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在二战后如何利用大学服务于地缘政治？

作者：陈希 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6月5日下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研究与历史系主任、美国教育史学会（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主席亚当·纳尔森（Adam R. Nelson）教授受邀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讲座，讲座主题为“二战、冷战与军-工-大学复合体”，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开场，纳尔森教授便点出了本讲的主旨，即向听众揭示，从二战到19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究竟是如何利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标的。他首先简单介绍了二战之前联邦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概况。在二战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联，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与国家间的关系，简单而言，正是这场战争创造了所谓的“军工学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University Complex）。纳尔森指出，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形成这一新的关系给大学带来了诸多好处：它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源，也收获了更强烈的公共服务感，此外，它们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增加。然而，大学与国家之间的这种新关系同样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代价，其中就包括本讲主要要谈到的大学对于联邦政府的依赖不断增加，以及大学的思想独立地位的削弱和学术自由遭遇危机的问题。
　　1940年代：大学在财政上逐渐依赖于国家的原因分析
　　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在财政上逐渐形成了对联邦政府的依赖，纳尔森分析了大学-国家关系的这一转变背后的结构和人口因素。
　　1930年代，大学入学人数巨幅减少，而在美国卷入二战后，这一下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男性参军，女性则外出工作。从1939年到1943年，大学的入学总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政府官员们回想起一战结束后，士兵们因为回国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而开始抗议，引发了大量社会动乱。罗斯福总统不希望重蹈覆辙，他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缓解就业市场的压力，通过对退伍军人进行培训再教育以帮助他们在战后的经济条件下找到工作，其结果就是著名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又称“G. I. Bill”）。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它比其他任何项目法案都要更大幅度地增加了美国大学的入学人数，它还标志着美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开端。
　　法案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基于老兵的服役年数为他们支付进入公立或私立大学所需的学费。在参加二战的1500万退伍美国军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从该法案中获益；同时，超过220万老兵依靠法案的资助最终获得了本科文凭。法案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威斯康星大学仅仅录取了263名退伍军人，而就在短短四年后的194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10970名，为了适应短时间内涌入校园的大量学生，校方建造了很多新建筑设施，还雇佣了上千名新教员。联邦政府担负起了这些学生的学费，而大学很快就变得依赖于这些资金，利用它们兴修建筑、扩张教员队伍。很多人担心，一旦入学人数下降或政府的资助减少，他们将不得不削减学术项目，在整个1940年代，这种对于未来的担忧都一直存在着。大部分大学也都感到，它们有为国效力、服务退伍军人的责任。
　　一般而言，退伍军人要比普通的学生年长，他们对于实际的和职业生涯适应课程更感兴趣，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鼓励各所大学将教学重点由传统的自由教育或批判性核心课程转向更多的职业预备课程。这一转变后来到了1960年代最终成为了学生批评的对象，他们谴责大学将他们变为了“公司商业机器中的螺丝钉”。但在1940年代，这种职业教育主义（vocationalism）十分盛行。
　　二战后，伴随教学重点转向职业培训而来的另一个关键性变化是，出现了更多的应用型科学技术研究。总体而言，在美国，联邦政府对于高等教育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的态度，它试图利用大学达到其战略目的。1941年，即美国加入二战的那年，联邦政府便成立了一个新部门，叫做“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这一部门将大量资金注入到各所大学内与战争相关的研究项目上。举例而言，迄至1941年春，麻省理工学院收到的政府合同金额总数是90万美元，而它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则收到了近6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从1942年到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共收到超过1亿1600万美元的政府研究合同，同一时期的哈佛大学收到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其他的大赢家还包括了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在大萧条期间就渴望获得资金，二战赐予了它们绝好的机会。
