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美国价值观的捍卫者？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关键词：拜登 美国大选 建制派 偏好伪装
　　摘要：民调显示，目前民主党建制派——拜登一路领跑，成为最有可能打败特朗普的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特征，前者代表典型的美国传统政治“精算师”形象。然而拜登的建制派标签是否仍与今天的美国社会相适应，政治精英特征究竟是他的王牌优势还是竞选包袱？竞选形象的塑造和美国价值的相合程度决定着大选的未来走势。
　　一、拜登：传统政治精英的回归
　　从目前的民调来看，被寄予厚望的2020年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老牌政治家、民主党人乔·拜登持续领跑。尽管在民主党内虎斗龙争的情况下，拜登依然保持了31%的党内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其他党内参选人。
　　77岁的拜登拥有强硬的资历和丰厚的经验，曾在2009年至2017年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一职，此次是其继1988年和2008年后第三次竞选美国总统，在民众认知度、经验履历等方面都具有突出优势。
　　和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相比，拜登体现出典型的传统政治精英的形象特征——他将特朗普时期定义为“美国历史中的一个反常时刻”，而自己则是完全不同于特朗普的“另一种人”。拜登拥有超过40年的从政经历：30岁上任特拉华州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排名第五的最年轻的参议员；顺利赢得五次连任，并且保持着60%的高支持率；曾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对外关系委会主席等，参与外交、司法、人权和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工作，拥有丰富的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经验；奥巴马时期，与总统配合密切，被誉为“最佳副总统”、“美国的快乐战士”。同时，拜登也是华盛顿中的学院派人物，在情绪把控和演讲技巧等方面具有强优势；在前期的党内竞选中表现出快乐竞选者的形象，善于与选民打成一片，幽默而风趣，赢得民众的高好感度。
　　从政治主张来看，拜登携带着典型的建制派特色。属于温和的中间派，继承了奥巴马印记：关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反弹道导弹条约、地球变暖、艾滋病等问题以及美国在亚欧的战略利益，强调美国在地区事务的“调停者”角色定位和中立态度，主张多边主义、重视美国对联合国的参与等。这无疑与现任政府特朗普所倡导的“单边主义”战略背道而驰。
　　从传统的美国总统形象来看，拜登无疑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职业政客”成为美国总统的必备基础——毕业于美国顶尖大学、接受过良好的精英教育，在政府部门奋斗多年、拥有丰富的从政经历，熟悉政治系统的运作程序和政治潜规则，在政治圈内风生水起并建立起广泛的人脉关系，一丝不苟的外在和举止得体的行为特征成为美国总统的必要形象。拜登所表现出来的优雅风趣、专业老练、绅士而有教养、积极正面的形象深得传统选民的欢心，同时其中立的立场和“建制派”作风是渴望传统精英政治回归的最佳选择。在知名度、经验、形象等方面的优势加成以及“反特朗普”之风的强势席卷之下，拜登在早期民调中保持着较高支持率。
　　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拜登的竞争优势植根于对建制派精英回归的呼唤。拜登对特朗普上任以来的批评声音一直存在，他认为特朗普的四年任期是历史的反常，而自己参加总统竞选的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民主……都变得岌岌可危”，这是为了挽救美国的灵魂而斗争。从这一层面来说，拜登将竞选押宝在了社会的“反特朗普”情绪之上，选民对特朗普现象的厌恶程度越高，拜登的优势就越发明显，当选的可能性就越高。
　　然而，高呼着“美国价值回归”的建制派精英拜登是否符合人民心目中的总统形象，特朗普现象是否只是政治历程中掀不起浪花的“异数”，美国人是否还渴望着建制派的回归？
　　二、美国社会价值的悄然变化
　　从国内社会来看，“反建制”的色彩似乎越来越浓厚，传统的“精英政治”模式似乎在美国越来越行不通，“不同寻常”和“反传统”成为了社会的价值趋向。
　　传统和现实的斗争一直以来都是客观存在的，现代精英政治所代表的政治建制和现实矛盾必然存在矛盾。“自由、平等、法治和个人主义”作为美国长久以来的立国基础，对“威权主义”的反对和“反建制主义”成为了美国社会周期性的思潮运动。往往在社会转型时期，借助“美国信念”和活跃的政治参与，加之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反建制主义运动出现在美国社会。21世纪反建制主义运动持续深入，2009年“茶党”运动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响了美国反传统的第一枪，表达了美国社会主体对权贵阶层、社会不公以及当权政府的不满。而反建制的群体主要为中下层白人——构成美国社会的主体。这一群体被看作是“传统的美国人”、“真正的美国人”，然而长期以来这部分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在建制派的管理下逐渐被挤压。
