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1944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5、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史迪威向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中，对蒋介石做了许多负面的评价。欧美盟国决定优先解决欧洲问题，然后再处理亚洲问题。相比之下，斯大林在应对欧美盟国时显得更为老练和策略性。

尽管苏联在对抗德国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人数绝不比中国少，斯大林同样希望得到欧美的支援。然而，斯大林理解欧美的心态，他表示愿意支持盟军优先收复欧洲，然后再全力收复亚洲。斯大林这种表态令欧美盟国感到高兴，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与之相比，蒋介石则一再强调中国的紧迫形势，迫切要求盟军帮助打通滇缅公路。他不断向欧美领导人表达中国已经无法再等，必须尽快得到支援。然而，这种急切的态度并没有赢得盟军的同情和支持。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了秘密协议，甚至将一些中国的领土划给了苏联，而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这些背后的交易显示了蒋介石在国际政治中的弱势地位和信息不对称。斯大林的策略性表态不仅赢得了欧美的赞同，还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而蒋介石则被蒙在鼓里，被盟友出卖了。

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正式发电报给蒋介石，告知已经决定将原定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后，推迟到1944年秋季。如果蒋介石非常着急，可以先执行北部的小规模计划。蒋介石对此当然非常不满，但他也意识到要改变盟军的决定非常困难。

蒋介石转念一想，罗斯福对中国有歉疚之意，他可以利用这一点多争取一些援助。因此，他回信给罗斯福，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危险境况，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这种策略反映了蒋介石在面对国际局势和盟友态度时的无奈和现实考量。在大计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蒋介石只能通过获取小规模的援助来尽力维持中国的抗战努力。

蒋介石在回信中表达了对局势的担忧，如果得不到继续支持，他不确定中国还能否撑下去。他希望从1944年开始，美国能够增加对中国的援助，要求驼峰航线空运增加一倍，资金也能有所增加。这本是合理的请求，但在美国的解释中却变得负面。马歇尔等人一直散布这样的印象，认为蒋介石不真正抗日，只是不断索要美援。

实际上，中国当时已经兵疲马困，完全是垂死挣扎。1944年，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已经失守，四分之三的江山都没了。蒋介石要求更多援助，确实是出于不得已的需要。然而，每个人的看法不同，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非常不高兴，认为蒋介石只是想要钱。

马歇尔等人进一步影响了罗斯福的看法，认为蒋介石不断索要资金，这种观点在美国政界逐渐蔓延。从1944年开始，中美关系开始变得非常糟糕，双方的误解和不信任加剧，影响了盟军之间的合作。

蒋介石一直向罗斯福解释中国的困难，而其中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最为恶劣。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本应关心整个中国战区的局势，但他只关注缅甸，全然不顾中国的生死存亡。1944年，日本发动了一号作战，五十万大军来袭，日军所向披靡，中国军队根本无法抵挡。

然而，史迪威仍然坚持要求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反攻，完全无视中国的危机。他对英国海军的缺席毫不在意，只关注缅甸的局势。史迪威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缅甸在他手中失守，他希望通过收复缅甸来挽回颜面。

史迪威的日记也显示了他对收复缅甸的执着，这种态度使得他对蒋介石的解释置若罔闻，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史迪威的行为不仅没有帮助中国抗战，反而在关键时刻加剧了内部的分裂和不信任。

大家的立场、意识形态和观点不同，因此表达方式和角度也各不相同。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有多次电报往来，甚至罗斯福在很多电报中言辞非常不客气。

根据台北国史馆的档案显示，当时蒋介石收到的罗斯福电报在翻译成中文时被处理得很婉转。实际上，英文原文中的措辞非常不客气，蒋介石的幕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发他的怒火，才对翻译进行了柔化处理。

到了1944年4月13日，马歇尔终于失去了耐心，下令史迪威停止对云南远征军的补给，将这些物资转而供给在华的美国空军。这一决定显然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抗战能力。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在面对日本大规模进攻时，原本就已经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物资补给的中断无疑使情况雪上加霜。

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中美盟友之间的深层矛盾和误解，也凸显了不同立场和意识形态在战时合作中的复杂性。史迪威和马歇尔的态度，以及罗斯福的冷淡回应，使得蒋介石在寻求国际支持时更加孤立无援。

蒋介石在面临美国的强硬态度时更感无奈，只能采取行动。他决定动用中国远征军，从云南越过怒江，向南推进，最终收复了缅北。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的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求蒋介石派兵去打缅甸北部，另一方面要将援华的物资分一些给延安的共产党军队，同時美國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延安。

蒋介石无法阻止美国的决定，美国的军事顾问团成功抵达延安。顾问团在延安的观察和报告改变了事态发展。他们频繁发电报回华盛顿，描述延安的高昂士气、刻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共产党军队的抗日决心。这些报告让美国对延安的共产党印象深刻，认为共产党的崛起已是大势所趋，而国民党的衰落也难以避免。

