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触摸日本的若干骨节（访日随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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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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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小玲来源：中美印象

明治维新时代的议会政治

秋里唅春的东京

这是2019年已入深秋，三个小时的航行，飞机降落在羽田国际机场。应“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邀请，我同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先生一道，对日本进行短期的学术访问与文化交流。此次原本是三人团，却因意外之故而成了“二人转”。当然有些遗憾，缺了一双慧眼视他国的眼睛，就同时少了一种重要信息交流的可能。对访问者而言，异国现场的观察与他人的思想对话，对个人的思维空间，无疑能激发出新不可替代的能量。

东京对我已不完全陌生，这是第三次访日，并且都是以不同的身份，选择不同的重点进行了解和考察。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切入，获得的却都是丰富立体与不乏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显然，这个时期，正面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中、美、日三国的关系也进入微妙的时刻，我们的访问就更具现实意味，起码也能从个人的视角，触及到异同与国内的国际观感。说实在，中国的舆论空间会相对狭小，这也是凡为“知识分子”者所不时感慨的一件事。

每一次，我都喜欢花点时间，面对繁华而有序的街景，体验与北京不一样的车水马龙。这一回，却从最中心的商务地带发现：出入的欧美面孔占比居然接近一半！原本到处林立的现代色调，似乎又刷新了记录。但它的建筑并无排斥日式的古典风格，而是新旧交错、多元纷呈。日本最令我着迷之处在于：既追逐了现代，又保留了传统，善于对不同文化的兼收并蓄。这个国家总在一种教训中获得醒悟，在一种隐忍中求得尊严，在一种谦卑中赢得尊敬。

其实，从东京返回北京的第二个月，即2020年初我便开了这篇随笔的头。可随即就发生了香港的事，再是台湾大选，紧接着春节的武汉疫情爆发、中美贸易战升级，直到牵动世界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脑子里整理访问文字的打算便一再被搁置。自以为，写有关日本之事，没相对安宁的心境恐怕不行。除遇地震或海啸，他更多是属于安静的、温馨的港湾，人文社会甚或如同一束含羞草。面对时，某种粗心、浮躁，急切、不安的情绪仿佛皆不适合。

是的，日本在我眼中是明朗又温暖的，就像他的樱花给出的审美一样。从历史的角度，他实在变得已“面目全非”。我曾以“脱胎换骨”形容过这一伟大的转变，无论从国家与民族的整体，还是绝大多数公民个体，他们都是人类大家庭中最文明处世，也最守规矩与本分的类型之一。如果有人执拗要以军国时代的局限，来对日本进行某种挑剔，而非公正、客观地对待这个国家的今非昔比，或依然深陷在某种历史仇恨中难以自拔。那么，他真的落伍了！

我们下榻在银座一家商务酒店。天气阴冷，来接机的翻译二宫梓女士说，昨日才降温，今天又下雨，这简直就是属于诗意的巧合。我天性就喜爱叶黄的秋天，尤其在这东京，感觉大地的干净让人心也显得清澈透明。我也更不拒绝这城中的雨水，它在地面流淌，那种不带污浊的清新，仿佛在印证着城市生动的文明。当我接过一把透明的雨伞沿街行走，我明白，这样看似没怎么关联的街头漫步、面对外部无可回应的一切沉默，其实访问已在脚下开始。

一间小酒屋，门外灯笼轻轻摇晃，门内美酒滴滴飘香。几位穿和服的服务生喜形于色，笑容迎客，勤快地跑动着，温馨洋溢。这晚，事务局局长若山乔一先生和同事吉田香織女士，代表研究所为中国客人接风洗尘。若山是外务省的一名老外交官，曾在中国待过8年，驻过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现在，他自然还能熟悉中文，只是听力有些弱化，不时用笔在一本子上写下文字进行交流。他已80高龄，超龄服役。不过在日本社会，似乎也属于一种常态。

