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領導力卓越低劣，老百姓生死存亡

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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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抗疫故事之三
     (原文載於澳門《訊報》2020年6月4日B6版，“中美抗疫故事之三：領導力卓越低劣，老百姓生死存亡”；作者授权本站发布。)

很多人認為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福山近幾年改變了他關於歷史終結的看法，說他不再認為民主制度仍然是人類社會的未來。但是實際上，福山並沒有改變這個結論。在30多年後，他仍然認為從長遠來看，沒有任何制度可以與民主制度抗衡。不過他還是做了一些補充，即民主制度並不是說一旦建立起來就萬事大吉了。這個制度需要不斷地處理自己內部發生的問題，比如行政能力是否夠強大和有效。這個行政能力其實就是領導力的問題。所以他在2011年《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2014年《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的系列著作中，強調了維持政治秩序的三個要點：國家的行政能力、法治、民主問責制。我在上一篇關於政治掛帥與體制弊端的文章中提到了民主問責制。這篇文章我們來討論行政能力問題，即領導力問題。我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來討論法治問題。這三個方面都會不斷受到挑戰，都需要持續改進和完善。

我們可以將領導力分為三種，即卓越、中等、低劣。有卓越領導力的人運籌帷幄、審時度勢、身體力行，能夠得到老百姓的信任。福山是把人們對政府的，也即對領導者的信任，放在行政能力的範疇裡面的。卓越的領導力能夠集中部署權利、保護社區、維持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務，正如福山2020年3月30日在《大西洋》雜誌的一篇題為“決定一個國家對新冠病毒抵抗力的關鍵性因素”（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從我們對中美等國抗疫領導力的情況來看，中等領導力能夠提供一定的服務，或者像中國那樣，前期服務很差，後期服務較好。而低劣領導力則像美國的特朗普那樣，從始至終都無法提供有效的領導。

另外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樣，對行政能力或者說領導人的能力來說，體制或許不是決定性因素。威權國家有做得好的，也有導致災難性結果的。民主國家也類似，儘管好壞的差別比較小一點。不過美國是個例外，好壞差別太大了。另外我們也要指出，即使在同一個體制下，有的領導人能力很強，有的領導人能力很差。所以我們在下面的討論中，儘管將領導力分為卓越、中級和低劣，儘管我們將有的國家放在某一個範疇裡面，這並不表示這個國家一直是這樣的，或者一切都好、一切都壞。具體情況需要具體分析。我們這裡用的是理想型分類。下面我們來看具體案例。我們要記住的是，在災難面前，領導力的好壞是涉及到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卓越領導力的例子

福山認為人民對領導者的信任至關重要。那麼領導者如何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呢？

第一，提高大家的士氣，賦權給老百姓 (empowerment)。俄亥俄州衛生部的部長，Amy Acton醫生，在疫情開始的時候，鼓勵大家不能害怕，要有團結在一起、準備做出一些犧牲、最終戰勝疫情的決心和信心。她讓大家感覺到我們都在一條船上，我們都是英雄，無論是宅在家中，還是在繼續工作 （《紐約時報》(“The Leader We Wish We All Had” 2020年5月5日)。新西蘭的首相Ardern讓大家感到她和老百姓的關係不是救世主和被救者、聖人和信徒的關係，而是朋友關係，隊友關係（《紐約時報》“Jacinda Ardern Sold a Drastic Lockdown with Straight Talk and Mom Jokes” 2020年5月24日）。

第二，誠實地告訴大家疫情的嚴酷性。Acton醫生誠實地告訴大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生活會有很大的改變，大家要有長期抗疫的打算。我們對這個病毒到底知道多少，有多少還不知道。德國總理Angela Merkel也誠實地告訴大家很多人會被感染。Arden首相向大家道歉說不得不在電話上通知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因為情況的確很嚴重。她們不像特朗普和英國首相強森那樣一開始就不拿病毒當成一個問題，一直拖延採取措施的時間。

第三，審時度勢、身體力行，化脆弱為力量。我們要直面害怕，直面悲傷，直面憤怒。Acton醫生隨時把自己的經驗和老百姓分享，和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難，一起抗疫。紐約州長Cuomo以及加州州長Newsom也誠實面對困難，讓老百姓知道他和大家在同一條船上，同情老百姓的遭遇，並積極採取措施、解決問題，比如呼吸機問題，醫護人員的防護設備問題等等。一個民調發現，在從2月到4月短短兩個月的時間，Cuomo的支持率從36%上升到90%（民主黨）、73%（無黨派人士）、53%（共和黨）（CNN “Andrew Cuomo May Be the Singl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in America Right Now” 2020年5月1日）。老百姓心中有一桿秤，哪個領導好，哪個不好，是很清楚的，他們自己會判斷，儘管他們意見不一定一致。

