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Andrew Nathan)：中国研究四十载

作者：黎安友  来源：《思想》第5期《转型正义与记忆政治》2007年4月

　　首先感谢大家今天前来听我的演讲，感谢吴介民教授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介民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的学生。用英文来说，他是"my former student"。因为在美国，学生一毕业就不再是你的学生，他独立自治了，借用台湾的一句政治术语来说，已经主权独立了。而在中文里，你如果说某人是你"以前的学生"，人们就会以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断绝了，你才会这么说。中国人认为，一旦曾称你为师，终生就是你的学生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会一辈子保持很宝贵的师生关系，我很幸运有那么多的台湾与中国学生。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邀我到台湾给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讲演，介民为我设定了六讲，每个题目都不容易，而今天的讲演是最辛苦的。介民要我用自己的学术经验来教导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研究的学者。我要如何达成这个任务?我之所以能成为学者，原因之一在于我可以分析他人的经历，而不是审视自己。我比较习惯于用客观的眼睛来分析别人的事情和行为。况且要我指导你们，我不敢当。

　　西方学术的文化，是要尊重学生的自主。刚才介民介绍我的时候说，他刚到哥大留学时，我曾要他"忘记"台湾的故事，对此，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很可能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我真正要说的意义应该是：来到美国、来到哥大，是很难得的研究中国的机会和环境，暂时先把台湾搁下，等将来再回头研究，这样最终会对你的研究更好。其实，我们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我们把研究生看做顾客。在西方，顾客不是有主导权吗?作为老师，我先要打听一下你的目标，你的生涯规画方向是什么，然后成为你的助手，很礼貌地提出我的建议，但不能是命令性的，只是指引性的。

　　迷上中国学：费正清的启发

　　我是在1960年读大学一年级时开始研究中国的。掐指算来，已有46年。46年听起来彷佛很长，但经历过这段时光的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事情彷佛才刚发生过一样。这使我想起时间是有相对性的。一个人回忆往事经历，时间似乎很短暂;但是在自己的记忆之前经过的时间，却似乎是在很久很久之前。

　　最近，我曾租了一部1960年代的喜剧电影，同我的5岁小女儿一起看。她知道这是一部老片子，于是就问我："爸爸，当我还是娃娃的时候，你就第一次看过这部电影吗?"在她的想像之中，没有比她还是娃娃时更早的时代，她的幼儿时代涵盖了所有记忆时间。

　　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开始研究中国之前，中国好像是个远古的历史，前世的事。即使在此之前，许多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逐步建立这个领域。在我的心中，1960年代是一切都崭新的初级阶段。

　　1960年时，我是在费正清的影响下进入中国研究。当时我是上哈佛大学的大一新鲜人，哈佛大学的学费很贵，我受美国这个商业化社会的影响，觉得要选一门值得花了这么多学费的课程才好。法文、美国史、生物、数学等课，一般的大学也有，就不值得学。我查了课程表，发现费正清的"东亚史"这门课只有在几所名牌大学里才会设置，除了哈佛，好像只有耶鲁等极少数大学才有。东亚离美国很远，也值得了解一下。当然，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研究是任何一所好的大学甚至许多高中的课程的一部分。

　　我选了费正清代号"社会科学111"的东亚史，秋季第一学期是从上古到19世纪，春季第二学期是19至20世纪的东亚近现代史。当时的费正清是一位53岁的"年轻人"(这是从我现在的观点说的–因为现在的我比那时的他还要老)，可是当时我觉得他是无法想像的老。他个子很高，头发白，目光清冽，还戴着眼镜，管理着一大群学生和一大堆专案。他工作很辛苦，早上8点钟，你还在床上睡觉时，若电话铃响了，就是他打来的。他在电话中说："我看过了你的论文"，昨天才交的，不是上周或上月交的，"有些建议想和你讨论"。如果他要把论文交还给你，他会要你上午9点钟时到他位于校园的住家门口见他。9点钟，他一手拿着皮包–里面有你的论文–一手拿着一把电动刮胡刀出现在门口。然后，你和他一道走向他位于哈佛图书馆的办公室去。一路上，他告诉你关于论文的意见，还一边走一边刮胡子，很省时间。他对你论文的几点建议，都非常有系统。当我们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会见就结束了。他把论文交还给你，就开始自己的工作;而你则可以回家，继续睡你的觉。