到日本做客，同到欧美是一样的，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无形压力。尽管改革开放，作为中国人也间接地接受了现代人的些微洗礼，但在行为方式上却依旧十分欠缺。举手投足，感觉与文明的规范少了必要的训练。我曾怀疑国人是否可以适应民主生活，因大多数人，实际从骨子里就不喜欢“多管闲事”。民主的第一步，是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像样的公民。而公民意识中，除理解并追求个人正当权利的同时，还要为社会公共的文明进步力尽所能，促其周全。

文明也是一种生活习惯。所以，每次出国我都只能自觉将自己划为“第三世界的游客”。这样的定位有利于摆正姿态，特别是在美、日这样的国家面前。我很在乎个人形象的好坏，这毕竟是在表达对他人的尊重。不管是思考的言语还是动作的肢体，都能折射出你的个人精神状态，乃至也带着自身民族的抽象体面。尽管更多时候，个人的举止言行可以与整体无关。但是，你的一举一动，若处在外交场合，那就没什么是与群体之间毫无瓜葛的了。

接风是一种仪式。客随主便。对于物质生活我不是个敏感的人，包括各种所谓美食良饮，平时因不喝酒常让人感到无趣，甚至疑惑。所以国内国外，也不时遇上角色颠倒的时候：陪着主人饮酒，顺着主人的兴致。如此时间一拖，自己倒像是个主人了！好在今晚，同行的常教授也是有酒量之人，而日本的清酒名扬天下，善品者必然会渐入佳境。小店小酌，精致美味，虽不比饕餮盛宴，但随便自在的舒服，异国他乡的温馨，却不失为一场人生的快意相遇。

最吸引人的“明治”

其实，今晚还插进了一位“不速之客”——白石正彦先生。他的到来，使原本可能太正式的接待变得随意不拘。尤其是他带来的话题，激发了在座的热情与亢奋。从日本农业改造的设计，到社会转型的成功，再涉及当今世界文明所面临的瓶颈，白石先生诚如一位思想家，对人类如何优质地生存，进行抽丝剥茧、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他是东京农业大学教授，日本政府的高级智囊，曾受中国政府子之邀为其“农村现代合作社”进行具体地指导。

使起始于德国等欧美国家的新型“农业合作社”，由于中国国情而最终收效甚微。对此问题，我也有过一点思考；要使农民从根本上改善自身与土地和乡村的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必须可以真正支配土地的所有权。欧美的农民在契约关系之下，具有与政府合作议价的权利；他们甚至还可以各种合作社的利益需要，决定一届政府及其总统的选票。这一点，中国的农民异常陌生，完全无法理解其中奥妙。这种拿来主义之后，其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

白石先生曾如此描述地里的庄稼：人们应该将它们当成人的生命来对待，只有与种子进行平等对话、关心它的每一成长细节，才能使自己得到与土地、果实的共存共荣！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正常发展，必须深刻地理解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日本虽早已实现现代化，但对农民、农村和农业，却依旧不可掉以轻心，其人与乡村地位与作用始终不可忽略！此次会面，他给我留下一句话非常提神的话：“一个人走一百步，不如让一百个人都走上一步！”

“让一百个人都走上一步”，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必然意识，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特征之一。为了“这一步”，今天的人类还在继续付出惨痛的代价。回头看看那个伟大的明治天皇，在推翻了幕府统治之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励精图治、革除旧弊，最终推出了一部崭新的“钦定”帝国宪法。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明治还是如同一只寺院里的“木鱼”，为了让自己一个人多走几步，就让“天皇专制”或是“明治寡头”的历史又延续了漫长的身影。

这是我和白石正彦教授的第三次相逢。最初那次是15年前，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一行人。我记得这位大学者在接受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不时要起身展示电子文档，一边还得负责给客人们倒茶，竟然身边没一个助手！但这并不妨碍他给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日本“三农”的思考与经验。白石先生为人非常真诚厚道。傍晚，他得到消息便立即冒雨赶来，手里还是拎的还是以前用的棕色公文包，并带了一盒好吃的日式糕点。对此，我挺感动的！

