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粗野：“他妈的”——红卫兵语言的修辞分析

作者：裴宜理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作者注：原作英文版发表于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aper #2, July 1993；中文版发表于广州社会科学院1994年《开放时代》杂志社“开放时代之二”《现代与传统》。〕
　　对于这一先前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本文将简要地思考文化革命语言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首先是在年轻的红卫兵的文章和演说中成形的。我们所触及的问题包括：红卫兵的粗野的骂话，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泛滥的军事用语，喻体变成了本体，模仿与阿谀的文体，简单的三段论推理，生造的工人语言，底层语言的反规范趋向。虽然里面每一个特征都已引起先前研究者们的注意，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与这些语言活动有关的一些重要线索–至少在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如此–那就是他们的粗野。使用咒骂和其他粗野语言是年轻的造反学生们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为的是使用他们所认为的大众革命语言。
　　近来对革命文化的研究，在方法上同上一代学者相比，集中在对这种革命文化和多侧面的社会形态的研究上。因此学者罗伯特·达尔顿在他的着名的对于18世纪法国研究的着作《意识形态史》中分章论述了农民、城市手艺人、资产阶级、警察、以及知识分子。结果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表现各自明显异的思维、语言和行动模式。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例子中，这一种社会差别至今似乎没人深入地研究过。我们在本论文结尾部分将学生和工人进行比较，就是意在使这个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不过。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命名似乎有些语言错误。在文化革命运动后期的舞台上，工人是重要的；但是，这一时期文化转型–反映在语言变化上–大多是粗野的年青学生造成的。尽管他们为的是显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但这些小知识分子张扬的这种类型的语言事实上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语言相距甚远。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
　　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着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10年的口号“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
　　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
　　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
　　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词源出佛教，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反对社会主义者；而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
　　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
　　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大打一场XX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台”、“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万式，可以林彪为代表，他1967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着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乏。
　　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1967年1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15期上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泛滥的军事用语