　　事实上，当时中国研究正处于某种初级阶段。费正清于1955年在哈佛创办了东亚研究中心，就是后来的费正清中心。他与别人合开东亚史的课，他讲中国。他与别人合着的教科书《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Asia:TheGreatTradition,1960)和《东亚：现代化的转变》(EastAsia:TheModernTransformation,1965)[1]正处于付印之前的最后校对阶段，油印的校样复本就放在图书馆里供学生们传看。

　　费正清的研究和讲课有两大特点：一是资料丰富，搜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成果，还有日本专家、台湾专家关于东亚的研究成果。不过，并不包括中国大陆的研究，因为当时与大陆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联系。他的研究范围很广，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都包括进去，还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都写进去。

　　第二个特点是，他一直持续地指出什么领域或问题还需要被研究，天天提出一些学者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被开拓的题目，他吸引你参与一场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让你也变成一个学者。他并没有直接指定你参与，但展开了足够的空间供你深入研究，作出贡献。费正清这种好奇心也是最吸引我之处。这与我所选的其他课程形成强烈的对比。讲欧洲史的教授也是很杰出的，但他总在强调那些已被发现的所有东西。他的课给你的印象是，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已被权威地解决了，你没有办法介入、无法插手，那是一片僵化的领域。这个印象可能不对，但当时他就给我留下这么个印象。

　　小黄瓜与英国午茶：费正清的国际学术网络

　　费正清当时积极于和台湾、日本、香港、欧洲、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研究者建立联系。只要这些学者有机会到美国，他就会邀请他们到哈佛大学访问。这些学者会在每星期三下午5点半到他家中喝茶，英国式的茶会。他在英国留过学，他的太太会做些小黄瓜三明治摆在那里，这些小黄瓜非常没有味道，也没有营养。学生们可以到他家中与这些学者见面，他会为你介绍许多专家："这是安迪，这是日本的某某教授。"然后就走开了，可是你不会日文，他也不会英语，你不知说什么才好，也不好意见走开，只好默默吃这些没有味道的三明治。他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研究所，并在历史系之外的其他系也播下了中国研究的种子。他告诉我要进入政治学的领域，"因为现在有够多人在搞历史了"。

　　如今回想起来，费正清在研究上的努力、他散发的学术气质，以及整合能力，依然还是超乎想像的。我能想到的足堪比拟、却不同气质的学者，只有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同事、已退休的狄百瑞(WilliamTheodoredeBary)教授。费正清的好奇心吸引我进入中国研究，而这种好奇感直到今日仍在吸引我继续探索，因为中国研究这个庞大的主题有无穷无尽的内容，而且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当时的学术界文化虽属自由主义，但仍属比较传统和权威的时代，教授会对你说："你可以做这个题目。"这当然有它的好处，因为现在的研究生在做研究时会犹豫徘徊，不知道定什么题目好。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会给你一个题目。当时找工作是靠老同学、老朋友建立的男性人脉关系(oldboynetwork)，费正清的权力大、精力也旺盛、关系多、思维也敏捷，他打个电话："你要安迪吧!"就能把你派到某个学校去工作。

　　我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开始学中文的。当时要选主修，我对欧洲史、法语、生物等不感兴趣，就选了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我去找他，要他签名同意。当时他正在工作，头也不抬就说："你当然会选中文。"说完便把签好的表递给我，我就走了。中文是个分量很重的课程，10个学分，能用掉你的大部分时间。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我学中文，但我是个听话的男孩，只好去做他要我做的事。

　　当时中文课班上同学主要是研究生，不少同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包括傅高义(EzraVogel)。当时他是社会系的年轻助教，他的研究主题本来是日本，听从费正清的指导改为研究中国，他也开始学中文，后来学得很好。当时大学部学生修中文的不多，30个人的中文班里只有4个大学部学生，因为大学部没开这门课，所以一般是到了研究所才学。之所以没开中文课，是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闭关锁门的敌国，贫穷而又遥远。而今天，在大多数大学和许多高中都开设了中文课，大学生毕业后还可以去中国留学或工作，所以他们进入研究所时，已有很好的中文基础了–当然，许多来自台湾和中国的学生有着先天的优势。因此，中国研究领域学者的水准大大提升了。