　　1950年代：财政依赖引发的科研自主与学术自由危机
　　1942年，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说：“就个人而言，我应该为斯坦福大学承担了主要的战时研究项目欢呼雀跃”，他说承担项目能够让教员们觉得斯坦福大学在积极地为战争做贡献。但这位教授也清楚地知道，这些资助是有代价的，政府合同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它要求学者专门从事由政府指定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合同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因为联邦政府的科学研究合同几乎从始至终都是带有预先设定的目标的，其目的是指向应用的，即使是从事机密研究的单独实验室，它们也都往往需要经过军事安全的许可；政府合同还要求科学家不能在学术期刊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供公众评论，因为这些内容涉及机密，且受到政府控制。有些人对这种变化感到担忧，但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大学领导者都积极地争取获得政府的资助。
　　这种依赖的程度是很严重的，到二战结束时，麻省理工学院每年的教学经费是380万美元，其中有100万来自于政府合同，这也意味着，一旦麻省理工学院失去这笔资金，它就必须裁减近三分之一的教员。有些大学领导者甚至开始建议，教授的工资完全不应该由大学支付，他们应该依靠军事或产业合同赚取薪水，没有合同的人将被大学开除，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军队和企业实际上控制了大学的运作。纳尔森指出，尽管这种想法或许听起来很疯狂，但是即使是今天，在他所在大学的自然科学系科中，有些人仍然持相同立场——如果一个教师无法找到资助来源，他就不应该再留在大学内，因为大学并没有任何其他资金可以支付给他。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长、威斯康星大学前教务长哈罗德·斯托克（Harold Stock）非常关心由此造成的学术独立丧失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大学已经为了外部的——无论是工业家还是军人的——资助牺牲了它们的自主性。历史学家丽贝卡·罗文（Rebecca Lowen）在《创建冷战大学》一书中写道：到了1940年代末，大学的行政管理者毫不掩饰地将研究和受过培训的研究者形容为“畅销产品”（salable products），他们欢迎那些大多来自于联邦政府的有兴趣的买家。
　　正是基于这种依赖，大学请求联邦政府在战后继续资助其实验室。他们起初以为，战后合同会支持与和平相关的研究，但冷战发生了。随着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以及1949年苏联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原子弹，冷战就此开始，而大学也再次获得了军事合同。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将军费提升四倍，两个月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此后的两年里，美国的军费开支翻了三倍，从5亿美元上升到了15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大学中的军事研究项目上。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学开始越来越依赖联邦政府资助进行核武器研究，随着这一领域的优先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他们也就越来越失去了科学独立性和科研诚信。当时许多的科学家会说，我只不过是在尝试理解自然，尽管我所研究的东西有助于武器研发，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关心的是自然，纳尔森对此评价道，这样说当然可以，但今天我们知道，他们的研究的确导致了新武器的诞生，而这些武器也散播到了全世界，造成了难以数计的灾难。
　　有趣的是，那些制造了原子弹的科学家——如奥本海默——却因为反对氢弹而被质疑在政治上不忠诚；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也因为表达了他对美国大学军事化趋势的担忧，而被指控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渐渐地，到了1950年代初，随着参与核研究的科学家发现他们自己被迫屈从于政治调查，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财政依赖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思想代价。全美范围内针对科学家的第一次政治审查发生在1948年，地点是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校长雷蒙德·艾伦（Raymond Allen）解雇了三名教授，并且勒令另外三名教授停课，理由是他们拒绝配合审查，次年，臭名昭著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指控其中某些科学家从事了非美活动。第二次主要的清洗运动发生在1950年，地点是加州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校长哈兰·哈彻（Harlan Hatcher）解雇了一名数学教授，仅仅因为他被怀疑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尽管那位教授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数学研究并无关联，但他仍然被解雇了。