　　与这一类语言同时流行的，还有军事语言。军事语言的膨胀，与文化革命崇拜暴力有关–红卫兵最初便是以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而树立了闻名于世的好斗形象–也与文化革命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有关。不过，更早还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当时，共产党的大批部队军人转入地方工作，将军队的一些专门用语转用到地方工作中。诸如将工作的具体职业工种称作“岗位”，将重要而又艰苦的工作称为“最前线”，将消除某种现象称为“发起进攻”，等等。但只有到了文化革命这个全民崇武的年代，这种语言才一下泛滥：“万饱齐轰”、“猛烈开火”、“打响战斗”、“提供饱弹”、“吹响进军号”、“放好哨，站好岗”。除了这类以军事语言作为比喻或转借，更直接的运用便是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的命名。从最初的“战斗小组”，到以后的“纵队”、“指挥部”、“司令部”、“兵团”、“野战兵团”、“红卫兵军区”，等等，无一不是对军队编制的直接模仿。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兵营，穿着军装的人们按不同观点组织起以军队编制命名的组织，甚至像军队那样真枪实弹地开火打派仗。对军队的崇拜到1967夏天已发展成为对武力扩张的崇拜，以至于许多地方的造反组织与正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在青海、武汉、四川等地，几乎演成真正的内战。
　　与此种军事语言相联系的便是强权式的命令语气或文体：“XXX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还有那铺天盖地的“通令”、“通告”、“勒令”、“紧急通令”、“严正声明”。一纸通令便是由一个或几个造反组织自定的“必须”、“不得”、“严禁”，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措词的激烈，语气的蛮横，远远超出这一类文体原有的表达程度，成为文革中常见而特殊的语言现象。
　　喻体变成了本体
　　如果说，粗野、激烈及军事化用词还只是文革语言的修辞方式或表达方式；那么，由这种修辞表达方式形成的语言符号所带来的另一个语言现象则将使后人不可理解。这种现象便是文革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喻体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本体。
　　文革的思想方式是简单而绝对的，没有妥协、折中的余地。事物只有好或坏，思想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同志或敌人。这种两极式的思维方式很容易以形象的语言形容表达，文革前便已见端倪的色彩符号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运用，红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反革命，由此，产生许多文革新词：“红卫兵”、“红太阳”、“红宝书”、“红司令”、“红小兵”、“红心”、“红色服务员”、“红色工人”、“红色江山”、“红色造反”、“红色夺权”、“红五类”；“黑帮”、“黑话”、“黑书”、“黑会”、“黑手”、“黑风”、“黑七类”、“黑后台”、“黑材料”“黑指示”，等等。与此相类似的形容或比喻还有“香”、“臭”，“东风”、“西风”等等。
　　这些词汇，有些在文革前便已运用。如以“红太阳”比喻毛泽东，以“东风”和“西风”分别比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只有在文革这种形而上学极端化的时代中，这些借用的比喻体，才会成为被比喻者本身。“红太阳”就是毛泽东，“东风”就是社会主义，喻体等同于被喻体，成了本体。作家邓拓写散文说太阳上也有黑子，文革中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遭到批判；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时说了句“今天西风刮得好大，压倒了东风”，被说成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竟遭到关押。这种由崇拜某一人物或事物而扩及到对这一人物或事物比喻体的崇拜现象，在中国可以迫溯到封建王朝时代。文化革命中的文字狱甚至超过了文字狱盛行的清朝。在文革中连对“猫”的虐待也会被控为“反革命”，因为“猫”、“毛”同音。打猫、杀猫会被视为“极端反动”的行为而招至祸殃。
　　模仿及阿谀的文体
　　除了用词造句方面的显着特点之外，文化革命中的语言尤其是书面政治语言，在文体方面的特点也是非常显着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权威人物尤其是毛泽东文风、句式和论理方式的模仿。文革中引用毛的语录和诗词蔚然成风，毛泽东年青时写的《〈湘江评论〉创刊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被到处套用，诸如“大权者，我们的大权。我们不夺，谁夺？”不一而足。不但如此，许多文章整篇都是对毛的一些文章的直接模仿，也即将毛原文中的一些词句改换成文化革命流行词句，而原文的文章格式基本不变。被模仿得最多的文章是毛在延安整风时期的着名讲话《反对自由主义》，以及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前者一般用于分析造反派内部存在的问题，后者则专用于对付“走资派”、“小爬虫”，或者与自己组织对立的其他组织。此外，当时官方报刊上的社论，也是传单小报竞相模仿的范本。不过这种模仿一般只是仿造其中的一些段落或者干脆照抄，而不是全文模仿或照抄。
　　造成这股模仿风的原因有二个。一是由于毛泽东文章诗词本身所具有的文彩以及毛泽东政论文所特有的雄辩，与文化革命政论文打倒对手所需要的气势正相吻合；二是模仿领袖人物文章和官方社论可以躲避当时无处不在的文字风险。