第四，政府各層領導、各個部門發出的信息是一致的。正如Morrison領導的澳大利亞和Ardern領導的新西蘭那樣，抗疫優先，政治靠邊，地方和中央合力抗疫，極少橫出枝節（《紐約時報》“Vanquish the Viru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im to Show the Way” 2020年4月24日）。反觀美國，特朗普經常和各州州長，尤其是民主黨州長，唱反調。這就使得一些老百姓無所適從，導致抗疫的延誤、生命的損失。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政治掛帥、黨派爭鬥就會害人匪淺。

第五，認真對待自己的錯誤，吸收教訓，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比如紐約州長Cuomo和紐約市長de Blasio, 都承認自己在疫情初起疏忽大意，沒有把問題看得那麼嚴重，於是案例追踪等措施不力，是導致後來疫情發展嚴重的原因之一。西方國家都承認自己當時有些傲慢，覺得在威權中國發生的事情不會在他們這樣的民主先進國家發生。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但是特朗普總統卻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有任何過失。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開始也低估了疫情，但是後來誠實地告訴大家問題的嚴重性，人們會受苦，有的人會失去自己的生命（《紐約時報》，“Can Our Political Leaders Still Reassure Us?” 2020年3月13日）

與此同時，我們絕少聽到中國領導人對抗疫初期及中後期自己的過失有任何反省，儘管他們也撤換掉一些領導人。當然不光是承認錯誤，他們還需要積極彌補以前的過失。這正是紐約州長和市長以及英國首相後來做到了的。

第六，謙虛謹慎，善於傾聽別人的意見。這一點在女性領導人身上特別明顯，比如德國的默克爾、新西蘭的Ardern、芬蘭的Sanna Marin、台灣的蔡英文等等（《紐約時報》“Why Are Women-Led Nations Doing Better with Covid-19” 2020年5月15日）德國默克爾政府在決策時參考的意見包括流行病發展的各種模式、醫療工作者提供的數據、南韓抗疫的經驗等等。但是男性領導的瑞典和英國政府則主要依靠自己的顧問們提供的流行病模型，較少有渠道聽取政府外專家的不同意見。有專家分析說特朗普把帶口罩看出是一種軟弱的表現，一種比較典型的男性思維。他的問題我們下面再講。

第七，強調國家與國家間的合作，強調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德國和法國決定採取行動，遊說歐盟比較富裕的北方國家，籌款5,450億美元，對受災比較嚴重的南方國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進行經濟援助，幫助他們振興（《紐約時報》，“One Crisis Too Many: How the Coronavirus Pushed Germany to Shift Course” 2020年5月20日）。儘管利用歐盟籌款支援受災嚴重國家，會遭到歐盟右翼團體反對，會使他們失去選票，但是為了做對的事情，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這也正是對領導力的考驗。關於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反面的例子，請看下面對特朗普的討論。

第八，勇於承擔責任，打造世界命運共同體。特朗普上台之後，在優先考慮美國利益的時候，就放棄了對世界的領導權。這次新冠大流行，他也放棄了領導抗疫的權力。中國領導人想填補上這個空缺，包括捐贈20億美元幫助世界抗疫，並將免費提供中國未來開發出來的疫苗。但是中國領導無法得到多數國家的信任，尤其是民主國家的信任。中國不承認普世價值，最近又要將香港的一國兩制變為一國一制，很多民主國家都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中國也無法擔當世界領袖的角色。世界還在等待像二戰時期的羅斯福、丘吉爾那樣的能夠團結各國應對未來各種危機的領袖。像特朗普那樣吹牛說自己正在領導世界是不現實的（《紐約時報》“The World Is Taking Pity on Us” 2020年5月8日）。好多中國人也在吹自己要領導世界，也不現實。

卓越的領導力通常會使得自己所領導的國家和地區減少患病率和死亡率。事實也的確是這樣。在領導力卓越的地方，死亡率通常較低，尤其是那幾位女性做領導的地方。當然澳大利亞、南韓是男性領導，做得也很不錯。關鍵是領導力。而像特朗普和強森這樣的領袖領導的國家，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死亡率都很高。領導力的高低事關老百姓的生死存亡。

