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与真情：杜月笙暨杜家百年旧事

作者：董存发等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杜月笙暨杜家的旧事是近百年来经久不衰的话题。2021年3月6日，纽约聊斋根据董存发先生历经十年的访谈、搜集、考证并撰写出版的口述历史，组织了一次300多人参与的第二场民国名人系列讨论。论坛以杜月笙第七公子杜维善的《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杜维善口述历史》为题，从子女眼中，探讨真实的父辈杜月笙、孟小冬和姚玉兰，及同时期的亲朋好友，包括杜维善本人“亲历、亲为、亲闻”旧事，考证了所谓杜月笙“政治遗嘱”，探讨了“海上闻人”等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主讲人董存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改革》杂志从事研究与新闻工作。现居加拿大温哥华】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去年的3月6日，杜维善先生猝发心梗在医院抢救，第二天中午11:15分溘然离世，恰好是整整一年。特别巧，洪教授之前与我预约今天的讲座，他并不知道杜先生的祭日。就像洪教授说的，也许冥冥之中的缘分吧！所以，感谢感恩所有的朋友，我们一起在云端遥祭杜先生：在天国与父母团聚安详！我的PPT采用竖版繁体字，这是杜先生生前的最爱。今天这样的特别形式，相信杜先生在天之灵，一定慰藉！

杜维善善先生是杜月笙的第七个公子，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和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收藏大家，他从小接受传统私塾和现代西方科学的教育，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这一点作为口述历史的口述者非常重要。显然，学者的思维表达和普通人不一样的，而且他是受过传统私塾格物致知训练，和现代西方科学的教育，而且对于口述历史非常严肃认真。就在去年3月5日中午12点左右，他拿出手稿，那是我们一起做的几易其稿的暹罗钱币研究。那天，他非常兴奋，说有新的发现和突破，让我赶快拿回去整理，继续研究。然而不幸的是，两个小时以后，他突发心梗，三天后离去，这份手稿成了他最后遗稿。

说到杜月笙，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2009）杜月笙的条目：

“中华民国时期帮会头目。原名月生，后改名镛。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卒于香港。幼时父母双亡，13岁时到水果店学徒，因嗜赌被开除。后加入青帮及为毒贩提货的“八股党”。继而在法租界捕房当包打听，投靠帮会头目黄金荣，并与黄金荣、张啸林结为把兄弟，开设三鑫公司贩卖毒品。1927年与黄、张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在上海开设中汇银行等金融企业。1932年建立帮会组织“恒社”。1934年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总队（后称忠义救国军）。不久，上海沦陷，逃往香港，任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底转赴重庆，建立人民动员委员会及恒社总社，开设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和走私毒品的港济公司。日本投降后返沪，担任70多个金融工商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次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覆亡在即，逃至香港。”

记得很早以前，我问杜先生关于他父亲的时候，杜先生回头指着书架上的大百科全书，让我打开第几第几页，他清楚地记得页码，看看他父亲的词条。我记得，那应该是第一版的条目，也第二版不完全一样。现在，又有了第三版的词条。

然而，今天一起交流，我想说：对杜月笙孟小冬等风云人物，历史学家早有定论，不多论述。本书（文）重点，杜家公子以“亲历、亲为、亲闻”为原则的口述历史，历经近十年，杜先生亲自修改，目前唯一由子女口述书籍（简繁体）。自家之言，再现栩栩如生的过去，认识真实杜月笙暨杜家，弥补文字不足，供大家探讨！包括三部分：

第一：传奇与口述历史（Legend）：包括情结与缘分；杜月笙家谱；坊间传说逸闻趣事

第二：儿子眼中真情的父辈（杜月笙、姚玉兰、孟小冬Truth）：包括杜家老照片；真实的杜家旧事；杜月笙政治遗嘱的辩伪

第三：杜月笙及杜家遗产传承与所谓的“三不朽”（Legacy）：包括章太炎“三不朽”；坊间语录与评价；遗产与不朽、问答交流

我希望用Legend，Truth，and Legacy概括。

第一部分：杜家传奇与口述历史（Legend）

首先，关于杜家传奇及做这本口述历史。

其实，我跟杜先生有一些情结和缘份。我80年代在上海读历史，对十里洋场有特殊的情结。而且，我的出生的生日和杜先生的公历生日是同月同天，12月16日，当然我比杜先生晚了整31年，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我以潘翎女士（Lynn Pan）的“我们是一家人”的故事说起。潘翎是一位知名的海外华裔作家，著述丰厚，八十年代初，她出版了英文关于老上海和杜月笙的书籍。我2019年拜访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一个故事来：有一次，她听说杜家祠堂要拆迁或者有什么动作，就赶紧跑去想拍照，留一些老照片。当时的工作人员和警察拦住她问：你是杜月笙的家人？还是朋友、还是什么呢？潘翎急中生智地说：“我们是家人！”这样，不但允许她拍照，而且还热情款待请她吃了顿饭。其实，潘玲用了一个作家圈子里的约定俗成，如果作者把一个人物写在书里，他们理论上就是一家人。2010年，我们移居去温哥华，这十年期间，我觉得跟杜先生一家亦师亦友，也是一家人了，我清晰地记得，杜太太身体好的时候，还常常为我们爷俩做一锅茶叶蛋，那个味道就是我当年读书晚自习饥肠辘辘，在里弄吃的茶叶蛋一样的味道。还有很一件很巧的事情，2009年秋季，我太太工作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著名收藏家谭敬先生的宋代朱熹等诸明贤手卷，杜太太的谭敬的女儿，我太太和我都在现场，当时就跟杜太通了长达四十多分钟的电话，老式的诺基亚手机，换了两块电池，及时通报拍卖现场信息。那件手卷，是2009年的中国嘉德拍卖的首件过亿的拍品，当然也是中国大陆的首件过亿的中国书画作品。更有意思的是谭敬也是复旦大学毕业，这又是缘分吧！2018年秋季，那件手卷再次拿出来拍卖，我特别让工作人员把这件手卷从库房里面拿出来，我要亲自看一看、摸一摸，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似乎可以神交。

2019年7月，杜先生的口述历史，列为上海市文史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简体），10月再版；2020年7月7日，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丰富了内容的繁体版，增加了近500幅老照（图）片，第二个月就印刷了第二版，还印制了少量珍藏版，本书荣登年度历史类图书十大排行榜。

其次，我介绍一下杜家的简要家谱

杜月笙先后有五位太太，分别是沈月英、陈帼英、孙珮豪、姚玉兰与孟小冬。竖排分别对应太太的子女，比如说大哥杜维藩，二太太有三个公子，三太太有两位公子，四太太姚玉兰是杜维善先生这一支，两男两女，孟小冬领养一位女儿杜美娟，杜维藩和杜美娟都是领养的。杜家11位儿女，其中有八位公子、三位女公子。在杜先生过世当月，二哥杜维垣在美国离世，现在只有大姐杜美如健在。杜家子女的太太之间也很复杂，亲戚套亲戚。

坊间传说和逸闻趣事

我请大家呢闭上眼睛，你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杜月笙是什么样的呢？海上文人、流氓大亨？“四一二”帮凶、谋杀汪寿华刽子手？抗日英雄、乱世枭雄？京剧票友、慈善家、实业银行家？洪教授有一个说法，杜月笙有五气：霸气、匪气、侠气、义气和杀气。

其实，每个人的眼中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坊间的杜月笙，大家很容易找到非常多的资讯，包括文章、书籍、评话弹唱等等，多数是一些八卦演义居多。真实的杜月笙和杜家是什么样的？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究我在做口述历史时，杜家的一些逸闻趣事。

1、杜月笙积极抗战：主张航空救国，捐献飞机；支持《八佰》抗战勇士。

“一二八”时，目睹日本飞机轰炸屠杀，杜月笙与史量才等上海市民维持会支持抗战；次年，上海召开全国航空救国宣传大会，计划征集200万元款项购机。杜月笙担任中国航空救国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征集队长，在第一次募款时，杜月笙募集10,000元，黄金荣募款5604元，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先生募集3604元。杜月笙在电台讲话时说：充实空军军备，必须要两个条件：飞机的本身和驾驶飞机的人才。他独自先后捐赠三架飞机：“鹏程万里”、“月辉”、“月文”号教练机，分别给孙桐岗和航空飞行社。两次组织“捐机献寿”，1942年发起“忠义献机”购置二十架飞机，组成两个中队的空军。

“八一三”淞沪战役，杜月笙担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动员上海实业家、商铺主和市民百姓，筹措粮食物资，支援抗日勇士，在谢晋元团长的私人日机记述了这件事。8月初，杜月笙以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在电台演讲《请同胞们各以实力援助政府》这“是全民族的生死关头，惟有合全民族的力量来抵抗——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上海中汇大厦高耸的塔尖，一直飘扬中国国旗，就像当年四行仓库上的国旗一样，“孤岛”时期全民抗日决心的象征！而中汇大厦，就是杜月笙创办的中汇银行的办公大楼。

