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会如何理解当代美国政治

作者：张跃然  来源：澎湃新闻

　　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一刻起，许多舆论就将这一事件戏称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人们乐衷于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称《雾月十八》）中的只言片语透视美国大选，指出波拿巴复辟与特朗普上台之间的相似性。
　　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分析往往流于表面。
　　作为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论述之一，《雾月十八》中蕴藏的洞见是复杂而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从《雾月十八》的论述中，提炼出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视角和分析思路？这些思想资源，究竟如何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上台这一事件背后的美国政治整体走向？
　　《雾月十八》写了什么？
　　1848年，法国人推翻了七月王朝的专制政权，建立第二共和国，但只维持了短短三年。“雾月十八日”指的是1799年11月9日（法兰西共和国历的雾月十八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的日子，法国大革命就此终结。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的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发动政变、终结第二共和国、最终走向君主专制复辟，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结局。
　　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起源于激进思想的1848法国革命，在短短三年之后就走到了君权复辟的结局？这是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时试图回答的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答案就在各个阶级的政治互动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生产者）、无产阶级、小农、流氓无产者（没有正式营生的社会边缘人）在马克思笔下一一登上政治舞台，展开复杂的交锋。
　　在各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了七月王朝之后，无产阶级首先发现，如果不采取极端行动，新的共和国政权势必被资产阶级主导。无产阶级发动“六月起义”，但最终失败，从此被逐出了政治舞台。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制定过程，被资产阶级中“共和派”所控制的立宪议会牢牢掌握。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并获得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波拿巴的暗中帮助下，直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通过一系列行动，以“立法议会”取代了之前的立宪议会，将政治主导权从“共和派”手中夺了过来。在夺取了政治主导权之后，秩序党却在议会内外受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挑战。通过武力镇压、撤销普选权等一系列斗争手段，秩序党最终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能量。
　　在此刻，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看起来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然而，之前一直被看做秩序党盟友的波拿巴却开始露出尖牙厉爪，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力。这样一来，作为总统的波拿巴与秩序党所控制的议会开始直接交锋。波拿巴不仅成功地将流氓无产者动员起来，还坐拥小农的支持。更不幸的是，大资产阶级也背叛了原本代表他们利益的秩序党，倒戈向波拿巴。这种形势下，秩序党议会在波拿巴的步步挑衅面前无所适从、步步退缩。最终，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1848宪法，第二共和国宣告终结。
　　波拿巴的上位之路
　　在这段故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深思：对于各股政治力量，我们都能指出其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但波拿巴是个例外——他走上政治舞台，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而是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左右逢源，策略性地在特定时刻争取特定阶级的支持。
　　为什么偏偏是没有阶级代表性、只有个人利益的波拿巴，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问题，又可以被切分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为什么波拿巴能当选总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厘清总统选举这一政治过程的性质，尤其是要明白：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是根本不同的。
　　《雾月十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每位议员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或地区、甚至仅仅代表了凑够七百五十这个数字的要求，而总统是由全体国民选出来的，总统选举是作为主权行使者的人民每四年便运用一次的王牌。国民议会和国民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总统和国民的关系却是个人化的、具体的。议会中的议员们代表着国民精神的各个不同方面，但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实在化身。和议会相比，总统拥有某种近似于神权的权利；他之所以成为总统，是因为人民的恩赐。”
　　议会中的议员，代表着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但总统却代表着“全体人民”来掌握国家机器。选举总统，是选出一个人作为全体国民的符号象征。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中，“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和利益”从一开始就不是其原则或目的。总统是“国家整体”的代表，因此总统候选人需要声称自己代表广泛的“人民”，而避免给选民留下“某个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印象——正因为波拿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才能承载着跨阶级的政治支持而当选总统。
　　今天的总统选举，也往往体现出这种特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宣称自己代表某种普适意义上“人民”的声音，而不是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的传声筒。他们背后的选民构成，也的确十分多样。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囊括了宗教保守势力、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本。而支持希拉里的群体，涵盖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穷人、工会、职业中产阶级和一部分新兴资本。
　　总统选举的这种特点，早在波拿巴时代就已经显示出来。
　　但要理解波拿巴为何能成功复辟，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波拿巴为什么能成功击垮议会、彻底打碎议会的政治制衡？