这些因素导致国民政府从1944年起在美国的形象迅速恶化。蒋介石的政府被描绘成腐败无能，而延安的共产党军队则被视为真正的抗日力量。这种形象转变对国民政府的国际支持和资源获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1942年和1943年，宋子文在的时候，中美关系还算良好，尽管这不仅仅是宋子文一人的功劳。从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开始，中美关系逐渐恶化。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每次见面都会争吵，因为彼此互相看不顺眼。

史迪威向美国发了许多电报，诉说他在中国的委屈，抱怨蒋介石不理解和不支持他，并指责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史迪威自认为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然而，这些电报和记录被美国学者塔奇曼利用，写成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历》这本书。该书不仅是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份新闻报道，文风浅显易读，因此非常受欢迎。

塔奇曼书中将史迪威描绘成一个好人，他与蒋介石关系恶劣，是因为他倒霉而委屈，蒋介石不抗日，国民政府腐败。这本书在美国卖出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本，深刻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最近十年才有所改变。

十年前，英国的学者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牛津大学教授，欧洲最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和他的学生米德（Rana Mitter, 前剑桥大学教授，目前在哈佛大学任教）开始质疑史迪威的角色。他们重新审视史迪威，认为在蒋介石和史迪威的争执中，史迪威应负更多责任。方德万曾跟我说，他因撰写批评史迪威文章而遭到来自美国学者的压力，美国人难以接受这一观点。

直到2005年和2006年，蒋介石日记公布后，这些日记揭示了更多细节，大家对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蒋介石日记中记录的细节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使得对史迪威的批评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这些新资料推动了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评估，逐渐改变了美国学者对蒋介石和史迪威关系的看法。

过去，中方面缺乏发声渠道，因此国际社会听到的多是史迪威和西方传媒的记录。直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在2005年陆续开放，全世界才开始获得来自中国的视角。蒋介石的日记特别详细，记录了每天的活动和决策，使得学者们能够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例如，中国大陆最著名的蒋介石研究学者杨天石教授，比较了同一天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日记。他们的日记都保存在胡佛研究所。例如，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次与史迪威的会面，详细描述了他如何耐心地建议史迪威去找有经验的何应钦和杜聿明将军商量具体事务。蒋介石日记中充满了对史迪威的谆谆善诱。

相比之下，史迪威的日记态度非常轻蔑。他在日记中称蒋介石为“peanut”（花生），这是对蒋介石的大不敬和贬低。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met with peanut, all bullshit.”（见了花生，都是废话）。他对蒋介石的建议完全不屑一顾，表现出极大的傲慢。

史迪威不仅在日记中对蒋介石不敬，还在信件中称中国的将领们为“second-rate”（二流）。这种轻蔑态度在中美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使得双方的合作更加困难。

我们反躬自省，发现我们当时的条件确实很落后，确实是二流。我们的远征军，甚至中央军，大多穿着草鞋，很少有人有皮鞋穿。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看不起我们也有其理由。然而，作为一个与中国合作的盟友，史迪威的蔑视态度显然不利于合作。

通过蒋介石的日记和宋子文的档案，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与过去的单方面叙述有很大不同。蒋介石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与史迪威和其他人的谈话，以及他对史迪威的耐心建议。而宋子文的会议记录进一步补充了这些细节，使得人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的局势。

这些新资料的公开使得史迪威在这几年中的形象开始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到，史迪威在与中国合作时的态度和行为对中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中国当时的条件确实落后，但史迪威的蔑视态度和不合作的行为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通过这些档案和日记，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渐显现，纠正了过去的偏见和误解，使人们对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这也提醒我们，在国际合作中，尊重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方的傲慢和偏见都会阻碍有效的合作。

1943年10月，蒋介石曾决定再次与史迪威合作，但几个月后，两人再次闹翻，蒋介石又打算通过宋子文将史迪威换掉。这时，史迪威也不再客气，提出要派八路军和胡宗南的部队参与抗战。

胡宗南在抗战中有重要任务之一是守卫潼关。虽然许多左派学者认为蒋介石让胡宗南驻守潼关是为了监视共产党，但实际上胡宗南有三个任务，监视共军只是其中之一。首要任务是守卫潼关，因为日军进攻四川的两个主要路线之一就是通过黄河的枫林渡潼关，另一个是通过长江三峡的宜昌。这两个隘口是进入四川的关键。

