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中国并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作者：兰普顿 文；赵丹宁、谢鸿雁翻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52期
【原文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原题目为：拜登应避免掉入特朗普的“中国陷阱”。中文版由中美印象翻译，由《国家利益》和作者本人授权发表。兰普顿教授目前是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休教授。】

目前可以明确一个事实：在当前全球爆发疫情、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以及国内外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正的危机下，中国并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同理，美国也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在当前的“美国政治季”中存在的唯一问题是：“谁有勇气说出这个事实？”

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分散并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宣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为何那些并不认同特朗普在其他政治领域上所做判断的美国领导人和民众会追随他在对华问题上的领导呢？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除了承认北京几乎是在尽其所能地通过向邻国施压等其他手段，来制定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他是否还会提出更富有成效的做法？或者，他是否会选择采取权宜之计，发表以胜选为目的的言论，从而使得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更加难以实施？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某种程度上借反华言论上台执政，这使他在总统任期的第一阶段忙于收拾受此影响的中美关系的“烂摊子”。而下一个“烂摊子”处理起来将不会更轻松。

大多数民主党专家断言，总统候选人的拜登不会任由特朗普在余下的竞选时间中，将自己描述成“对华软弱”的形象。他们的建议很可能被采纳，从而为竞选后将面临的为迎合竞选言论所采取的行动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埋下伏笔。拜登不应该与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展开彻头彻尾的较量，不仅因为他无需如此，更重要的是他当前的竞选路线和过去的个人经历为之提供了更明智的选项。这样做，他就可以避免因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而给自身信誉带来的巨大的潜在损失。

说来奇怪，候选人拜登应该从中国文革结束初期邓小平“导演”的中国剧本中撷取一页。反复无常的前任领导人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场“政治灾难”，特朗普给美国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是如此。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政，他将稳定国际环境作为首要任务，从而专注于应对威胁国家系统的内部挑战——经济、就业、社会公正、教育和医疗保健。邓并没有忽视外交政策，相反，他使得中国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改革的需要。

在6月2日的费城演说中，拜登实际上重启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重点关注国家社会、经济层面的公平与美国的重建。此种做法或许在无意中为他创造了空间，以避免坠入特朗普将美国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中国的“陷阱”。尽管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明确指出北京在国内外的很多“不当行为”，他的战略目标仍应是避免使“中国问题”恶化，以便在当选后聚焦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竞争力、更公正的社会。他会如何行动呢？事实上拜登过去有与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首先要做的是让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特朗普为了转移人们对他所犯错误的注意力，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出气筒”，这似乎已成为拜登竞选活动的潜台词。中国并非是无可指摘的，北京的精英群体需要对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负责，但是美国的问题通常是由自身造成的——当然，我们有能力对此进行改善。“亲爱的布鲁图斯，错不在我们的星星，而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以一种有序的、令人钦佩的方式管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将远超过运用制裁和谴责他国的组合手段所能及的。美国国会就中国问题所达成的象征性一致决议，常常成为美国国内不作为的借口。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中国学者曾告诉我，对许多华裔来说，美国一直是健全治理的榜样——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所以简而言之，首要工作是要明确“中国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我们的主要矛盾。”我们需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实力，全面提高公民福利待遇，重塑公民美德。

第二，拜登应当捍卫和加强受到特朗普无知所破坏的国家安全决策制度。系统性决策的缺失导致美国在台湾、香港、贸易和盟友问题上的态度反复。这些都反映了一位善变的总统的个性，以及缺乏稳定的对华决策程序。恢复和改进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是要承诺填补关键的外交和安全职位空缺。这些职位空缺或是特朗普根本无法填补，或是由特朗普以“代理”身份安插的人员所掌握。这些人员可以避免参议院审查环节，他们名义上所领导的官僚机构中几乎没有可信度。

多位中国高层官员接连表示他们“甚至不知道该给美国政府中哪位官员打电话”以解决贸易之外的问题。无论北京方面希望向华盛顿传达什么信息，这都是灾难性的状况。正因真空的存在，特朗普政府当政初期，北京方面就急切地与特朗普家庭取得联系，尤其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但是不久，这位第一女婿就因其房地产以及其他利益纠葛，包括其涉及中国的利益冲突，对美国政坛产生了恶劣影响。

第三，为了发挥实效，美国必须说出其希望从北京得到哪些东西。并且，我们应当有更多需求。特朗普对北京事实上的政权更迭立场是世界任一政府都无法接受的谈判背景（作者原文：Trump’s de-facto regime change stance toward Beijing is something no government on earth would accept as a backdrop for negotiation.）。相反，拜登应当提出一个可实现的总体目标，然后坚定不移追求这一目标。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政府的姿态应当是：“我们十分乐意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营造空间。但是，我们想要的是在遵守全球规范的前提下，在双边交往中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这才是应当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反观特朗普，除了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外，在中美关系中并未阐明一致的、可实现的目标。他甚至还切断了奥巴马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建立的意义非凡的对华对话。此外，要让北京信任华盛顿，则应当团结朋友和盟友，而非赶走他们。

综上所述，新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上述措施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以增强美国的综合国力。这里指的并非军事装备。对于国家未来福祉至关重要的领域显而易见：培育健康和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公民、减少不平等和创造社会正义感、更新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以及大力扩展研发项目。发展类似于Space-X和美国国家宇航局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只是美国抓住这一代人“卫星时刻”的一方面。这些都是一项符合国家利益、具有实用性和体面性的政策的要素。并且，这些与拜登6月2日在费城所表达的立场一致。

简而言之，拜登应采取不与其国内目标相悖，符合其战略需求，团结朋友并且不陷入特朗普所设计的死胡同的中国政策。

【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作品，版权所有。编辑张月如】

来源时间：2020/6/28   发布时间：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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