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哲学

作者：刘波  来源：经济观察网

　　通常发生的情况是，人会因为沉溺于思想、学术而牺牲现实的事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事功太过显赫，反而遮掩了他在思想方面的光芒。

　　作为美国前国务卿、中美关系解冻的关键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基辛格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任何领导人都需重视的意见领袖。但在著书立论方面，基辛格同样思维深邃、成就斐然。《世界秩序》一书，就是继《大外交》、《论中国》等名作之后，基辛格对国际关系思想及历史哲学的新贡献。

　　一

　　《世界秩序》一书中的“秩序”与其说是单数的，不如说是复数的;与其说是明确的，不如说是流变的;与其说世界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单一的秩序，不如说一场多元化的秩序杂糅与冲突正在上演。

　　在本书中，基辛格的笔触回溯数千年，在欧洲、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等不同的秩序观之间游走：欧洲经过历史演变发展出了一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参与国主权平等，差异得到尊重;伊斯兰世界有自身独特的普世理念与共同体概念;中国则有着以“天下”为基础的传统世界观，把世界看作一个从中央到外围的差序体系。最为独特、基辛格着墨最多的，则是美国的秩序观：美国既认为自身是独特的，又认为自身是普世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与美国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和理念，世界和谐与繁荣便近在眼前，但这些高尚的理想，又往往在冷酷的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

　　在基辛格看来，西方和东方不同的秩序观，背后是不同的认知哲学与世界观。西方的秩序观是将现实世界作为外部因素，西方的外交决策者需要评估现实和各种趋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和平，反映的是对现实、尤其是权力和领土现状的判断，代表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而非宗教诉求。而在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明中，现实情况被视为是观察者内在认识的反映，是由心理、哲学或宗教信念界定的。儒家思想将世界定义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伊斯兰教把世界分为已经伊斯兰化的“和平世界”与其外的“征伐世界”。印度教则相信历史轮回，认为超自然现实高于现世体验，将自身信仰的世界视为完备的系统，不会通过征服或劝说争取新的皈依者。

　　但在所有的秩序观中，当前最强大、也对世界的形塑发挥了最大影响的，无疑仍是美国的秩序观。基辛格强调，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理想主义和普世性的，有崇高伟大的目标。美国自认为代表全人类，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在今天这个日益动荡的世界上，美国必须发挥领导力来维持世界秩序。为此，美国不仅需要传播道德化的愿景，也需要冷静地算计均势的变化，与盟国协调合作，维持平衡，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爆发战争与秩序崩溃的可能。

　　也许正如基辛格所说，历史经验之于民族，正如性格之于个人，非西方国家不会从心底里服膺西方基于其自身经历而构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过，在非西方读者看来，基辛格的描述也未免带有一丝“东方主义”色彩，有时含有对“他者”的过度简化。比如，中国、印度、伊朗等很多非西方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也都会展现出务实态度和理性思维;正如美国的世界观存在普世论和例外论的张力，东方国家也同样有着复杂多样的国际关系思维;而且，经历了现代化的中国等国，在思维方式上已经有着不可磨灭的西方影响烙印。本书的非西方部分有的地方让人觉得，与基辛格对西方历史及哲学的熟谙相比，他对非西方世界的理解在深刻性方面有所不及。

　　作为美国人，基辛格的目标是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他对美国外交思想和政策的回溯，其实是曲折地对美国当前外交政策建言献策。但本书也有对美国世界观的理想主义一面过度美化之嫌。基辛格的叙述往往让人觉得，美国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善意的，如果世界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是美国推动的结果，而如果美国政策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则通常是别国因自身的缺陷而辜负了美国的好意。这不仅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而且，基辛格自身的一些“污点”，如他在美国轰炸柬埔寨、1973年智利政变中扮演的角色，也会损害这些观点的说服力。

　　但无论如何，基辛格对美国正义性的推崇，并不代表他对异质文明理解与合作的反对。1971年他首次访问北京恢复中美联系时，曾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中国是一块“神秘的土地”，周恩来则回答：“你们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一旦你们熟悉了它之后，它就不会像以前看起来那样神秘了。”基辛格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子。他呼吁，所有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克服这种神秘感——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

　　二

　　当今的世界不仅不太平，而且变化愈益纷乱。从叙利亚到利比亚，整个中东正在起火;通过合并克里米亚，俄罗斯正在展现出强势的一面;崛起中的中国正在主动参与亚洲秩序构建，与美国展开更为复杂的博弈。在本书中，基辛格主要是描绘2000多年来的世界形态，并对大格局发展做出预测，而不是直接规划当前的西方对外政策。不过，他也会隐晦地用历史叙述来指涉现实政策，或者直触世人当前关心的话题。

　　比如，在中东政策上，基辛格毫不避讳地承认，他支持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行动，但他对小布什在伊拉克的“国家构建”行动颇有微词，认为这超出了美国公众的支持限度，也超出了伊拉克社会的承受能力。最终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像是越战结局的重演，这使美国改造海外社会的雄心和激情严重受挫。他也许没有明说的是，奥巴马又从过度介入的极端，走到了束手不顾、不负责任的极端。

　　基辛格是中美关系解冻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当前西方及中东则普遍在猜测，伊朗是不是也会迎来一个“尼克松时刻”，美伊两国就像当年的中美一样，迅速地从敌对转向合作?基辛格对此深感怀疑。理由是，伊朗并没有中国当时所受的外部压力，因为其两大地区对手萨达姆政权与塔利班均已被美国推翻，潜在的争夺地区影响力的角色，沙特和埃及忙于应付国内挑战，伊朗不一定认为自己的战略处境在恶化，从而有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意愿。同时，西方与伊朗对于核谈判的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美欧认为这是要解决一场现实的纠纷，而在伊朗宗教领袖看来，核谈判是长期斗争的一部分，谈判只是一种策略选择，并不结束与敌人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伊朗核协议究竟只是技术性的妥协，还是美伊走向政治互信的一步，目前仍看不清楚。同时我们也无法知道，从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出发，是要实现与伊朗的和解，还是承认伊朗在本质上无法改变其敌我思维这一“现实”?

