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严忠：中国停止外国收养儿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9月6日，中国宣布将不再允许外国收养本国的儿童。此前，丹麦和挪威两个国家今年早些时候也宣布暂停其国际收养计划。美国家庭一共从中国收养了82,674名儿童，数量为所有国家之最。该决定将影响正在进行收养的家庭，而许多这些家庭因为新冠疫情已经被拖延了好几年。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zhong Huang）博士发表了一篇题为《停止收养？解读中国国际收养政策》的文章。卡特中心《中美印象》就该问题对黄博士进行了专访，讨论中国做出这一新政策的原因及其对美中关系的潜在影响。黄博士也是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健康研究的教授。他还是《全球健康治理》——新健康安全范式的学术期刊的创刊编辑。

米兰达·威尔逊：您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终止国际收养计划的一个动机可能是《海牙收养公约》中的原则，即国内收养优先于国际收养。但正如您所提到的，中国自2005年起就是该公约的一部分，为什么会在此时做出这个决定？

黄严忠：中国自2005年就加入了《海牙收养公约》，但从最近中国决定终止国际收养的时间来看，该决定似乎跟公约的关系不大。我认为中国在遵守公约的国内收养原则方面有良好记录：在2005年国际收养的高峰期，其国际收养的数量也仅占其总收养案例的四分之一。因此，国内收养优先原则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尤其是在2005年以来，我们看到国际收养案例的显著下降。即便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一数量已经降到了只占总收养案例的很小比例。

人们喜欢提到俄罗斯的案例（作为解释终止外国收养的一个原因）。2013年，俄罗斯决定禁止美国家庭收养俄籍儿童。他们称之为“季马·亚科夫列夫法”，以一位21个月大的俄国男孩命名，该男孩在美国被其收养父亲遗忘在车内九小时后去世。然而，这种负面宣传在中国或美国并不存在。在两国，我们听到的都是成功的收养故事，描绘了收养家庭的爱心和无私奉献。但我认为俄罗斯的收养禁令具有相关性，因为从俄罗斯决策的动机来看，更多是出于政治因素，而非对在美俄裔儿童的关心或担忧。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禁令更像是一种直接的报复措施，以应对美国对涉及人权侵害的俄官员实施的制裁和限制。基本上，俄罗斯将该禁令用作筹码，试图从美国方面获得让步，以解除对俄官员的制裁。

当然，我们仍然没有确切的内部信息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做出这一决定。可以想象一些高层决策者可能会想，“这样做不好，怎么能允许我们的孩子被送到美国成长，长大后又反对中国？”我认为这个决定更可能与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及中国向更注重安全的政策转变有关。限制国际收养的背后逻辑可能与优先使用中国制造的软件和计算机产品，以及不愿向外界分享生物样本或遗传材料的决策逻辑相同。

关键问题在于缺乏互信。当你拥有信任时，就无需担心像国际收养这样的议题被政治化或安全化。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加剧的两国互信缺失，现在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国对安全问题的过度关注引发了其对手的类似反应。当中国看到美国在保护其半导体行业、供应链和最近的生物技术领域时，中国对自身产业的焦虑也在加剧。这种焦虑可能促使中国对诸如国际收养等政策过度安全化。

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一方面是中国被认为无法照顾残疾孤儿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是这些孩子在美国家庭成长的成功故事，这个对比可能会在中国引发一种担忧，认为这一问题会被所谓的美国“敌对势力”用来批评中国体制并炫耀美国软实力。

实际上，我注意到一篇发表在民族主义网站观察者网上的文章。这篇由一位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为政府的决定辩护，基本上是说：“那些成功的被收养儿童的案例，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过度解读，可能被用作赞美美国的材料。”

米兰达·威尔逊：您在文章中提到国际收养对中国出生的特殊需求儿童和婴儿有益，这些儿童可能经常被忽视。您能分享更多关于为什么国际收养对这些儿童有益的原因吗？

黄严忠：假设一个孩子没有被收养，你认为他会有更好的生活吗？如果没人愿意收养，他们可能会在孤儿院待到18岁，而之后的未来也可能不确定。我们必须承认，国际收养家庭，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家庭，表现出更大的意愿去收养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在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实行的时候，美国家庭也更倾向于收养女性儿童。后来，当计划生育政策放松时，大多数国家孤儿院里的孩子都是有特殊需求的儿童。而很少有中国家庭愿意收养他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国际收养案例涉及残疾或患有严重疾病的儿童。