　　显然，在这种形势下，学术自由的理念已经濒于崩溃，只有少数几所大学的校长依旧坚持捍卫本校教员的思想自主性。在1950年代中期，很难想象美国的大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反之，它们依赖于国家，而许多人对大学的这一角色表示担忧。正如罗杰·盖格所描述的那样，“到1950年代中期，大学已经深深卷入了冷战经济，而它们也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够远离这些纠葛，感到由于这种关系它们受到了极度的限制。”这是一个所有大学领导者都需要应对的道德问题。
　　没有人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更关心这个问题了，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统帅过在欧洲的美国军队，战争结束后，他于1948年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那时他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正担任堪萨斯州立大学校长。四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从大学进入白宫的总统，此前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1961年，就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白宫前，他在电视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表达了他对于美国大学依赖军方资助的担忧。他感叹道：“从前，像我这样的学者或许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相信自己的想法可以左右研究的架构，但现在这种想法会显得天真幼稚，身处今天的大学，我所从事的大部分研究都必须依赖资助，而资助会受到政府优先考虑的限制。”纳尔森提出，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否有可能既服务于国家又能保护自己的学术自由、确保它们的制度与思想自主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基本看法是，不能，因为大学对国家的依赖已经常态化，而他也并非唯一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
　　两年以后，当时担任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中也写道，美国大学已经丧失自己的制度自主性（institutional autonomy），沦落为国家的工具。他接着说道，这种新的大学-国家关系不仅影响了自然科学，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甚至是人文学。社会科学在冷战时期飞速成长，无论是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还是政治科学，都在设定各自研究议程时将冷战当作优先考虑的因素。即使是斯坦福大学的哲学系，也获得了联邦合同用于研究决策战略和博弈论，因为这可能会对危机谈判有所帮助。此外，冷战还滋养了地区研究项目的发展，即由联邦资助建设关于世界其他地区专门知识、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威斯康星大学在这方面尤为积极，它利用《国防教育法》的资金创建了跨学科中心，致力于研究非洲、拉美、东亚、南亚与东南亚，以及中亚和中东等地区，时至今日，威斯康星大学的有些地区研究中心依然还享有全国性的名声。
　　另一个相似的机构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CIS），它成立于1951年，受到的资助部分来源于福特基金会，但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央情报局。它得到的第一笔资助被用于阻止苏联干扰美国的无线电广播信号。中心的首任主任是一位前中情局雇员，名叫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他招揽了一批研究生和外国的访问学者，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中心的技术成果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获得了大笔资金用于武器研究，但是当资金划拨到国际研究中心后，他又开始担心起与中情局的紧密关系，在他看来这毕竟是中情局，而不是国防部或原子能委员会。基里安问道：“中心该如何安心接受一个看起来与客观学术格格不入的美国间谍机构给的钱？它又该如何调和机密情报与旨在增进公共知识以利于公益的学术使命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难题。渐渐地，中心因为为美国对外政策辩护而招致了批评，这些政策在道德上是可疑的，到1960年代，例如隐蔽行动那样的美国冷战政策在道德上遭到公众的质疑，对中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詹姆斯·基里安校长慢慢地减少了中心的支持，1963年中情局的资助也被削减，两年后资助彻底停止，此后中心便由福特基金会资助。
　　1960年代：利用海外大学塑造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冷战软实力
　　然而，中情局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大学的干涉，相反，它不仅利用国内大学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的，同样它还在利用国外大学为其地缘政治目的服务。纳尔森举了两个例子以说明1960年代中情局对于国外大学的干涉，这两个例子分别来自欧洲和亚洲。
