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敌意的翻译———以《百年马拉松》为例谈误译如何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作者：谢来辉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

　　［内容提要］在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非常重要，尤其应该避免因为对彼此的错误认知而误解对方的战略意图。本文以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撰写的《百年马拉松》为例，分析其中对中国战略文化的误译和误解如何虚构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从而制造出不当的敌意。在当前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类似这种误译可能会使美国的对华认知乃至政策导向加快转向负面，导致扭曲和抹黑对方的“阴谋论”，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经常成为制造误会和阻碍理解的根源。因此，在翻译和阐释对方的思想文化和政策以促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流时，学者和译者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明显的对抗意味，有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媒体和智库人士在理解和翻译中国的文献或概念时出现了“误译”，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谈及中美关系时，经常会引用中国领导人曾经提出的八个字:“减少误会，增加信任。”他表示汉字是一座“迷宫”，同时也经常以自己的中文水平优异到可以直接阅读中文原著而自傲。但是，通过仔细阅读白邦瑞的代表性作品，即他在 2015 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大量的误解和误译。
　　一、发现“战国”
　　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白邦瑞把“战国”(Warring States)作为第二章的标题，主要内容是介绍分析“中国究竟怎么想”。白邦瑞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是基于战国时期的战略文化，以战争的思维来理解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明显是在误导读者。众所周知，“战国”是特指中国在春秋时期之后的一个历时两百多年的特定历史时代。“战国时代”(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应该被准确地翻译为“Warring States period”。如 果 只 是 将 其 简 单 翻 译 为“Warring States”，容易脱离了历史时代的含义，只剩下“战斗的国家”或者“参战国”(combatant states)的含义。而且，该书第十一章的标题是“美国作为战国之一”(America as a Warring State)，其中白邦瑞的意思倾向于强调美国需要重视并且借鉴战国思想，但是更有可能会给读者造成错误的认知。白邦瑞对战国的译法以及使用方式，可能会使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西方读者因为“望文生义”而加强负面的想象，并留下一个强烈的暗示:这个国家一直在准备战斗，或者是以战争的思维方式思考国家间的关系。在这种语境之下，国家之间只会是处于竞争或者冲突的状态中。
　　进一步地，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反复强调战国时代的战略文化对中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强调应该以此作为美国思考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照。《孙子兵法》、《战国策》和《资治通鉴》这些著作是他反复提及和引用的作品。正如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推崇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的《战争论》一样，白邦瑞认为，要理解中国的战略文化，必须准确地找到类似的传统经典，才能解开理解中国的密码。白邦瑞在书中还认为，为了隐瞒真实的战略意图以欺骗西方，中国人“刻意抬高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淡化甚而完全忽略血腥的战国时期……甚至摧毁和抹杀长久以来对中国风俗、文化、思想、习惯的记忆，来号召支持文化大革命，造成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国已决定和过去完全决裂”。
　　显然，白邦瑞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把当代国际体系类比为公元前 2 世纪“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白邦瑞如获至宝地认为，这是他研究中国战略文化的一大杰出发现。事实上，这种把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不当类比的研究并非孤立的例子。早在 1950—1960 年代，国外就有一些学者曾将春秋时期(公元前 722 年—公元前 481 年)的列国体系与近代的国际体系相比拟。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他在《中国走向全球:一个局部的大国》一书中也认为中国的外交方式与春秋时期的战略文化相关。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本科期间，白邦瑞的学术导师是马克·曼科尔(Mark Mancall)。曼科尔的两本著作都是研究古代传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这对白邦瑞的思维方式应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白邦瑞的类似观点也同样犯了移花接木的错误。
　　这种类比完全无视现代国家主权概念与历史上“诸侯国”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忽视了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以及冷战的时代背景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完全无视中国政府官方关于当前和未来发展国际关系的反复宣示。