中等領導力的例子

中國政府的領導能力可以說是好壞參半，所以我們把它放在這裡來討論。我們先看表現好的方面。

第一，武漢在抗疫中期措施得力。建立了臨時醫院、方艙醫院；在檢測、追踪、隔離方面也有很大成績。他們後來做到了“應收盡收、應治盡治”。不像美國，在抗疫兩個月之後，儘管住院率、死亡率都有所下降，在檢測方面也有進步，但是進步速度緩慢，而且迄今為止大部分地區都沒有能夠做到很好的隔離與追踪。當然這和美國的民主制度和自由文化有很大關係。這個問題的利弊我們會在另一篇關於文化比較的文章中再來分析。

第二，資源的調動能力較強。在抗疫中期中國政府較強的領導能力還表現在調動全國各地4萬3千個醫療工作人員支援湖北，且無一人感染，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疫情初期，武漢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時，我們就在問，以前經常吹噓的舉國體制跑到哪裡去了呢？不過後來做得還不錯。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在紐約等地，這種資源的調配，主要靠志願者來彌補。各自作法的利弊，我們在關於公民社會、人性的文章中再來討論。

第三，專家們是努力了的。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去年12月30日晚上就發現武漢有疫情，當晚隨即向武漢方面問詢，不得要領，結果深夜立刻和國家衛健委溝通，後者第二天就派了專家組去武漢。1月8日又派了第二批專家組。但是兩次都沒有發現問題，因為武漢方面安排的是“示範單位”，不是發現了問題的醫院。直到1月18日第三批專家去了之後，才確定了問題。離最早病例出現已經過去了近20天。到1月20日，才由鐘南山出面說武漢病毒人傳人，全國警報才拉響。在整個抗疫過程中，張文宏醫生在普及新冠知識、安定老百姓的軍心方面，實事求是、循循善誘、功不可沒。

第四，免費醫療決策很好。這一點儘管是在疫情發展嚴重之後的舉措，但畢竟是非常重要的舉措。希望免費醫療可以擴展到所有疾病所有人。中國大陸應該學習台灣的全民醫保，只要稍微交一點錢，就可以全部免費。既然能夠承諾向世界捐獻20億美元抗疫，為什麼不可以為自己的老百姓基本免費醫療？

應該還有一些例子，類似上面我們所講的，比如能夠傾聽專家意見等等。據坊間分析，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孫春蘭、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武漢市長周先旺的表現都很不俗。但是由於國內政府運作的不透明以及本人的孤陋寡聞，我們無法知道詳情，故無法舉出更多的例子。

但是在抗疫初期的失誤，卻是劣質領導力的表現。抗疫中期中國政府的領導能力的加強，並不能掩蓋他們在抗疫初期的問題。總起來講，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訓誡醫生、掩蓋疫情。正如我在上一篇關於政治掛帥和體制問題的文章中所講，武漢和湖北方面為了保證兩會能夠和諧與順利地舉行，嚴厲批評了發現新型病毒性肺炎的醫生艾芬，訓誡了醫生李文亮。1月2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監察科把艾芬醫生叫去，批評她無原則無紀律，造謠生事。說艾芬醫生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是影響武漢市安定團結的罪人，是破壞武漢向前發展的元兇。艾芬醫生要辭職，結果被要求戴罪立功。後來和李文亮醫生一樣殉職的江學慶醫生戴口罩看病，也被訓斥說“影響不好”。結果沒有人再敢說疫情的問題，新冠肺炎就被掩蓋起來了。

第二，開始抗疫之後，武漢與湖北的領導仍然被動失察、疏於職守。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1月30日首次出現在武漢記者發布會，通報湖北抗疫情況。央視記者問如何看下面這些問題：武漢返鄉人員回家發現門被封；一些地方挖路阻塞交通；醫院防護用品緊張，以至於醫生要上網求救。但是蔣書記答非所問，開始念稿子，說過年期間走親訪友相互拜年，是中國人的習俗等等等等。記者提醒之後，還是繼續念稿子。顯然他對這些問題都沒有概念。這樣的領導比特朗普都奇葩。在1月26日的疫情發布會上，湖北省長王曉東一開始說湖北仙桃市年產口罩108億只，後來改口說是18億只，最後又改口說是108萬只（BBC，“武漢肺炎：武漢市長暗示疫情披露不及時中央有責任” 2020年1月28日）。

那麼武漢和湖北方面能否自行決策呢？似乎不能。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說地方政府在獲得信息之後，需要中央授權才能發布。只有在1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後，他們的工作才主動起來。但是這時的武漢和湖北已經怨聲載道，很多人發現自己已經求救無門了。