席散，回住地。无丝毫倦意。夜色很美。上帝眷顾，这个自德川幕府时代就建立，于明治维新时期改叫“东京”的城市，没有被二战的战火吞噬。它存续了下来，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杰作。“银座”位于市中心，据说它起源于江户时代，因当初铸造银币而得名，就是说，它经济驱动的历史产物。当人们回忆它的往事，里头有一份原汁原味的喜悦。“资本主义的伟大”并非空穴来风，其追逐财富的欲望是人性的构成之一，它也是贫穷与败坏的敌人。

苹果新锐与本土经典品牌满目生辉。一种都市现代感呈现得异常强烈，这让我想起步行在纽约的曼哈顿。商业、艺术，文化、时尚，或是哲学与诗歌熔于一炉，它们在这里似乎都存在着自己的维度。其实都同属一个风格：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曲。丰富，华贵，大气。在这样的审美感觉里，你不会丢失对社会文明最简洁的基本概念。我们就住在银座其中的一丁目与三丁目之间。出色地理，黄金地段，天高地价。瞠目结舌外，只有更多关于日本的想象。

次日上午，东京大雨瓢泼。计划参观奥运博物馆照常，若山先生早到酒店等候，还多出一位东京大学的磯・尚太郎陪同。作为交换生，磯曾在北京大学就读过，中文翻译没问题。奥博馆内的陈设与展览立意，无不体现了日本人的体育理念与竞争意识。第32届东京奥运会举办在即，在这里，个人的创造与民族的振兴，非常有机地连接在具体的奥运历史细节中。而嘉纳治五郎，作为深谙中国“以柔克刚”文化、创立了现代柔道的日本体育先导者。

参观建于1926年的圣德纪念绘画馆，感受显然更多些。它所记录的历史具有鲜明视角与立场表达。讲究细节真实对事件与人物构成的艺术冲击力，并能画龙点睛地表现出其中最核心的社会人文价值。明治时期的家庭、教育、生活，明治的思想、幕僚、团队，明治的知识分子和新型政府——总之，明治时代在明治推动下实现了一个转型的社会。在画家们的生动刻画下，一种属于近代文明的自觉意识，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明治天皇”。

为观赏这批题材与风格都非常独特的绘画，我费了很长的时间。仔细琢磨它们背后的故事，就会有“一切从头再来”的一种冲动。没有明治打破闭关自守，实现对近代国家的自觉奠基，对未来“脱亚入欧”和再造一个日本，都将只是缘木求鱼。不对文明史深刻领悟，人类对所有记忆都可能是多余的，煞有介事的。我所感叹的是，超越了江户时代浮世绘的标本创作，日本艺术家在以《大政奉还》这样的表现视角，来突出一个政治家与国家未来的关系。

天已放晴。东京都的千代田区霞关，不见拥堵的人流与车辆。当地有华人戏称此地段为“东京中南海”。许多中央机构设立于此，如财务省、外务省、法务省等等，还包括首相官邸。它们面临马路，行人可以随时挨近拍个像什么的。当然，北京的“海”有围墙，里面装的也非一般政府部门，普通人是不可能随便靠近的。中饭后，商务车进入千代田区，停在一座规模超大开阔的写字楼群前。前面不远处，正是我们必须要到达的目的地之一。

此时的日本，包括中国武汉，全世界都尚未有新冠病毒的爆发与流行，不像现在这样到处口罩遮面，核酸检测，防护隔离。而东京凭他优越的卫生与医疗环境，人们更是感觉安然，悠哉悠哉。离会议时间还有大半个钟头，若山先生带着进入一家就近会所。助手吉田香織女士招呼着又点了咖啡、茶和一份我要来防止低血糖的甜点。雨后的清新，屋檐下的嘀嗒声，满院子的树叶金黄；偶尔抬头一望，又是蓝天白云——这样的境况当然让人心生惬意。