　　上述观点放大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对中国当前外交政策的决策模式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是西方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塑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正如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精读希腊历史经典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样，《左传》、《战国策》和《资治通鉴》等一批史学作品自然也会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重要的启迪，并为某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所钟爱。但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下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只会像战国时代一样来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忽视中国五千年来其他时段的历史，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中国更加注重文化外溢的力量以及和平的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到了近现代之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由于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而被彻底放弃。美国著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 1960 年代就指出，中国早已放弃了这种世界秩序观。他说:“虽然中国的世界秩序观确实一直坚持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但我们看到，正是在那 10 年中它发生了激烈的革命性变化，被彻底抛弃了。严复、梁启超甚至康有为都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西方的国际体系。……康有为后来确实具有大同的世界秩序观，但其性质毕竟与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完全不同。关于小康时期，他非常乐于以西方的国际体系为标准。”史华慈认为:“在这个问题范围内，这些东西的延续性已被从根本上打断，试图按照传统观念解释中国领导层的国际政策是无助于说明问题的。”“中国政府必须生存于一个现实的多国世界中，它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世界，无论它最好的超国界愿望是些什么。”
　　最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Michael D． Swaine)也指出，许多西方分析人士通过中国历史来推测强大的中国今后会如何表现并看待世界，其实这种“安装历史镜片的尝试都过于简单化，误读了数百年来中国思想和行为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经验不应被过分解读，它更多是体现为塑造了中国人的以下三种态度:民族自豪感加上对动乱的强烈担忧;反复灌输的热爱和平与自卫的国家形象加上强有力且正直的中央政府;对国际关系独特的、等级分明但互利互惠的看法。
　　二、从“韬光养晦”到“卧薪尝胆”
　　白邦瑞将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战略方针“韬光养晦”硬说成“卧薪尝胆”。白邦瑞对“韬光养晦”的常见英文翻译(keep a low profile)极不满意。白邦瑞认为，“韬光养晦”作为“战国时期的名言，是指隐藏野心，储藏实力(hide your ambitions and build your capability)”。
　　按照白邦瑞的理解，“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的真实含义是为了在能力不足时掩盖真实的复仇意图，他认为对此更为准确的理解是“卧薪尝胆”。
　　白邦瑞基于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理解，对“韬光养晦”一词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和阐释，并试图以中国的叛逃者单方面的观点予以证实。在讲述越王勾践复仇的故事之后，白邦瑞直接加上了一句论证:“据一位所谓叛逃者李小姐所说，这同样也是中国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方式。”就这样，这个逻辑转换和论证迅速完成了。
　　白邦瑞试图说服读者相信，在中国的思维方式里，只有成为新的霸主才能真正的洗雪百年耻辱，而这种复仇心理是驱动中国发展的百年马拉松的根本动力。于是通过这种翻译转换，白邦瑞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中国梦”其实是为了复仇和争霸，以洗雪百年耻辱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卧薪尝胆”和“韬光养晦”两个成语背后，存在完全不同的故事结构和人物身份关系，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卧薪尝胆”是一个经典的复仇故事。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投降为臣并且忍辱偷生十余年，最终趁机消灭吴王而成功复国并成为新霸主。相比之下，“韬光养晦”背后并没有这么戏剧化的故事。它作为一个蕴含着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成语，是指应修缮自己的不足之处，修养生息，避免抛头露面而注重提升内在的修养。所以，“韬光养晦”最多只是存在于一种类似同事之间竞争关系的结中，可是白邦瑞直接用“卧薪尝胆”的故事加以替代而转化出来的故事却是一种明显的敌我关系，凭空增加了复仇故事的敌意。“韬光养晦”是强调不应张扬而应关注自己内在的问题，应该理解为不要争霸;相反，“卧薪尝胆”的故事恰恰是一个吴越两国争霸的经典案例。
　　另外，白邦瑞认为，十八大之后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源于刘明福在 2009 年出版的《中国梦》一书，进而认定“中国梦”的提法与所谓“军方的民族主义‘超级鹰派’有密切渊源”。也正是因为刘明福的《中国梦》一书提到了“马拉松”的比喻，所以白邦瑞完全根据该书来理解“中国梦”并提出所谓1949 年到 2049 年“百年马拉松”的说法。
　　事实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非源于刘明福，也根本不是所谓军方鹰派的提议，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内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早在 2013 年出版的《财富与权力: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长征》一书中，两位美国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的奋斗历程和思想脉络，总结认为中国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扫除百年来的屈辱，成为一个让其他国家尊敬的大国。