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黨委領導被撤職後，分別換上應勇和王忠林。後者在3月6日的疫情防控指揮部會議上說武漢的抗疫是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武漢人民要感恩，武漢要在廣大市民中，在黨員幹部中開展感恩教育，聽黨化，跟黨走。這和特朗普一直要州長們要感謝他的幫忙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特朗普是自己要求別人拍他的馬屁，武漢是下面的領導要老百姓拍上面的人的馬屁。在疫情還非常嚴重，老百姓都還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時，就要求謝主隆恩，這也的確是太超過了。

這樣的領導如何能夠掌握局面、運籌帷幄、穩定軍心？

第三，到底是誰在主導抗疫，疫情發展情況到底如何，大家並不清楚。比如最高領導說他一直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但是中央抗疫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卻是李克強。兩人也各自只去過武漢一次。主要的領導者又似乎是副總理孫春蘭。周先旺又說後來是“屬地管理”。另外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領導，都極少像民主國家那樣，各地領導人親自出面每天舉行記者會（特朗普的記者會是災難性的，他的問題我們下面再講），向老百姓介紹疫情的發展、治療的情況、仍然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並囑咐大家採取何種措施。美國媒體每天公佈各地染疫的數字，公佈記者們在實地調查的情況。這都使老百姓非常清楚地知道誰在領導抗疫，領導能力如何。而在中國，自媒體成了重要的消息來源，但是官媒和自媒體都不完全可信。於是老百姓通常在不知所措之中。

第四，問責不徹底。武漢市中心醫院是醫務人員感染新冠及死亡的重災區。遭到訓誡的艾芬和李文亮都是該醫院的醫生。但是至今沒有聽到醫院方面任何領導人對此負責，尤其是黨委書記蔡莉。訓誡李文亮醫生的民警被訓誡，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被撤職，但是並沒有問責。

由於中國政府領導力的好壞參半，我們把它放在中等能力的範疇裡面。

低劣領導力的例子

特朗普是低劣領導力的絕佳範例。他是我們在上面提到的卓越領導力的反面。當然我們所討論的下面這些低劣領導力的特質，並不是特朗普所獨有。在我們的工作單位中，在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中也可以常常看到。抗疫初期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領導，以及至少是武漢市和湖北省的領導的作為也是劣質領導力的例子。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第一，無視事實真相、言過其實、譁眾取寵。正如我們在上一篇文章裡所講，面對各個部門的警示，特朗普的態度是別人都在危言聳聽。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疫情，他的態度是可防可控（一月下旬在達沃斯的講話）。他說新冠病毒肺炎這就是一個感冒，習主席說到夏天就沒有了，有一天病毒會奇蹟般地消失。他在3月6日訪問美國疾控中心時說誰想檢測就可以檢測。他還說谷歌開發了一個軟件，很快人們就可以用來對自己是否有新冠症狀做一個初檢，然後該軟件就會告訴你可以到哪裡去再做正式檢測。四月份他吹牛說美國很快每天可以檢測五百萬人（《紐約時報》“Is This What ‘Tremendous Progress’ Feels Like?” 2020年5月6日）。所有這些都是在說大話，從來沒有兌現過。

第二，鄙視科學、自私傲慢、不負責任。他幾次三番向全國推薦羥氯喹，自己還開始服用來防止病毒入侵，儘管已經有研究證明該藥對防治新冠肺炎病毒並沒有特別效果，且副作用明顯。聯邦藥監局在不到一個月前還曾經發出過不能在醫院之外或者非臨床試驗的情況下隨便服用的警告（《紐約時報》“Trump Says He’s Taking Hydroxychloroquine, Prompting Warning from Health Experts” 2020年5月18日）。那麼藥監局面臨是否要取消或者修改這個警告呢？這對醫院和科學家對該藥物的實驗，也造成了不必要的干擾。這是政治干擾科學的典型例子（《紐約時報》“Amid Hydroxychloroquine Uproar, Real Studies of Drug Are Suffering” 2020年5月20日）。在此之前，亞利桑那州還有一對夫婦聽了他的宣傳，吃了含有羥氯喹的清掃魚缸的藥而導致丈夫死亡、妻子重病的案例。他還曾經在記者會上提到在人體裡注射消毒液的可能性，結果在民眾中造成很多困擾，很多人向衛生部門打電話詢問。生產消毒液的公司也趕快發廣告要大家不要口服或注射他們的產品。他們怕將來惹上官司。特朗普被專門研究美國總統的歷史學家Douglas Brinkley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尊重科學甚至反對科學（而且也反對環境保護）的總統（《紐約時報》“Trump’s Response to Virus Reflects a Long Disregard for Science” 2020年4月28日）。

