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尚未终结，自由主义者仍需革命

作者：布鲁斯·阿克曼  来源：雅理读书

　　本文为《自由革命的未来》一书的第一章：一个新时代。作者布鲁斯·阿克曼，译者黄 陀。本文于2016年2月18日首发于雅理读书。

　　历史的终结，还是“一个新时代”

　　从华沙到莫斯科，再到哈瓦那，一个幽灵在世界上空游荡，仿佛从坟墓里飘出来一样：革命的民主自由主义又回来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出现，令自由主义者们感到颇为讶异。现代自由主义思想早已转向反对革命的一面。对于怎样理解现在这历史时刻的含义，自由主义者们毫无准备。

　　对“革命”这个概念的夺取，是马克思主义在1917年(或更早的年代)最具深远影响的举动。当然，即便是在列宁主义的巅峰时代，非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数量仍然远远多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但是列宁主义者们成功地令几乎每一个人相信，只有列宁主义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而其他人最多只是在打着革命的幌子罢了。唯有汉娜·阿伦特对这种独霸概念的行为提出了抗议。我据此认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革命”这个概念本身，然后才能对其未来加以阐释。

　　我们同时面临着另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要求我们在重新审视革命的同时，也必须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惨烈斗争令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们倍受创伤，以至于他们成为“革命”这个概念的坚定反对者。而我若在此重新强调“革命”的中心地位，则必须对如下这种老生常谈的自满作出正面回应：对于已经“成熟开化”的西方人而言，自由革命或许应该只属于那些仍在挣扎着从暴政的水深火热中探出头来的、处于社会发展较低阶段的人们?马克思主义者们或许至少说对了一点，即，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这样吗?还是它才刚刚开始?

　　发生在东欧的革命不仅仅摧毁了苏联，也令西欧坠入了根本性的失衡当中。西欧各国对自身的基本条件全面恢复行使主权，还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头一回。当美国的影响向大西洋的彼岸逐渐退去，欧洲人将重获为民族主义而疯狂的自由。充满竞争的欧洲国家格局带来了两场世界大战; 四十五年来的相安无事，并没有使这种格局消亡。

　　除非人们采取果断的行动，否则民族主义曾造成的悲剧将会重演。将东欧的革命看作仅仅是冷战的终结将是一个惨痛的错误。东欧的革命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更大挑战的一部分。当前，民族主义团体垄断了动员民众的艺术，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们却对此听之任之，继续依赖精英统治的手段——这种手段在美国独掌西欧的年代曾经成就斐然。但这种以在马斯特里赫特达成的协定为代表的正常政治模式，在新的环境下还能否足以应对局面?赶在传统的均势平衡催生新的民族主义摩擦之前，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们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革命动员的需求呢?政治精英们幻想着可以脱离民众的支持去构建一个强大的欧洲联邦，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摆脱这种幻想的时候了呢?

　　一旦我们开始严肃思考上述这类问题，正在浮现中的自由主义秩序将向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宪政”与“法治”作为自由主义者共同的口号，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然而，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背离了二十世纪反对极权主义的惨烈斗争这个主题，转而专注于怎样保卫个人权利不受官僚机器暴政的侵犯。后者当然永远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也无意将其搁置一旁;但现在与保卫个人权利同样重要的，是一个迥异但相关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宪政制度下，让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机会，去构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政治秩序?革命自由主义的命运如何，当然并不仅仅取决于宪政上的创造力;文化、经济和地缘政治都是举足轻重的因素。但是，宪政主义具有创造力的角色很容易被低估。因此，担心自由主义者们不能对宪政的潜能完全加以利用，并非杞人忧天。

　　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我认为，在革命之后，自由主义者往往会获得一个特别的政治机遇。革命成功的一大特征便是在短期内产生一个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使得动员各种力量来为宪政创造广泛的、深切的支持成为可能。如果革命后的领导集团抓住这个机遇，将可以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政治发展设定规则。而革命者如果缺乏有力的领导，这个宪政机遇将被白白浪费。

　　上面我简要提及了宪政构建的紧迫性，在书中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探讨，在法律制度的其他方面，看似互相矛盾的不同反响怎样让宪政构建的创举更加艰难。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对旧政权下的不公和罪行进行纠正的努力。这些努力有很多种形式，如提起刑事公诉、公开秘密警察文件、返还旧政权于一代人或者几代人之前没收的私有财产等等。原则上说，很多这类主张看起来迫切而且必要。但是，这种对正义的渴求如果被充分满足，革命后脆弱的政治共识生态将被打破，而这种生态恰恰是自由宪政的强壮发展所必需的。更具智慧的举措应该是，控制住社会对纠错正义的需求，同时将其能量导向建设持久宪政秩序的事业。

　　然后我将探讨，在现实中，法官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充当自由宪政的守护人。美国的司法审查历史悠久，经验颇丰。但在很多问题上，欧洲的司法审查模式有着更多的值得学习之处，尤其是德国于希特勒所造成的灾难过后在基本法方面的努力。在本书的最后，我将回到最初的主题：1989年的革命，到底是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还是开启了自由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自由主义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面貌?

　　这部著作的内容充满着不确定性 。十年以后，我今天对于自由主义革命充满希望的论调也许看起来会很荒谬。自由主义的希望总有一些看似荒谬的成分，这种希望却历尽二十世纪的劫难生存了下来。问题在于，下一个世纪的环境是不是会更有利于自由主义的繁荣——而不仅仅是存活。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很多人力无法控制的因素，但它也同样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学习过去、为未来创造更好的政治制度的能力。

来源时间：2016/3/30   发布时间：2016/2/18

旧文章ID：9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