蒋介石早已将四川作为最后的根据地，并且详细规划了军事部署。他在准备进驻四川之前，已经制定了防御策略。蒋介石还安排傅克军将军悄悄地开通滇缅路和中印公路，以确保抗战期间的物资供应。这表明蒋介石在抗战的大战略中，早已预见到沿海地区会很快被日本封锁，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尽管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合作充满波折，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战略部署和应对措施，显示出他对整体形势的深刻理解和长远规划。然而，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和误解，以及史迪威对中国将领的不敬，严重影响了中美之间的合作效率。通过对蒋介石和史迪威日记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的因素。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战略布局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筹划的。面对北方苏联的封锁，蒋介石将目光投向了南边和西南，即中印和滇缅地区。他深知滇缅路的重要性，因此特别重视开通滇缅路和中印公路。

蒋介石派遣了他最信任和能干的将领胡宗南和陈诚分别守卫潼关和宜昌。这两个地点是日本进攻四川的关键通道。蒋介石的战略规划不仅限于军事部署，还包括确保物资供应线的畅通，以支持长时间的抗战。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屡战屡败，但也不断反击。胡宗南的部队在潼关多次阻止了日本军队的进攻。日本军队曾两次到达枫陵渡，但都被胡宗南的部队挡住，未能通过黄河进入四川。这显示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战略眼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通过这些策略，蒋介石展示了他对抗战全局的深刻理解和筹谋。尽管在与史迪威的合作中存在诸多矛盾和误解，但蒋介石的决策和部署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坚持和抵抗。蒋介石的日记和宋子文的档案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决策背后的思考和细节，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确实，蒋介石在战略部署上非常谨慎和深思熟虑。日本军队在攻占宜昌后，也试图通过三峡进入四川，但蒋介石的部署发挥了关键作用。

陈诚当时担任滇缅军和远征军的总司令，得知日本军队占领宜昌后，立即飞回三峡亲自指挥防御。陈诚的及时反应和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日军通过三峡的企图。

同时，胡宗南守卫潼关也是至关重要的。潼关是保护四川的另一道屏障，如果胡宗南未能成功防守，日军很可能通过潼关进入四川。这两个重要防御点的成功防守表明蒋介石在选择和信任将领方面的准确判断。

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不仅保护了四川这一关键区域，也避免了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陆。这一切表明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他的将领们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如果当时防线失守，日本军队成功进入四川，历史的进程可能会被彻底改写。

史迪威希望调动八路军和胡宗南的部队来对抗日本，但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特别是蒋介石不愿意动用胡宗南的部队，因为胡宗南的任务不仅仅是对抗日军，还包括监视共产党。因此，调动八路军也令蒋介石不悦。这些分歧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感到非常后悔，因为史迪威继续与他发生冲突。他反思道，本来去年已经决定要将史迪威撤换，却因为听信别人的建议而改变了决定。他感叹道：“一子失着，全局皆败。”

最终，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事情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1944年7月6日，罗斯福打电话给蒋介石，表示由于中国的战局非常危急，而蒋介石在过去几个月内没有取得任何胜利，决定让蒋介石将中国军队的统帅权交给史迪威，并让史迪威全权负责协调指挥。这一决定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将军权交给外国人，一个国家的军权对其主权至关重要。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对此事的悲怆。然而，蒋介石也不敢得罪罗斯福。他采取了拖延战术，告诉罗斯福如果要转移军权，他需要时间来准备。

但罗斯福并不接受这种拖延策略。7月15日，他又发了一封非常不客气的电报，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在对日作战中不能加大努力，中美两国的合作将失去基础，美援将终止。他要求蒋介石立即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并强调这是紧急和必须立刻执行的决定。

蒋介石面对美国的巨大压力，同时又不得不依靠美国的援助，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他必须在保持国家主权和确保获得必要的外援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局面。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四面黑暗，遍体鳞伤，这是我十年来未有之耻辱，处境到此，悲怆已极。”他深感后悔。他提到，去年秋天已经决定不用史迪威，但却因为听信浮言而再次留用，结果贻误戎机。他自责说：“余之愚昧，萎缩极矣。活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整个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感到非常难过和无奈。

罗斯福在7月15日发出的电报要求蒋介石立即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并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再拖延，美援将立即终止。尽管蒋介石尝试拖延，但罗斯福在9月18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蒋介石立即交出中国的军事统帅权给史迪威。罗斯福在电报中强调，如果蒋介石继续延误，所有的援华计划将立即终止。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的电报是通过史迪威传达给蒋介石的，这一做法本身就显示了对蒋介石的不尊重。蒋介石最终不得不面对这一巨大压力，尽管他深感屈辱和无奈。这段经历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痛苦回忆，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反映了战争期间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内部矛盾。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应该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与蒋介石联系，而不是直接通过史迪威。然而，罗斯福选择将电报发送给史迪威，史迪威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史迪威的美军顾问团就在山下，而蒋介石的办公室在山上，他决定亲自过嘉陵江，将电报送给蒋介石，迫切地想看看蒋介石的反应。

