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史百年，1907-2007”
作者：戴维·霍林格 来源：微信公众号：美国史研讨
原文见：David A. Hollinger,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1907-2007”,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2007) 21 (2): 14-17.
作者简介：戴维·霍林格，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Preston Hotchkis历史学教授和历史系主任。
译者：陈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校对：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迟至二十世纪中叶，思想史才成为美国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广泛被认可的领域。恰好在1957年——正好是1907年和2007年的一个中间点——《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64年后更名为《美国历史杂志》)刊登了约翰·C·格林(John C. Greene)一篇题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的关于方法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标志着思想史汇入了美国历史研究的主流之中
格林呼吁他的同行们效法欧洲史学者以及其他学科里的学者已经树立起来的榜样。他们早就在致力于研究历史行为者关于一系列主题所进行的自觉、明确和公开的反思，包括人类社会、经济、自然界、种族、上帝和政治义务等等。之前的几代历史学家已对美国历史上存在的一些观念展开了研究，但大多是那些与政治紧密相关的观念。比如十九世纪三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他们伟大历史著述所关注的是总统和将军们持有的一些观念。但是，对这些历史学家而言，乃至于对他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后辈，即查尔斯·A·比尔德及其继任者那一代而言，研究的中心议题始终无外乎国家、政治运动、经济、外交和战争。只是到了1950年代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学者们开始更多地认识到“思想”(thinking)原来也是一种人类活动的事实，与投票、战争、耕作、制造、探险、打渔、诉讼等等人类活动一样。理论话语从此进入了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历史当中，而不再是丢给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与己无关之事”(a thing apart)。
正是哲学家和文学家帮助格林那一代的历史学家看到了观念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这一概念就是在1930年代经由哲学家阿瑟·O·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特别是他的《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1936)一书而广为人知的。这部著作追溯了几个世纪以来，存在于多种文化内部的关于生命形式的等级秩序这种形而上观念的发展。洛夫乔伊对思想问题所采取的那种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在由洛夫乔伊本人以及他招募的哲学和文学学者所共同创建的跨学科刊物《观念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中繁盛一时，开花结果。洛夫乔伊的杂志当然十分重要，它在1940和1950年代早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以及古代地中海的令人目眩的研究，其中不少由欧洲移民学者执笔，他们的工作立即在知识界引起了兴趣和注意。这批学者中包括了汉斯·巴伦(Hans Baron)、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er Koyre)、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和列奥·斯皮策(Leo Spitzer)。美国思想在《观念史杂志》的各种议题中曾处于边缘地位，但到了1949年，杂志一直以来的一位作者、哲学家默顿·怀特(Morton White)出版了《美国社会思想：对形式主义的反抗》一书，立即引起了那些对进步主义时代及之后自由政治的哲学基础感兴趣的学者的持续关注。
到了1950年代，随着文学和政治理论学者撰写的一系列著作的问世，默顿的著作及《观念史杂志》在方法论上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这批著作均着眼历史、旨向远大、博学闳识，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政治理论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所著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堪称其中的扛鼎之作，虽是出自历史学学科畛域之外，但它与默顿的前述著作共同在很长时间里向专业历史学家展示了思想史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文学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所撰的关于清教主义的一系列著作。哈茨那部包罗广泛的(sweeping)著作于1954年出版，它探究的是，一组十分特别的(specific)自由主义观念是如何贯穿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的。在这之前一年，米勒出版了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新英格兰心灵：从殖民地到省》。米勒在书中分析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新英格兰知识分子在神学和政治学说上发生的变化。当历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这位个性鲜明且笔力雄健的作家后，他们很快也被米勒先前的几部作品所深深吸引，包括《新英格兰心灵：十七世纪》(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th Century，1939)、《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1949)，还有不久之后于1956年出版的他最为易读的文集《进入荒野的使命》(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如果说是哲学家洛夫乔伊比其他任何学者都更加成功地普及了“观念史”这一术语的话，那么正是文学家米勒无人可比地让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如何在观念的社会背景中研究观念。