　　最直接的解释是，由秩序党控制的议会过于软弱，在波拿巴一步步向议会进攻的过程中一味退让。但我们需要追问：议会为何表现得如此软弱？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议会作为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内在问题。
　　在议会和波拿巴对峙的时期，秩序党议员们要想捍卫自身的政治利益、扩大手中的权力，就需要保卫议会制度、与波拿巴对抗。然而秩序党背后的大资本家们，却出于对政治稳定下赚钱做生意的渴求、对强大国家机器的依赖、和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后文详述），选择了支持波拿巴。于是，议会中的秩序党人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出现明显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代表性危机。
　　在代表性危机之下，这些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就顺从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向波拿巴投降；要么就彻底地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波拿巴斗争，这就要求秩序党人跳出“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框架，转而去寻求其他阶级作为民意基础，或者打造一种无关于阶级的民意基础。但秩序党议员们的实际做法却是，一直在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名义上的“阶级代表性”之间挣扎，在波拿巴的步步紧逼之下无所适从，最终也被其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抛弃。
　　今天的代议制民主，已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秩序党议会的垮台，实际上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机制的一种内在缺陷。
　　在通俗理解中，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各个社会群体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些政治代表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传声筒，参与政治决策。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政治代表在参与政治时，是依照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行事的。
　　但实际上，代议制民主机制选举出的政治代表，并不是其代表的选民群体控制的木偶，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其理论上应该代表的选民群体的利益。
　　理论上讲，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 政客需要在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选民利益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但是在现实中，总有某些具体的议题上，政客个人利益与选民利益无法被统一，导致政客的私人立场和他理论上代表的群体立场出现直接矛盾，成为可见的代表性危机（正如秩序党和大资产阶级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那样）。
　　当代表性危机出现时，政客们若想在代议制民主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或者说，不犯下秩序党议员的错误），就必须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坐标，模糊他们原有的代表性。这种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们停止宣称自己代表着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而通过寻找新议题、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某种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打造某种包含多个选民群体的庞大支持基础。因为一个政客所宣称代表的选民群体越单一，其自身利益与该选民群体利益之间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觉，丧失该群体支持对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响也越致命，秩序党就是前车之鉴 。
　　代议制民主之下政治代表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不仅体现在个体政客身上，也体现在政党身上。 新近的一些政治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党不是被动代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新的利益诉求、身份认同、群体分界。更有甚者，政党也会通过话语宣传、政策收买等手段，积极收编浮现的新社会思潮，将具备潜在革命性的新认同扼杀在萌芽中（比如美国民主党对独立劳工运动的收编）。同时，当代议会制度也给政客提供了足够空间（比如在不同选区之间、两院之间、乃至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切换）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创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
　　这样看来，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们很难把当今某政客或政党的支持群体，归纳成某个具有清晰身份和诉求的社会群体，更无法将该政客或政党看作这一群体实际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实会在特定情境下选择性地回应特定群体的诉求，但他们本身不以“特定群体的政治代表”身份参与政治决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原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最终扩大或转换了自己的选民基础（比如英国工党和加拿大新民主党）；以及，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了纯粹以吸引最多选民为己任的“囊括型政党”（catch-all party，既包括一些没有清晰政治立场、纯靠历史上遗留的动员结构来吸住选民的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场、但希望用自身立场广泛讨好选民的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
　　如此解读《雾月十八》，我们可以看到：总统选举本就不以代表性为原则，而代议制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代表性政治的意涵。因此，对“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分析，可能已经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我们恐怕不能将支持特朗普的群体看作是他实际上代表的群体，特朗普也不必然会回应某个支持他的群体的利益诉求。
　　如何超越选举政治
　　马克思对于选举政治的态度是辩证的。
　　一方面，无论是在早期著作《法哲学批判》还是晚期著作《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都肯定了选举作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对《雾月十八》的以上解读，选举制度的框架本身，很难实现政客对选民的有效代表，它提供的是一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民主”。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去弥补选举政治的内在缺陷呢？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制度设计，使选民有渠道对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进行更直接的问责。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模版，提出了一种他认为相对理想的民主制度。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民有权随时通过投票来解雇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几年一度的选举时另选他人。