宪政，国家文明不可或缺

今天外务省给我们安排了国会观摩旁听。这一项目是一般访问者都很感兴趣的。了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人，自然也很熟悉国会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朝、野政党进行立法的权力机构，也是代表选民制定国策政策的场所，同样也是执政党及其政府接受反对党咨询的地方。日本的议会制度，在明治维新以后由西方引进。二战后，废除了原来的“帝国议会”及其贵族院和众议院，改设众议院和参议院，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确立了议会内阁制政体。

众议院“灾难对策特别委员会”会议，这是关于如何解决最近台风造成的灾害状况听政报告会。内阁防灾担当大臣武田良太及官员接受了众位议员的咨询与质疑。或长或短，一问一答，各种疑问，反反复复。虽感觉场面时有激烈，但实际上都很理性。这是实打实地听证，行政系统的官员不能马虎了事、草草应对，提问或批评的议员自然也不能搬弄是非、无理取闹。他们遵循宪法办事，都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

政府行为被监督，民意要求被表达。选民、选票、选举，公开、公平、公正，一切国家权力的产生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没有什么个人或哪种组织可以依靠非法的手段和力量，来随意、轻易或突然地颠覆这种神圣的政权共识。当然，这也是一种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的民主游戏。只是在其中玩游戏的人们心中自有尺度，不能随意僭越一种彼此确定的规则。但谁都知道，为了产生出这样的民主游戏，人类付出了多么漫长的努力代价，包括热血与生命。

就是日本，也经历了反复无常的时间变数。从江户与德川时代的幕府政治，到锐意改革的明治维新，再到昭和早期的军国时代，直至实现现代转型的民主宪政。无论如何，今日回顾日本的过去，感觉还是有幸的。尽管遭受一次灾难性的原子弹打击，毕竟没让这个民族在一片战败的失落迷惘中一蹶不振。他们再次像先人一样，或改邪归正，或刮骨疗毒，或吐故纳新，面对着“以毒攻毒”的美国刺刀，毫不犹豫地抉择了近于为民族血管换血的制度文明。

宪政体制的有效性，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理性的调节与逐渐地进步。而国会、法院与政府以及相应的权力机构，在自觉接受民意与舆论的不断听证、监督下，断无自行越轨或肆意犯规的机会空间。出会场退出后，国会的工作人员又详尽介绍了国会大厦的具体历史、职责、程序、建筑以及与皇室的关系等等。外面在下雨，虽天气有些阴凉，但参观国会后自然有了些意外的暖意。社会有一种整体的文明存在比什么都强，人心也需要大环境的适合温度。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

参观宪政纪念馆，也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据本馆小册子介绍：这是昭和45年即1970年，为了纪念日本议会创建80周年，并“加深人们对议会制度下的民主主义的普遍性认识”而修建的。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的“帝国议会”，到裕仁时期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国会，其君主立宪也走过了一段非常曲折乃至失败的道路。历史的进程是由各种不同意志左右的结果，但是，一种伟大思想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文明强盛的最终归属却是意义非凡！

不同与中国清廷派出赴西方的考察团。在团长、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的眼里，只感到洋人的“器具精洁，肴馔丰美”，惊叹于“烛光照耀，入其中者，目迷五色”。似乎考察的想法也只在改善与列强的当前关系。而日本国的“岩仓使团”，则是由明治天皇倚重的重臣仓岩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以及伊藤博文组成。这些日本的知识与政治精英、维新与宪政的推动者们，所到之处看到的却是对种种文明利器的震撼，是对日本梦想的点燃！

使团成员都兼具非常的个人素质，他们满怀希望和充满谦逊，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仰望与讨教中，获得了改变传统、落后的日本的强大动力！也正是这些人面向欧美世界的文明之旅，十数载追求后的1889年，日本得以正式颁布《明治宪法》，开启了一个国家的宪政历程。尽管这部宪法并未解决“王在法上”的问题，但是，正如马国川先生在其《国家的启蒙》中所表述的那样：在明治时代，“日本议会依据宪法，极力发挥了制约政府的作用。”