第二个原因是获得专业护理的机会。许多这些孩子在美国等国家可能获得更好的专业医疗护理和支持服务，因为在学校和社会中为特殊需求儿童提供的服务较多。但在中国，这方面的选择仍然有限。

第三，我们还应该谈论生活质量。这些儿童通过国际收养可能会获得更有前途的家庭环境和更好的未来。在许多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中，收养的孩子更有可能得到父母的关爱并在他们的支持下成长。我确信您已经看到或听到过很多成功的故事：被收养的中国孩子成为奥运冠军或进入顶尖大学。抛开身份问题，我认为国际收养对这些孩子有益。当然，我并不想代表这些孩子发言。

米兰达·威尔逊：您的文章引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言论，他对那些“有中国面孔但无中国心、无中国情、无中国味”的人表达了不满。您对这种观点有何看法

黄严忠：请记住，这句话是针对中国教育而言的。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官僚为了讨好领导层过度反应，将终止整个国际收养计划。这反映了一种跟风的政策结构：政策执行者通过“过度操作”来表明他们对领导层的忠诚。但我们不想对此过度解读。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并不是解释该政策变化的最可信的理由。

该决定可能部分是出于对国家身份的关切——即中国儿童在国外文化成长后可能对中国产生敌对态度的看法。这种情况相对罕见。许多这些儿童的父母实际上鼓励他们学习中文和文化，或在可能的情况下送他们到中国寻找亲生父母。

米兰达·威尔逊：国际收养问题引发了关于文化和种族身份的棘手问题。您如何理解收养不同种族或国籍儿童的家长的责任？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或好处？

黄严忠：我认为在多种族家庭中成长确实会产生身份认同的问题。当我们强调这些儿童面临的身份挑战，尤其是当他们被安置在文化差异较大的家庭中时，我们往往忽视了对这些儿童的幸福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他们是否比在出生地拥有更快乐的生活。尽管我意识到身份问题，我认为总体而言这是件好事，包括那些被不同文化背景家庭收养的儿童也是如此。

米兰达·威尔逊：从人口规模来看，您认为为什么中国及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出生率目前如此之低？

黄严忠：2021年，中国的平均生育率为每位女性1.1个孩子，这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现在，中国已经放开了独生子女政策，政府也在鼓励夫妻多生育。然而，政府的努力目前效果并不显著。为什么年轻夫妻不愿意生孩子？几乎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抚养孩子的成本。随着当前经济放缓，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许多人薪水降低，有些人失去了工作，或者很难找到工作。当然，这也与中国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孩子上的方式有关，他们往往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大量资源。

米兰达·威尔逊：您对那些正在中国进行收养程序但目前陷入僵局的家庭有什么看法吗？

黄严忠：据我所知，目前约有300个美国家庭在中国有未完成的收养案件。当然，他们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已经为此等待了多年。这期间的费用在25,000到40,000美元之间。

美国国务院也在努力与中国同行协商解决方案。回顾2013年俄罗斯的例子，在禁令实施后，美国外交官与俄罗斯进行了成功谈判，使约250名儿童得以与准父母团聚。但在中国的情况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进展。我们并不是要求政府撤销决定，而只是希望那些已经在收养过程中即将离开的儿童能够与他们的准家庭团聚。这些家庭正在努力向国务院和国会求助，甚至向中国领导人请愿，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米兰达·威尔逊：这一决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黄严忠：我认为，这一决定可以被视为中美关系恶化的又一标志，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日益不信任，以及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各种政策的趋势。这也是人文交流的潜在挫折。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由于官方政治关系的恶化，人文交流变得更加重要。多年来，收养家庭一直是人文交流的纽带：他们把孩子送到中国并鼓励孩子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因此，在中国强调人文交流的时刻，终止国际收养的决定可能会对人文交流造成负面影响。这也可能促成美中两国在各个领域脱钩的更广泛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