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海明：战争、通道及大国兴衰

作者：石海明  来源：《中华读书报》

回眸历史，无数古哲先贤都致力于探寻战争的胜败之律及国家的兴衰之道，在东方，古有先秦时期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及《六韬》，秦汉六朝时期的《三略》与《淮南子》，隋唐宋元时期的《唐李问对》、《太白阴经》及《武经总要》，近有明清时期的《草庐经略》、《武备志》、《火龙神器阵法》及《海国图志》等;在西方，古有《高卢战记》、《谋略》及《论军事》，近有《战争论》、《战争艺术概论》、《海军战略》、《制空权》、《战争指导》及《高边疆》等。

而今，卢彦所著的《通道战》一书，基于历史对战争形式进行了另一种归纳，它紧紧围绕如下困惑扣问到：战争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核心内含，即战争的密钥?如果存在着战争密钥，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是否可以进行一种新的归纳?沿此方向，从高加索碎片到秦朝统一中国，从张骞凿空到现代战争，拭去历史烟尘，作者窥见到一个玄机：人类社会的一切战争都可以归结为通道战。

在其看来，理解这一军事新概念的两天线索散见于书中：一条是秦统一中国的密钥，这一线索在汉帝国的兴盛、大英帝国的崛起、美利坚合众国的全球统治进程中，一再复制，并升华为美国的“全通道”控制;另一条线索是“李世民效应、拿破仑困境、俾斯麦通道、周恩来规则”四个独立事件串联起来的一种新的战略——“争所必争，力戒四面出击”。应该讲，上述两条线索的发现，经得起历史经验之网的过滤。

首先，就战争的胜败之律而言，在科技进步与军事需求的双轮驱动下，人类军事对抗的疆域从一维战场延伸到多维战场，从自然战场拓展到技术战场，从有形战场进化到无形战场。无论是古代的自然中心战，近代的机器中心战及现代的网络中心战，抑或东方的陆、海、空、天、电、心之“六维作战”，西方的物理、认知、信息之“三域作战”，战争染指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及认知空间，这日益成为军事学界的一种共识。对比而言，通道战将战争重新定义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可以利用的一切方式(攻守方式、动员方式、管理方式)寻求优势(主动权)并实现目标(土地、资源、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展示的是两个字——通道，即地理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与思想通道。”显然，这一对战争本质的新界定，闪烁着一种洞察战史的灵气与智慧。

其次，就国家的兴衰之道而言，依据通道战理论体系，有效的通道控制是大国兴盛的必由之路，而深陷的通道依赖则是大国衰败的致命诱因。亦正因此，作者不仅指出了，我国历代王朝的治理都取决于对地理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及思想通道的控制，而且，作者也特别点明了，在法国与德国的兴衰中，“没有节制，是拿破仑与俾斯麦的最大差别，也是一个踏入‘拿破仑困境’，一个破解‘拿破仑困境’的终极原因。”

的确，作为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俾斯麦，自1866年至1872年，凭借对战略通道的有效控制，他仅用了六年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变革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卓然不拔的地位。然而，这并非俾斯麦的过人之处。其真正的高见在于德国崛起后对通道依赖的警惕。

具体而言，与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优越感不同，在1871年之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为此，在其担任首相职务的将近二十年中，他积极营造周边各国与德国的和睦之气，稳定四方的目的旨在用较长的时间巩固、消化德国1866至1872年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也正是由于俾斯麦对通道依赖的规避，德国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上升。19世纪末，也就是在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超过英国。而就在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之后，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德国国内开始滋生起向世界扩张的冲动，通道依赖的后果，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灾难。

令人遗憾的是，在人类历史中，似乎没有一种悲剧仅仅上演一次。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教训，显然没有被美国认真汲取。依托对通道的有效控制，美国在二战后迅速步入了世界性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缘于通道依赖的魔力，其国运兴衰也开始与追求世界霸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依托通道控制获得的军事优势，美国先后于1991、1999、2001及2003年，借助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了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和中亚地区，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了《反导条约》，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这种烙有通道依赖印纪的蛮横作风，在小布什上台之后，更是以一付“舍我其谁”的霸主英姿，使美国的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美国衰落的浪潮。

其实，大国兴衰本就是寻常之事，早在汉代，贾谊所著的《过秦论》就探讨过秦帝国垮塌之因，虽然它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到18世纪，英国人爱德华·吉本写了六卷本大书《罗马帝国衰亡史》，它以罗马帝国一千四百年历史作为个案，详细讨论了其政治及文化权力的衰退之迹。20世纪初，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在《西方的没落》及《历史研究》等著作中，也讨论了大国兴衰的周期循环律。而后，保罗·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开始风靡全球，这本书恰好接上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从1500年讲到了2000年。21世纪的今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有关大国兴衰的理论，再次引起全球的关注。

具体而言，在《权力的未来》中，约瑟夫·奈认为，16世纪，西班牙通过对殖民地和黄金的控制获得了霸权地位;17世纪，荷兰从贸易和金属活动中受益，成为全球霸主;18世纪，法国凭借人口优势成就了大国地位;19世纪，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和强大的海军成为世界霸主。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时代，国家实力取决于核导弹，以及军队和坦克的数量。然而，21世纪，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在迅速使这些传统实力符号成为过去式，权力关系版图正在重新绘制。作为权力理论大师史蒂夫·卢克斯的忠实信徒，约瑟夫·奈推崇“软实力”与“巧实力”概念，认为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未必就一定获得霸权，特别是在这个权力扩散的信息网络时代。

从通道战的视角来看，约瑟夫·奈的见解其实标出了一个风向，即伴随着信息时代互联网将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及认知空间的贯通，复合通道战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基于国家兴衰的利益关切，重新认识规则的改变，为赢得战争而控制通道，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命题在于，如何基于世界体系的大局考量，关注对通道的全球治理，寻求遏制战争赢得和平之道。尽管，人类对和平的追求，是一种最古老、最悲壮的追求，也是一种最痛苦、最艰辛的追求。

来源时间：2020/6/26   发布时间：201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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