　　学中文早一点起步是件好事，因为中文那么丰富、中国研究是个如此庞大的领域。晚了，就难以找到令你感兴趣并可掌握的研究主题。但在大学部阶段就研究中国，使我的西方文化养成训练一直不足。后来，我在哥大教授西方文明的核心课程(如西方政治思想史)时，就不得不自行补缺。所以，至今我什么也不通，既不是中国通，又不是西方通。什么都不通也不错，它的好处是让我自知知识的不足，这成为促使我不断学习的动力。我的研究兴趣至今还没有衰退，还没有成为枯木死灰。

　　台湾印象：钜变的四十年

　　1963年，当我提前一年从哈佛毕业时，从学校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条件是你要离开美国一年。你在国外干什么它不管，只要365天之内不得回国。我在香港待了一年。我去香港的途中，于1963年8月顺道访问了台湾。1967到1968年间我又返回台湾作博士研究。

　　台湾当时又穷又落后。我到时又刚刮过一场台风，街道淹水，当时的水沟是没加盖的。计程车和三轮车缠着你，嚷着要做你的生意："先生，坐我的车!"、"坐我的车!"很多三轮车夫是国民党的退役士兵，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都是山东人。红色计程车在你身边慢慢开着，要你上车，车里则没有计程表，车内很脏、很破，你甚至怀疑它能不能开到目的地。如果你打算乘坐，得狠狠地讨价还价一番，会浪费很多时间。讨价讨得少，自己觉得吃亏;讨得多了，你又觉得占了他便宜、剥削了他，对不住他，心中不安。因此，甘脆自己走路更单纯。

　　因为长像不同，小孩子老是跟在我身后，指指点点地叫着："外国人!外国人!"。街上小汽车和卡车很少，货物都是用板车来拉的。当时，我住在现在的仁爱路三段，再过去，也就是现在四段一带，就是农田了。当时的敦化路一带还是稻田，松山机场是唯一的国际机场，开车出城还得走很远一段路、经过大片的农田才能到。

　　我当时只有20岁，感觉这里离家很远。当时当然还没有网际网路，也没有国际直拨电话。除非家中亲人去世之类的大事，才会去打国际长途电话。一般的情况下，只有靠航空信与家中互通资讯。收到回信，大约要等3周以后了。

　　台湾当时是威权主义统治，很专制，是一个警察国家，你可以感觉到人们的恐惧。大家不谈政治，即使是谈简单、不那么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拐弯抹角地说，声音压得低低的，表情很紧张;或是把你带到街上边走边交谈。他们会暗示你，但不会告诉你什么具体的事情和想法。我认为，他们也没有机会形成什么更有系统、深刻的想法，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危险。有些人想讨论台湾意识、国民党的压迫、二二八事件，还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等。他们遭到警察的监视，或是在党控制的媒体上受到攻击，或者失去了工作、甚至被捕。

　　简而言之，当时的台湾遥远而又迥异，我在1960年代也访问过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南越等地，也都是如此。我只觉得全亚洲到处都很贫穷、落后。我当时认为自己看到了亚洲，亚洲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亚洲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年轻，不懂得一切都在变化。就如你们知道的，其实就在那时，一切都已开始在变化了–亚洲开始兴起。可我当时只看到表面的状态，没有把亚洲视为处在一种转变过程当中。我年轻时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成年人就是成年人，孩子就是孩子，永远就是这样。人在没有见过许多转变之前，就是这样认识世界的。可当我们环视今天周围的台北–101大楼、君悦大饭店、仁爱路、敦化南北路、台大、中央研究院–我们不得不说，一切都变了，变化大到不可想像!