　　1960年代初，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越来越担心，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并不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联邦政府为了吸引全世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开始试图通过新的项目接触外国学生并赢得他们的忠诚。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访问了亚洲和拉美，此行的目标之一就是了解当地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政治倾向。他发现，亚洲和拉美的年轻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满怀疑，于是，当他回到美国后，便呼吁增加富布莱特项目和其他学术交流项目的数量，以建立信任，获取外国精英的支持。美国外交官乔治·麦基（George McGhee）也是这一想法的推动者之一，他在1962年时表示：“我们并没有照顾到自由世界中年轻人的需求和渴望，我们没有旨在俘获这些人心灵的专门项目。”另一位官员也说：“这些年轻人对美国明显抱有敌意，其直接原因在于我们没能成功地让他们理解美国的国家目标和社会本质，而共产主义者却成功地利用了年轻人的理想抱负来帮助他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1962年，乔治·麦基在肯尼迪政府的批准下，设立了被他称作“青年事务跨部门委员会（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Youth Affairs）”或“跨部门青年委员会”（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 IAYC），其中包括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1962年，当美国新闻署正向全世界播送“美国之音”的无线电节目时，他们在七月又发射了电星通信卫星（Telstar satellite），用于向欧洲传播美国电视节目。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跨部门青年委员会在全世界建立了九个协调站（coordinator station）派出的协调员将领导大学中的团体组织，然后找到机会渗透进学联内部和国家政党中的青年翼力量（youth wing of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其目的在于培育其他国家未来的民主领袖，从而纠正对美国的偏见，使得美国和这些追求民族主义、社会正义和建设性社会变革理想目标的青年领袖结成同盟。
　　也有些联邦政府部门不愿参与其中，他们认为这完全就是政治宣传，不愿冒险失去自己政治独立的名声，例如和平队（peace corps）。负责富布莱特项目的美国文化与教育事务局（U.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表示，实施这类宣传活动就等同于接受了极权主义政权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假设，因此他们不能这样做。上述两个组织机构在1964年都拒绝了参与宣传活动，为什么他们会拒绝？因为越南。1964年国会通过的《东京湾决议》授权美国向越南投放炸弹，次年又升级为了“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这些事件在美国国内大学校园中引发了抗议，“滚雷行动”开始于当年二月，到了三月密歇根大学就爆发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DS）组织的抗议活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反战运动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两万人“向华盛顿进军”（March on Washington）的游行活动。这正好发生在了美国试图扩大其教育外交攻势之时，麦基大使很快发现，问题是多么的棘手。两年后的1967年，他当时正负责柏林的跨部门青年委员会，邀请德国学生共进晚餐，受邀请学生的政治立场各异，有些倾向保守，有些则是激进分子。他清楚持激进立场的学生肯定会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但他寄希望于那些倾向保守的学生会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出乎他意料和让他尴尬的是，所有受邀学生都表示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且呼吁美国撤军。两个月后，他的上司、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收到了一封来自柏林37位富布莱特学者的信，在信中，这些富布莱特学者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表示抗议。腊斯克回信道：“你们作为受美国资助的富布莱特学者还批评美国的越南政策是不合适的。”纳尔森教授指出，这一时期的富布莱特学者中很少有人相信这个项目是非政治性的，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承认了这个项目是为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的，目的就是通过学术关系构建战略同盟。
　　美国政府声称，其冷战目标是培育民主独立，但它在越南实行的政策却引发了对此种说辞的质疑，且质疑者并不仅限于欧洲。纳尔森谈到他最近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内徜徉，偶然发现了一份1966年的会议报告，题目是“大学合作与亚洲发展”。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香港大学，参会者包括了美国在亚洲“盟国”几所大学的领袖，代表们不仅有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也有来自日本、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和菲律宾的。当然，也有来自美国的代表，包括斯坦福大学校长华莱士·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科克（Grayson Kirk）。在提交会议的所有论文中有三篇引起了纳尔森的强烈兴趣，三篇论文的作者分别是日本、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大学领袖代表，这三篇论文都呼吁加强亚洲区域内合作，并且希望由美国提供资助。