不同于洛夫乔伊及其追随者，米勒并不脱离具体情况去考察观念。相反，米勒研究那些重要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情形下产生各自的基本观念的，尤其是在英属北美不断变动的经济、政治环境之下。米勒对这一更为情境化的研究方法加以精妙运用，历史学家们便从中看到了这种研究理路所具有的潜力。尽管还有一些著作依旧跟从经典的洛夫乔伊式的观念研究模式，即不考虑历史背景地从一位思想家写到另一位思想家，但1950年代及此后多数以“美国思想史学家”闻名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思想和其切近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举例来说，梅勒·柯蒂(Merle Curti)早在他1943年出版的教科书《美国思想的成长》第一版中，就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实现和社会之间的这种联系，也正是柯蒂最优秀的学生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孜孜以求的。海厄姆的《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Land，1955)从连续几代盎格鲁新教徒所处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出发，阐发了这一群体中的族裔(ethnic)和种族(racial)偏见观念的起伏波动。不过，相比柯蒂和海厄姆二人，米勒、哈茨和怀特对于观念的分析方法更加严格，也更关注那些充分发育的哲学、神学与政治方面的理论性论说。柯蒂和海厄姆研究的是在公众中具有影响力的一般性观念(general ideas)，而米勒、哈茨和怀特则喜欢探究那些杰出美国思想家们的深奥作品，而这些人也正是在面向欧洲的北大西洋西侧的思想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米勒、哈茨和怀特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展开的理论讨论欢迎——其实也是声援了——史学史上同一时期由历史学家——如H·斯图亚特·休斯(H. Stuart Hughes)、莱昂纳德·克雷格(Leonard Krieger)和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对欧洲思想家所予以的同一类型的严格讨论。
还有一位与格林同代的学者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他确立了观念对于理解美国政治史的重要意义。而政治史这一领域原本是由那些即便承认观念，但也更偏重经济利益和政党因素的学者所主宰。1948年霍夫施塔特那部注定将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史著作之一的《美国政治传统》出版，书中各章生动地刻画了几位杰出总统的观念和与他们相伴随的各个政治运动。尽管此前霍夫施塔特已经撰写了一本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著作，即他1944年出版的《美国思想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他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对整个美国历史中的各个政治意识形态所做的研究，却赋予了下述基本方法论立场以新的、而且极为醒目的正当性：政治观念并非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即并不是某些先在的经济或社会状况的后果，而是能够定义一场政治运动并解释特定政治领袖之所以在大众中具有号召力的力量。
霍夫施塔特将政治观念研究整合进基本的美国政治史研究之中，这一成就前无古人。他并没有详尽地考察约翰·杜威和沃尔特·李普曼(受米勒、哈茨和怀特著作的影响，在后来的美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中，这两位成为了经典的研究对象)之类的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但是，霍夫施塔特的的确确在美国思想史的成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在他的《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出版后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学者们在研究美国政治史时很难再忽视那些重要政治人物所表达的观念。与霍夫施塔特同时代的那些关注行为的政治学家常常教导他人说，“不要告诉我一位政治家说了什么，我只想知道他做了什么”。而霍夫施塔特则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政治行为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表述对于理解他们的历史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亨利·F·梅撰写的《美国天真时代的终结》，才是对思想史作为一个得到美国专业历史学者承认的次级领域之成长和地位更为重要的一部著作。于1959年出版的该书以《对我们时代的初期年代的研究》为副标题，作者在书中描绘了一幅涵盖1912年至1917年间关于美国政治、宗教、文学领域的公共话语的全景式画面。该书考察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的思想，包括了这些人在杂志和著作中讨论过的几乎所有主题，其广度远远超过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另外，他也不像哈茨、米勒和怀特那样集中关注数量相对较少的公认重要的历史文本，而是分析了大量后来所谓的“middle-brow”(译者注：为highbrow、lowbrow之取义造词，意味文化素养程度中等)阶层思想家们的观念，并且表明，这些记者和大众作家同样也参与到了威廉·詹姆斯、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比尔德等重要思想家所投身其中的大讨论中。所以梅的著作虽然涉及范围宽广，但却比先前这一领域中的大多数著作都要更为专深;可以说，通过集中关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梅对一个界定清晰的时代里的美国教育良好阶层做了类似民族志的描述。