　　文革语言中，文体方面的第二个显着特点体现在阿谀谄媚却又矫揉造作的文风。这种文风是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兴起的，主要表现于各种给毛泽东的“致敬电”或“献忠心书”中。这类文章非常讲究修辞手法，通篇皆是排比、对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骈赋，却又没有古代骈赋那样深厚的语言功力，倒更像古代呈给皇帝的称颂文策。最常见的句子有：“毛主席啊，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您的恩情深”，“谁拥护您，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您，我们就和他拼”，“天变地变，我们忠于您的红心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伟大红旗的决心不动摇”，等等。辞藻虽然华丽，但却空洞做作。1967年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的“致敬电”，全部都是这种风格，无一例外。
　　简单的三段论推理
　　遣词造句和文体是语言的外在形式，而逻辑推理则可以说是语言的内在结构。文革语言的逻辑推理是简单三段论式的，最典型的推论过程便是：“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反革命，你反对毛泽东思想，你就是反革命”。另一种典型的推论过程是造反派用于自己的“我们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毛主席支持的就是革命的，你反对我们造反派，你就是反革命！”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辩论文章用的都是这样的逻辑结构。看上去似乎十分雄辫，但大前提却首先是虚假的，而正是对这种虚假的大前提，不容怀疑，不容讨论，仿佛这种前提就是先验地正确。这使得文革中所有的文章都显得简单、武断而又强词夺理，以势压人。
　　至于文革后期的那种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式的自我称颂，已经连推论过程都不要了。语言是思维方式的反映。武断而非此即彼的语言形式，反映了文革时期思维的僵化。
　　生造的工人语言
　　比起学生红卫兵的语言，工人造反派的语言缺乏自己的个性色彩，不象红卫兵语言，经常制造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轰动效应。工人造反派的语言与其说是朴实，不如说是平庸。而当时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以工人造反派名义散发的传单和文章，绝大多数是红卫兵或文化革命前的机关干部起草的。工人造反派限于受教育水平，他们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报刊上登载的文章大多由秘书起草。如王洪文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秘书，都是学生红卫兵及前机关干部。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自己在一些会议上的即席发言，从笔者所能看到的记录稿都十分平庸，既缺乏思想深度，也缺乏红卫兵的煽动力。
　　1968年底。毛泽东通过姚文元的文章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工宣队”被派往学校机关及一切毛所称为“上层建筑”的领域；与此同时，红卫兵则面临着毕业分配。大多数中学红卫兵“上山下乡”，一部分学生被分配到工厂。不过，和他们文革初期在工厂里作为年轻闯将点燃文革烈火的形象完全不同，这些文革运动的发起者现在是被送去接受“再教育”。红卫兵时代彻底结束了。
　　但是。红卫兵的语言优势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些文化革命的闯将进厂后，很快又成为工厂的宣传骨干。工厂领导的报告、工作总结，有许多就是出自这些当年红卫兵的手笔。报刊上以工人名义刊登的文章，除了新闻记者捉刀代笔以外，大多是他们写的。真正出于工人之手写出的文章极少。
　　70年代初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工人理论小组”在全国工厂到处建立。报刊上频见以工厂工人名义撰写的“工人学马列理论”文章及“评法批儒”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执笔者，其实仍是当年的激进学生。
　　因此，1968年年底以后，大众传播媒介上那些以工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主要执笔者除了新闻记者，仍是当年的红卫兵。只是。为了适应“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政治宣传需要，这些文章都十分注意使用“工人语言”，还生造出一些语言作为“劳动者的声音”。例如“当码头主人，不当吨位奴隶”，“大雨照干，小雨大干，没雨拼命干”，“拿榔头的手，也能拿设计尺”，“土设备就是能造出争气机”，等等。这样生造的语言，在当时却被作为“工人语言”而广泛传播。“当码头主人，不当吨位奴隶”1975年由上海《解放日报》作为一则新闻报导的标题发表后，这种句式马上被移植到其他行业：“当电机主人。不当千瓦奴隶”、“当机床主人，不当产品奴隶”，成为“批林批孔”时期的时髦语言。
　　底层语言的反规范趋向
　　文化革命语言对中国当代语言所起的长期影响，还在于非规范化口头语言“切口”的兴起。共产党执政后，曾致力于“建立新社会规范语言”50年代初期，报刊曾对“新社会语言”进行过讨论，要求清除当时语言中的“遗老遗少语言”、“庸俗社会语言”及“流氓土匪语言”，遣词造句的规范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这种建立规范语言的努力在建国后17年中收到了成效。但到文化革命中期，1968年以后，许多过去的切口又死灰复燃，重新在年轻一代的工人中流行。而且，还出现了大量新创造的类似切口的语言词汇。这种切口，似乎可以列入反规范语言。这种反规范语言流行的现象在各地都有。这种语言是地方性的，有时甚至最初只在一个小圈子里流行。发明者大都是些被视为流气的青年工人。例如、在上海地区，打架被为“配模子”，身材结实的打架好手叫“打桩模子”，玩女人叫“车拉三”，失败称“刮三”，打人称为“放血”。不加解释，根本不知其意。