左《申報》1934年9月28日大廈落成；    中《北平晚報》1933年3月5日；  右《華北日報》1936年10月21日

杜家四个“十”多万多块钱的故事

第一个十万，九一八事变后的1933年，张学良在上海养病，有人僱用上海斧头帮职业杀手王亚樵要谋害少帅。杜月笙负责少帅在上海的安全，他用钱轻易地搞定了王亚樵。张学良得知此事后说，十万块钱搞定了一个职业杀手，杜月笙非常了不起，我非常佩服！这十万块钱对于当时的杜月笙不算什么；但是，在杜月笙临终时，留给家人的也仅仅十多万美元，分给五位太太和十一位子女，这前后两个十多万，意义大不同，一个是为了朋友、名族大义，出手大方，另一个是在把所有的欠条，包括五十根金条的借据一把火烧掉后，剩下的一点点遗产。第三个十万，是1937年杜月笙捐贈復旦大學十万大洋，建设科學館。最后一个十多万，是杜月笙走后的五十年代，孟小冬在香港的生活已经很拮据了，但是她无私地帮助贫困潦倒的孙养农一家，她和孙养农合写《谈余叔岩》一书。孙养农的弟弟孙耀东后来回忆说：“该书出版后成了香港的畅销书，一版再版，孙养农赚了几十万港币，而孟小冬一个钱也不要，全给了孙养农，因孙养农已家道中落，要养家糊口，那时我已被送往白茅岭农场改造，也靠孙养农按月接济，而孟晓东就这么不动声色地帮助了我们全家，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谈余叔岩》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13年，第19页）。

孟小冬掷地有声的巾帼豪言与谆谆教诲

孟小冬和梅兰芳，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坊间盛传孟小冬说过的一句话：我今后要么不唱戏，再唱戏不会比你差；今后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 在香港，杜维善与初到香港的林黛是中学同学，有一次杜维善开车去码头接林黛，由于风浪或者其他原因，渡轮晚点了，杜先生在码头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接到，就回家了。孟小冬知道以后，非常严厉地训斥了杜先生，说：你答应去码头接人，就应该负责接到；一个女孩子在码头等候，多么不安全啊！杜先生对此记忆犹新。

还有姚玉兰与宋美龄几十年的友谊；杜维善先生为两岸秘密传递书信，试图促成两岸和谈，为故乡上海博物馆捐赠4500余枚的丝路古国珍贵钱币等等逸闻趣事。

姚玉兰在士林官邸參加蔣先生生日PARTY(兩次）；     蔣夫人拿出意外的生日賀禮（癢癢撓）

4、杜月笙与复旦大学的缘分

杜月笙至少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就担任复旦中学和复旦大学校董，并为复旦大学江湾新校区的扩建，“校董杜镛（月笙）捐置本校运动场13亩”（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第60页，下同略）；

1933年，杜月笙任校董，“为使校园土地连成一片，校务会决定：向杜月笙的中汇银行贷款6万元，以购买‘燕园’及邻近土地（70页）。12月董事会决定“燕园”收购，原业主不愿搬迁，由杜月笙参与协调，1934年12月并从中汇银行贷款6万元购置燕园及附近土地，1935年，“经协商，复旦以5万元收购燕园土地12.5亩。”（同上，72页）；

1935年5月，杜月笙担任《奖励同学会及在校学生募捐办法》常务委员，资助贫困、奖励优秀学生，“募捐总额“第一期先募10万元，期限2个月，各委员每人担任募捐1000至5000元”（同上，第71页）；

杜月笙五十大寿时（1937年），捐献了十万大洋寿金给复旦作为建设基金。1937年1月，“校董会议决定：在校内筹建“月笙科学馆”（同上，第76页）

5）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钱新之杜月笙以董事名义视察并捐款建设新校区。

左中選自《復旦大學一覽》（民國二十二年秋 1933年）；右杜氏祠堂落成復旦大學贈送“明德维馨”牌匾

第二部分：杜家公子眼中真情的父辈：杜月笙、姚玉兰和孟小冬

首先，我们看一些珍贵的老照（图）片

杜月笙办理护照时的照片，背面签字是杜月笙的文字秘书胡叙五代签

张照片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背面有签字的，可能就不容易见到。杜维善先生告诉我，这背面的签字不是他父亲的亲笔签名，而是由他的文字秘书胡叙五签字，胡叙五是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字写得非常优美漂亮，杜月笙的重要文件，包括一些股票上的签名，通常都是胡叙五代签的。胡叙五后来随着杜月笙一同到香港，杜月笙去世前的遗嘱就胡叙五代为拟定的，后面我会讲到。

第一匾“好義家風”陸海空副總司令張學良贈 杜氏祠堂落成 1931年6月8-10日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題賀、頒匾“孝思不匱”

（《杜氏祠堂落成纪念册》上下册，上海英租界老垃圾桥南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1931年，下同）

章太炎亲笔撰写的“高桥杜氏祠堂记”，其中提到德言行“三不朽”

（《杜氏祠堂落成纪念册》，收录于《章氏叢書三編• 太炎文錄續編, 卷六下》）

国学大师章丙麟、章太炎亲笔撰写的“高桥杜氏祠堂记”，还有很多其他的文人政客社会名流赠送的匾额，但尤章太炎的以最有意思，谈到了古人提倡的“三不朽”。

杜月笙1946、1948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证件、徽章和出入证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杜月笙条目中，只讲到他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其实1946年也当选过。

杜月笙经常穿的长衫和短袄，由杜维善先生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杜月笙靈櫬安厝委员会主祭于右任前、陪祭张群二排左一，何应钦二排左二1953.6.28

1953年6月28日極樂殯儀館祭奠姚玉兰与杜维藩一家，

右起杜顺安（长孙）、杜顺谦、杜雅玲、郑彦英（大嫂）、姚玉兰、杜维藩、杜维嵩（第八子）、杜顺慰

靈櫬車经过台北南京路蒋介石戎裝雕像面朝大陸“打回大陸”標語 1953.6.28

台北汐止杜家陵园“义节聿昭”牌坊1953.6.28 現在已經拆除

这是杜月笙的陵墓，左边这张有一个圆丘状的陵，那是棺椁浮厝，就是把棺椁架在凳子上，没有接触地面，因为杜月笙临终时，希望将来有机会能迁回老家高桥安葬。后来，家人决定不可能了，就把棺椁最后落地、入土为安。右边的就是落葬后的陵墓。

蒋氏夫妇送给姚玉兰（姚谷香）的签名惠照、邀请函和出入官邸证件

姚玉兰（右一）在士林官邸京戲清唱祝壽，蒋氏夫妇中间

士林官邸前合影，前排右六七为蔣氏夫妇、右五宋霭龄、右三姚玉兰，中间长髯者李石曾

前几年，我去美国西海岸十八里湾，拜访张大千先生的故居，见到了大千先生最小的外孙女萧莲女士，也看到了这种与孟小冬的合影。大千先生的“荷花四条屏”留给了谁？最后归宿如何？书中讲述了曲折的故事。

孟小冬出殡时，杜维藩大哥捧着排位，杜维善作为孟小冬义子“点红披麻戴孝”，手捧着遗像，这样的安排在社会上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是杜家的兄弟和睦、孝敬长辈。当然，这背后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陆京士做了很多工作，书里面都讲到了。

孟小冬出殯安葬（1977.6.8） 兄弟俩分别捧着孟小冬的排位和遗像，表明兄弟和睦孝敬長輩

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真实的杜月笙

杜维善先生说每年大年初一，他的兄弟姐妹们一定去老公馆给父亲磕头拜年、领红包，家里所有人、亲戚朋友，还有公馆的佣人仆人，连里弄的乞丐、小瘪三都能够领到红包，甚至有一些乞丐领两份，就是领了一次，再领一次，大家都图个热闹开心；

我们都说杜月笙是黑帮的老大，那么他有没有纹身呢？杜维善先生亲口告诉我，他父亲左手的虎口位置，早年纹有一个小燕子，小燕子的图案已经很不清晰了，他父亲非常希望能够去掉的。杜维善年轻的时候，也想纹身刺花。后来在他父母的阻止下，没有刺成；

喜欢穿中式服装，什么首饰都不带。这得益于当时法租界的张翼枢的太太，张太太了跟杜月笙讲，租界上流社会的人什么都不带，不是穿金戴银的。所以，从此以后杜月笙什么钻戒、金首饰一类的装饰物统统都不戴，当然墨镜也不带；

杜月笙自己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大概也就上了半年左右的学，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虽然后来用心学习，可以读报，所谓他的写的书法、画的画儿都是“瞎猜”，这是杜维善先生的原话。当然有一些书法绘画作品，是经过他允许署名的，那也是有可能的；