在达到这种成熟度后，思想史在美国史的专业队列中从1950年代至今一直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这半个世纪里它与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样变化巨大的还有它与对外国社会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会关注在1957年格林的论文和1959年梅的名著以后所发生的这些变化。[page]
近五十年来，历史学这门学科之中最广受注意的一大变化也许就是社会史在1970和1980年代的成长了。在这里我并非想要对社会史的兴起做出评判，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思想史学家自身的命运，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思想史学家和美国史中其他领域的专家之间产生更明确的学术分工，其实是社会史兴起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后者更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公共事务，更关注这个国家广大的非精英人群而不是精英。社会史学家们尤其注重以性别、种族、族裔和经济功能加以界定的群体。正如同1950年代，在政治史和外交史学家几乎主导了这门学科的各个主要系科、刊物和专业组织的情形下，思想史学家们唤起大家去关注那些被政治史和外交史学家所忽视的重要议题，进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1970和1980年代的社会史学家们也呼吁关注那些为政治史学家、外交史学家忽视、思想史学家也没有讨论的议题。
对此，思想史学家们总体上给出了回应，他们比以往更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思想史并不声称要包含所有类型的思想，而是更关注于知识分子的论说，以及那些通过辩论说理创造历史的人的活动。对美国思想史领域的风格做出的这种说明，体现在了1979年海厄姆和保罗·康金(Paul Conkin)两人主编的文集《美国思想史的新方向》上。此后，到了1980年代已经很少能看见动用“美国心灵”字眼的标题了，因为思想史学家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研究的那些智识领袖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民众。于是，曾经在二十世纪中叶将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这一组或那一组观念，并写作出了影响广泛的书籍和文章的思想史学家们，此时又转而掀起了一阵旨在透彻研究特定事件、职业和传统的风潮。
布鲁斯·库克里克(Bruce Kuklick)关于1860至1930年间哈佛大学及其临近地方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就是这一新趋势的一个突出范例。其次是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对纽约智识生活的研究。此外。第三个是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撰写的有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历史的著作。如此不断强化的学术分工趋势同样也标志着美国思想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成熟。我们已经不太需要“证明”这是一个次级领域，它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它的研究者们也因自己的技艺而受到认可。这些专业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他们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思想”(thinking)倒不如说是思想留下的痕迹(traces left by thinking)：他们研究的其实是文献，比如书籍、信件和日记，这些文献把思想以某种物质材料作为载体记录下来，使我们可以获取。通过这种方法论上更为简单朴素的实践，美国思想史领域持续不断地出现了一批文献细密、立论严谨的专门研究。
与此同时，思想史学家们更加关注北大西洋西侧知识群体的论说，并为此开始规划并实施相关的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中叶思想史学家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它们高度关注美国本身，而这也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兴起的“美国研究”运动相一致，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汇入了这一运动之中。通过1949年《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的创办，以及随后不久成立的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许多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致力于探究美国文化独特性的努力实现了制度化。当时出现了雄心勃勃旨在揭示美国如何且为何不同于西欧以及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一批论著，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正是其中的名著之一。冷战并不是造成这种冲动的唯一动力，但冷战的确是主导美国研究运动的“美国例外论”的关键背景条件。这套论说强调美国文化的独特性，有时甚至进而宣称美国自外于那些影响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通行法则。文学家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以其《处女地》(Virgin Land，1950)，R. W. B. 刘易斯(R. W. B. Lewis)以其《美国的亚当》(The American Adam，1955)一同引领了这场美国研究运动，与他们携手并进的是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美国政治的天才之处》(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1953)和戴维·波特的《富足的人民》(People of Plenty，1954)。