　　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运动式的。在《雾月十八》中，曾经有两个阶级面临其阶级利益与代表本阶级的政客个人利益明显脱节的状况，但结果却完全不同。
　　一边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性危机。起初，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立宪议会中的“共和派”，但大资本很快发现“共和派”不能有效代表本阶级的现实利益诉求（维护政治稳定），因此他们转而支持秩序党，作为更加直接的政治代表。再到后来，大资本发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秩序党成员的个人政治利益出现分化，于是转而支持波拿巴。
　　另一边，工人阶级也在遭遇代表性危机。在“六月起义”之后，工人阶级自身已经没有可能拥有独立政治代表了，只能将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代表，但当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向秩序党妥协的时候，工人阶级只能听之任之。
　　在“六月起义”的沉重打击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能力羸弱，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要求“名义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向自己负责。与之相反，大资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强，因此在出现代表性危机时，能够果断更换新的政治代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动员能力不同，因此对政客施加影响和问责的能力也不同。动员能力强大的群体，有能力切实影响到政客的个人利益与政治前途、迫使任何政客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 不管这些政客名义上代表着谁。
　　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事实上都不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时，特定群体要想让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中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坐等着“被代表”，而必须在选举政治之外、在社会当中，培育草根动员力量，自下而上地壮大自身的政治行动力，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写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街头”。
　　这也呼应了左翼思想家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观点：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就必须既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政治，又培育独立而活跃的草根运动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运动强大，才能尽可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夺权之后不“变质”、真正实现对左翼诉求的代表。
　　神合貌离的资产阶级与国家权力
　　《雾月十八》的故事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最终在“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统治”和“由波拿巴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诚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更能维护个体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考量之下，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对资产阶级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统治”，会让国家政权带有极为可见的阶级统治色彩，这种可见性，很容易为被压迫阶级所察觉，使得被压迫阶级在脑海中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统治画上等号。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任何执政失误，都将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整体的责任；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斗争，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将不得安宁：国家权力运作中生产的任何不满，都可以迅速转化成反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而波拿巴的好处在于，他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而且坐拥小农、流氓无产者等多个群体的支持。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压、迫使其回应资本的利益，但因为波拿巴政权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资产阶级政权，所以波拿巴执政的问题，就不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反抗波拿巴专制的斗争，也很难演化出反抗资产阶级的诉求。这样一来，不管国家政权面对怎样的挑战、不论政权怎样更迭，资产阶级的结构性特权并不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波拿巴政权的最终垮台，也没有改变法国的阶级格局。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政治学家米利班德（Ralph Milliband）认为，资产阶级精英把国家机器攥在手里，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他的论敌Nicos Poulantzas 指出，国家机器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中的个体资本家和派系，这种独立性使得国家能够调和不同资产阶级派系的冲突、维护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但从《雾月十八》的分析来看，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安排其实是：让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维持形式上的距离，以使得国家既不会被视作个别资产阶级精英进行统治的工具，也不会被视作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
