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选：不可小觑的推特政治学

作者：林丽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无疑将推特捧成美国政界、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舆论宠儿。社交媒体政治化的时代悄然来临。在此经验背景下，推特这一平台成为2020年大选的又一兵家必争之地。推特的政治化是新媒体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复杂的作用关系。
　　关键词：推特 大选  社交媒体政治化

　　2016年大选结果的出炉，带来的不仅是特朗普的当选，更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推特政治风潮的兴起。随着2020大选的逼近，今年年初，各政客将推特作为发布竞选消息和争取选民的平台，利用其塑造亲民形象、发表议题观点、攻击反对派来为参加竞选宣传造势。根据bloomberg的研究分析，2019年初，获得辩论资格的候选人总共发出了约30000条推特，其中近一半的推特都提到至少一件有关竞选的重大事项。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在推特平台上悄然兴起。

　　目前的数据显示，特朗普依旧是当之无愧的推特领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最新报告，近19%的推特成年用户追随特朗普，仅14%的成年用户追随特朗普的民主党竞选对手。
　　BetOnline.ag 向公众分享了一份各州有关特朗普和民主党人的推特标签分布图。分布图上显示在推特上，有38个州、365份选票支持特朗普。

(from washingtonexaminer. com)

　　然而，民主党人正在奋起直追。今年四月的推特数据显示，特朗普总共发出316条推特，民主党候选人伊丽莎白·华伦和伯尼·桑德斯分别发出390条和245条，除了4月25日才正式宣布竞选的乔·拜登之外，其余20个民主党候选人几乎都发了近100条以上的推文。

（from abc.net.au ）

　　并且，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追随者虽然众多，但并不都是有效的支持者。根据Sparktoro在201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特朗普的追随者中，有近61%的用户为无效用户，即机器人、宣传团队、垃圾邮箱、以及无交流者。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测试中的其他美国政客。
　　因此，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特朗普与其追随者的沟通效度是较低的。网站分析中用交互率来检验用户与其追随者之间的沟通效度。其计算方法为将用户所获得的点赞数和转推数与其追随人数和推文数相比较。数据显示，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成功之后其交互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四月，其推特上的交互率仅为0.21。相比之下，民主党人的交互率要好看得多。

(from abc.net.au)