杜月笙喜欢打牌，特别是推牌九，一边推、一边用浓重的浦东上海话念念有词。他曾经赢了四川银行家康欣茹的私人银行，后来当众撕毁赢来的支票，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杜月笙的信仰，无论是阿门，还是额弥陀佛，都不信。其实杜月笙非常相信狐仙，刘冰先生发给我一张老照片，就是在杜美路的杜公馆后面，有个专门供狐仙的小亭子，抗战期间，刘冰先生在那里读书，还到那个亭子去，但是不敢看下面的“洞”。杜维善先生也告诉我说，杜公馆账房先生黄国栋，有一次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后院，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走上前问话，一下子那个白胡子老头就不见，他想一定的狐仙来了；

“我父亲不算国民党的人，老百姓的事情是亲共产党的；最恨日本人，但利用日本的关系抗日。”这两句话是杜维善先生的原话，因为他父亲从小就是孤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所以对老百姓的事情，乡里乡亲的事情是非常在意的。他不喜欢外国人，最恨日本人，这也是他能够坚持抗日的原因之一吧！

杜美路杜公馆（现为东湖宾馆）后面亭子，据说供奉狐仙（感谢刘冰先生提供照片），

左图为抗战时期刘冰先生，在设在杜公馆的育群中学读书时照片

我们小结一下真实的孟小冬：她是杜月笙的第五位太太、余叔岩嫡傳弟子、京劇冬皇。

孟小冬出身京劇世家，父孟鴻群组织了京戏班子。杜维善先生说，孟小冬的身世、出生地等是个謎，我们也不敢问；

1927年，孟小冬與梅蘭芳合作演出并有一段婚姻，1933年在天津报纸公开刊登“孟小冬緊要啓事”，婚姻破裂；

《益世报》1933年9月8日

3）1928《大風報》誉孟小冬为“冬皇”，1938—1943年，拜余叔岩為師，嫡傳弟子；

4）1947年8月，孟小冬参加“杜月笙六十大壽”，演出“搜孤救孤”，轰动南北菊坛；1948年，受姚玉兰之邀，与姚玉兰暫居上海；1949年5月27日，與杜月笙、姚玉兰同赴香港；1950补办与杜月笙结婚仪式；1951—1967，居住香港；1967—1977年，台北定居，享年70，没有葬在杜氏墓园，独自葬于佛教墓地；

5）孟小冬、姚玉兰两位金兰姐妹，磕磕绊绊，一路走来，互相帮助；孟小冬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却是北方饮食口味，杜维善先生说孟小冬“会书法画画都是胡吹”；

6）周恩来、章士钊邀请孟小冬回大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未果；

真实的姚玉兰：杜月笙第四位太太、杜维善生母，由黄金荣儿媳黄李志清说媒、八抬大轿迎进杜府。

1983年11月，由李猷撰写《姚谷香女士之剧艺与其在国剧界中之功绩》介绍，经过姚玉兰的审定：

民前七年（1904），出生在河北安次（廊坊）京剧世家，父亲“一斗金”姚长海，母亲“筱兰英”，负“神童之誉”，12岁与母亲、妹妹姚玉英登台，反串青衣、花旦、小生、老旦；

24岁（1928年）明媒正娶进入杜府，育有两儿两女，杜美如是杜家第一位女公子；协助杜月笙打理对外活动，只唱义务戏（慈善义演）；

杜月笙去世后，移居台北，常常出入“士林官邸”，与宋美龄一起礼拜，蒋介石曾说过“不回大陆，永远不进戏院”，但又酷爱京戏，邀请夫人们在官邸清唱；

卢燕称呼姚玉兰为“四叔”，演艺界的好“婆婆”，与顾正秋、侯佑宗一起获得国剧大奖，老一辈留下的菊坛佳话；

与宋美龄的几十年情谊。送给蒋夫人翡翠麻花手镯，蒋夫人旅居纽约时，从美国寄给台北的姚玉兰减肥茶，并亲笔书写使用说明。

下面，说说杜月笙政治遗嘱及辩伪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因病在香港过世，8月7日，他在病榻前留下了关于子女和财产的两份遗嘱，其中的示诸儿女，内容是：“余以夙疾时致不起，除未能亲见国家之复兴，引以爲恨外，他无所憾。兹更爲尔等，告者尔等兄弟姊妹衆多，应体手足一体之义，善事诸母，友于兄弟，勿以细微之故，致啓阋墻之衅，勿以片言之忤，伤及骨肉之和，永相敦睦，毋贻余泉下之忧，是所至嘱。”

杜维善保存的示诸儿女遗嘱的照片

这份杜月笙“示诸儿女”遗嘱的照片是由杜维善先生收藏并提供的。主要内容是杜月笙临终前，对子女的交代，希望他们兄弟姐妹之间能够保持手足之情，善待诸母，永相敦睦。在遗嘱开头，有一句话，余“除未能亲见国家之复兴引以为恨外他无所憾”，也只是泛泛而言“国家复兴”，并没有特指那个政权和党派。并有钱永铭、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和陆京士等五位杜月笙最亲近的人签名，作为见证人。而杜月笙本人由于病重，无法签字，以钤章为准。这枚印章的原章，杜维善先生一直收藏着，后来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我们仔细对照一下印文与原章，应该是同一枚。

左为遗嘱上的钤印，右为印章实物（杜维善捐赠给上海市博物馆），应该是一枚印章

现在坊间流传着另一份遗嘱，所谓的杜月笙对国家社会的“政治遗嘱”，杜维善先生一直对这份遗嘱质疑，认为是别人伪造的。

内容是“余质朴无文，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然区区爱国之怀，不敢后人。远如辛亥革命及讨袁之役，余固追随邦人君子之后，尽其棉力，效奔走之劳。近如北伐统一对日抗战，更懔于国家民族之大义，益勤素志。兼因一己事业上之负荷较重，故对国事贡献之机会，亦随之较多。他如生産建设或社会事业，凡可福国家而利民生者，无不唯力是视。诚以余出身寒微，所受国家社会之恩赐殊多。义之所在，不敢不尽力以赴之也。比年以来，夙疾频发，以国难未已，忧心如擣（dao），体力日益不支，愧不能再有所报奋。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睹中华民国之复兴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从游之士，能继余志，各竭忠诚，随分报国，是所大愿。中华民国四十年八月七日”

特别是最后的这句话，显然是标明其站在台湾国民党立场上，“茲當永訣，深以未能目睹中華民國之復興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從游之士，能繼余志，各竭忠誠，隨分報國，是所大願。”

杜維善先生修訂的考證文章原稿，亲笔修订标识

在考证文章草稿注释中有这份政治遗嘱的文字，杜维善对后部分的关键一句话亲笔画了着重线

对这份政治遗嘱的考证辩伪，这也是杜维善先生晚年的最大心愿。我配合杜先生，在猝发心梗前不到一年的时间，仔细进行梳理。杜先生的记忆说，在其父病危、临终和出殡前，我的两位母亲姚玉兰、孟小冬，还有二楼太太陈帼英、三楼太太孙佩豪，大哥杜维藩、二哥杜维垣、三哥杜维屏、四哥杜维新，还有我自己都在现场，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政治遗嘱”。

对此，杜先生一直质疑，经考证认为：杜月笙的遗嘱只是家事（两份），与政治无关（第三份），第三份的政治遗嘱是别人伪造的。目的以换取蒋总统对我父亲的认可，把他的棺椁最后运回台湾，表明站在台湾国民党一边，作为政治宣传，反攻大陆。客观上，对后来姚玉兰一家迁至台湾有一定帮助。

由于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与这份遗嘱有关的图片文字证据，我们比对现场人员，特别是胡叙五与陆京士、洪兰友的文字记载，参考当时香港的报章，认为伪造的原因主要有：

（一）与杜月笙病逝前后行为，及在场家人的耳闻目睹不符合

1、与暂居香港台湾大陆都不去的事实不符

杜月笙对台湾、北京分别邀请，采纳“调包计”回复，即把给毛泽东的信给了蒋介石，把给蒋介石的信发给毛泽东，表明因身体久病，暂居香港；

杜月笙离开大陆时对黄国栋说：“我现在对你直说，因为蒋介石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向我谈到，解放后要我参加新政协。”（《旧上海的帮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6页）；

杜月笙派大哥杜维藩回上海近半年，观察局势，回到香港后，父子俩关门谈了几天；

2、与临终前的行为、死后“葬回高桥”遗愿不符

1）顾及家人安全。临终前撕毁借条，不愿家人卷入政治是非之中，特别是二太太陈帼英一家，及后来的三太太居住上海的安危；

2）传统观念，叶落归根，希望以后葬回老家的愿望。开始在台湾“浮厝”而没有完全        入土安葬。其母生前希望葬回河北安次；大姐美如前几年曾提出葬回浦东高桥。

