喜欢结束危机而非持续危机。在总统均会理性且认真地对待国内支持的假设下，危机结束的概念在本文中被定性为了一个时间和框架上的战略事件。

利用一系列国际危机行为(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ICB)和总统民调数据，本文中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危机结束会导致堪比聚旗效应的在短期内的民调飙升。在其后的分析中，作者们指定并测试了制约因素，选举期可以放大积极影响，而经济低迷和高新闻价值则会抑制积极民调。

危机解除及其对总统民调和公众舆论的影响

1.国际危机与支持率的联系

美国总统的民调支持率可以视作实时的全民公投，总统每月都要面对选民对其有效执政能力的评估，这跟议会制政体中的信任投票异曲同工。较高的民调通常被认为可以带来两种优势。第一种便是在竞选连任上的优势，且就算是一名美国总统已然处于第二任期上并不可再连任，他也同样可以用高民调为自己的政党铺平道路，维护其权力，并为任期结束后继续加强政治影响力和维护政治遗产而努力。第二种优势则来源于具有较高支持率的政治领袖得以在政策和立法上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拥有公众的广泛支持的政客可以更加可信地声称其议程符合选民的利益。

现有研究认为，国际危机序列有三个不同的时间节点，即开始、持续和解除。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对总统在最后阶段的支持率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本文作者认为，危机解除是一个反映领导人能力和意见集会的理想场所。与冒险引发一场冲突相比，终止国际危机可以吸引更广泛的国内受众，也可能比在政治精英的游戏中发动战争更加容易。简而言之，选民们更喜欢和平与安全，而总统则更喜欢在可能的情况下让顺应选民的喜好。因此，在驾驭政治舞台、实施良好政策和获得应有信用的艰巨任务中，危机终止可以被假定为一种有效的工具。

2.危机解除作为一种政策工具

但正如危机的开始和持续，危机解除同样面临着潜在的成本。解决危机的尝试可能涉及让步、降低决心的声誉、国内观众对于执政能力的怀疑，以及在没有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却要花费的成本。然而，与引发危机以转移公众注意力或激发聚旗效应相比，危机解除具有更多的特征，即理论上可以用更少的负担来传递战略能力信号。

首先，尽管发起冲突可能会满足一部分鹰派或对时事十分关注的民众，但它也面临着因即将到来的代价和不确定性而普遍不受欢迎的风险。另一方面，就算会使得少数鹰派人士不满，结束危机可以解决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吸引广大国内群众。事实上，应该很少有人会在群众甚至是精英阶层中强烈反对结束边缘恐吓政策或是将会牺牲人力物力的决定。

其次，为了自身利益而解除危机需要放松对决策者的理性假设，即决策者为了在连任中取得边缘优势，会有着将国家拖入战争所必需的理性无情。终止危机意味着终止风险，而不是继续高风险的赌博。遣散或撤回军队，而不是将其送到前线，这一决定使得代价变得清晰和确定，国家不再是一种存在动机偏见的无法确定结果的战役。危机解除消除了战争的弊病，而非引发战争及其隐患。

最后，作者认为，相比于开始和持续危机，决策者更容易控制有关解除危机的决定，这是管理公众舆论与支持率的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品质。决策者可能要时常被迫被卷入或发起一场国际危机，但终结该危机始终是一个可选项。决策者能够衡量争端的性质，诸如成本、收益、成功概率、公众的意识和情绪以及反对之声。重要的是，一个理性的领导者会根据这些因素随时间的演变以及与反事实的比较来衡量这些因素，并选择理想的结合点和政治环境来终止国际危机以促进民调支持率。

很多时候，就算是存在相互竞争的影响力且结果不理想的情况下，执政领袖们也可以通过演讲来挽救民调。例如，1973年，在颇不受美国民众欢迎的越南战争结束时，尼克松总统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胜利归功于战争的成功结束。他坚称，自己所设定的所有目标以及他所要求的实现所谓 “荣誉和平” 的条件均已实现。撤军后不久，尼克松的支持率上升了6%。就算是在一个危机情况被激化的情况下，一个总统也可以从话语上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从相对角度来看，虽然在某些时间解除危机并非最优条件，但若是在成本积累加剧、谈判条件恶化、国内政治资本减少、党派反对更加激烈的情况下，尽快结束危机仍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现在的坏结果比以后的坏结果要更好。如果公众开始逐渐发展出厌战情绪，那么当下的糟糕结果比积累更多成本后的糟糕结果要好得多。特朗普在利用无人机击杀伊朗圣城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后的处理和策划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事件发生后，各大民调中的特朗普支持率普遍上升。就算是该举措十分有争议，根据该事件发生过程的不同解读方式，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得到了1%到8%不等的提升。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击杀圣城指挥官之后的两周里，特朗普的支持率甚至达到了其总统任期里的顶点。危机后的一天，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的第一次竞选集会上便宣布战胜伊朗，并吹嘘了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手腕。

理论预期与研究设计

1. 光环效应(Halo Effect)