　　他们非常准确地提出，“中国梦”其实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富国强兵”确实是源于战国时代的一个概念，但是它的含义是使国家赢得尊敬，不受侵略和屈辱。获得财富和权力，保障和平与繁荣，是所有国家共同的愿望。一位美国的观察者表示，相比于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书中所提出的阴谋论，夏伟和鲁乐汉的观点更能让人信服。
　　而且，中国要在 2049 年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世人皆知的光明正大的梦想。邓小平在 19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他在 1987 年 8 月 29 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随后在 1987 年 10 月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而系统地阐释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使它成为一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后，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 2017 年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战略方案。当然，这完全是一个中国国内发展的战略目标，其中并没有任何涉及所谓超越美国的内容。
　　因此，白邦瑞故弄虚玄地将“中国梦”与所谓“既保密又敏感”的军方鹰派思想相联系，完全是煞费心机地造谣和抹黑。为此，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曾在 2016 年 4月发表文章提出质疑:中国需要有一个秘密的经济计划来超过美国经济吗? 文章指出，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美国相比较是中国国内媒体每天都在讨论的话题;而且即使中国要挑战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这又何错之有?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能够以这种秘密的方式进行操纵吗? 该文对于白邦瑞的论证方式极为不满:“基于这些案例材料，看起来美国的分析家们过分着迷于一些叛逃者以及情报来源，而他们所报告的却是分析家们自己早已经知道的信息，而无论这些信息反映事实与否。”
　　三、 “霸权”与“领导”
　　白邦瑞在书中第三章特别提到，在19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曾说到“美国是一霸”，当时中方翻译为了避免刺激美方，故意翻译为“美国是领袖”(America is the leader)。白邦瑞认为，“霸”的真实含义是“暴君”(tyrant)，并且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当时知道了这一点从而了解中国如何真正看待美国，就不会对中国“那么慷慨大方”。因此，白邦瑞认为，中国在最初讨论建交时就欺骗了美国，导致美国领导人当时“依据错误假设的结果，以为美国是在和中国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所以，并不奇怪，白邦瑞在后面直接提出:“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危险的霸主(dangerous hegemon)，必须取而代之。”他应该也非常清楚，西方文献中相对更为中性的“霸权”(hegemon)与中文所表达的“霸”的含义存在明显差别。但是，他却执意要基于前面这个翻译故事让读者去相信，中国所谓的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其实只是一种含糊的欺骗性说法，“中国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和争霸”。
　　白邦瑞这种张冠李戴的做法明显是要把“称霸”的意图强加于人，显得荒谬可笑。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反复明确地对外宣示，中国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还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在 2016 年 7 月 25 日接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时，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中美要着力增进互信。中国发展的目标就是让 13 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也无意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规则。中美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可以合作、需要合作的地方很多。在 2017 年 4 月海湖庄园会晤期间，习近平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了中国发展的理念，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奉行你输我赢的理念，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愿同美方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中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自身地位和能力相对称的角色，希望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历来反对武力征服和帝国主义行径，反对大国以强凌弱、罔顾公平正义的道德规范。美国在二战后具有突出的优势，领导建立了维持战后秩序的制度框架，获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但是，美国还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侵害了其他国家的主权，给广大第三世界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两国之间不能相提并论。中国的政治思想向来看重人心向背，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追求强加于人的霸权。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进国际合作，并在其中一些方面发挥领导作用(leadership)，这与所谓的争夺霸权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最近，一些西方评论家也发表文章，反击与白邦瑞类似的观点。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研究所研究员奈尔·托马斯(Neil Thomas)发表文章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因为这样做符合自身的利益，但中国并不谋求“世界支配地位”。他认为，当前中国在继续推行“和平与发展”和“改革开放”等重要战略，这些表明，中国发展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也不会改变。因为，中国始终坚持一种信念:全球秩序和稳定对中国有利。