（二）重要当事人记载的不同说法

重要的时间线考证：1951年.8月病重，2日陆京士抵香港，来之前与洪兰友等商议杜月笙后事，7日立遗嘱，15日杜维善到，下午洪兰友代表蒋总统问候到，最后一句话“大家有希望！”后昏迷，16日下午4:50病逝，存万国殡仪馆，19日零点刚过，接到总统府口谕，总统颁“义节聿昭”！下午出殡，当天《香港时报》（国民党机关报）全文刊发解读“政治遗嘱”。时间关键点：16傍晚到19日零时总统口谕2.5天之间，策划伪造遗嘱。

胡叙五记载国民党宣传大员要藉此打一场政治宣传战

对于胡叙五，媒体人金雄白曾经评论说“叙五状如三家村学究，木讷又如一谦谦君子，对同文中稍有一得的人，即服膺勿替，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土音，虽讷讷不出于口，但嫉恶如仇，极富正义感。他因曾爲杜月笙佐笔政，过去与侠林中的人交游，最难得的就是幷未沾染此中习气。”《上海大亨杜月笙》胡叙五著，蔡登山编，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9页）。

据胡叙五记载道：“在十五日夜间，杜宅亲友为他准备后事，其报丧新闻稿亦为准备事项中的一件，正由其私人记室在灯下拟稿。这原是普通报道，无非将其病情及治疗经过，简叙一番，结尾点缀几句悼惜的词句，尽可以敷衍过去。却不料座中已早坐好几位国民党派驻香港负责宣传大员，把稿子传观后，认爲太平凡了，用不得，要重拟。于是他们即就大厅上吮笔挥毫而在垂死者的身上大做其宣传八股。旁观者有以月笙家属小部分仍在上海，如果写出‘殁存均感’的鸿文，至少亦须顾到‘生死均安’的现实环境。因而婉转其词，请他们在立意遣词间不必过于锋芒凌厉。不料，这番说话，其结果触了一鼻子的灰；因而他们正在藉着题儿打上一场政治上热闹的宣传战，莫说‘投鼠忌器’在他们眼里不值一顾，甚至其留沪家属万一因此受到影响，也许他们还认爲代表月笙执行着‘大义灭亲’的遗志呢！”“脸无戚容，意有得色，一若不知十步之内躺有一位垂死的人（其时月笙已移住阳台上与客厅仅有几扇玻璃门之隔）。其间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计了。”（同上，第241-242页）

陆京士、洪兰友等记述

陆京士在来香港之前，就与洪兰友、吴开先、吕光等人商议我父亲的后事；“我于六日下午七时，邀集钱永铭、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顾嘉棠诸先生，在杜宅会商先生身后事宜。即席决定遗嘱稿三件，其一对于国家社会，其二训勉子女，其三详列财産处理方式。会后大家一同去看先生，将会商内容说给他听。这时候先生聚精会神，一对锐利的眸子，又复射出智能的光芒，他作了数处修正，也有若干补充，最后他微微颔首，表示同意。”（《杜月笙传》章君榖着，陆京士校订，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2008年第二次印刷，第22页）

在《杜月笙传》，陆京士亲自撰写序言（“写在《杜月笙传》之前”）开始部分就写道：他（杜月笙）那一篇脍炙人口，腾传一时，被各地报章一再赞扬的遗嘱，开头第一段便坦然的说：“余朴实无文，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然区区爱国之怀，不敢后人……”接下来逐句逐段诠释。再看《杜月笙传》丛书的最后部分，以国民党驻香港的机关报香港时报，对杜月笙“盖棺论定”，再次解读了以“义节聿昭”爲核心的“政治遗嘱”，几乎逐句解读，呼应陆京士的前言。（同上，第2页，第360-362页）

杜维善先生认为，这本出版于1978年前后《杜月笙传》，影响最大，但这本书是站在台湾国名党立场反共的，以“政治遗嘱”思想贯穿始终。

洪兰友在《追述月笙先生之逝》一文里（《杜月笙先生纪念集》中国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1952年11月，台湾恒社同仁内部印制，第6-7页，杜维善藏），曾经讲到陆京士等友好转述我父亲没有说出来的话。洪兰友在传达了代表蒋总统慰问眷注之意后，我父亲拼尽全力说了“大家有希望”后，就说不出来话了。这时洪兰友说：“先生仍续欲有言，而气逆舌强，讷讷不能出声。余急慰之曰：‘先生之心事，余均已领会，先生所未见示者，诸友好已爲述及，余必以先生之忱悃，代爲上达。’”洪兰友回到台湾后，马上“以先生临殁之言与夫眷怀宗国感慕元首之意，上陈于总统，仰邀睿照，此故人顾托之重，所不敢隐没者也。”很显然 ，我父亲没有说出的话，陆京士等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测，转述给洪兰友，再报告总统。

（三）香港部分媒体报道不一致

1、香港《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媒体讣告没有提到政治遗嘱；

2、8月19日，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香港时报》社论全文刊载，从“余质朴无文，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睹中华民国之复兴爲憾”结尾逐句注解。

杜先生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线索，就是吕光给我父亲送的挽联，“九泉有遗恨，此生未见复中原”，此句常人误解为先父遗愿安葬浦东。特别是，吕光有目的地借用陆游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故意引导人们联想到到光复中原，就是反攻大陆。这个挽联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挽联会这样写，引起了我的怀疑。其实，我父亲就是希望落叶归根，葬回老家高桥。完全跟恢复中原、反攻大陆没关系。

（四）其它文章书籍记载

1、徐铸成在1981年出版的《杜月笙正传》中写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少在香港的流亡客，又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梦想‘光复’大陆。就在翌年的8月16日，这位曾叱咤一时的杜‘先生’，咽了最后一口气。而他的徒弟陆京士及密友吴开先等，则发表了他的‘遗嘱’，说他始终效忠‘党国’云云。陆等还把杜的‘遗体’运往台湾，葬于台北。”（《杜月笙正传》徐铸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2、华裔知名作家潘翎（Pan Lynn）在1984年出版的《OLD SAHNGHAI Gangsters in Paradise》（《旧上海：帮会的天堂》）英文书中，也看出国民党利用杜月笙进行反共大陆宣传战：“Du, on receiving the message, murmured something which the emissary took, for the purpose of future Guomindang propaganda to be an expression of hope for the recovery of China and the return of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to the homeland.”（《OLD SHANGHAI-Gangsters in Paradise》Pan Ling，Heinemann Asia，1984年，第231页）

第三部分：杜月笙及杜家遗产传承与所谓的“三不朽”（Legacy）

1、章太炎《高桥杜氏祠堂记》讲到的“德言行三不朽”

“古之训言，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不可谓不朽。称不朽者，惟立德立功立言，宜追视杜氏之先，立德莫如大司空林，立功莫如当阳侯预，立言莫如岐公佑，其取法非远也。”

杜维善先生认为章太炎写的这篇祠堂记，一定有溢美之词和歌功颂德，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原则，其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那么，杜月笙及杜家遗物旧事，有什么“朽”与“不朽”呢？

2、杜家老公馆和祠堂，多数已不见

首先，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拆迁，改为绿地。左边是1948年，从空中看到的华格臬路杜公馆和并排的张啸林公馆（图中椭圆圈部分），2015年以后城市建设改成绿地。特别有意思的是，潘翎女士在发我的邮件里，特别讲到有一个美国人叫Patrick Cranley，他对上海的老建筑、老房子非常感兴趣。在记者采访他如果上海恢复老建筑的话，他希望恢复哪一座呢？他最希望恢复华格臬路的杜公馆，为什么呢？因为“There were so many ghosts, so many secrets in that old house” ，杜公馆里有太多的幽灵和隐秘。

感谢Mishi Saran和潘翎（Lynn Pan）提供的1948年和2015年鸟瞰华格臬路杜公馆照片

其次，轰动上海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杜家祠堂主体建筑，只有照片里可以看到。尽管于右任题写“源远流长”，现在，占地十几亩祠堂主体建筑已经不存在了。

第三，幸运的是祠堂的杜氏藏书楼遗址还在浦东高桥，保存相对完好。这是现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非常壮观，杜氏藏书楼由篆体书写。据说当时有10万册的图书，也有说3万到5万册，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能有这么丰富的的藏书，可以免费让邻里的孩子和乡亲借阅读书，应该说是一件造福乡梓的大善事。我2019年拍了藏书楼照片，并建议出版社的作为书籍的封面浅底纹背景，很有意义。

这是藏书楼门厅，原来法国进口的瓷砖，很结实保存很好，西洋浮雕设计风格。门前的一棵古松柏，据说牌子上写杜月笙所植。

在大门口的右边钢化玻璃上，有一个子弹的弹痕，我用手指指着这个位置，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子弹打的，但是这个子弹并没有打穿、打破玻璃，永久留下了这个痕迹。我爬上顶楼，在一个犄角，看到一个像蜂巢一样的钙化物，很有化石和历史的沧桑感。