　　未来40年还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吗?我自己能想像40年后的亚洲和台湾是个什么样子吗?我大概不能想像。首先，我没有方法去推测。其次，人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都是暂时性的;即使意识到了，情感上却难以承认它。我们所在的大楼可能将来就不存在了，我们本人将来也不会存在。这个想法与现在的气氛不适合，我不多说了。

　　郭廷以：扞卫学术专业的先驱

　　1967到1968年间，我到台湾来作博士论文，研究民国时代的政治。费正清要我到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去找张朋园。张朋园是研究清末明初的专家，参加过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不管谁找他，他都很热情地提供帮助。我们成了朋友，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是好朋友。朋园是近代史所创办人郭廷以先生担任所长时聘用的优秀青年学者之一，现在已经退休，快80岁了。

　　郭廷以先生像费正清一样，高个子，大眼睛，但比费正清更严肃、更能让你觉得"恐怖"–不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是郭廷以的"学术恐怖"!他盯着你，好像一点感情也没有，只对你的学术成就感兴趣而已，别的他不过问。他说话很少，只做事。年轻的研究人员却都爱他，为什么?我后来逐渐了解，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是一位处于国民党意识型态控制下，奋力建立客观独立学术的先锋。中国近代史可能是当时台湾最敏感的学术题目，因为它涉及执政的国民党历史，这段历史怎么也说不上光彩，虽然当局想把它描绘成不是这个样子。郭教授认为，应该用客观的方法独立地去分析，要说真话、写真实。这个立场让他吃了很多苦头。国民党的党棍攻击他，说他卖国，出卖宝贵的国家学术资料给外国学术帝国主义者，说他不忠于国民党。他也因为与费正清、韦慕庭(C.MartinWilbur)的关系而受到激烈的攻击。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当上近史所所长，但他的确当上了所长，而且为了真正的学术自由和客观独立的学术价值观奋战。他保护所里的年轻人，免受外界的攻击，让他们有一个自由发展、追求历史真实的空间。他从福特基金会拿到经费，以交换学术资料和从事口述历史，采访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口述历史的访谈，都由沈云龙教授执行)。他同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培育了学术交流联系，送青年学者去海外进修，也欢迎像我这样的国外学者来研究。

　　1960年代后期，郭教授最终被迫离开台湾到纽约。哥大东亚所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可是他不会英语，也很少去，很孤独。我当时还是害怕他，而且那时候我是个忙于追求终身聘的年轻助理教授。我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多去找他，一是照顾他，二是向他请益。1975年，他在纽约去世，我很难过。郭教授在世时编纂了一套完整的、详尽、公正的史料，《民国大事日志》(四卷)，记述到1937年。他无法出版这套书，因为它太客观真实了。他一直在修改和完善手稿，直至他去世。当时，他的儿子把原稿交给了我，由我保存。后来，台湾的学术气氛宽松了，我把它送回台湾交给了朋园等人，他们设法出版了它。现在从网路上可以查到它。据我所知，它仍然是早期民国史中最完整、最有权威性的编年史。

　　郭教授为学术自由而进行的奋斗，对于今日在台湾研究历史或社会科学的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近史所是从事严肃认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学术单位，它寻求把事实与价值观分开，寻求证据以验证观点和理论，而且是在国际对话互动的大背景下进行。我们要感激他为学术而作出的牺牲。

　　中国：一个在月球的陌生国度

　　如果说"自由亚洲"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异域;中国大陆当时就是完全不可能进入之地。彷佛不在这个地球上，而在月球的另一面。按今天的标准，我们对它是出奇的无知。

　　美国对中国一贯采取围堵和孤立的政策，这意味着美国人不能访问中国。你还不能把中国的产品带入美国。如果你在香港买了中国的工艺品、玩具或家具，你需要搞到一张商品的"原产地证明"，证明它不是来自中国，或即使产自中国，得也要是1895年以前的产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者甚至不许人们到与大陆交界的罗湖桥。我坐火车到罗湖去看中国，却发现港英当局在边界之外又设置了一道关卡。1964年我访问尼泊尔时，还特地到边境去观看对面的中国，但是一眼望去，并没什么可看的。