　　文革中流行的反规范语言一反汉语常规，初听的人根本不能理解。有点象过去黑社会的切口，但在语言功能上又没有黑社会切口的组织联络和组织认同功能。可以说，这种语言的流行，是底层社会对文化革命政治运动厌倦的表现，更是底层社会开始有意识地显现自己，并向主流社会表示自己的不敬、不屑与疏远。过去的17年，底层语言极力向主流语言靠拢，努力使自己显得“进步”，有“社会主义教养”；而文化革命则将一切教养斥为“封、资、修”，与此同时，政治说教越来越空泛，一本正经地重复报纸上的革命语言反显得可笑。于是，一些人便存心使自己显得不合政治标淮，另一些人则存心使自己显得愤世嫉俗，创造出许多新的反规范语言。由于这种语言的制造和使用者许多都是反主流道德标准的反社会群体成员，所以这种语言的兴起也可以说是反主流文化意识的兴起。
　　文革中的书面政治语言，是中国人在1949年以后政治生活中的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早在反胡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中便已使用。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套话语体系的泛滥才达到高潮。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语言是与政治运动紧密相联的，因此一旦政治运动消退，这套话语体系也随之消退。而文革中的反规范语言的兴起；则是底层社会对主流社会不入流的表现。这种心态以后将随着文革后极权统治的削弱而增强。
　　结论
　　同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显着差异相比，中国文革在语言上显得比较平淡。粗鲁的红卫兵使这个时期的语言带上了一种特殊的一致性。这些激进青年努力想代表中国的人民大众，建立起一种修辞风格。这种风格同传统的表达手法有很大不同。
　　同文革语言相关的社会本体，对其中变化的一部分解释可以简单地从历史中去寻找。当法国革命的目标对准贵族寡头统治时，贵族继承制度却大多保持原封不动，语言的差别因而还是存在。而文化大革命发生于中国的封建帝王制度垮台半个多世纪以后，经过了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基于阶级地位的语言差别在中国已不显着。
　　文化革命语言单调划一的第二个因素是毛的权威作用。作为一个伟大领袖和伟大思想家发动和领导的运动，文化革命严重地限制它的文化表现。在这里将文革与法国大革命作对比是很有意思的。法国革命带来了新杂志的大量出版和新戏剧的大量上演。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文化革命封闭了上千种杂志，文化革命小组对表演艺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许多规定，只有中央领导认为政治上正确的作品才获淮发表。
　　第三个或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文革期间语言的一致性主要原因，在于一千多年科举考试所牢固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官本位思想。因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说的都是一种官方语言。1905年废除了儒家科举制度以后，千百年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关系也随之松散。1919年五四运动所爆发的文化现象及其后来的结果，揭示出从封建国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力量。在20世纪上半期，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走向民间，吸取语言灵感和政治动力，由此斩断了他们同儒家先辈的联系。
　　文革中的语言变化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地位的转变。他们被要求成为普通人中的一部分，红卫兵的语言就表达了这种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地位。一方面，过分地赞扬红太阳毛泽东，反映了中央极权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建立一种粗鲁举止和语言的行为，则体现了年轻学生被迫努力表现为无产阶级分子的心态。
　　文化大革命同法国大革命表面上的相同之处，似乎是别于巫术般象征的崇拜、滑稽可笑的模拟审判，以及戴绿帽子的性想象，但在实际上仍有很深的区别。18世纪法国的政治话语中，阶级差异非常明显，而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却不那么明显。除了常挂在嘴上的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外，红卫乒的语言令人惊奇地是没有阶级区别的。这是粗暴的年轻学生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一种生硬的尝试。

来源时间：2019/8/27   发布时间：20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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