特朗普拒絕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也是為全國人民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榜樣。這其實是自私，因為戴口罩不光是保護自己，更主要的是保護別人。關於社交距離和戴口罩等問題，Eric Wei醫生說，對他們這些在前線冒著生命危險搶救病人的人來說，不屑於保持社交距離、不屑於戴口罩，是對他們的工作的不屑，對他們醫生的一個侮辱（《紐約時報》“Hospitals Move into Next Phase as New York Passes Viral Peak” 2020年5月20日）。Wei醫生是NYC Health & Hospitals負責質量的資深副總裁, 這是紐約市的公共健康和醫院組織。

第三，任人唯親，將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解僱掉，只留下聽話的官員。衛生部的一個官員，Rick Bright醫生，不同意特朗普關於對上述藥品藥力的看法，主張進一步試驗之後再作決定，結果被特朗普調離自己的崗位。美國疾控中心的官員Nancy Messonnier在1月26日就主張美國趕快做好準備，之後在2月25日的記者會上說要按照世界大流行病那樣來準備。結果她馬上就再也不能參加記者會了。和特朗普站在一起舉行記者會的官員，經常要提到總統的領導如何有方，就如中國領導人的講話總是先要說，在某某某主席的領導下，根據某某某主席的指示，等等。

第四，唯我獨尊，輕視或者沒有能力進行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或自己政府內各部門之間及聯邦與各州之間的合作。在這次抗疫過程中，特朗普在限制從中國來的非美國人時，不和中國協商。後來限制從歐洲來的非美國人時，也不和歐洲國家商量。衛生部、疾控中心、食品與藥物監管局、抗疫指揮部之間也經常相互矛盾，看不到合作無間的跡象，基本是特朗普一個人說了算。記者會時他一定要當主角，儘管他不是指揮部的成員（這一點和中國很像），其他人都是配角。

疫情初期新冠檢測要等一周或更長時間才能拿到結果，因為醫院或診所都將樣本寄到國家級的、原來有工作關係的大實驗室。與此同時，伯克利加州大學剛剛花時間和金錢將原來用作別的用途的實驗室轉換為新冠病毒實驗室，卻很少能拿到樣本檢測，儘管檢測是免費的，是有慈善機構贊助的（《紐約時報》“These Labs Rushed to Test for Coronavirus. They Had Few Takers” 2020年5月22日）。全國各地其他一些實驗室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在治療設備與防護設備的資源方面，因為缺乏全國統籌，各州需要自己想辦法。結果造成相互競爭、抬高物價、上當受騙等等問題。在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全國的抗疫管理之混亂可見一斑，其醫療體制也急需改革，以提高重大疫情的應急能力。

第五，大疫當前，政治掛帥。這個問題我們在上篇文章裡講過了。我只再強調一次，美國人在遇到災難性事件時，兩黨通常都會拋棄政治，團結一致，共渡危機，無論在小布什時代，還是克林頓和奧巴馬時代，都是如此（《紐約時報》“Trump Turns Shared American Experiences into Us vs. Them” 2020年4月26日）。但是特朗普卻幾乎天天無端指責反對黨不和他合作，加劇兩黨矛盾，製造防疫抗疫的困難。

第六，轉移視線、推卸責任。到疫情發展嚴重，無法假裝看不到之後，他開始抱怨別人，一會兒說是奧巴馬的問題，一會兒說是民主黨的問題，一會兒說是中國的問題，一會兒說是媒體的問題，一會兒說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從來沒有說他自己有問題。對疫情的延誤，他明確說自己“不承擔任何責任”（I Don’t take responsibility at all”）。

第七，文過飾非，貪天之功據為己有。他經常自吹自擂，說他對新冠疫情的及時回應是前所未有的，並且挽救了幾百萬人的生命。但是實際上他至少延誤了兩個月。在對中國和歐洲進行旅行控制後，對幾百萬正在和已經到美國的旅客（包括美國人自己）並沒有有效的檢測、隔離、治療方案，導致了疫情的蔓延（《華盛頓郵報》“Trump’s Move to Block Travel from Europe Delivered Chaos and One Final Viral Infusion to the U.S.” 2020年5月23日）。即使最早對中國旅行的限制，也是在幾家航空公司已經宣布要採取行動時，他為了搶功而趕快宣布的。紐約州長聲望的提高，特朗普說那是因為自己給他們送去了各種防護設備以及醫療船的原因。