当然，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除了制度，还得加上知识分子与公民的始终警觉，以及社会舆论对政府行为的不断敲打！正如前坂俊之先生所揭示的，当年日本若没有知识分子和新闻界的支持，参与对国民进行大量的谎言宣传，使盲目的爱国鼓噪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明确的军国主义互为着力，那场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就可能避免或很快被制止！我了解过日本年轻的一代，他们无法接受那段残酷的历史，也极其厌恶战争，只需要有和平阳光的生活！

不管怎样，进入民主自由、人人平等的当代日本，平民们的生活优劣才是社会最在乎的关键点。尽管新皇再出、“平成”更号，“令和”开启，却丝毫不影响新旧政府与全体国民按宪政的规矩向前迈步。对此，我还特意问了一位教授对新天皇登基有何感受，他只是简单地笑答道：没什么兴趣！现代性转型的完成，已根本改变了日本作为国家存在的性质。虽强大的经济体依旧居于世界前列，却再无法形成曾经的侵略扩张意识。昭和时代早期的环境已彻底被改变！

在我看来，“宪政纪念馆”名副其实，其价值与目的性也非常明确。并且，它所展示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日本宪政过程，并且还包揽了世界的宪政史。大概是希望从人类共同进步的维度，供参观者做全面对比、获得启示。的确，这里留下的是一部历史，有探索，有挫折；有抗争，有妥协；有反复，也更有终成正果的持续。倘若没有宪政，西方的政治文明或许不可思议，日本的文明转型也可能一样地不可理喻。要创造新的历史，终归需要一个核心价值。

“森林”，从来不只属于文学

东京居然秋天多雨。下午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同日本文学评论家、国际日本文学研究院教授柴田胜二先生会面。原本计划拜见作家村上春树的，却临时说有要事外出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想见我们这些文坛外人？因时间安排得紧凑，只能在等下课后才方便会面。傍晚，只有我一人前来拜会。可不能又聋又瞎的，依旧离不开有人陪同。二宫梓女士是这次专职的外出翻译，而吉田香織女士，是研究所指派整个访问期间的工作陪同。到东外时，天被乌云罩黑。

我虽不是什么日本作家迷，但对日本文学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一个失落的民族，在重新寻找希望时的忧郁、无奈与感伤，让文学承载着。最先接触的作家是川端康成，他的《伊豆的舞女》，也记住“自始至终都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纯洁的感情，真实的人性，沉沦的希望，火热的追求，这或许是战后日本社会在复苏中的精神状态。而由此产生的文学，其中更带有一种神秘与不可知的复杂欲望。在当代的日本作家中，村上春树是代表性鲜明的一个。

柴田胜二先生还在课上。他为免失礼让客人久等，便安排了两名博士生在恭候，并引导在校内走走看看。她们分别是来自中国和保加利亚的留学生，修的是世界文学专业。东外大是日本国立大学，外语类也是世界一流。虽夜色朦胧，还是感觉这的建筑有些雅典，楼宇空间内外十分通透；开阔的花园广场，多处可遇几何图形。只是，在此风雨有点交加的时刻，没能足够地保暖，还是感受了室外的阵阵寒意。同学为我撑着伞，拐了几处，包括图书馆。

送我回到原处时，柴田胜二教授已在自己的办公室了。一张国字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挂着同整个日本几乎都统一的标准笑容。他说了几句抱歉的话，在翻译的协助下，我们便开始进入正式的会面交流。作为研究文学理论与教学的学者，柴田先生也同时研究像村上春树这样的本土作家，而且算得上是“权威”了。他说自己非常喜爱村上，一直在深入地研究他的文学价值。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并着力地研究他的所有，这不出成果都很难！