　　四、“杀手锏”=“刺客的武器”
　　白邦瑞在第七章讨论中国的军事战略问题时使用了“杀手锏”这个词作为标题，并且反复强调这个名词的重要意义。
　　“杀手锏”，也称为“撒手锏”，在中文中是一种古代传统兵器的名称。毫无疑问，白邦瑞知道“杀手锏”的真实含义，并且在书中也解释了它在中国传说中是弱者面对强者的对抗时所拥有的一种武器，还将其比作《圣经》故事里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Goliath)所用的弹弓，是一个克敌制胜的王牌法宝(trump card)。但是，白邦瑞同样不满足于这种常见的理解，而是试图读出更多的言外之意。
　　他自称经常大量阅读中国军方宣传国防思想的刊物，反复看到中方在涉及武器开发时提到这个词，于是产生了另类的解读。本来这是中国奉行防御式国防战略开展武器研发的一个比喻，美国方面显然对相关的技术和装备也并不陌生。白邦瑞书中的相关内容本来也并无任何新意，但是因为另辟蹊径，将“杀手锏”翻译为“刺客的武器”(Assassin’s mace)，从而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白邦瑞给这个英文表述赋予了极不寻常的含义:使用杀手锏的人就是一个图谋不轨的刺客，而刺客的所有目的就是隐藏自己以待出其不意发出致命一击。关于刺客的有趣的历史故事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屡见不鲜，这是白邦瑞自以为从中学到的中国智慧之一。但是，稍微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外国人都可以发现，白邦瑞的翻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词语的原义。
　　更为关键的是，白邦瑞从中国在军事装备领域的一个比喻性说法作出推断，并将其总结上升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一个全面战略:隐藏实力，以待有朝一日在全球层面打败美国。尽管荒谬无比，但正是因为对“杀手锏”一词进行的所谓创造性翻译，白邦瑞在实现这样的一个逻辑转换时似乎显得毫不费力。
　　五、挑战“大同”的经典翻译
　　“大同”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经典词汇，即使在西方也广为人知。早在 1990年代末，东西方学界就已经达成共识，将它翻译为“伟大的和谐”(great harmony)，以描述一种对世界和平的乌托邦愿景。
　　但是，白邦瑞并不认同这种经典翻译，相反，他认为其中具有更深的含义。白邦瑞主张，“大同”应该被翻译和阐释为“一种单极主导的时代”(an era of unipolar dominance)。他的理由是，自 2005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表达过对类似的和谐世界的愿景，因此中国通过这个词汇想表达的其实是对一种新的、使中国处于权力顶峰的全球等级制秩序的追求。
　　为此，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明确指出，白邦瑞的这种翻译方式明显是在“添加恶意”。
　　六、“超限战”及其他
　　白邦瑞号称中国通，并自称熟悉中国军事思想领域的相关作品。但是，他在自己书中第一章的导语部分的显要位置明显错误地引用了乔良和王湘穗的《超限战》的书名以制造轰动的效果。作为《超限战》一书的核心概念，“超限战”的本义是指“超越限制的战争”(War Beyond Limits)。但是在英译本中，它被错误地翻译为“没有限制的战争”(unrestricted warfare) !乔良指出，这种误译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样一来，在阅读该书英文版的读者印象中，我们本来是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却被当成了主张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恐怖分子。”
　　白邦瑞应该明白这本书的中文含义，因为他在注释里提到了该书的中文出处，却在书中正文里依然使用了错误的英文翻译。而且，白邦瑞在提到这本书的观点时，并没有直接引用这本书的原文，而是转引了一篇英国学者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的评论文章中的观点，并直接加上引号，让读者误以为这是两位作者原文的内容，进而明显放大了这种误解。
　　同样，白邦瑞在提到刘明福 2009 年版的《中国梦》一书的观点时，在对应的注释里引用的却是 2013 年美国人杰里米·佩奇(Jeremy Page)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正是那篇文章认为，刘明福提出“中国应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并开展争夺霸主的马拉松竞赛”。白邦瑞在书中反复声称自己是“可以直接阅读汉语原著的专家”，他这样做无疑会让读者感到非常困惑。类似的例子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比比皆是。
　　还有一个例子特别值得指出。在第十章“警钟响起”的开头，白邦瑞提到了美国2013 年的热门电影《地心引力》，认为其中的女主角搭乘中国太空飞船回到地球的情节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工程师设计他们的系统时，就刻意打造成不能与美国太空站兼容”。在此，他特别提供了一个脚注:“更多关于中国空间站设计的问题，可以参阅伦纳德·戴维(Leonard David)在 2011 年 7 月 24 日发表的文章。”紧接着，白邦瑞在正文中断言:“他们根本不想要开展中美太空合作。”在此基础上，白邦瑞继续攻击中国，妄称中国一直在试图利用其市场地位，要求好莱坞的电影编剧修改情节来为自己美化形象。可是，如果我们去深入追究这个问题，打开戴维文章的链接，却会发现其中根本没有提到白邦瑞引述的相关观点。相反，其中引用了中国宇航员杨利伟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所说的话:“目前中国空间站与国际空间站(ISS)的对接标准并不一致，而标准的统一是未来空间站合作中首先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因此，这就让人产生了怀疑:白邦瑞到底是在语言方面遇到了困难，还是在逻辑能力方面存在问题
　　七、白邦瑞的误译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
