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默：保守主义如何被滥用？
作者：李海默 来源：澎湃思想市场
在欧美政治文化中，常常存在着一种论说分野，即所谓自由-保守派之间的对峙关系，同时，又经常会听见不少人说，自己是偏于保守的自由派，或者偏于自由立场的保守派。自由主义的主要论说不难理解(可参阅笔者：“放任型社会”：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然而保守主义(尤其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保守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保守主义着重强调规则及其稳定性，奉守习俗，惯例和法规(custom, convention, and prescription)，政府应该主要扮演的是一个依规则而行的调解者的角色，因为若非如此，人类可能会陷于彼此伤害的困境中无法自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保守主义倾向于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prudential particularism)的原则，并且是与普世通用性的定义及政治主张相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听到有人说“全世界保守主义者，联合起来”之类的口号。保守主义一般会倾向于认为正义的第一义应该是程序正义与法律的公正无偏倚执行，而不是所谓的“平等”概念，正义要求确保那些既成的和固有的权利得到妥善实现，保守主义乐见这些权利的进一步被推广和普遍，但是却不认为平权运动是正义的必然要求。保守主义认为正义就是根据各人美德之多寡而得到的不同的快乐程度(justice is happiness according to virtue)，保守主义尊重各人天赋才华之不同及后天才华增长上各人显现出的基于偶然性的种种差异。
从这一维度说，保守主义并不以民主为一种必然的优长，而是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真正宝贵的财富在于那些逐渐积累发展而来的代议体系和立法机制，这才是真正值得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最全心全意投入，去坚守、维护和捍卫的东西(参阅A. Quinton的相关研究)。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往往痛批那种政府和中央权威机构意图依据己意，对庞大复杂和动态多元的社会团体和社会人施行统一教化与治理，强力介入规训他们应该如何组织其经济与社会行为的取向， 称其为“墨守书本”而治，讥笑其是妄图在象牙塔里构造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然后以为准此例则，推及四海，天下即遂得太平。
另一方面，政治保守主义的先驱柏克(Edmund Burke)曾说过，最大的恶其实是反复无常与变动不居(inconstancy and versatility)，甚至说这要比固执己见和最盲视的偏见还要坏上数千倍(相关可参阅笔者：议长更迭背后的保守主义政治危机)。 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乃是类似革命那样的社会整体性剧烈动荡，按照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说法，保守主义并不排斥创新，也并不提倡一成不变。但是保守主义希望创新能够是渐进式的，创新者需要能够证明他们的行动是能带来益处的，创新应该指向现存的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创新的过程不能太快速，需要相对地较为缓慢，以使得人们能够观察到后果并因应做出调适。从这种视角看，保守主义强调的是自然而然的发展(organic development)，而反对剧烈的革命性大变动。
相较于更温和的社群主义而言，保守主义明显偏于严苛，社群主义认为个体若反对群体价值，群体当以说服诱导劝喻之，保守主义则认为遇此种情况，群体当以法度规章强迫于个体。保守主义虽严苛，却并非反自由。固然有的人会倾向于说保守主义有滑向法西斯主义之危险，然而，从本质上讲，法西斯主义所注重的是克里斯玛型权威，而保守主义的权威来源却是起自于传统。
也许有的读者会感兴趣，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在美国大选中常常隶属于共和党阵营而非民主党阵营，实际上，这一情况可说源远流长，其来有自。极端强调个体自由的自由意志主义，毫无疑问在整体上是要比保守主义偏左的，但是同时却又比各种左派思潮要更右，自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此类自由意志主义者就开始不断地加入到各种保守主义政团之中，这是一个迄今已历时百余年的长期过程。而在美国，因为此地的保守主义长期以来就杂糅着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宗教上的个人主义原则，故而自由意志主义与取向偏保守的共和党渊源甚深，不仅中国读者熟知的自由意志主义者Ron Paul与Rand Paul父子，美国自由意志主义党近期主推的总统候选人，前新墨西哥州州长Gary Johnson先生前此也曾长期是共和党人(可参阅笔者旧稿：莫雷的“自由意志主义”背景)。美版保守主义甚且能容纳自由意志主义，也反映出保守主义与自由之间本有的彼此合辙交汇之处。