通过以上关于公众欢迎程度和总统优势的讨论，本文预期危机解除将产生类似于在一场危机开始时所拥有的聚旗效应的光环效应。关于聚旗效应的学术研究表明，危机的爆发通常可以造成小规模、短期的总统支持率激增，并会在随后迅速下降。这一激增可归因于在危机的早期阶段，党派异议的相对缺乏以及集团内/集团外(in-group/out-group，IOG)情绪的潜在放大。在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下，领导者可以进一步将危机解除定义为展示能力和战胜对手的事件。总的来说，这将导致总统支持率的激增或光环效应。随后的衰退则表明，随着这一特殊事件从公众意识的最前沿淡出，政治环境又恢复至常态。

2.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预期，以及可以影响总统支持率的常见因素，作者提出了以下五条假设：

假设①：整体效果。与仍在持续的国际危机的水平相比，危机终止将对总统支持率产生积极影响。

假设②：选举期效果。在大选年结束的危机将比在大选年以外结束的危机对总统民调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

假设③：媒体报道效果。随着主要新闻媒体对危机终止的报道量增强，对总统民调的积极影响也将更大。

假设④：经济表现效果。与良好经济条件下终止的危机相比，在相对恶劣的经济条件下终止的危机将只对总统民调带来微弱的积极影响，甚至无影响。

假设⑤：政党冲突效果。在党派分裂程度较高的环境下终止的危机对总统民调的积极影响将弱于在党派冲突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所终止的危机。

3. 研究样本与方法

在分析样本上，本文采用了国际危机行为(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ICB)数据库中的61个事件。这些事件1953年4月到2016年2月之间的危机月份(crisis-months)，并按照 “总统名-危机-月份” 的形式被编入了269个词条之中。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危机解除时总统支持率的变化，因此在分析中排除了不能进行基线比较的单月危机。

本研究的因变量则是美国总统项目数据库(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Database)发布的每月总统支持率。证据表明总统民调很可能具有时间趋势。一位新上任的总统的蜜月期在开始时会享有较高支持率，随后便会下降。在竞选连任期间会再次出现高涨势头，在当选之后则会有更剧烈的衰退出现。为了保证分析结果不被该趋势所模糊，作者对每一位总统的因变量进行了去趋势化的稳健性检查。

危机解除是分析的主要自变量，主要记录一场国际危机是否在某个月内结束。此外，作者还使用了混杂变量控制：(1)经济表现;(2)纽约时报报道;(3)危机持续时间;(4)从ICB数据库中抽取的危机强烈程度;(5)危机是否有战略性竞争对手的参与;(6)危机发生时间是否处于冷战中;以及(7)三个时间虚拟变量：在任第一年，选举期，以及第二任期。在随后的统计分析中，作者使用了OLS回归方法推算了这些变量和总统支持率的关系。

分析结果与实证意义

1.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1所示，用来检验假设①的基线模型分析得出，危机解除在所有规格中均对总统支持率有显著且积极的影响。实质上，在主要模型中的平均3%的增长效果与危机爆发初期的聚旗效应相比，着实吸人眼球。尽管在理论上很难改变公众舆论的方向，即使有保守的估计和大量的经济计量控制，作者还是发现了针对假设①的有力支持。

表1 危机解除对总统支持率的效应

此外，表2显示出了其他制约因素与危机终止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调查结果表明，危机终止在选举期间(假设②)可以让领导人获得更大的支持率，但在更多的媒体报道(假设③)和经济下滑时期(假设④)中时，这种积极效果则会弱很多。

表2 调节危机解除对于总统支持率的因素及其效应

对于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诠释表明，危机解除无论是否处在选举年间，都可以为总统支持率带来显著的正面效果。然而，这种正面效果在大选期间要比平时大得多。唯一一个与作者预期背道相驰的是媒体报道假设。关于分析得出的 “媒体在国际冲突上的报道越多，民众的支持率越少” 的结论，作者给出了五个可能解释。第一，媒体可能更加喜欢爆料对当届政府不利的内容。第二，媒体关注最多的国际危机可能是最具争议性和最难解决的危机，因为这些新闻的价值体现在冲突大、戏剧性强，符合美国媒体的商业逻辑。第三，新闻媒体不会总是按照政府的期许或愿望来描述总统的外交政策，媒体报道的效果自然不会跟政客的话语效果相似。第四，由于许多危机都是短期的，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本文中的变量无法捕捉到的非线性关系。第五，本文仅运用纽约时报内容作为判定对象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纽约时报或许不能代表整个美国媒体界。

2.实际案例研究

为了捕捉总统支持率在国际危机中的围观动态，本文提供了奥巴马在利比亚内战(2011年2月 – 10月)和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2013年8月 – 9月)中的日常民调。在奥巴马任期内，这两个事件的持续时间、性质和外部因素均各不相同。在2011年利比亚内战中期，由击杀本拉登所带来的民调红利所剩无几，美国民众间的反战情绪和对利比亚境内的人权问题的谴责将奥巴马民调拉低至接近40%。但是，当西方联军的军事行动在危机即将结束时开始产生一些明显的结果，而民调下降的趋势就停滞并在45%上下波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卡扎菲在10月被撤职并击杀时，可以观察到奥巴马的民调支持率显著提高至50%左右。