　　白邦瑞严厉地批评了很多美国决策者和研究者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存在严重的误判，原因是他们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姑且抛开这个问题不论，我们通过《百年马拉松》这本书也容易发现，白邦瑞对中国的战略文化以及政策的解读过程存在着大量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明显缺乏支持其观点的基本证据。事实上，《百年马拉松》的大部分内容都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材料，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毫无新意。但是，正是基于他对中国的战略文化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解码逻辑，再加上其在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背景带来的光环以及一些故弄玄虚、似是而非的所谓“不为人知的秘密信息”，白邦瑞编造出了一部看似引人入胜、其实只是哗众取宠的神幻传奇。也许正是因为白邦瑞具有这种超群的能力，他把《百年马拉松》打造成了一部美国国会鹰派议员手中的“圣经”。通过分析《百年马拉松》这本书中存在的误解和误译，我们会发现，白邦瑞并没有如他自己所言认真准确地理解和翻译迷宫般的中文，以建构促进中美交流和理解的桥梁，相反，他是一位把“中文的密码”翻译成耸人听闻的谣言的“大师”。
　　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中国试图替代美国成为 21 世纪的霸主，完全是某些人的主观想象。如果说《百年马拉松》对中国的战略文化的解读都不算是“阴谋论”，恐怕我们再也举不出更好的“阴谋论”的例子了。
　　在国际关系中，决策者根据认知来决定行动，而认知取决于对利益和身份的建构。按照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所主张的那样:“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敌人、对手、朋友这三种文化哪一个在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家也面临把这种角色内化到他们的身份和利益中的相应的压力。”国家，或更准确地来说是决策者，对自我和他者的看法极大地影响其行为，这一点值得注意。国家可以通过文化和规范把对方的身份进行建构，敌人可以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从前面列举的几个例子来看，白邦瑞进行了多个创造性的翻译，转化了中文语境下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并且直接将其用于类比中美关系。其中的很多译法明显把竞争关系转化为敌对关系，这种做法显然是极其危险的。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马克·比森(Mark Beeson)提出的:“目前美国和中国是竞争对手，如果霸权转移理论的某些主张被证实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则可能成为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邦瑞通过故事转换的过程，主动完成了“制造敌人”的过程。在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挑战者”(challengers)、“竞争者”(competitors) 和“敌人”(adversaries)三种身份被加以严格区分。该报告将中俄两国视为美国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明确其是竞争者，而不是敌人。该报告还多次提到美国准备与竞争者进行合作，强调竞争并不意味着敌意。尽管认为中俄两国在一些方面对美国构成挑战，但该报告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中俄“两个国家的动机并不必然确定。美国随时准备好了与这两个国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各个领域开展合作”。
　　如果美国鹰派人士认定中国要争霸，要与美国为敌，那么无疑是主动为自己制造敌人，故意要制造“新冷战”，把中国裹挟到“修昔底德陷阱”中去。即使是“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首创者、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认为，如果中美两国都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到中心位置，放弃对霸权的争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艾利森在 2017 年出版了新书《注定一战:美中如何避免坠入修昔底德陷阱》，其在结论部分强调，中美同样面临突出的国内问题。
　　艾利森认为，在美国，华盛顿已经变成了一个失效的首都。白宫和国会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上也不能合作，比如年度预算和对外协议等等。而中国的政府管理办法也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等领域面临诸多挑战。他认为:“如果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在亚洲争霸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西方有一句谚语:在一个木匠的眼里，月亮也是木头做的。我们发现，在某些西方阴谋论者看来，只有发现敌意才被认为是揭示真相，释放的善意则都被认为是欺骗。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最终两国关系只会陷入敌意不断螺旋上升的状态，陷入两个大国恶性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恐怕并不是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愿意看到的结果。
　　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并且提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体现出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良好意愿。在 2014 年 7 月会见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不因一时一事而改变。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联系远大于差异和分歧。发展中美关系，双方要按照我同奥巴马总统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始终坚持增进和积累互信，扩大利益契合点，加强合作，多栽花、少栽刺，排除干扰，避免猜忌和对抗。”
　　所以，类似白邦瑞的那些误译其实是故意制造的“毒刺”，为中美之间无端增加了许多猜忌和敌意。如果白邦瑞们具备更加扎实的研究和更加开放的心态，这种糟糕的情况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来源时间：2019/5/2   发布时间：2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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