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名晖：说说卡特总统的地缘政治遗产

美国前总统卡特于12月29日以百岁高龄辞世，虽然他并未连任成功，但是在他四年的任期（1977–1981）之间，却为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留下关键性的注解，虽然一部分是以美台关系作为沉重的代价而成就。

在1970年代晚期，东西方阵营依旧对立。卡特之前的尼克松与福特政府已推动东西方关系缓和（Détente），但苏联的全球扩张（如在第三世界扶植政权、扩张军事影响力等）仍引起美国战略焦虑。

卡特的团队在地缘政治的主张大致延续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Rimland），以及凯南（George F. Kennan）发展的围堵（Containment），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更是当时地缘政治的集大成者。布热津斯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并在民主党政府中崛起为国际事务专家，他强烈主张在全球各战略区域压制苏联的影响力，同时把中国视为美国制衡苏联的重要合作对象。布热津斯基主要政策理念包括：围堵与渗透（Containment and Penetration）：主张东欧乃苏联软肋，应在该地区进行渗透与心理战。延续尼克松政府的「三角外交」，他主张进一步推动中美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削弱苏联的全球影响力。对第三世界的「选择性干预」：为防止苏联趁区域动荡而扩张势力，强调在具战略利益的地区应有适度干预。

卡特有时强调美国对独裁政权的施压，但布热津斯基更在意的是美国的战略利益与防范苏联渗透。然而，两者都同意必须对苏联保持戒备，并积极利用与中国关系的改善来牵制苏联。在台海政策方面，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向中国承诺「永远不承认独立台湾」，但是卡特持反对意见，认为会减少面对中国的选项。

虽然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是极为现实主义的「大棋局」，但是卡特将个人的理想主义与人权主张投射其中，使得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有矛盾与犹疑色彩。卡特在竞选期间即表达对人权议题的重视，认为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必须在外交政策中彰显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却是极为务实，主张美国将于有必要时对波斯湾用兵以保卫其国家利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时发生，但是大多数的政策仍是尽可能贯彻人权和理想主义。

卡特强调外交政策必须彰显民主、人权与普世价值，这种作法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部分地区都引起争议。布热津斯基则是奉行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的大战略，关注的是美国在冷战中如何维持全球优势，只要能巩固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或阻挡苏联的影响力，他可以不在乎合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人权纪录。

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是卡特政府的重大失策，并且影响选情而未能连任。卡特政府另一项未竟之业是1979年与苏联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 Treaty）。当时为减少冷战紧张的情势，美国采取和缓政策积极接触苏联，随后爆发的苏联侵略阿富汗却使得限武条约破局。国会担心莫斯科重拾扩张政策，因此并未核准SALT II 条约，藉以警告苏联不要想染指中东。美国虽然透过军援阿富汗圣战士拖垮苏联，讽刺的是他们却也是往后发动911的恐怖份子。

中美建交是卡特任内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事件，中美互动可追溯到1972年的尼克松访中和「上海公报」，但是后续的美国总统并未将中美关系视为重点，越战吸引大部分的注意力。卡特上台后，重启此前的中美外交关系，并在1978年底宣布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展现的不只是卡特对中国的重视，也体现布热津斯基对于如何利用中国制衡苏联的盘算。他认为台湾已不再是冷战中对抗苏联的「决定性筹码」，且若继续与台湾保持正式同盟关系，将影响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倾向于让台湾成为「次要但不可放弃」的地区利益。

与中国建交的另一面，是美国和台湾（中华民国）正式断交。为因应国会与国内舆论的反对声浪，美国国会在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规范美国对台军售、以及外交的非官方身分对台湾的持续支持，为往后中美台三方互动定下基调，稍微减少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不论是里根政府的「六项保证」、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或是后续政府的外交操作，都在卡特时期奠定基础。这种「理想与现实折衷」的双重性格，成为卡特时期中美台关系运作的关键，也使得美国在道德上无法放弃台湾。即使是极端现实的川普，也未必能因为利益推翻四十多年来的美国对台政策脉络，只能以「交易」作为平衡的策略。

如同多数评论认为卡特的贡献大多不在总统任内，中美建交主要的效应也是来自于卡特的任期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大陆的菁英便有了前往美国的机会，其中固然有部分人士带着政治立场，但是在接触美国后带给他们的冲击却埋下对不同世界期盼的种子。随着他们回国间接带给身边的人不同的见闻，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有能力出国者将子弟送到国外，无论是否有再回到中国，他们都成为中共政权下第一批接触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先行者。

这些人士回国后有的参与推动地方有限选举，或是引进西方的稽核制度到国企，甚至是在国际私法的推动也让中国有了具资本主义的财产和信托制度。如果没有中美建交，这一切或许都不会发生，中国往后可能就不会出现「三个代表」的土壤，而是对西方价值和资本主义更为抗拒。

若没有透过建交推开这扇门，西方价值更难以滴水穿石的方式进入中国，1980年后的中国或许会更像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放大版朝鲜，必然对于东亚地缘政治带来更难估算的变数，欧亚大陆也会因为中苏合作盘据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西欧国家只能退缩在一隅。美国和北约与对峙于铁幕另一侧的世界情势，将使得人类垄罩在长期的核武阴影。撬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透过建交改中国的社会型态，是卡特任内至大的无形成就。

或有论者认为，没有中美建交的台湾会更安全，中共也将快速崩溃，作为核武国家且人口达十亿规模的中国，若是在一夕之间成为失败国家的代价不是一个朝鲜的体量可以估算。若是在骨牌效应之下形成中苏朝三国崩溃，周边国家将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压力将更为巨大，一个不能管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东亚世界，恐怕也不能造就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

历史没有偶然或必然，回到历史的当下进行整体的诠释也不一定真正能还原本质的样貌，但是在中国体制内发生的改变却是成功地让中国接受国际规则。即便在谈判的过程不一定有结果，但至少台湾外保没有了「单打双不打」，东北亚的六方论坛也才得以成形，这些都是推开中美关系的偶然之门才得以呈现于今日。中美建交后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及与西方文化的再认识，过程中将全球文明的交往思维带往较和平的方向，推开的不只是通往中国之门，而是全人类文明互鉴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