　　当我1963年拿奖学金到香港访问时，在澳门待了几周，采访了几位艰难冒险从大陆逃出来的农民。当时我的中文不够好，还请了一位翻译，询问中国南方广东省公社的状况，让我了解到公社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当时我们学者藉以获得实况资讯的方式。研究做得很粗浅、很初步，但都很新鲜，因为极少人在这样的题目上作研究。当时我才20岁，写了〈中国的工分制度〉在香港的学术刊物CurrentScene上发表了，算是一个贡献。现在你们的论文和田野调查报告，要比当年我们的深入、高明得多了。

　　我们当时对中国的所知确实肤浅。1966年，薛曼(FranzSchurmann)的钜着《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型态和组织》(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1966)出版了。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研究生大为震惊，兴奋不已。薛曼告诉我们，中共制度组织得很完美、很漂亮，政策是在上层精英中经过讨论而形成的，然后通过一个严密的组织网路传达下去，按照意识型态的概念让这些政策意义清楚明白。虽然这是项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如今了解到当时我们对中国知道的太少了。正当一本称赞这种机制的书问世之际，毛泽东却毁坏这个制度、使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外界学者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1950、1960年代的中国不是我们当时所想像的那个样子。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外界一无所知。一位学者藉香港地利之便所观察到的迹象，发表了一篇关于饥荒的文章，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说他证据不足。当凌耿在台湾国安单位的协助下，以他红卫兵的亲身经历出版《天雠》这本书，揭露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外界也拒绝相信，认为它是反共的意识型态的宣传。

　　由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怜，借用毛的一句话，真可谓"一穷二白"。与现在相比，当时对共产党中国的研究更多是政治上的阐释。费正清经历了与麦卡锡主义的抗争，对此他在回忆录中已有讲述。到了我这一代，环境不同了，年轻的亚洲学者反对越战，采取了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t)的立场。因此，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非常敬重他们所谓的"毛泽东实验"。一个叫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ofConcernedAsianScholars)的团体派了两个代表团到中国，回来后发表了赞扬中国的正面报导的书，称赞它正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追求平等，发动群众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追求发展，男女平等，用调解的方法处理社会冲突等等。1970年代初，我在哥大的同事奥森伯格(MichaelOksenberg)和其他可敬的学者们编了一本书《中国发展经验》(China’sDevelopmentalExperience,1974)，谈及中国在公共卫生、环保、小企业等方面的极佳创举，要求我们向中国学习。这些正面的观点来自于受中方所诱导的参观和汇报。

　　初访中国：1973年的学习团

　　我也随着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了。那是在1973年，参加一个纽约州教育界"学习团"(StudyTour)，这是当时很典型的浮夸名称。当时没有个人访问，不能旅游观光;凡是访华的美国人都要加入由某个中国官方组织主办的代表团之中。个人旅游签证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发放。

　　所有这样的团体参观，都是由中方精心安排好的。我们的团队约有15人，到了中国后，有国家安排的几名中央级陪同人员和翻译，到了所访问的4个城市，每个城市又会配上几名当地的陪同人员。坐着大轿车参观，吃在宾馆。到了一个单位，先到大会议室里坐下。有两种坐法，一种是每人一把带座垫的大扶手椅，围成一个圆圈，团长坐在接待我们的大首长的旁边;;另一种是没有大首长接见的场合，大家坐在一个长桌子的四周，桌子上有花生、茶和橘子。我们听官员们冗长的"简单介绍"。一切都经过翻译，你可以记笔记，也可以提问题。然后，集体在那个单位中走访一圈。你无法脱离团体，无法私下与任何人作任何实质性的交谈。

　　我们弄不清所看到的一切是否真的。有一次，我们参观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当时大学不招生，关门了。由进驻大学的工农兵宣传队的队长简单介绍情况。队长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士兵，而从农村回来的老教授们都恭恭敬敬地坐在后面默不作声。这位大兵很骄傲、很自信地告诉我们，为了重开大学，以前所有反革命的教科书都得修改。教授们接着发言，说他们下乡和农民在一起耕田、喂猪，是一个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的好机会，所以从下放农村的劳动改造中收获很多。我们回到旅馆，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争论着：这是真的吗?事实是这样吗?大多数人都被教授表面上的真诚所打动了，认为这就是真的。