第八，缺乏同情心、人性。他從來沒有訪問過醫院，從來沒有感到這麼些人遇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談到對他正在服用的藥的研究時，他這樣評論那個研究樣本中的人：“這些人很老了，幾乎要死了”。你可以說這是川（普）式直率，但是也能說明他缺乏同情心，就和他在談到少數族裔時的那種不屑一樣。在美國每天死亡幾千人的時候，他關心的是自己的電視收視率；在美國人失去工作，吃住都發生問題的時候，他關心的是州長們沒有感謝他對各州的幫助（《紐約時報》“Has Anyone Found Trump’s Soul? Anyone? 2020年4月6日）。他給每一個政治上和他持不同意見或者反對他的政治人物都個起了一個侮辱性的外號，在推特上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在一國總統身上表現出來的中學生式的霸凌作風也是世所罕見。

在特朗普身上，我們看不到敢於面對真相的勇氣，看不到承認錯誤的謙虛，看不到鼓舞士氣的行為，看不到化脆弱為力量的勇氣，看不到人性。這是一個劣質領導的典型。

讀者可能會問，這樣一個人為什麼還能被選上？其實這是美國民主制度中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即選舉人票的制度。這個制度和聯邦參議員選舉制度一樣，照顧了小州的利益，而忽略了大州的利益。小州的選民擁有和大州的選民一樣多的參議院議員人數。即每州兩人。加州人口約4千萬，而懷俄明州只有不到60萬，但都是各有兩個參議員。各州的選舉人代表人數是參議員人數加上眾議員人數（每70萬人中產生一位眾議員）。懷俄明州便是3位，而加州則是55位。如果想懷俄明州那樣60萬人中有三位代表人的話，在加州的4000萬人中，應該200位代表人。有換句話說，前者一個人在權利上頂後者四個人。顯然從最後結果來看，普選人的票不等值。結果特朗普儘管在普選中輸了近三百萬票，卻由於選舉人票的原因當選，就和當年小布什的情況一樣。這個制度得到不少人的詬病，要求改革，但是修憲門檻極高，很難做到。

所以由於美國民主制度的這個善意的漏洞，由於美國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白人（在小州中白人通常佔多數），對移民政策、對少數族裔有很多負面看法，所以特朗普這樣的人才有可能被選上。不過這並不是美國民主的常態。在多數情況下，普選的結果和選舉人選舉的結果是一致的。這也正是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從長遠來看，民主制度還是最不壞的制度，儘管民主制度也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結論

總之，在領導力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分出卓越、中等以及低劣三等。三者各有其特點。正如我們在開頭所引述的福山的觀點所說，一個國家能否有秩序地管理，除了法治和民主之外，政府的領導力也是關鍵因素（當然這三者也互為因果）。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三種領導力的不同特點。其實在和平時期，我們也能看到不同領導力的表現，以及各種表現所帶來的不同的後果。這在中央、地方、各自的工作單位，都是一樣的。

在危機時刻，卓越的領導力和低劣的領導力是生命攸關的大事情。美國總統3月16日才要求大家居家隔離。但是如果他們能夠在3月1日，即提前兩個星期，就採取停工停產隔離等措施，死亡人數可減少54,000；提前一個星期，死亡人數可減少36,000（《紐約時報》“Lockdown Delays Cost at Least 36,000 Lives, Data Show” 2020年5月20日 ）。

同樣的道理，如果武漢方面推遲兩會的召開，在12月底艾芬、李文亮醫生等報警之後就立刻採取措施，而不要等到1月20日才承認人傳人，22日才封城，如果不要耽誤那三個星期，那麼可以少死多少人呢？武漢的疫情是否就可以遏制，也不至於傳遍全世界呢？所以挑選一個有卓越領導力的人做領袖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情。

最後我想強調，正如我們在開頭所引述的福山的觀點一樣，在政府能力方面，在提高公共服務方面，威權國家有可能做的很好，也有可能做得很壞，或者像我們在這篇文章裡所描述的，好壞參半。民主國家的領導力也有差別，但是像特朗普這樣的劣質領導，應該是比較少見。正如福山所說，民主國家領導力之間的差別總體來講不會太大。而威權國家就無法預測了。

来源时间：2020/6/4   发布时间：2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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