　　将一切事务政治化以攻击政敌是民主党人的一贯作风。为夺得竞选胜利，他们不仅仅在争夺用户上狠下工夫，更有意将特朗普的推特行径作为其不称职的表征进行批判。目前，民主党派的某高级智库正在秘密鼓励党内议员和候选人，以特朗普没能实现其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的承诺为由煽动起选民对总统的不满情绪。大概两个多月前，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委托数据科学软件和咨询公司Civis Analytics对特朗普的无效信息进行测试，结果显示，相对于实现承诺，特朗普更着迷于在推特上大放厥词。
　　仅有约22%美国成年公民使用的推特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原本适用于私人社交领域的平台却引得美国政治生态风生水起。推特缘何有如此吸引力？其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几何？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提到推特的兴起，便离不开风风火火的2016年大选。2016年大选中，被主流媒体捧迎的希拉里遗憾败北，而利用推特获得广泛影响力特朗普却成功当选。该结果可谓让美国主流媒体大跌眼镜。“美国总统计划”（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对此跟踪监测大选报道报纸的倾向，其数据报导显示，在2016年大选中美国报界57家大报公开支持希拉里，只有两家大报表示支持特朗普。然而，特朗普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拥有约2580万粉丝，希拉里只有1892万。因此，有人将特朗普的胜选视为新媒体传播的胜利。在这一经验背景下，各政客效仿特朗普利用推特开展政治营销的政治目的便十分显然了。
　　作为社交媒体的代表，推特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高效便捷是政客选择的重要原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Study）对于社交媒体新闻消费的报告，近68%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获取讯息，且他们对信息的准确性持保留意见。相比之下，传统纸媒的受众呈下降趋势。根据UNC的报告，近十五年来，纸媒的工作日发行量已经从1220万下降到730万左右。此外，传统媒体为没有针对性的传播，而推特等社交媒体使得信息发布者能精准对接其受众。因此，尽管部分数据显示大规模的大众传媒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受众规模，但其真实受众却是很少的。
　　美国着名政治学家约翰·雷蒙·札勒在《民意的本质与起源》里提出民意形成的RAS（Receive-Accept-Sample）模型。该模型认为，一个人的观点反映了三方面的信息来源：接收的，内化的，以及社会精英观点的影响。推特不仅在广度上涵盖海量信息，并且在信息的内化上较传统媒体做得更好。相较于传统媒体，它更具有交互性和及时性，而不是信息的单向传播。传播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在1940年主持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总统选举中，相比于大众传媒的传播，面对面的交流对选民政治倾向的改变更为关键。推特则一定程度承担了该面对面交流的义务。正如其所宣称的使命：给予每个人无障碍的即刻创造和分享信息的机会。
　　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转变，推特政治学的产生是日趋商业化的美国新闻界影响的结果。以市场营销为导向的新闻媒体人乐此不疲地讨好忙碌的、分散的、寻求满足的消费者，早已放弃了其传播严肃政治的高尚专业传统。长期浸染在商业化舆论环境中的公民、媒体人、政客一同将美国政治推向娱乐化、浅俗化，社交平台成为政治宣传与政治参与的另一块土地。传媒的高度商业化使得公众生活的语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消费化的语境，对候选人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议题等公共政策的关注。简而言之，目前的政治舆论环境让美国选民喜闻乐见推特红人特朗普的各种新闻，接着对他本人评头论足。如此一来却忽视更深层次的政治议题的讨论与监督，如总统权力的制衡问题、气候变化议题等等。即使有讨论，但讨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会被政治红人的下一个新闻热点给迅速覆盖。
　　W·兰斯·本奈特等人将政治传播环境特征归结为以下内容：信息及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各种议题和主题出现的频率；与政治相关信息的发布模式，包括发布信息的深度和细节的多寡等；信息框架中宽泛的社会认同暗示与有限的个人认同暗示间的平衡；以及公众的反馈。从以上方面反观推特政治学，选民从关注的特定候选人获得浅薄的言语信息或情感煽动，不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这种政治传播环境都可谓是一种倒退。
　　结合大选的背景，推特的政治功能可如此分析。在政治领域，对竞选活动的理解可以从两种角度出发。第一种观点将竞选活动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其主要目的是为公众寻求和达成共同利益提供途径和场所。在这种情况下，竞选活动和媒体都肩负着巨大的民主责任。而第二种观点则把选举看作甄选官员的工具，竞选活动的目的是赢得选举，媒体报道的作用在于服务选举中各种实际和可能的参加者。这就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竞选活动不可能是严肃政治的核心——真正重要的议题未被讨论、公众真实的政治参与没有发生。相比之下，以推特助力的竞选显然属于后者。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浩大的竞选活动的最终往往被是或不是的二元化概括，该传播过程中的个体特征、议题、以及媒体内容的众多变量都经过概括变成了纸面上的空洞数据被计算。例如，一候选人的某一事件以及处理方法可以体现其不同层面的政治意义，从道德议题、性别价值议题等，不一而足。但如果将之简化为候选人的行与不行或者简单的党派斗争，真正涉及公共利益的政治意义就很容易被忽略掉。
　　早在1997年，澳大利亚议会（The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就部分政客将新兴媒体互联网作为政治工具的利弊展开过分析。其对互联网政治的优势预测主要为，利用互联网，可以构建起选举候选人、相关集团、民众之间的关系网，并且非主流的党派将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同时，它也提出了质疑：其一，互联网的使用者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其二，互联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待考证；其三，互联网的匿名特性有可能导致国民责任感的下降。联系2016年大选及其事后考证，从外国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干涉中不难发现，这些弊端都有所显现。
　　幸运的是，美国选民在其中的地位并不全然是被动和消极的。新媒体的一大特点在于没有绝对的权威中心，网络上的信息传播控制者被信息传播参与者所取代。理性选择的选民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的便利，做出自身的判断。在特朗普推特言论越发充满歧视、争议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正在为维护美国核心价值观而努力着。
　　目前，推特对政治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相关人士的警觉。推特的CEO Jack Dorsey提出，为防止2016年大选期间出现的外国势力渗透美国大选的事情再度发生，防控错误信息将是第一要务。站在选举辩论前线的脸书也同样采取着行动，在防止选举操控方面进一步投资。对于各候选人来说，将推特政治学利用好，确实能为其当选添翼，但只有在涉及公众利益各个议题上大作功夫，才能真正在政治上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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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19期

来源时间：2019/9/3   发布时间：2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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