然而冷战尚未终结，美国思想史领域中受讨论最多的著作就已然呈现出一派别样的风貌。1980年代及之后的学者，将美国的智识生活和欧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更强调美欧之间知识分子所作所为的一致而不是差异。在这种新的视角之下，美国和欧洲智识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就和英国或俄国或法国与欧洲智识生活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多的不同了。各国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传统，但是继承和批判修正各国传统的思想家们同时也都参与到了更广阔的北大西洋西侧的话语系统中。
詹姆斯·T·克洛彭博格(James T. Kloppenberg)的《不确定的胜利：1870至1920年间美国和欧洲的进步主义与社会民主》(1986)标志着思想史学家的新国际主义(new internationalism)。在这本书中，克洛彭博格对快速工业化时代里德国、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认识论思想与政治理论的发展予以细致详尽的比较分析。克洛彭博格承认国家间存在的差异，但他的著作和怀特的美国中心路径(Americocentric approach)有着深刻的对立，尽管两人所考察的美国知识分子对象有不少是相同的。2000年，文学学者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此书用陈旧的美国例外论调解释实用主义哲学家，即那些克洛彭博格及怀特著作中的核心人物，但他却丝毫没有提及克洛彭博格。梅南德的这本《形而上学俱乐部》(2000)因其可读性以及对创建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思想家所做的感情真挚的描写而受到专家们的赞赏。然而专家们也有很好的理由表达不满，他们认为梅南德遍览了整整一代学者论述详尽的专著，但却没能把握其中的意义：美国只不过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越来越相信观念乃是应对现实的工具而非反映现实的镜子这一观点的众多国家之一。
美国思想史学家越来越多地把国际环境作为研究的参照系，而这也正是2004年创刊、致力于启蒙运动以后历史的《现代思想史》的一项宗旨。该刊物由三位重要思想史学家主编，一位是美国专家查尔斯·凯普(Charles Capper)，另一位是英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历史的专家尼古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还有一位是欧洲大陆历史的专家安东尼·拉弗巴(Anthony LaVopa)。在创刊的最初两年中，期刊刊登了多种类型的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些年轻学者的作品，展现了思想史这一次级领域的成熟和深度。当美国史中其他的次级领域正在奋力应对一个更具“全球性”的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时，思想史学者和外交史学家都已经部分地制定了路线图。同样的国际主义也反映在了《现代思想史》的老大哥(older sibling)《观念史杂志》上，它已将自己的卓越传统延续了67年，而对美国史做出的回应也较过去几十年要更加的积极。
对国际话语共同体的关注也促使思想史远离“文化史”。文化史学家们大多关心的是地方、区域或国家层面的意义模式(patterns of meaning)，而较少关心那些参与国际论争的智识精英。文化史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间里从社会史中分化出来，它是对当时学界存在的一种普遍感受的回应，即以计量为导向的社会史学家们并没有回答他们所研究的非精英人群是如何赋予自己人生以意义这一问题。文化史的出现，正是以某些方式再次焕发出思想史与社会史以往所展现出的那种专业动力。这几场运动的推进，每一次都指向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一些历史面向，或者说至少在表面上是其他历史学家所没有充分重视的那些面向。在这一过程中，学术分工进一步明确。文化史对于思想史的不满，主要是出于后者在研究知识分子的论争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没有考察普通民众的知性(cognitive)生活。
在历史学学科之中，思想史学家与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的学者之间存在的学术分工也可以通过教学中所使用的材料来说明。大多数院校的美国思想史课程所用的基本教材是《美国的思想传统：原始文献汇编》(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 Sourcebook)，其中重印了乔纳森·爱德华、托马斯·杰斐逊、兰多夫·伯尔尼(Randolph Bourne)、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数十位类似人物的经典、“权威”作品。这本教科书目前已经出到了第五版，内容完全没有涉及大众文化，而集中关注了那些通过论辩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杰出知识分子。因此，美国思想史较之以往更加明显地成了美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历史。
然而，美国思想史关注对象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它退到了学科的边缘地带。外交史、商业史和劳工史的研究者都更加重视理论话语，并且已经和思想史学家们结成了新的联盟。在最近由我国研究工会劳工(unionized workers)的权威历史学家纳尔逊·里奇腾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主编的一本书中，我们看到，劳工史学家与思想史学家彼此间相互交流，使各自领域都从中获益。里奇腾斯坦和其他作者共同打造的这部《美国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与政治经济学》(American Capitalism: Soci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06)充分表明，美国史各分支在发挥精细学术分工下的各自专业化技艺的同时，也能同心协力、切磋互进。
当不少教育工作者为美国人的“智能低走”(dombing down)而感到担忧时，思想史学家们则努力以他们的教学和学术写作来发掘并强化美国最具批判力头脑的那些方面。作为研究人类利用证据和思辨的历史的人，思想史学者正可提醒我们，证据和思辨并非是外国才有的东西，而如同苹果派一样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事物。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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