　　第一是源于传统“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变态。处于社会主义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是美国维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力量，然而经济危机造成美国的中产阶级日益缩水，失业成为了困扰美国普通民众的主要问题，中下阶层的流动性加强。支撑建制派执政的社会基础在悄然改变，再加上建制派自身同时也是上层阶级的代言人，对上层阶级的政策保护也激化着内部矛盾。除了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建制派政府还将目光集中于少数族裔，给予他们充足的优惠政策以确保美国的“人权、平等、多元”的价值标签，而对于正在慢慢衰落的中下层白人阶层关注不够。这都使得国民开始质疑传统制度的合理性和延续的可能性。
　　第二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传统的两党竞争使得双方争取更多的选票支持，他们将拓宽票池作为新阶段选票政治的目标——少数群体，例如移民、LGBT、女性、其他宗教信仰者等成为了党派新的关注点。在选票政治的导向下，政策向这些群体倾斜，一方面强化了美国国内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也冲击了主体群体的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中下层白人，在物质生活恶化的情况下，多元文化又再次冲击他们的生活，信仰危机、社会问题频发，他们开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恐慌情绪，急切地呼唤传统价值观的回归，期望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政策支持。
　　三、建制派政治的危机
　　社会所引发的变化实际上建制派长期固化管理的弊端：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多元文化等等这些原本的隐性问题逐渐显性化，政府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少数族裔和上层阶层的倾斜使得处于中间阶层的“真正的美国人”的利益被忽略，而且随着美国长期在世界体系中承担责任的增加以及格局变化所带来的额外负担也影响着美国的国家实力，进而传导进国内社会。社会要求对现有环境进行变革，首当其冲就是改变建制派构建的社会秩序：民众反思目前政治上占据主导的“建制派”，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占据社会话语权的前端。在这样反建制的社会趋势下，拜登所代表的制定规则以主导美国社会发展的传统精英们，其合理性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性不断受到冲击。美国民众仍对美国民主怀有信心，但对美国民主之下制度的质疑声却在甚嚣尘上。
　　2016年特朗普爆冷赢得大选，击败建制派人物希拉里被视为美国大选中的黑天鹅事件，之后特朗普现象迅速席卷全美，无论是其对民主党建制派的抨击，还是所实行的限制移民、产业回归、去多边主义、反堕胎等实际上都体现了其反建制派的特征。尽管一直以来批评声音不断，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仍保持着较高的支持率，政治绯闻也并未真正对其造成冲击。
　　反建制的社会趋势不仅使得民众对建制派领导人的信任度和追随心态有所削弱，也使得美国大选中传统的竞争核心——“两党竞争”开始向“建制派-反建制派竞争”转变。也就是说拜登不仅要面对特朗普的压力，而且民主党内奉行“平民主义”的桑德斯也成为了其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这一层面来说，拜登手中的王牌是民众对特朗普的不满及对传统美国政治回归的希冀，而最大挑战则是建制派在美国国内社会认同的日趋下降。然而两者孰强孰弱，目前尚不好定论。
　　此外，美国大选目前仍处于前期民调阶段，民调数据大多基于民众的直观感受——取决于知名度等相对外在的因素，因此拜登——老牌政治精算师取得了明显的优势。然而随着大选的进一步推进，来自年龄、言论不当、“奥巴马印记”、具体政策主张、选举资金以及根本的建制派身份会对选情造成多少影响仍是不明。而且从目前来看，近日来，关于拜登和特朗普的政治新闻再次占据民众视线，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两位热门人物——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前锋人物都卷入了政治丑闻，双方借机互相攻击使得美国总统选举进一步白热化。而双方对于政治丑闻的敏感程度显然不同，对于拜登——曾被称为“找不到丑闻”的政治精英来说，政治丑闻很有可能造成其多年来塑造的令人感到可靠的精英形象的崩塌，从而流失相对传统的选民基础；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就丑闻不断，但其反建制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国内社会及舆论对此并不会感到较为强烈的冲击，“习以为常”成为了特朗普面临“丑闻攻击”的保护衣。同时，也不能排除前期民调中选民所表现出的偏好伪装心态，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着民意的变化，从而很有可能颠覆最终的选举结果。

　　参考文献：
　　[1]傅梦舟,黄爱华.政治极化与价值观分化——从希拉里败选看美国当前政治生态[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38(02):27-32.
　　[2]唐慧云.中下层白人的愤怒——特朗普现象的社会根源[J].世界知识,2016(08):52-53.
　　[3]刘长敏,李益斌.美国“反建制主义”传统与“特朗普现象”[J].青海社会科学,2017(03):59-66.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63期

来源时间：2019/12/6   发布时间：20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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