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美国抗疫失败的文化原因

作者：郝志東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本文经作者授权转发。文章9月14日首发于FT中文網，題目為“美国抗疫不力背后的四大文化原因”。作者授权发布此文的题目为”政治因素雖然重要，文化阻力不能小覷”。这是作者“中美抗疫故事”之五，其他五篇分别为：郝志東：趙立堅引火燒身，特朗普藉機甩鍋（中美抗疫故事之一）；郝志东：政治掛帥害人匪淺，體制弊端顯而易見 （中美抗疫故事之二）；郝志東：領導力卓越低劣，老百姓生死存亡 （中美抗疫故事之三）；郝志東：歷史教訓要重視，“罪感”文化須建立（中美抗疫故事之四）；郝志東：美国抗疫失败的文化原因（中美抗疫故事之五）。作者为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

美國的疫情從今年3月開始到現在已經半年時間了，但是除了早期疫情比較嚴重的紐約等地生活正在逐漸地回歸正常之外，其他地方還在等待轉機。到本文完成的9月11日，全美已經累計染疫640萬人（每天新增約4萬人），其中死亡已近20萬人。最近兩週數字有所下降，但總體疫情仍然起伏不定。

本人前幾篇文章討論了政治問題、體制問題、領導力問題，也討論了罪感文化問題。但是美國抗疫的阻力還涉及到另外一些文化問題。人們對戴口罩、社會隔離、案例追踪等防疫措施的反對甚至拒絕，就可能和政黨政治文化、個人主義、反智傾向和隱私文化等有很大關係。這篇文章將舉例來說明這些文化因素如何阻礙了美國抗疫的成功，使其過程被拉長，無辜增加了老百姓的痛苦以及生命的喪失。所舉例子都來自專業媒體的新聞報導，由於篇幅關係不一一列明出處。

政黨政治文化

多黨制的好處是老百姓可以選擇由誰來執政。在某一個黨執政的時候，在野黨可以監督它，使其不要太偏離大家認可的社會契約。如果執政黨走得太偏，那麼下次就會被選下來。不過多黨制很難避免的惡是一個黨為了能夠被選上，可能會不擇手段，包括惡意誹謗、蠱惑宣傳等等。

比如特朗普在這次的疫情一開始，就說新冠病毒是民主黨設的一個局，目的是不讓他再次當選。還有人說新冠肺炎是中共和美國的“深度政府”（即政府中反對特朗普的官員們）設的局。特朗普為了不讓經濟拖他的後腿，在疫情仍然蔓延的時候，在沒有出台有效的防護措施之前，就要求各州趕快復工復學。這些都是為了選舉的考量。結果使得疫情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共和黨的州長們也都隨著特朗普的指揮棒轉。喬治亞州州長Brian Kemp在7月中甚至將要求大家戴口罩的民主黨籍亞特蘭大市長Keisha Lance Bottoms告上法庭，說她對開工復學施加種種限制違反了州長的命令。（不過二者後來達成共識，州長在8月份撤訴。）俄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籍州長Kevin Stitt說你不能給人們一些自由而不給他們另外一些自由。自由是不能選擇的。

結果上行下效，喬治亞州的North Paulding高中在已經有學生和員工染疫的情況下，還要求學生必須到校上課，而且可以不戴口罩。否則留校察看或者開除。師生中任何在社會媒體上批評該校的人都將面臨紀律處分。該縣一所學校的一個護士不堪重負（她們需要跟踪染疫者及與其接觸過的人）辭職表示抗議。

大學剛剛開學，情況也不樂觀。根據紐約時報的一項統計，到9月10日為止，在他們調查的1,600所四年制的公、私立大學中已經累積了至少88,000個病例。在Tuscaloosa的阿拉巴馬大學，從8月中到現在，已經發生了1,889個感染案例，衣阿華州立大學，1,200多例，Chapel Hill的北卡羅萊納州大學900多例。大部分學校的問題是在開學前沒有做好防疫準備，疫情爆發後應對不力，有的學生又不拿新冠當回事，得病之後不遵命隔離，還繼續開派對。

黨派政治也是南部共和黨執政的佛羅里達和得克薩斯等州疫情大爆發的原因之一。那裡的州長們害怕得罪特朗普，需要和他保持一致。民主黨支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等抗疫措施。共和黨的州長們反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想讓人看起來是在向反對黨妥協，儘管這並不是一個黨派問題，而是公共健康問題。在美國的黨派政治文化中，抗疫被政治化了。