第四，杜维善夫妇捐赠4500枚左右丝绸之路古国钱币给故乡上海博物馆，流传后世。其中包括一些金银币，这枚是很有名的成吉思汗金币，展示在杜维善夫妇捐赠品的专门陈列柜，据上海博物馆介绍，这是这个陈列室的一个镇馆之宝，这枚金币和捐赠的古钱币，应该能够永世流传。2019年，我在上海浦东高桥文化馆藏杜氏祠堂遗物的角落，看到这个残缺的牌匾，只有“千秋”留存，我查了当时有“馨香千秋”和“俎豆千秋”牌匾，不管是哪个“千秋”，现在都已经成了残匾，存在仓库的犄角旮旯里。

3、作为闻人大亨，杜月笙的名头

据徐铸成在《杜月笙正传》列出杜月笙六十岁时的头衔，总共230项，最著名的有75项，罗列如下（原文没有标点，编者所注）：

“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董事长，上海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理事长，中华民国机制纺织工业同业联合会董事长，上海市商会监 事，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 长，第四区面粉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国营招商局理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银行、浦东银行、国信银行董事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沙市 纱厂、荣丰纱厂、恒大纱厂、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西北毛纺织厂董事长， 大达轮船公司、上海市轮渡公司董事长，华丰造纸公司董事长，大中华 橡胶公司董事长，上海鱼市场理事长、通济贸易公司董事长，正始中学主席校董， 浦东中学主席校董、复旦中学校董，大东书局主席董事，《申报》董事长，《商报》董事长，《中央日报》常务董事，《新闻报》董事。

业余娱乐：平剧 家庭状况：子女十人，其中三人在美学习教育、纺织、银行，均已归国，一人在中央军校毕业，现都在金融、实业两界服务。附注栏内说明的：‘所开各项事业，或爲单创，或爲合营’。”

徐铸成概况了主要特点：1）按头衔分类，包括挂名和实际担任的董事长、理事长头衔，约有 75 个，常务董事及一般董事、理事的名义，有 230 多个；2）按行业和资金进行了分类，共涉及到 19 个行业，最主要的是金融，包括证券信托， 纺织、面粉等民生领域，不包括地産、榨油，木行、水果地货、药房、 参行，乃至澡堂等；3）资金数额大，银行证券肯定数额巨大了，至于纺织实业，资金都在 9-20 亿元。（《杜月笙正传》徐铸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14页）

杜维善先生告诉我，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头衔中，他父亲最在意“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头衔。担任各个学校的主席校董和校董中，没有列出几次担任复旦大学校董头衔。

4、坊间流传的杜月笙的话语

坊间流传的杜月笙逸闻趣事中，比较流行的就是杜月笙话语摘抄，也有称之为语录者，杜维善先生曾经给我一份他看到的、有几页之多的“语录”，我也曾经从网上找到的语录汇总请杜先生看看，他一边翻看着、一边笑，圈圈点点，告诉我有些话语的背景。现摘抄一些，其中有些是很有道理、也很有意思的。

“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

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 、场面和情面。这是三碗难吃的面，可是为了朋友，再难吃都要吃。

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存钱再多不过金山银海，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

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了500年跳了龙门变成龙了；而我呢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了1000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500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那你还是一条鲤鱼，而我可就变成泥鳅啦！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

做事要做到刀切豆腐两面光。

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

头等人：本事大,脾气小；中等人：本事大，脾气大；下等人：本事小，脾气大。

挨骂是假的，银子是真的。

对你吹拍的人，最可能背叛你。伤你最深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

每个人都有床头金尽的时候。（注：杜月笙先生晚年毁掉所有欠条时说的一句话。）”

据说，杜月笙去世后，毛泽东用杜月笙自己的话评价他，“有本事，没脾气”，这句话，是否真实，请大家在书里查阅。”

5、报章书籍对杜月笙的评论

1）《星岛日报》香港：“盖棺论定，杜氏一生的事迹是动人的”，反映了“半个世纪来的上海，反映了新旧转型，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力量的滋长与蜕化——。这一个万花筒，只有在历史家的显微镜下，才能够看清。杜氏本人始终是站在政治圈子的边缘，他的操守是旧道德的准绳，而他的一生却是大时代大烘炉中的火炼。他是死，也正是这半个世纪结束的钟声”（《杜月笙传》章君榖著 陆京士校订，第一册，第2页）

2）《香港时报》香港社论全文刊载“余质朴无文，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到结尾的“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睹中华民国之复兴爲憾—”（同上，第五册，第360-362页）

3）《杜月笙正传》徐铸成：“对杜月笙这个具体人物，绝不想以浓重的白粉，一笔涂浓。在1927年，他和黄金荣等曾被蒋介石利用，作爲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工具—历史上有不少‘游侠豪士’，上海更出现过不少‘大亨’、‘闻人’，但像他这样‘八面威风’、名闻中外的，可以说没有。杜月笙是那个大变革时代的传奇人物！一生做了多少事情，包括好事、坏事，始终是令后人难以琢磨忘怀的话题。”（徐铸成，第10页）

4）潘翎在《OLD SHANGHAI Gangsters in Paradise》认为：杜月笙産生在那个时代，是历史，也是传奇（legend）； 这个Legend，有历史的含义，也有传统、传说、故事的含义。在当时的上海，甚至中国都是传奇，而且这个传奇影响着当时的人们，甚至现在还有影响、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Preface: In China he is legend, and since we know that in that country it is legend which moulds people, and not the duller facts of formal history, we must concern ourselves with the legend.)（潘翎，前言）

杜维善：我父亲是历史与传奇，一半一半！

杜维善先生晚年在其口述历史简体繁体版的自序中，借鉴佛家语言写道：“『无法可说』：杜家百年风云，断壁残垣；而传奇旧事，流传不衰，诠释了『是为说法』。流氓与大亨、黑帮与英雄、心病与义节、名伶与冬皇─对我父亲和杜家，如烟云「到头一梦，万境皆空！」唯有杜氏陵园的松柏和藏书楼的残垣，呼应着坊间热度不减的故事传奇与遗产传承。”杜先生有一枚最爱的闲章，为“如是我闻”，其拓片也收入口述历史书籍中。

7、Legacy 杜月笙暨杜家旧事，从个人、家族、社会和民族角度，有什么可以扬弃继承启发的呢？

《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杜维善口述历史》简体繁体版本，介绍了杜月笙暨杜家亲友几十人，跨越近百年历史，近500幅老照片（繁体版）；试图从公子家人角度，还原真实的杜月笙、孟小冬、姚玉兰暨杜家兄弟姐妹，以及与蒋氏夫妇、蒋经国、孔二小姐、张学良、于右任、戴笠陆京士；毛泽东、周恩来、章士钊、朱学范等风云人物的交往；探寻戴笠之死、借给章士钊两万大洋、香港杜月笙（李裁法）、老千吴家园和民国元老于右任等的旧事；以及杜维善为两岸秘密传书信、去上海博物馆收“租子”与捐赠、占卜与灵异的逸闻趣事。海外读者香港“文化阅读购物平台”（mybookone.com.hk），内地淘宝天猫购买。

当然，杜维善先生口述历史，也“自家之言”。其实，每个人眼里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您心目中的杜月笙是什么？为什么挥之不去，热度不减？对我们时代有什么帮助？从今天的交流讨论中，杜月笙与杜家旧事对您有什么启发？希望听到您的意见，一起研究讨论。

【与谈人，刘冰：美国洛杉矶著名侨领、出版家、收藏家】：讀董存發撰杜維善口述我的父親杜月笙暨杜府舊事

承蒙程洪博士推荐，今天来参加由洪朝辉教授主持的董存发大作《杜府旧事》的与谈人，非常感谢。

上海人没有人不知道杜月笙的，我是旧社会的上海人，我幼年住在浦东是上海本地人，我在杜月笙有关的学校读过书，也在杜月笙有关的事业下做过事，我当然知道杜月笙这人，我和他没有直接的关系，唯一我认识杜月笙周边的人，比较多一点，多听到一点琐闻而已。

我小学在上海霞飞路马思南路口的明德女中附属小学毕业，正在犹豫进那个中学，校长梅颂先打电话给我祖父，说刘冰可直升在杜美路新成立的育群中学读书。 

      梅颂先校长最早在证券交易所做拍板，据他说和蒋介石也是同事，证券交易所，份子复杂，他是不是入帮会的不知道。后来他租我家南市三牌楼的房子，办明德中小学，我祖父收他极少房租，我们姐妹兄弟都在他学校读书。抗日战争，南市校舍部份被毁，明德女中乃迁法租界开学。