　　当时访问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和文章，都是按照在中国短期访问的见闻写出的，这些书受到欢迎。我之所以很幸运没有发表这类赞扬文章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自己当时正忙着把我论早期民国政府时期的博士论文，扩充成专书出版，因此没有真的开始研究中共。

　　中国研究四十年的转变

　　从那时起，中国研究的领域已变化很大，大部分变化是向好的方向变。

　　首先，今天有关中国的资讯多得不得了，丰富得吓死人，难以应付。我们还可以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抽样调查，可以在草根基层访问，并相当自由地与人们交谈。我们可以采访学者，有些国外学者还可以采访高官。

　　我们可以阅读成千上万册回忆录、传记、年谱、汇编、手册，可以了解各种各样的课题。我们可以使用中国的图书馆和网上搜集的资讯，而且中国开始开放外交部的档案。虽然我没查阅过，但我不认为这些档案现在已开放的部分有多大的价值，就一直没有去看。不过，开放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一种进步。我们同中国的学者合作，来自中国的学生同我们一起学习，然后写出这个领域中一些最佳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事合作项目。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还带给我们了很多着作，例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天安门文件》等等。

　　现在虽然还有禁区、敏感时期和敏感问题，但中国已经不再是处于月球那一端，而变成了一个对我们的研究大体上开放以待的社会。

　　其次，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生也投入中国研究;这些学生的素质更高，学术领域内或领域外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第三，中国研究领域中提出的问题和采用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化，现在很难藉由文献回顾研究来界定哪些议题不属于中国研究，因为有太多议题正被研究着，多到让你很难跟上脚步。有更多的实质性材料可供分析，也就不那么专注于政治化的分析了。

　　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区域研究和学科的对立，已不再是问题了。以前各学科看不起区域研究，认为它没有理论，只是提供一些例证、原始材料，现在学术界承认了区域研究的价值。就从我自己的学科来说，政治学珍视那些对中国有真知灼见之人，并且认为中国是个重要的案例，可被包容进入对各种课题的研究之中。现在都承认，抽象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每一项研究都是对某地的研究，事实就蕴含在复杂的来龙去脉之中。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

　　学生永远最迷人

　　我知道时间已经用完了，可是才讲到1973年，还有三十多年经历尚未讲述，我想留下来让介民老师下次再请我回来讲学。

　　最后，还是回到开始时的主题——学生。我是1971年开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哥大早就是研究中国的一个中心，盛名一直不衰，韦慕庭、鲍大可(DoakA.Barnett)等名师在此，所以很多优秀的学生前来求学。我不用费力就可以教到很优秀的学生。我教书的第一年，就教过一年级研究生卜睿哲(RichardBush)。他后来是很有名、很权威的人士，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在台北、北京和华盛顿都受到信任。多年来，我在纽约说"卜睿哲是我的学生"，使台湾和中国来的专家吃惊，这让我一直很快活。人们一直无法相信他曾是我的学生，因为他那么优秀，比我有名、重要、有影响，看起来也比我年长。

　　学生们进入学术界、企业、外交界，甚至情报系统。1970年代初毕业的苏葆立(RobertSuettinger)进入中央情报局，后来升到国家负责东亚的情报官，柯林顿时期还担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有一次，有个代表团为了人权的事要去游说白宫，听说他是我的学生很高兴，我就帮忙打一个电话给他："老学生，我们要过去了，你准备接待吧!"我为自己有这么优秀的学生很感骄傲，但后来也有一点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比我早退休!

　　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眼光仅盯住当时，认为一切就是那样，像我当初认识亚洲一样。后来，随着时光流逝，学生们继续发展，不少人事业很成功，这使我日益感到，欢乐地观看着他们的成就如日在中天，没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了。一个人花10年写一本书，然后发现它很快就过时了–甚至自己对它也不再感兴趣。但是你学生的生活总是新鲜和迷人的。一个人感到他自己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帮助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和思想家沿着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前进，这样，他们也可以接下去给他们的学生做出同样的贡献。

　　所以，这一次我特别感激有这个机会能结识你们清华大学这一批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青年学子们。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6/3/3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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