8月初在南達科他州的斯特吉斯市舉行的一年一度歷時10天的摩托車集會，今年有35萬輛車、50萬人參加，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德國和聖地亞哥加州州立大學的研究機構測算這次大會可能會導致至少25到26萬人感染，成為迄今已知全世界最大的超級感染源，造成的損失會高達122億美元。所有這些和特朗普政府為了選舉的目的將疫情政治化使得人們放鬆警惕有很大關係。

個人主義文化

美國文化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個人主義，儘管美國文化中也有“集體主義”的精神。美國文化研究的經典著作之一、Bellah（貝拉）和Madsen（趙文詞）等人所著的Habits of the Heart《心靈的習慣》集中討論了個人主義與個人對群體的承諾問題。他們在書的前言中說，托克維爾在1830年代考察美國時，發現自己對美國的個人主義既羨慕又擔心。

像托克維爾那樣，這些作者們也擔心美國個人主義潛在的破壞性沒有被家庭、宗教、社區政治參與所節制的危險，這種危險會使他們變成一個個孤立的個人，進而破壞了自由賴以實現的條件。的確，個人主義所倡導的個人的價值、個人的獨立、自助、自力更生、個人的進取、向上等等精神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價值觀。但是人又是社會的人，個人離開群體便無法生活，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很多問題是單個的人所無法解決的。所以我們需要對自己的鄰居、同事、同一個城市的人，甚至是同一個國家的人（或者同一個世界的人），負有一種責任，一種忠誠，需要在考慮自己利益的同時考慮大家的共同利益。

正如1630年Winthrop在一船殖民者在馬薩諸塞州海灣登岸之前的佈道裡所講，我們相互之間必須有一種兄弟的情誼，願意拿出一些自己富裕的東西來資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以別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別人的痛苦為痛苦，共同勞作，共同承擔災難，作為群體的一員，永遠將自己的社區放在自己的心裡。否則正如林肯在1858年6月16日的著名演講中所說的，“一個充滿內訌的家庭是無法維繫的”。

顯然從建國前後的Winthrop、托克維爾、林肯這樣的宗教領袖、學者、政治家到當代的Bellah等研究者就已經對個人主義可能對群體造成的傷害有了深刻的認識。他們都在擔心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會被極端的個人主義所破壞。

他們的擔心也正是我們在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情況。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將群體（小到一個社區大到一個國家）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心裡。很多人都太以自我為中心，太強調個人主義、個人利益，從而使得疫情延續，造成更大的危害。

比如在戴口罩問題上，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很多美國男人認為戴口罩是一種“軟弱”的表現(a sign of weakness)。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強大到百毒不侵的地步。特朗普長期以來拒絕戴口罩，也是這種思維的表現。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假如自己是無症狀感染者，是會將病毒傳染給別人的。這就造成了疫情的延續、更多人的死亡、經濟長期無法復甦的問題。

所以在這種男性思維的背後，是一種極端自私的心態。儘管這些人是少數（蓋洛普的一個調查發現，72%的美國成年人都是經常戴口罩的，只有18%的人很少或者不戴口罩），但是和東亞社會的絕大部分人（香港是97%）都戴口罩相比，確實是驚人的不負責任。這在南部共和黨人執政的保守地區（如俄克拉荷馬、阿拉巴馬、喬治亞、得克薩斯等地）尤其嚴重。白宮的新聞秘書Kayleigh McEnany說戴不戴口罩是個人選擇（personal choice）問題，這當然是錯誤的，是在強調個人利益而非群體的利益、強調個人責任而不是政府為了集體的利益而進行必要的監管的責任。

正是這種個人主義的心態使得很多人走向街頭，抗議政府關閉商店、酒吧、餐館、學校的決定。比如4月中的密西根首府Lansing和4月底威斯康星的首府Madison就各有幾千人在州議會所在地抗議集會，有的穿著支持特朗普的服飾，打著支持特朗普的牌子，舉著美國國旗，有的還扛著長槍，抗議民主黨籍的州長那些關於抗疫的決定。一個婦女喊道：“開放遊樂場！我的小孩們要去玩”。一個老人說他參加過越戰，“那個時候各種蟲子比這裡多多了”。還有人在汽車上掛著“別踩我”（即別在我頭上拉屎）的旗子（這是支持共和黨的右翼組織“茶黨”的口號）。俄克拉荷馬的抗議者舉的牌子上寫“強制戴口罩是專制行為”。4月中俄亥俄州的首府Columbus也有人手拿國旗、頭戴支持特朗普的帽子在州議會所在地抗議，儘管只有幾百人，州長是共和黨籍。所有這些人的理念都是“你必須反抗”政府（you have to disobey）。