书中提到杜月笙在杜美路有住宅，但未谈到这里曾办过一所育群中学，我查过许多资料也没任何记载。

杜月笙抗日战争时，经香港到重庆，不和日本人合作，日本人就要征用他杜美路的住宅军用，经万墨林的奔走，日本人同意如果是学校就不征收。所以杜月笙就在杜美路住宅，立刻办了一所学校，名为“育群中学”。但学校没有学生不行呀，因此动员青帮找学生，我就是被梅颂先校长保送进入杜公舘大门读书的正式学生。学校老师都相当有学问，教英文的是商务印书舘编英文课本的孙老师，教国文的是前清举人。特别的是教日文的是日本人绪方先生。后来中日战争后期绪方先生被征召回日本当兵去了，全校还举行欢送大会。

记得杜美路这幢房子，大门在杜美路，后门在亨利路，二条路交叉口的墙角，听说房子风水不好，所以建了一个假山凉亭来镇宅的，但杜月笙也从来住过。

这住宅，有东西二幢，东幢是教职员宿舍，西幢作教学用，楼下大会议厅作为礼堂，后面是饭厅和行政办公室，我们上课在二楼以上，学生不多，所有教室用具完全是新的。学校进出是在靠亨利路的门，杜美路的大门一直没有开过。

抗战结束，杜月笙回上海，育群中学结束，学生转学震旦大学附中，我后又转学杜月笙担任董事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杜月笙是浦东高桥人，从小来上海十六铺水果行当学生意，买水果，他发迹后从不讳言自己有削生梨的技术，又快又好，一只生梨一根皮中间不会断，兴趣来时还可当场表演一番。十六铺码头龙蛇杂处，凭他个性仗义，不忘本，主持公道，帮助弱小，排除纠纷的本领在当地混出了一个小小的名堂。参加青帮，被黄金荣老婆阿桂姐看中，扶植他，渐渐出人头地。

世界各国，民众都有黑社会的组织，来打抱不平，解决司法不能解决的问题，美国有“美生会”，日本有山口组、黑龙会，中国有红帮、青帮。红帮也称洪帮，以国家政治海外华侨为主的民族团体，孙中山革命建国就是靠海外洪帮组织协助。青帮则以人民生活利益为主，排解纠纷，是以内河的漕运为发展地盘。但不论红帮青帮，都着重中国传统文化仗义，主持公道，尊重礼仪，信守信用，维持社会秩序。

青帮在历史上早有记载，以二十四字的“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无（悟）学（觉）”为排行辈份的准则。如用完则再选二十四字连续。民国开始在上海地区，以“大通无学”辈的最多。现以青帮中大家熟悉的人举个例。

大字辈的有：袁克文（袁世凯长子号寒云）；张仁奎，山东人军阀，后退居上海，在青帮中组织“仁社”，参加者以军政工商业为主；徐朗西，留学日本，曾任军职，亦参加红帮，在上海创新华艺专，加入者都以知识分子居多。

通字辈：金九龄，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经营黄包车（人力车）行；陈世昌，张仁奎之徒，杜月笙之师；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杨虎，淞沪警备司令，收门徒以海员居多，组织兴中学会；黄金荣，法租界巡捕房探长，贩烟土起家，组织“荣社”以警界、工商业、知识分子为主；韦作民，门徒有后来在台湾当警务处长的陶一珊；国民党部王微君；另张啸林，贩运烟土，与黄金荣、杜月笙结拜兄弟。

无（悟）字辈：杜月笙，抗战时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与上海闻人黄炎培，王晓籁、钱新之、潘公展等正派社会贤达共同主持会务。组织“恒社”参加者有陆京士、水祥云（摄影家）、赵君豪（自由谈杂志创办人）。

青帮在上海人员衆多，每一行业都有介入，对社会影响很大。杜月笙广收门徒，工商业为求业务安全发展，都赠送公司股票，请担任董事、董事长等职位，过年过节分赠股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纸广告，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几乎有二百个以上。

雅片烟，在书中祗有提到杜月笙贩毒及招待朋友在家抽大烟，在那个时代，谈事情，朋友间这种是高级的招待，作为主人自己不会也吸几口吗？

杜月笙后来，在上海留不住，台湾也不适合，所以先到香港住一段时间看看风头。蒋经国当年在上海打老虎，谁都不买账，连对宋子文、孔祥熙都不客气，但对杜月笙倒还不敢有直接冲突，只能转个弯将万墨林为主要对像，由上海滑稽演员江笑笑、鲍乐乐口中，因万墨林屯积米粮，天天在电台上骂他为米蛀虫。1949年后蒋经国在台湾渐渐掌权，杜月笙为了旧账，想想还是留在香港好。

据说蒋介石在年轻时曾拜杜月笙为师，北伐以后，为安定上海社会，他一到上海就向杜月笙投门生帖子，杜月笙也非常给蒋面子拒绝接受，将帖子退回。

杜月笙在抗战时，对国民政府也贡献了不少，胜利后据说他想当上海市长，但政府发表了钱大钧为市长，后又希望为参议会长，经多方面沟通请杜氏顾及大局，退让由潘公展担任。

上海帮会都讲规矩，每个地区，都有老头子主持，出了事只要先找老头子先解决。例如上海电车上的掱手，一上电车，买票的都认得，会大声的叫一下，小小心掱手，乘客一定会自然的反应，将手摸摸口袋，掱手看在眼里，得手容易多了。你如钱袋被掱了，很简单，找人认得的这区域的老头子，一定拿得回来，因为掱手有规矩的，掱到钱包一定要交到老头子那里，保存三天。失主知道找到老头子的一定是自己人。如果没人来领，那会将钱财拿下，所有皮包里的证件会用信封寄回给失主，盗亦有道。

《杜府旧事》是杜维善口述他父亲杜月笙及家庭中的事，在历史上应该说是第一手资料了，很多口述历史，都是怕得罪人，或为自己隐恶扬善，这本书我细读了一遍，翻阅了二遍，这是一本真实材料，可以信任的。我学少才浅，不敢作任何评论，但将心得报告，和大家探讨共享。

P.165 杜月笙1949去香港后，日子过得没有像在上海那样一呼百应了，就想起了算命，看看还有没有前途，犹豫不决，就拿了生辰八字，请人带到台湾，去找一位算命师算算将来的运程。据网上资料说是一位在台北舘前街名六月息舘主的人，但台北舘前街是条很短的马路，杜先生朋友的事业陆根泉的陆根记、陈光甫的上海银行、钱新之的交通银行，当然我和上海国民大会代表蒋纪周经营的书局都在舘前街，但没有知道有位六月息的算命先生。

算命师将八字一排，就说此人活不过64岁，固然1951年杜氏在香港去世，中国人的算法，杜月笙1888年生，连头搭尾巴64岁无误。杜月笙人在香港，而非要去台湾找他算，到底这位算命先生是谁，真的这么灵吗？

当时很多上海算命先生到香港后转到台湾，最有名的袁树珊也是其中之一。《杜府旧事》也提到过杜月笙和袁树珊早就相识，袁树珊从上海到香港和杜月笙亦有来往，所以我认为他是请人去台湾算命的不是杜维善说的六月息，而是袁树珊。

上海有名的算命先生，要算是鼎鼎大名的镇江人袁树珊，蒋介石在南京当上国民政府主席，派人来上海，送五千大洋及生辰八字给袁树珊，请为他算命，袁树珊一看送来的八字告诉来人说，这位老爷的命我不敢算，钱也退，他怕算错了要命的。但听说蒋介石还是很信他的命理。

袁树珊世代医药术数，着有《命谱》、《中西相人探原》、《大六壬探原》、《新命理探原》、《撰吉探原》及针灸穴道等医药图书，都由我经手印刷出版，世界书局总经销。他对我说要为我算个命，至他去世还没有给我，欠了我一命。后来他的学生李茂如见到我，问我袁先生答应为我算命的，有没有算，我说没有呀，李先生就为我算了还我一命。其子袁福儒曾在旧金山行医。

袁树珊和我父亲

P.254 杜月笙在上海，工商行业中担任董事长、董事的有几百家公司行号，我在台湾工作十数年的世界书局，杜月笙就是常务董事。他的朋友、学生都在世界书局担任重要职位，如李石曾是董事长，张静江、吴稚辉、杜月笙为常务董事，陆京士、钱新之（永铭）为监事、吴开先为总经理，杨家骆是总编辑，陈定山为编者、梅颂先为世界书局南部办事处经理，万墨林、李猷等等都是在世界书局常见面的座上客。

董先生书里为姚夫人办事的李猷，他是钱新之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时的秘书，一手好字，假日常来我家和家父谈论诗书，也为了各种印刷事，包括钱新之哀思录等，都交我处理的。李猷送我的正草隶篆四巾幅大字，我均捐给UCLA收藏保存，作教学之用。       

                 

世界书局同仁为钱新之七十岁请我父亲绘国画一幅祝贺

 李猷送我篆文立轴  

P.255  杜维善要买一部他父亲的学生世界书局杨家骆编的《石刻丛编》，一直没有买到。我在世界书局工作十年，杨家骆编的书都是我经手出版的，杜先生没有买到这本书，因为他把书名弄错了，世界书局出版的是《石刻篆文编》。