当史迪威到达蒋介石的办公室时，蒋介石正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罗斯福总统的特派员赫尔利和宋子文会面。外面有人报告说史迪威将军求见，有要务。赫尔利出来问史迪威发生了什么事，史迪威将电报给赫尔利看。赫尔利认为，史迪威作为当事人，不应该直接呈递电报，提议由他来转交给蒋介石。但史迪威坚持要亲自进去，他表示自己就是想看看蒋介石的反应。

根据史迪威当天的日记，蒋介石看了电报后低头沉思了一分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表情，最后只是眨了两下眼睛，然后抬头让史迪威离开。史迪威的记录反映了他对蒋介石的蔑视，以及他的的得意忘形。

这种互动不仅反映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展示了战时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微妙的权力斗争。蒋介石在巨大的压力下，尽管感到屈辱和无奈，但他依然保持了冷静的态度。这一事件标志着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并突显了两国在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障碍。

确实，这段史迪威的记述展示了他对蒋介石的极端蔑视。他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收到电报后“整个人是绿的”（he was all green），这一描述与中文的“脸都发绿”类似，表示蒋介石愤怒至极。史迪威观察到蒋介石的脸色非常难看，然后挥挥手让大家出去。

史迪威还在日记中讥讽道：“你还不请我喝杯茶，就叫我走啊？”他非常得意地记录这一时刻，称这就像一记重击，正中蒋介石的要害。

这段记录反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深刻的矛盾和不和。史迪威不仅对蒋介石的指挥能力和决策表示轻蔑，还通过这些挑衅行为表现出他的优越感和敌意。这种态度不仅破坏了两人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对中美在抗战期间的合作造成了严重影响。史迪威的自大和蔑视态度，使得蒋介石在面对巨大国际压力时更加孤立无援。

根据宋子文的档案记录，那一刻的情景确实非常尴尬。美国大使高斯和罗斯福的特命代表赫尔利也都感到尴尬，所以他们只好退去，屋子里只剩下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人。这时，蒋介石的眼泪流了下来，因为这是最后通牒，已经无法再拖延。

蒋介石问宋子文：“TV，怎么办？”宋子文提醒他说：“在美援来之前的五年，我们不是也独自抗日吗？”他指出，即使没有美援，中国也曾独自抗日。尽管现在国力比五年前更差，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但中国如果守不住战场，那不仅仅是中国的担忧，美国也要担心。因为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的几十万大军，如果中国失败，这些大军就会越过太平洋去打美国。

宋子文的一句话点醒了蒋介石，他认识到美国不会让中国垮掉，因为这对美国自身也不利。于是，蒋介石下定决心，坚持不交出军权，并立刻发电报给罗斯福，要求立即召回史迪威将军，另选能人替代。他在电报中表示：“至于中国之抗日，我们一定是全国继续抗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

蒋介石的坚决态度和宋子文的提醒，最终让罗斯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促使他重新考虑对策。最终，蒋介石成功保住了军权，而史迪威被召回。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力，更展示了宋子文在危急时刻的冷静和智慧。

在蒋介石和史迪威闹得很尴尬的时候，马歇尔在旁边添油加醋。按理说，作为幕僚，马歇尔应该斡旋罗斯福总统缓和与盟国首领的关系，而不是进一步激化矛盾。然而，马歇尔选择了后者，这让陈纳德看不下去了。

就在这个当儿，陈纳德写了一封私函给罗斯福。因为他的职位不能直接与罗斯福通信，他在信的开头就提到自己不应直接报告，但在这次情况下不得不如此。他在信中说明，美国和蒋介石以及重庆之间的矛盾源于几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共军的问题，另一个是华盛顿认为蒋介石不愿实行民主政治，希望国共合作并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陈纳德指出，这样一封封强硬的电报发送给重庆，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他强调，真正能实现中国民主开放的，必须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美国人施加压力。陈纳德的信提醒罗斯福，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外部压力来实现。

这封信表明陈纳德对中美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对形势的冷静分析。他认识到，强硬的外部压力只会适得其反，而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决断。他恳请罗斯福处理中美争端时，多尊重中国的态度。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紧张局势下显得尤为重要，也为罗斯福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陈纳德的信确实写得很好，罗斯福看后也理解了其中的关键点。蒋介石在回电中明确表示无法继续与史迪威将军合作，请求罗斯福选派其他能人替代。最终，罗斯福妥协，召回史迪威，并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这一决定使得局势得到缓解，美援得以继续，中美双方的抗日合作也得以维持。然而，这一事件让中美关系受到极大损害，尤其是与马歇尔的关系变得紧张。马歇尔在内战结束后对国民党进行了报复，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恶化。

总的来说，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揭示了二战期间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也展示了当事人间的冲突如何影响国家间的合作与信任。在抗战期间，中美关系经历了极大的波动，这些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