8月中旬的叙利亚危机爆发时，直到9月初，奥巴马的支持率下降了约4%至6%。虽然奥巴马似乎决心谴责化学武器的使用并采取切实的军事行动，但公众并不支持美国在中东卷入另一场军事冲突。在第一次动武时的支持率骤降就是明证。此后，当他要求国会批准军事打击时，他的公众支持率仍在不断下降。一直到数日之后俄罗斯提出和平方案来移除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库存时，美国民众不满才得以短暂平息。最终，当阿萨德政权决定遵守美俄框架时，奥巴马的支持率恢复到了50%。尽管叙利亚危机仅持续了两个月，但这证明了总统支持率与危机行为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奥巴马最初的民调评估较为糟糕，但民调在奥巴马得以用多变方案解决叙利亚危机时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也证明了行政领袖可以根据各方因素来战略性地选择危机终止的时机、框架和形式，以实现其利益。

结论

本文基于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对美国总统行为、公众舆论和国际危机的丰富研究，将危机终止的概念明确为一种受公众欢迎的公共产品。作者进一步认为，国际危机的解除是一种可供最高执政官员拉高民调和选票的策略性行为。他们可以敏锐地适应时机并构建利于自己的话语框架。总而言之，总统可以利用他们的多种位置优势，在有利于政治生涯的条件下确定、协调和制定危机终止方案。

认识到总统领导和民调中的偶然性程度，本文进一步确定了数个可能影响该关系的条件变量。公众对危机终止的关注程度，以及《纽约时报》的累计报道量预计将扩大民调的激增。相反，作者预计经济不景气和党派冲突会阻碍民调的激增。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除了媒体报道和党派冲突两个假设外，其他所有假设都得到了支持。《纽约时报》报道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而党派冲突则没有多少影响。

译者评述

本文的主要议题为：国际危机的解除会如何影响总统民调，以及总统如何利用该事件为自己服务。通过使用并延展外交政策研究和公众舆论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经验，以及一些较为常见且广受接受的检测手段，本文为国际危机解除和公众支持率之间存在着的正相关联系提供了说服力。同时，本文作者也证明了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在相互作用，比如美国国内经济表现、大选趋势等，都可以在危机终止行为以外左右对于总统的公众支持率。

本文在揭示并讨论了危机终止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如何为总统(及其他政府要员)的政治生涯服务的同时，也触及了其位于核心的政治利己性。换句话说，民调的提升或许不能被看成是政治家们在解除了国际危机后的衍生品，而应该被理解为政客们解决国际冲突的最终目标之一。总统们可以权衡自己的多方需求和优势，甚至是根据个人特色，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来安排处理危机的方案。比如，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6月对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刺杀行动就十分符合特朗普的一贯外交作风，甚至连呈递政策建议的五角大楼高官都 “从未想到他会选用那一方案”，因为那是“最极端” 的选项(Ward, 2020)。伊朗随后的数次报复性火箭袭击以及核计划的加速也表明，特朗普的 “简答粗暴” 解决方式并没有完全解决危机。

当然，敏感的国际政治学者可以从此引出本文并没有提到的又一问题，即冲突解决在除了可以提高民调以外，是否有其他好处?这些好处是否会在政治计算中持平甚至超过民调支持率?最近的例子便是自今年二月开始的俄乌冲突。按照本文的理论，自上任以来便饱受低迷民调困扰的拜登政府应该主动敦促俄乌和谈进程，竭力促进乌克兰难民危机的解决，以此来彰显执政能力并挽救支持率。然而，拜登政府自冲突开始以来却并没有致力于这些事情。相反，其在四月和五月数次向乌提供上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派遣政府要员访乌来宣示美国的参与。拜登的这些举措既对冲突解决甚无帮助，也是在煽风点火，将美国拖入一场欧洲代理人战争之中。

拜登政府为何没有致力于解除危机作为挽救民调的手段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潜在解释可以成为本文关于危机解除的理论的延展。首先，一个以俄罗斯为赢家而结束的冲突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决策者会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际危机中选择利于己方的解决方式。如果危机的解除意味着美国的区域强敌的战略优势被增强，则不如不解除。其次，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北约各个成员国达成了自9·11事件以来鲜有的团结统一，且美国两大党也在涉乌政策上达成了一致(仅在如何协调具体行动上有些许分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因此可以看出，一些国际危机的爆发及延续对美国巩固国际联盟凝聚力和弥合国内政治分裂是有好处的。这一论点值得日后的国际关系学者们继续进行探究。

参考文献

Ward, Alex. 2020. “Trump has apparently wanted to kill Soleimani for quite a while – since as far back as 2017.” Vox. https://www.vox.com/2020/1/13/21063527/trump-iran-soleimani-kill-wapo-nbc-news.

来源时间：2022/6/24   发布时间：202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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