P.267  Douglas Fairbanks Jr. 上海人译作“小范朋克”。

P.308  杜镛月笙名片印版，极少人用这种雕刻版印刷，只有能印钞票的印刷所能制作，看来是大东书局印刷厂做的。

P.588  杜维善对两岸的观点，和我完全一样，或是我们那个时代背景相同吧。

P.608  杜维善的年轻照片，一看就是当时上海小少爷的派头。

P.613  姚玉兰的照片，完全是有福相的贵夫人。

上海早期收藏古钱的丁福保，着有《古钱大字典》，由我经手出版的。原世界书局总经理李鸿球，后来到台湾，他收藏古钱极多，不知杜维善认得否？杜维善收藏古币多年，这些珍贵的宝物，他能慷慨的捐出去，内心的感受我能体会到的。我比他长一岁，可惜无缘相识。

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为杜维善撰写口述历史，办理后事，交往十余年，和杜维善的情感，这一点不是一般朋友能做建立的。

我本人从事出版印刷七十年，不得不从这本书出版印刷方面提一些意见，或许我供中华书局提供三版时的参考：

排版用直排繁体字，很适合老一代及海外读者的认同。

一本700面的书，出版者自己可以体会一下怎样拿着来读。

插图应当和文字配合，现在分开编辑，节省设计成本是否国内出版社向钱看的后果。

中华书局的书籍一向精美，可惜这本书的设计印刷效果，实在应当改善！

这本书的畅销完全是文字内容吸引读者。

总结：杜月笙讲在社会上要识人头，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讲义气，朋友有难，拔刀相助。谈人情，有问题，最好吃讲茶，和平解决。讲信用，闲话一句。

最后我以P.565上的中国人追求的四大喜事结束：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这句诗那在1950年左右，梅颂先校长曾和我父亲聊天时，我听到是这样的：

久旱逢甘雨，

他乡遇故知，

金榜题名时，

洞房花烛夜。

我认为四句是按照“天、地、人、和”次序的，并且说四大喜事，加几个字，就是四大伤心事：

久旱逢甘雨， 一滴滴

他乡遇故知， 债主

金榜题名时， 名落孙山 

洞房花烛夜， 隔壁

謝謝！有啥要求，斜起簡單，嘸啥希奇，閒話一句，包拉我身郎！

【与谈人，程洪博士，UCLA 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

我主要想从从事的历史学研究和图书馆专业的角度谈几点看法，有感而发，抛砖引玉。

首先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杜月笙？

口述历史和上海历史记载中的杜月笙给人很多不同的印象，褒贬都有，两极分化。我觉得就历史研究来说，首要的不是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要先做历史分析，看看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社会背景和社会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杜月笙的生平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早年的艰辛经历；在青帮中的起家和发迹；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涉足商界、学界、政界；抗战期间左右逢源和抗战胜利后至出走香港的下坡路。

1、杜月笙早年的经历贫穷艰难，父母双亡后寄人篱下，为了生存只身到上海混饭吃。在这期间也结识了一些穷兄弟，做一点小买卖。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好的话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小老板或小摊贩，如同不少闯荡上海滩的穷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时已很知道与穷兄弟一起对抗霸凌、抱团牟利，很有下层社会帮派形成的味道。这种现象即使在当代社会，包括在美国也是存在的，不能用单纯的个人品质好坏去解释，而要看社会根源，看到年轻人在穷困状况下求生存的一面。

2、杜月笙的发迹是在加入青帮之后。上海的帮会与近代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特别是废漕运兴海运后。青帮的活动与毒、赌、嫖密切相关，尤其是贩毒，在军阀混战、租界林立的状况下得到迅速扩张，虽然具体帮派集团有兴有衰。杜月笙初入青帮时也是个一般的小混混，他的过人之处是知道运用人际关系，不追求小钱小利，在危机发生时能抓住人心，终于在从军阀手中解救黄金荣的过程中，在青帮取得与黄金荣、张啸林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的地位，实现垄断鸦片贸易。他的发迹与上海由租界和军阀分治的社会状况直接联系。

3、杜月笙在青帮发迹后，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涉足商界、学界、政界，以青帮、金钱和人际关系为实力，当年投下的人情投资获得重大回报，成为上海最有势力的要人之一，也结识了商界、学界和政界的大批要人，包括章太炎、蒋介石、戴笠、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他投资银行和企业，资助学校，具有大量的董事长、执行董事等头衔，权势炙手可热，在上海滩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情。

4、杜月笙支持抗日战争，在抗战期间利用与重庆、南京、延安等各种关系左右逢源，既从中谋利，也支持了抗战的物子需要，包括飞机等军用物资，参与了一些军事行动，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要职。

5、杜月笙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走下坡路，根本原因是收回租界后，在国民党政府眼中的重要性下降，开始是争取上海市长、市参议长失利，后又因“金圆券”与蒋经国闹翻，最后选择前往香港，既不前往台湾也不留在上海。他在香港的最后岁月中金钱所余不多，无法转往美国或其他国家，同时他“刀切豆腐两面光”，既不想得罪大陆也不想得罪台湾，最后于1951年8月病逝香港。

总体而言，杜月笙的一生是“时势造英雄”，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坏人断论，更多的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通常把杜月笙的青帮背景作为最大的历史污点，尤其在4·12前夕谋杀了汪寿华。其实中国的帮会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复杂。也曾支持过辛亥革命等反清运动，即使在工人运动中也起过组织作用。汪寿华本人出身与杜月笙类似，以玩命态势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比杜月笙还高一辈，但人缘的运用远为不及。历史学界对当时工人运动中青帮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4·12清党的发生，并不光是帮会与蒋介石的勾结，背后有租界当局的支持，关键是得到江浙财团的支持。而同样的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在20年后反对“金圆券”也是幕后支持，最后在1949年支持新政府，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这是社会大环境的演变，把4·12完全归罪于杜月笙和青帮并不客观。

客观地分析杜月笙，可以看出他有几个心结和愿望。

一是企图洗白罪恶感。他以青帮贩毒起家，但并不以此为荣，当他觉察到上等人或读书人并不穿金戴银时，就坚决摘下黄金首饰和钻石戒指，从此只穿长衫并紧扣领口，衣衫不整的人不准进出杜公馆，他的后代中无一人继续青帮贩毒。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无奈和真实向往，很想洗白。

第二个心结和愿望是进入商界、学界、政界，这也与第一个心结相联。他穷苦人家出身，他明白若不是成为青帮大亨绝无可能进入商界、学界和政界。他文化水平低，虽成立或挂名银行和企业，有了上百个理事长、执行理事的头衔，但并不实际经管实业；他赞助和支持，甚至直接创办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但没有办学的实际能力；他努力进入政界军界，捐赠飞机和军用物资，与政府高层保持密切关系，期望有个实职而非虚衔，但实际上如他所说，只得到个“夜壶”不用则扔的下场。所以看上去在商界、学界、政界都很显赫，实际上都无法真正进入，人生中起作用的还是他并不以为荣的帮会大亨的位置。这是他的最大心结和悲哀，幸运的是他的愿望部分由后代实现了。

杜月笙所得到的并不是他引以为荣的，他向往的又得不到，无奈之下当然就会想到命运所在，所以很相信命理。他与当时的命理大师袁树珊等很熟识，很多决策相信受到名利的影响，包括最后出走香港。但即使是袁树珊这样的命理大师，即使能准确算出杜月笙的确切寿命，也很难对他这样的大客户明讲死期何在，所以杜月笙在最后的数年内显然对出走香港和辞世缺乏准备。刘冰先生在评议中认为，杜月笙请人去台湾算命的不是杜维善说的六月息，而是袁树珊。这很有道理，六月息似乎并无名气，杜月笙未必会去找。然而袁树珊熟知杜月笙八字命理，应该马上知道来问的是谁，不致作出太不同的说法，其中的奥秘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

杜维善先生是杜月笙的七公子，口述历史中的内容应是杜月笙中后期的生涯，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们看待历史上的杜月笙要看全过程，早期虽然不能忽视，中后期更为重要，要看发展、看结果。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避免双重标准，避免褒贬史学，不能简单地认为划分好人坏人。

其次，进一步探讨口述历史如何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我们从杜维善先生的口述历史中，进一步体会到口述历史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常常可以提供一般历史资料所无法提供的历史细节和微妙之处。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口述历史受周边环境和当事人地位、观点、利益的影响。

我认为衡量可信的口述历史，可以看四个要素，即如实、如史、如识、如是：

1、如实：内容真实可靠。这个大家都知道，做到却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也都有自己的利益、地位和观点。在某种大环境下，出于政治压力或宣传口径，或是因为个人利益所在，而制造出符合特定需要的口述历史并非罕见。这样的口述历史即使画押盖章、按上手印，都无法成为信史。