正如一個美國朋友在電郵中和我講的，美國人傾向與和政府對抗。你讓我做什麼我偏不做什麼。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對自我的肯定，是對個人認同的肯定，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無法無天”的個人主義。當然也不是完全的無法無天：美國法務部長就揚言要告威斯康星州長，說要求人們呆在家裡避疫（shelter in place）是侵犯了個人自由的權利！所以“自由”！“自由”！“自由”！是他們天天在喊的口號。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之地”（the land of the free）。在自由世界裡要求人們戴口罩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也正是在這之前的4月17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號召當地人民“解放明尼蘇達”！“解放密西根”！“解放弗吉尼亞”！這就是典型的個人主義大氾濫。於是這些威斯康星的民眾也發動抗議集會要“解放威斯康星”。7月份，白宮的新聞秘書居然將科學和開學對立起來，說“科學不能影響開學”。弗羅里達的一個州法官竟然判決說當地的一個市長沒有權力要求大家戴口罩。阿拉巴馬負責選舉的州務卿告訴地方官員不得要求大家在投票時一定要戴口罩。一些共和黨州長執政的地方如亞利桑那、弗羅里達、得克薩斯等都忙著開放商業運作，不嚴格執行戴口罩等措施防疫抗疫，和他們唯特朗普之命是從有關，但是和他們自己的個人主義思維也有關。當然他們後來都承受了疫情氾濫的後果。

反智傾向

關於美國人的反智文化，最有名的論斷或許來自於Richard Hofstadter的名著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他認為美國人的反智傳統，即對知識、理智以及代表這些東西的知識分子、精英的反感與質疑，對生活中樸素常識的更多重視，其產生早於美國人國家認同的產生。Hofstadter舉了當代的很多例子，包括右翼勢力對大學的攻擊，這個問題到現在都仍然存在。不過，在新冠疫情中的例子就更多了。

這個反智的問題是從上到下都存在的。特朗普的反智主義已經達到極致。他在8月份任命了一個神經科醫生、保守主義智庫專家、傳染病外行阿特拉斯參加了白宮的防疫小組，因為他在公共政策（比如已經在全世界都被拋棄的“群體免疫”）和經濟問題上的看法和特朗普吻合。而真正的傳染病專家伯克斯和福奇卻被邊緣化。福奇是美國最被信任的流行病學專家，但是他到大的電視台去做抗疫防疫的科普受到政府限制，通常只能到一些社會傳媒上來發聲。

在此之前的4月份，特朗普還建議研究向人體注射消毒劑來消滅新冠病毒，或者用紫外線照射病人身體達到治療效果。後來又竭力推薦未經證實有療效後來被世衛組織要求停止使用的羟氯喹。而且他說自己還服用了一段時間以防止病毒入侵。在更早的時候，他說新冠肺炎就是一個感冒，病毒很快就會消失。

特朗普迫使自己的政府機構跟著他的指揮棒轉。結果聯邦食品與藥物監管局提出要用新冠病人的血漿來醫治新冠，並且療效到到35%。結果被專家指出這些數據都沒有根據。特朗普為了減少新冠病例，指使疾控中心提出指導原則，即如無症狀，可不檢測。這樣一來總的病例數目確會降下來，但是實際病例並沒有減少（中國早期計算病例的時候也沒有包括無症狀感染者）。他的邏輯就是不檢測就沒有病例，沒有病例就沒有病毒。無知無畏。當然這一點，也很快遭到人們的抵制。

一個共和黨的謀士說戴口罩不是防病，而是那些精英人士想表明自己比別人更聰明，更理性，高人一等。8月28日到9月3日的一個調查顯示，五個人中有一個人認為戴口罩對健康有害。好像其害處比新冠病毒還要嚴重。

哈佛大學的倫理學教授Michael Sandel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提到這次抗疫失敗的原因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個人主義之外，還有就是對建立在科學上面的權威的反感與抵制，對科學的不信任。這個問題也是從上到下一以貫之的。結果就是更多美國人遭受新冠病毒之害，更多人因此而喪失掉自己的生命。

隱私文化

上述反智文化和個人主義密切相關，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掉群體的利益。隱私文化則比較複雜。一方面和個人主義有關係，即尊重個人的空間，個人的私領域。另一方面和美國人口結構的複雜性也有關。我們來看一下在病例追踪過程中發現的例子。