　　在中美关系方面，基辛格提议，中美两国需要汲取一战之前十年的欧洲国家的教训——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最终作茧自缚，陷于一场巨大的灾祸。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必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中美两国需要以智慧和技巧来保持微妙的均势。[page]

　　三

　　如何把基辛格的思想置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谱系之中?基辛格并不同于新保守主义，不认为西方有独自改变世界的实力。他相信，西方不能单以自己的形象为模本来塑造世界秩序，这是西方左派所应该会赞同的，同时也符合一些传统保守派的思维。同时，基辛格也不会与美国孤立主义者走到一起，认为美国应聚精会神于国内事务。相反，他相信设计和实施国际大战略是美国维系自身的必要元素。从各方面看，基辛格的思想都是独特的。

　　从基辛格描述的不同秩序观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影子。但基辛格没有把这种区别本质化、不可解化，把文明冲突视为无可逃避的宿命。在基辛格那里，这些区别是文化性质而不是文明性质的，各种秩序观并不代表完全异质的文明。不同秩序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藩篱，不意味着无法构建一种世界性秩序，把杂多的秩序统和起来。但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世界各地区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

　　基辛格的思想也不同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相信世界秩序随时都会处在崩解的边缘，核战争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世界未来也许会出现统一的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尊重共识的的全球秩序，但这并非易事。基辛格强调埃德蒙·柏克的告诫：“默许没有达到抽象的完美的可行计划，而不是追求更加完美”，如果坚持理想主义的一蹴而就，可能会引发危机，甚至导致幻灭。

　　基辛格信奉的原则是：外交是一种务实的艺术，不是宣播道义的表演。作为“现实政治”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常被理想主义者视为冷酷无情，而基辛格也许会抗辩说，他比批评者所以为的要复杂得多——“理想主义者不能垄断对道德价值观的解释，而现实主义者必须承认，理想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在基辛格看来，秩序包含两方面内容——权力和合法性。政治韬略的精髓是实现两方面的平衡。如果只有权力算计而毫无道德因素考虑，每一次分歧都会变成实力的较量，各方野心将永远得不到抑制。各国不得不面对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而计算得失，这种做法实难持久。但如果在不考虑均势的情况下实行道德惩戒，也容易导致依赖武力解决问题，或者政策虚弱，容易受到挑战。其间的平衡难以把握，但无论强调均势还是道德，走到极端之后，都会危及国际秩序本身的凝聚力。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基辛格绝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也并非毫不顾及情感、道德等心理因素的现实主义者。

　　四

　　好的国际关系观察家和思考者从不会盲目相信既有秩序已臻完善，而是时刻担忧崩溃的来临，基辛格就是如此。他强调，今天的人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使用“国际社会”一词，并相信其存在。但在现实中，各国并不存在明确、一致性的目标、方法与约束机制，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与陷入混乱的风险同时并存。当爆发局部性冲突时，大国或许可以协调一致，但如果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并没有中立的机构可以判定对错，更遑论规则的执行，这意味着世界随时有重新陷入动荡的可能。

　　在观念领域，偶然地在欧洲历史演进中出现，由饱经战乱的各国所设计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准则。然而，非西方国家尽管出于反殖民、独立等现实需求，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原则，但并非在心底里服从。它们所接受的，是一套他们所未参与塑造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各种已有千百年历史的世界观，如中国的“天下观”，依然在作为潜流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其优点：在价值观上中立，各国享有主权，互不干涉，但该体系不能提供一种道德性和方向感。在构成秩序的诸要素中，它过于偏向力量和均势，而不能就合法性问题做出解答。简言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并非一套完美的秩序。

　　现代科技能拯救我们吗?当今信息化、扁平化的世界，常常让人对未来抱有一种玫瑰色的想象，然而基辛格的忧虑是，广泛快捷方便的信息不一定意味着大众赋权，意味着传统的民族与教派对抗的缓和，它也可能损害领导力、魄力与远见，因为信息不等于知识和智慧。大众媒体时代往往要求领导人快速回应民意，而这往往会带来冲动、短视的政策。《世界秩序》不仅是一本国际关系的著作，也是历史与哲学著作。对于已92岁高龄的基辛格来说，这可能是他的收山之作了。作为思想家，基辛格是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师;作为外交家，他亲身主导中美和解、越南撤军、中东停火等重大事件。他参与塑造了冷战后期乃至今天的国际秩序。他的人生穷究了最大的可能，像他这样的人，很可能会有洞察天下一切、全在掌握之中的思维。

　　这也许曾是年轻的基辛格的野心：他在哈佛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标题就是《历史的真义：关于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歌德的感想》。但作为一个毕生寻找历史意义并亲身参与其塑造的人，他在本书末尾谦恭地坦陈，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作为对漫长复杂的欧洲史有深刻记忆的德裔犹太人，作为一个喜欢沉浸于哲学思考中的人，基辛格在本质上是个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对世界能否走向更好的状态抱着天生的警惕。

　　或许我们应当铭记的一点是：当今世界已经成形的秩序源于对混乱的恐惧，而非对人性善和理性的信赖，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已有秩序和规则的否定，而是意味着对维护努力的尊重。

来源时间：2016/8/23   发布时间：20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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