　　这样一来，虽然资产阶级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干预国家行为，但人们难以在意识层面将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这种迷惑性的距离，最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长期稳定。当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强调自身的个人利益、或是将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纳入其执政的民意基础时，实际上是维护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形式上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的所作所为。特朗普胜选以后，史无前例地将多位资本家和大公司领导人任命到内阁的关键职位上，被称为“史上最富内阁”。在国务卿、教育部长、劳工部长、陆军部长这种一般由职业政客担任的内阁职务上，特朗普分别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CEO、温奎斯特投资集团创始人、CKE餐饮公司CEO、高频交易巨头Virtu Financial创始人。很多人指出，这种明目张胆地将资本力量引入政治舞台的做法，和特朗普竞选时摆出的民粹主义反精英姿态相比，是十足的虚伪。 但我们更要看到，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恰恰是因为特朗普的反精英姿态、因为他坐拥大量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因为他和共和党建制派的紧张关系，使得他在大量选民的心目中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他对于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攻击，一直围绕着“建制精英和资本的密切关系”这一主题，也就暗示了自己是不会陷入这种关系当中的。特朗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说服选民无视“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而认为他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是利用“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说服（“我已经足够有钱了，所以不会被任何人收买”）。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观感上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距离，才使得他能在不招致严重反弹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提供更直接、强力的渠道介入国家政治。
　　执政者与资产阶级在观感上的距离越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就越大。试想，任何一个建制出身的总统候选人，难免被人怀疑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联系（比如希拉里），一旦在内阁中任命大量资本家，很容易被广泛指责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但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坚定反资本、反精英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所以就算他事实上做出一系列亲资本举动，也有大量选民坚信他不会沦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类似，如果特朗普政权今后在执政中出现任何问题，这种迷惑性的距离，会让很多人不把这些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而看作是特朗普个人作为野心家的问题、或者是右翼民粹主义路线的问题。
　　在波拿巴和特朗普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个阶级将执政者和国家机器玩弄于股掌之中，也不是国家高高在上地统治、调和各个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悖论
　　从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出发，我们最终需要反思国家机器本身。
　　波拿巴一步步完成复辟的过程，也是他作为总统所掌控的官僚国家机器一步步扩大自身权力、摆脱议会约束的过程。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指出：一个相对自主的官僚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扩大国家机器的权力，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最高利益（虽然国家机器成员内部也会出现利益分化）。
　　这个相对自主的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是运转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很容易变成巨大的反动力量。如果不直接将国家机器本身民主化，这种反动的可能性就无法消除。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暴露了它的局限：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将议会这个理论上直接向选民负责的代议制民主机构，与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僚制国家机器区隔开来，从而不让民主的力量进入国家权力日常运行的内部。随着掌握实质性权力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理论上代表民主意志的议会如果无法有效制约国家机器，必将沦为无关紧要的“辩论俱乐部”。
　　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的时刻，我们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没人知道这个疯子会做什么”的担忧蔓延开来。作为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最高掌控者，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为所欲为”的能力。而从根本上说，这种不确定性是近数十年来美国行政权力不断加强、立法机构的制约作用不断弱化、官僚国家机器的规模和自主性不断扩大的制度后果。
　　在理想的状态下，特朗普即便是作为总统，也理应没有能力去改变美国民主的权力制衡，然而事实上他却有，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日益失效、议会越来越沦为“辩论俱乐部”的基础上的。
　　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波拿巴，成功击垮了代议制民主、实现君权复辟；而同样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特朗普，也不断表现出进一步绕过、甚至突破民主机制限制的迹象。
　　马克思会认为，这其实暴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深刻悖论：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民主方式维持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但民主机制不可避免地留出了被压迫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空间。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被压迫阶级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制造麻烦，甚至孕育出更激进的抗争可能性。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权力，会撤回到反民主的路线上。
　　在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反民主路线体现为明目张胆地剥夺普选权等民主权利，以及最终支持波拿巴的君权复辟。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出了更加复杂而间接的反民主策略，它不需要简单粗暴地破坏民主，而是通过代表性政治的消解、国家机器自主性的强化等方式，将民主制度虚化、掏空。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雾月十八》提醒我们，这种政治调适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外，而恰恰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趋势当中。而当这种调适发生时，那些用来支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能抵御调适带来的政治后果。

　　＊感谢尤玲对本文的宝贵贡献

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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