我提到了《挪威的森林》。柴田认为，当代日本文学中出现的几乎遍及全球的“村上热”自有它的道理。特别由于在日本等东方国家出现的某种“资本主义没落”倾向，给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忧郁与伤感，而村上的小说适应了许多年轻人对失衡心理的抚慰，那种不断出现的《挪威的森林》般的情调，是包括缺乏现代生活的中国人也期待的精神安慰。他也透视到了中国读者的一份心思，虽然还尚未遇见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我们就已“未经先衰”了？

其实，柴田教授今日谈论更多的不是村上春树。除了夏目漱石，就是那个在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冲突中生存，并始终面对暴力与死亡的诱惑，最终自杀身亡的、个性异常鲜明丰富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这个具有武士道精神，试图以私人武装捍卫天皇和日本传统，希望实现个人完美主义的作家，也以其个体精神与文学特性，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段特殊的审美影响。在柴田胜二先生的眼里，日本作家们的性格一个似比一个鲜明，都有自己的某种极致性。

从三岛由纪夫《百花怒放的森林》，到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他们心理居住的却不是同一片日本森林。对此，我请教柴田教授一个两者比较的倾向性问题。他回答说：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反美与喜美，但又共同对社会的文明具有一种失落感。三岛由纪夫的内心，具有一层深刻的国土被“占领”的耻辱感。而村上春树则不然，他似乎更容易融入西方现代文明，不拒绝全新的反传统的文化生态。以至于他对于当今中国，也有一种含蓄而不激烈的批评。

作者与柴田胜二教授合影留念

关于村上，柴田教授还表示说他也喜欢中国的莫言，他们之间大概有着很好的友谊。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村上也认为是中国作家应有的荣誉。至于自己是否能得到，那是顺其自然的事。他还强调个人应保持有一种尊严，但这并不代表对诺奖没有心仪。日本文学史上获诺奖的只有两个人：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曾被四次提名，而被柴田教授归类为“国民作家”的村上春树，也屡屡被提名，却如同中国的北岛，每每终是花落他家。

对于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多少也产生了一种看法的分歧。而中国对此无疑也是最纠结的其中之一。因为斯德哥尔摩几个老头的标准，越发让专业与非专业的眼光都发生了怀疑。而自从有了莫言这个地道的“中国原产”，国人才有了一点自信，官方也有了一些肯定。记得那一次，我还特别邀请了德国著名汉学家、作家顾彬先生，与北大中文系的陈晓明主任就莫言获奖进行对话。我看到了顾彬教授的“崩溃”和陈教授的“得意”。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而“莫言”却成了世界文学的一种“现象”。

2016年见到的浅田次郎，也有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不自由母宁死！”浅田先生曾获日本文学大奖直木奖，是“日本当代最有天份的小说家”之一。他的《苍穹之昴》，则是一部以中国“戊戌变法”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独特地揭示了中国政治、文化与人性的另一侧面。小说还被拍成了中国电视剧热播。当时交流也在东京，主题是文学、作家与社会关系的中日比较。作为同行的访问者之一，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的朱大可教授也参与了这次讨论。

而此次，眼前的这位文学批评家柴田胜二又告知我：日本作家即便死也得展露个性。的确，他们无“作家协会”，更木有要朝向哪个共同目标的、可以被统一的悦耳说法。可能在这里，文学才是可以真正体现所谓的“人学”。而人是复杂的、立体的，也是自我的、有独立生命与自由体验的。活着追求尊严，死了也如一炬火焰。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拥有自然与人类的森林——五彩斑斓、阳关沐浴；那种来自社会与读众的礼赞，也是随意与自由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无法展开讨论更多相关的文学批评话题。大约两个钟头的交谈，虽感觉对方语速之快，让一旁的翻译未必都能转达到位，但这种穿透悲剧的历史与文学的传神收获，对我已是意外恩惠了！感觉里，作为岛国文学，自有审美的海洋流动性。而她与普世价值的交融，也使自己的某种现代性起伏，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影响。想中国，需要超越的东西似乎还很多。临走前，柴田先生送了本刚出的《村上春树与夏目漱石》，扉页签下了他的名字。

2021 .3. 7 北京

（作者为中国作家、时政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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