病例追踪是指要有專人給已經發現感染的人及與其接觸過的人打電話，讓他們隔離14天，以防感染別人。在大陸中國，這個工作是由社區（比如居委會和村委會，中國最低一級政府機構）來做的。在台灣，這是由里長（最低一級政府機構）及其下屬來做的。但是在美國沒有這一層機構。於是只能由該市或縣僱傭專人來打電話追踪。

這個工作在美國做得非常不成功，是導致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當然和檢測手段不夠、知道結果需要時間太長（有時候要兩週，那樣得出來的檢測結果是沒有意義的）有關。但是和人們不願意配合也有很大關係。

他們為什麼不願意配合呢？一個原因是他們不信任這些人。怕他們將自己的信息透露給別人或者別的政府機構。如前所述，人們對政府、對權威都有一種自然的抵抗情緒。像中國那樣用健康碼（包括各種身份證信息以及臉部識別功能）來追踪每一個人的做法，或者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那樣如戴手環、用手機軟件通過GPS來追踪病人，在美國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他們需要想一些辦法，讓被追踪者感到自己是在關心他，比如先問食物是否充足，是否有失業救濟，是否需要小孩用的尿布等等，來先取得對方的信任。

但是儘管如此，還是困難重重。比如新移民、無證件（非法）移民，就非常擔心自己的信息被洩露，造成對自己身份的困擾。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些人又通常是在做一些不可或缺的工作，比如農場、超市等等的勞務或者服務工作。染疫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更高。紐約時報的一個報導說在7月份的某一週，洛杉磯的跟踪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一強的患者不接電話，有一半的人拒絕透露他們和誰有過接觸。

如何做到既能保護公共健康又能保護個人隱私，的確是一個難題。而美國對個人隱私的尊重，對政府的不信任，卻又是構成抗疫困難的原因之一，儘管和其他原因相比，或許這個問題並不是最重要，也是有可能克服的一個問題。

結論

美國的政黨政治文化使得兩黨可以相互監督，減少重大政治錯誤或者災難發生的可能性。這是中國可以學習的。但是美國的政黨政治文化，這次使得防疫抗疫被政治化，延誤了對新冠病毒的遏制，造成了更多人的苦難與死亡，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教訓。黨派政治文化兩黨都需要反省，但是尤其是共和黨，需要反省自己是否從今以後就要被特朗普綁架走上不歸之路，再也不會拿到多數票，從而影響自己再執政的可能性。最近三次共和黨贏得選舉，兩次都沒有拿到多數的普通選票，而是靠選舉人票當選總統。這次選舉，即使特朗普再贏，也不會拿到多數票。

美國建國的理念之一是個人主義、個人權利的神聖性。這本來是非常重要的普世價值，也是中國人需要學習的。但是這次在美國強制戴口罩卻被不少人認為是對這種神聖性的一種侵犯。一些人為了自己戴口罩的權利寧願去冒險讓別人染上瘟疫。他們以自由為藉口，逃避了自己對團體的責任。社會團結到了很脆弱的一個地步。這就使得美國的抗疫舉步維艱，和東方社會如日本、香港、台灣、韓國等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們也就為這樣的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反智主義問題上，美國不相信科學與權威的人其實不是很多。6月份紐約時報/Siena College的一個民調發現，84%的選民說他們相信醫學專家能夠提供可靠的信息。但是其餘那小部分人已經可以造成很大的傷害。中國的問題小一些。但是不挑戰權威，盲目相信精英（比如那些宣傳能夠治療新冠肺炎的中藥的專家）、盲目相信政府，也會導致生命的損失。

隱私文化是美國抗疫的短板，但是一個沒有隱私的社會或許更可怕。中國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大量個人信息的洩漏、無論是政府還是商業公司強迫蒐集個人信息，甚至是和抗疫無關的信息，還有封門等過度侵犯人權的措施，都是應該吸取的教訓。這麼大的瘟疫畢竟是百年一遇的事情，個人權益的保護卻是大家每天都必須面臨的問題。

如何在公共健康和個人隱私方面達到平衡是世界性的問題，是需要全社會都來關注並解決的問題。德國等地在使用手機軟件跟踪病例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成功的經驗。我們在上面提到的美國一些地方在用電話追踪時應該如何與對方交流。這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總之在政黨政治文化、個人主義、反智傾向、隱私問題上，都需要在公共利益和政黨利益/個人利益方面找到平衡。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都是如此。這樣國家才有希望，老百姓才有希望。反之就會面臨一個又一個的災難。

来源时间：2020/9/23   发布时间：20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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