　　第一篇报告的作者是当时的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他是一位享有国际名望的化学家。他受邀作了题为《在国际大学间开展自然科学合作》的演讲，美国对此很有兴趣，因为美国也在推动大学之间进行自然科学领域的合作。钱思亮先概述了二战后美国对台湾大学的援助，接着他告诉在座各位听众，台湾将训练出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他也说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面临困难，因为每年台湾都要失去将近2000名学生，这些学生从台湾的大学毕业前往海外深造进修——主要是去美国——然后不再回来，他说这是他们目前面临的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困境。为了满足科学家的需要，钱思亮呼吁加强亚洲各所大学之间的合作，他提到，台湾在几年前刚刚设立了“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Science Development），负责在全台湾组织夏季研讨班和合作研究中心。该委员会受到美国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和亚洲基金会（Asian Foundation）的资助，后者于1962年成立，旨在帮助建立民主制度和促进海外民主领袖的培育。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举行一年后，亚洲基金会被揭露实际上受到了中情局的隐秘资助。钱思亮认为，这些合作研究中心可以吸引那些留学海外完成学业的学生回到台湾工作，然后便可以培养出更多的科学研究生，以满足正在不断成长中的产业需求。钱思亮还相信，这些中心能够推动台湾科学更加得独立自主，但实际上中情局资助创建它们的目的却是想通过它们使台湾更依赖于美国的影响。
　　第二篇论文的作者是东京大学校长大河内一男（おおこうち かずお），与钱思亮一样，大河内校长强调了亚洲需要争取科学上的独立自主，日本的大学在1960年代中期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相同，都极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援助发展。大河内一男对于日本取得的技术成就十分自豪，但他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表示担忧，他强调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日本，而是泛亚地区普遍存在的。他还认为，亚洲国家太过依赖于美国的财政与地缘政治支持，他说所有亚洲国家都存在一些共同社会弊病，而这与他们所走的西方发展道路直接相关，他建议，亚洲各国大学之间应积极规划学者交流项目。大河内一男主张“亚洲自立”（Asian self-reliance）。纳尔森认为，这种理念或许引起了参加此次香港会议的美国大学代表的注意，因为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都在战后接受了美国大量的援助，而这次会议也是由美国资助举办的。在纳尔森看来，大河内一男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希望亚洲大学未来能够在财政上更加独立，他也呼吁亚洲大学之间相互合作，在他对未来的想象中，日本将替代美国扮演亚洲地区发展的关键角色，在此次香港会议举办前数月，刚刚成立了亚洲发展银行，而日本正是其中最大股东。大河内一男主张亚洲经济发展要自主，同时担心美国会维持冷战中亚洲现有的殖民附属关系，他反对这种关系，并呼吁其他亚洲大学也共同反对。纳尔森教授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工学复合体已经渗透到了亚洲，但即使它的控制力十分强大，它也并未受到欢迎，而是遭到了巨大质疑。
　　第三篇论文的作者是菲律宾大学校长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他曾担任菲律宾驻美大使、联合国大会主席和安理会主席；他在1944年还曾成为菲律宾的军事英雄，协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马尼拉，他与数位美国总统都有私交，也是此次会议最后一位发言者。罗慕洛发言的主题是《亚洲大学的未来》，和大河内一样，他也强调亚洲自立和地区合作。他提到了成立于1956年的“东南亚高等教育机构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SAIHL），视它为地区内合作和独立自主的典范。这个协会是由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资助的，罗慕洛对两个基金会的支持表示感谢，但他呼应了大河内一男关于独立自主必要性的看法。他小心翼翼地在两者间保持平衡，一方面强调亚洲独立自主的理念，另一方面又继续要求美国提供财政上的资助。他提到，这个协会得到了美国总统东南亚事务特别顾问的大量资金支持，后者还向国会提议长期资助地区教育项目。
　　纳尔森认为，这证明了双方之间的战略依赖关系，美国希望这些活动长期进行，因为它想要在这一地区收获影响力。纳尔森据此提出，当美国政府在冷战中有意识地想要让国内大学在财政上依赖于国家时，它同样也在试图让国外大学在财政上依赖于美国，这次会议如果揭示出什么意义的话，那便是国外大学和美国国内大学一样都愿意参与其中。就在此次会议前几个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下令美军登陆越南，而罗慕洛的上司——菲律宾新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也下令派菲律宾部队赶赴越南帮助美军作战，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让美国继续给菲律宾援助。因此，在纳尔森教授看来，1966年的这次主题为“大学合作与亚洲发展”的香港会议显然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理念交流，而是几个战略盟友之间的一次会面，中情局希望借此利用亚洲大学的影响来推动实现美国自身的冷战目标，扩大美国在亚洲的软实力。
　　纳尔森最后总结，他认为，冷战期间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目的，就是利用现代大学实现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而渴求资金和政治合法性的美国大学也选择了追随冷战国家（go along with it），从中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但大学与此同时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包括对联邦政府资助的依赖，这削弱了大学自身的制度与思想自主性。冷战或许如许多人所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年代，但纳尔森认为，美国大学也在追求全球霸权的过程中付出了高额代价。

来源时间：2017/7/1   发布时间：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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