讲到保守主义，自然不能不提一提由其衍生的尤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大行其道的新保守主义(可参阅笔者：小议川普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认为，提倡国家间相互依赖，以及试图构建国际与区域性组织实际是就是将美国拱手交予他人作为人质，新保守主义建议采取一种强势的单边行动和后续的有效规管，认为这样更有助于构建所欲求的和平态势。从本质上，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认为是美国，而非联合国安理会，在向全球提供安全与防卫。美国的行动能力不应当受到各种多边组织制度框架或者国际条约等因素的局限。在新保守主义的视角看来，联合国这类组织不仅是低效的，而且从本质上就是不民主的。在美国领导的框架秩序下，新保守主义强调只有民主国家才是相对更和平的国家，在911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者着重强调非民主国家不仅会直接威胁他国，而且还有一层非直接性的消极影响：即所谓栽培和卵翼恐怖主义势力。
于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出现了，原典保守主义并不特别强调民主价值，新保守主义却特别执着于这个概念。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新保守主义的始创者们都是非常反对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在1960年代时，他们曾明确说过：意识形态化的天性就是预先假定事实，也正是这种天性，使它成为当人们想要真正了解所谈论事物时面临的最大阻碍。然而吊诡的是，后来继起的晚近新保守主义者，却在意识形态上往往无比僵化和死硬。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道，因在国际上(尤其中东地区)执行强硬路线，一度引发美国国内广泛批评，甚且连带严重影响了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声誉。
明乎此，我们可谈今日美国政治，尤其是共和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保守主义之被滥用。共和党初选进行到目前这个程度，立场较为接近建制派，政纲取态相对较为温和的杰布布什和卢比奥都已经退赛，剩下的主要能与川普对抗的克鲁兹是个知名的极端保守派，其在参议院以不能与人合作而著称，而川普虽然在意识形态立场上一手乱牌，不能被简单界定为极端保守，但川普的崛起与最近七八年来极端保守派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煽起的有关“华盛顿决策圈腐化堕落，完全不能代表我们局外人的意志”叙事，以及共和党建制派对此种煽动型叙事的默许甚至纵容都大有关系。这种叙事的核心特质就是“对人多于对事”，主打的不是具体政策面上的交锋与论辩，而是铺天盖地地针对具体政治人物(尤其是奥巴马)的修辞与情绪化性质的无休止攻击。党同伐异，本无足怪，但这种汹涌的政治极化(polarization)现象, 的确事属诡谲。共和党建制派本质上对此种叙事未必真心认同，但他们希望能以此种叙事作为一种强效的攻击工具，争夺回总统地位的宝座。然而吊诡的是，当这种工具真的逐渐显现出作用时，受益的却是极端保守派(目前初选已得516票)，和虽然相信这种叙事却不信任极端保守派解决方案，并执意于选出一位真正“政治局外人”的川普支持者们(目前已得742票)。即使共和党建制派最后试图借无人能突破1237票门槛自动上位而引入其所心仪的候选人(如现任众议院议长Paul Ryan等), 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见类此举动必定会极大触怒已经分化为极端保守和川普这两个营垒势力的共和党选民。所以，换句话说，相对离原典保守主义较近的共和党建制派已经是自陷于罗网中，不得自拔了。
当然，我不是说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就不需要为这种现状负责任。最起码的，奥巴马有两个大错误：第一，他作为美国总统欠缺高超的整合两党共识，凝聚左右合力的技巧，奥巴马甚至在对国会民主党人一事上都存在一定芥蒂与隔膜;第二，现在的“对华盛顿政治圈不信任”的思潮或多或少也与奥巴马对美国整体政治经济情势治理不够十分得力有些关联(可参阅笔者：围绕国情咨文展开的政治角力)，民主党内桑德斯的崛起即或多或少与此有所相关。然而，这些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旨，也不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主要根源，故存而不论。
总而言之，若仅从理论层面而言，则保守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该沦落为一个僵硬，教条，死守抽象理念的意识形态分子，尤其不应该沦为一个立场极端化的，不肯做任何妥协与让步(哪怕在大量事实的反证面前也依旧如此)的政治人。
当然，有的人可能要说，你讲了这么多学院派的保守主义理论，说白了也无非是会和普罗意义的群众运动严重脱节，并因此而流于清谈而已。然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从理论根基上其张力和能量就是与严格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互相排斥，互为反比例关系的，如果保守主义越发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其总体能量几乎势必就会逐渐下降。“矫左翼之偏”并不等于随时随地“为左翼之敌”，将战火与对峙的情形无限延烧。相忍为国，和衷共济，才是真的难能可贵。无可否认，当今现代社会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政治保守主义必须取温和、中正、持平之路径，发挥调适、稳健、缓进之作用，方能自适于时代，并标示出自身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来源时间：2016/4/18 发布时间：201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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