2、如史：具有历史经过。历史不是孤立的，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很重要。一个事件如果孤立来看与放到当时的历史过程中看，可能很不一样。譬如说民国初年知识份子逛青楼，到当年的历史环境中去看会很不一样。那个时期工人与洪门青帮的关系也有待研究。

3、如识：符合常理常识。如果年代久远，口述历史发生一些记忆错误也难免，但如果由常识常理上的错误就会影响到可信性。我看到一则口述历史提到，“宋朝时曾祖父因避祸而迁居他省”。常识告诉我们，现在任何人的曾祖父不可能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此话可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未变动，但当代的口述历史中还是原封不动就成了常识问题。

4、如是：是，意为正确。人类有基本准则，社会有法律伦理。反人类的行为（如大屠杀、种族歧视、仇恨犯罪等）不能在口述历史中渲染颂扬，或变相宣传，这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无关，而是人类社会的自我保护和规范。歌颂罪恶不应在口述历史中有任何位置。

我相信这四个要素不仅有益于口述历史的创作，也可用于我们图书馆收集收藏口述历史的标准。希望大家多关心口述历史，多做口述历史。现在的口述历史多集中在民国时期，能讲述晚清口述历史的人已经极少了，然民国时期的口述历史也必须抓紧。杜维善先生在他的口述历史之后，已经辞世一年了。同时，当代的口述历史也搞起来，很多历史事件需要留下亲身经历的历史记载。

最后简单分析一下口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我想分享一下有关口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的见解。在历史研究中，使用作为第二手资料的口述历史资料必须要有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印证。所谓第一手历史资料包括档案、日记、报刊时论、实物文物等等，在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多指同一时期产生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而第二手资料则是后世衍生的回忆追忆，或根据第一手资料作出的研究成果。第二手资料因为产生于后世，可能发生回忆或理解错误或曲解；即使是第一手资料，也可能局限于当时就发生的错误或片面记载，以及由种种原因造成的错讹，需要通过考证解决。

一个很大的误解是如果口述历史由当事人或后代直接作出，会比较准确，甚至可以纠正第一手资料的错误。这种情况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实在很少见；即使有，也必须有可信的证据和旁证才能成立。举个例子，我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看到美国空军在华作战都有详细纪录，包括作战飞行图。日军在华行动在日本的历史档案中也有详细记载，达到非常详细的程度。在上海市档案馆，我查阅过汪伪时期经济要人的档案，如与杜月笙有交往的唐寿民、袁履登等。这些都是历史档案，属于第一手资料。使用后人的口述历史来否定类似的历史档案资料，绝对不容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记忆错误或利益关系，口述历史在没有第一手资料印证的情况下很难单独成为历史证据。当然，口述历史也需要、也可以与其他不同源的口述资料及第二手资料相互印证。

杜维善先生在口述历史中展示了不少可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历史文献和实物，增进了他的口述历史的价值和可信程度，这也是口述历史的努力方向。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保留着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我们在欢迎口述历史的同时，也欢迎踊跃支持和捐赠第一手的历史文物和资料给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如刘冰先生联系捐赠的《钱大钧日记》，由上海抗战胜利后首位市长钱大钧的公子钱世泽等后代捐赠。因为日记等可能包含涉及个人、家族和亲友隐私，我们理解后代不愿把一切公布出来。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完全可以根据家族或捐赠人的要求，把涉及隐私的部分封存起来。在当前数字技术发展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更能充分满足。我们北美的各个东亚图书馆都欢迎捐赠有关中国的历史文物和档案文献，以及口述历史。

我觉得口述历史等第二手历史资料犹如躯体的皮肉，而第一手历史资料有如骨架，而通过历史研究而来的理论发展好像大脑和神经，结合在一起历史形象才能建立和活动起来，不是一堆烂肉或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是有生命的历史。

补充：王希教授在聊天室中说，思想有如血脉。我在答复中非常赞同。我理解这里所指的思想是历史学者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区别于历史学界的理论共识。通过这样的创作性思维才能使具体的历史学研究具有生动的个性，而不是千体一面，才能使整个学术领域充满生气。

【主持人，洪朝辉：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我想借此机会，提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客观的时代问题。

我们需要追问：杜月笙为什麽可以在民国时代黑白通吃，法租界、英租界全部搞定，产官学、民艺外统统拜服？为何作为一个黑帮教父，不仅没有牢狱之灾，而且能在上海滩呼风唤雨、长袖善舞长达30多年？

对此，我们不得不引出一个民国社会的公共空间的问题。大家知道，政府越大，社会就必然越小，而相反，社会越大，政府也就越小。民国时期，中国绿林、青帮、黑道的存在，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多元社会的存在，就像一大批土豪、乡绅的存在，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和民间社区的价值一样，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滴水不漏地治理一个庞大国家的每个角落。所以，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最多只能管到县一级的县党部，县以下出现的纠纷和冲突，主要是靠当地乡绅、社区、黑道和灰道来维持秩序。所以，这里也值得研究社会生态学，黑道与白道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生态的平衡，没有黑，就没有白，有了黑的存在，才有白的价值，不要奢望彻底消灭黑道，就像我们今天不要奢望彻底消灭病毒一样。自古以来，黑与白、警与匪向来是互相利用、互相支撑。

当然，民国黑道的盛行与当时比较动乱的年代有关，它既导致政府治理有心无力，也帮助各类黑道、灰道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更促使白道的政府和租界不得不与社会的三教九流合作。尤其是在上海滩，政府怕租界，租界怕黑道，黑道怕政府，三者之间形成一个恐怖平衡。作为对比，一个长治久安的时代，一个政权绝对主导的时代，黑道的生存空间就被极大地挤压。所以，根据杜维善的回忆（见《我的父亲杜月笙》第123-126页），在1946年，当蒋介石觉得大权在握时，就开始不待见杜月笙了，而到了1949年3月，上海和大陆情势危急之时，又拼命拉拢杜月笙，也就是这个道理，白盛黑衰，白弱黑盛。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杜月笙的个人因素。

首先，我们不能否定杜月笙早年作恶与后来为善之间的关系。我们来梳理一下他由恶转善的历史脉络：一是大约在1918年之前，杜是既赌又嫖，但为了取得青帮老大黄金荣的信任，他戒赌戒嫖；二是帮助黄金荣搞定了称霸英租界的贩毒大王沈杏山之后，他自己开始贩毒、吸毒，但在1936年，为了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他戒毒成功；三是在1927年4月11日晚上11：30，帮助蒋介石杀了上海工人的罢工领袖汪寿章，但在抗战时期，他却在暗中大力帮助新四军和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尤其是，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他捐款53万元，占官方总捐助的20%以上；在1937年的松沪抗战，他发动道上兄弟，帮助四行仓库的抗日国军，还捐助飞机，从事各种慈善和教育事业。

对于这类人格的善恶变化，黑格尔说过，当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便有了原罪，但正是原罪使得人成其为人，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因为禽兽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单纯的自然人也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有过作恶的罪恶感，也许比较容易明白行善的必要与重要？因为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比较能够用“善恶”两面来衡量人；动物只服从本能，没有精神自觉，所以无法作恶，也无法为善。这是黑格尔所独创的一种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这是否也说明，当杜月笙经历过黄赌毒、杀共产党以后，才使他更有意愿自我救赎，救灾救难、彰显关公义气的一面？我只是提出问题，需要专家研究。

另外，关于杜月笙的个人因素，还需要讨论这个人的独特素质。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杜是一个没有受过什麽教育的人，但他一定是有素质的人。江湖上一直传说，上海青帮三大亨的不同点：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所谓的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推崇三碗面：场面、体面、情面；也强调，别人存金钱，我存人情。其实，他把儒家的中庸应用到了极致，在一个国共撕裂、官民对抗、中外对立的大环境下，他竟然可以长期独善其身。当然，最终形势还是比人强，1949年，他必须做出选择，最后，也只能落寞地客死香港，无法落叶归根。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如何评价我们比较偏爱的历史人物。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对那些自己接触过的、自己比较喜欢的当事人和家属，容易出现三种态度：一是因爱而编造，比如说，我爱亚当·斯密，所以就编造他是自由放任(lassie faire)和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二个词的发明人，尽管他在《国富论》1200多页的巨著中，没有一次提到这两个词；二是因爱而避讳，为尊者讳，这是可以被允许的，至少保证了我说出来的话，是真的，但我不保证，我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例如，我在主编《熊式辉日记》时，就回避了他的一些道德瑕疵；三是因爱而理性，就是尽管我很喜欢这个人物，但坚持两分法，像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那样，不惜忍受宫刑，坚持秉笔直书。其实，我们这些历史学者要明白，适当讲讲自己所爱之人的坏话，会使自己的研究更有信用，更令人信服。

来源时间：2021/3/14   发布时间：20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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