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洁曦：我为什么反对“中国共识”

【编者按：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是美国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影响力日益增大。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当对华强硬成为一种共识的时候，白洁曦就曾勇敢地站出来发文，质问一味与中国竞争、拒绝在对两国有好处同时有助于世界发展的领域进行合作的做法是否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美国白宫即将易主的时候，她又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呼吁重新审视华府所谓的对华政策共识，提出新一届美国总统必须重新评估对华政策，让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更稳定与和平的未来。以下为中美印象对该文的翻译，如阅读英语原文，请点击。】

华盛顿因与中国进行无明确目标的竞争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尽管因中国的强势和威胁性行为而对美国的利益造成的风险备受关注，但缺乏明确的到底什么是成功的标准使拜登政府的政策容易受到党派攻击。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的支持者则反驳称其政策符合广泛的挑战中国的共识，是对抗中国的必要政策。

毫无疑问，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家都使用了在对华问题上强硬表态的典型竞选策略。在最近的辩论中，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指责前总统特朗普出卖美国利益并赞扬中国的领导人，而特朗普则错误地声称他的关税政策让中国（给美国政府）支付了数千亿美元（拜登政府扩大了对华关税）。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威胁的夸张言论和国会听证会模糊了涉及中国的合法商业、科研和教育活动与可能的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由于担心昨日可能被接受的活动在今天被视为不忠，许多企业、研究人员和学生已经停止进行那些支持美国经济和科学领导地位的诸多活动。

然而，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下，仍然存在充足的辩论空间。美国对中国的共识明显在强化，但实际情况比看上去更浅薄、更不稳定。在这种多变的环境中，下一届总统政府有机会制定一个更为积极、但又非“遇事必回应”的政策，这种政策可以缓解紧张度并降低风险，同时维护连接美国和中国之间庞大关系所涉及的各种利益。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寻求更持久的共存基础，取得谨慎的平衡，以确保解决来自中国的真正威胁的努力不会损害美国致力于保护的价值观和利益。至于威慑性政策，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只有在可信的威胁（credible threats）与可信的保证（credible assurances）相结合的强有力外交的支持下才能实现。威慑和繁荣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一体化以及技术上的相互依赖。如果政策制定者过度强调与北京的竞争，他们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危及美国和中国之间应对许多跨国挑战的努力。这种做法还可能让美国走上一条可能付出惨重代价而换来的胜利的道路，即以挫败竞争对手的名义损害自己的长期利益和价值观。

反射性敌意

共和党的多位知名人士指责拜登政府将外交接触置于更具对抗性的措施之上，认为只有后者才能削弱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只会削弱美国的地位。他们将中国描绘成对美国是生死攸关的一种威胁，同时声称美国军事存在的扩大和更具对抗性的措施将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北京屈服于美国的力量。但这样的做法比目前（拜登政府）的政策更不可能成功。特朗普政府在最后几个月对中国采取了更加敌对的姿态，公开呼吁中国人民选择不同的政府形式，致力于秘密行动削弱中国共产党，并放弃台北和华盛顿之间的非正式互动模式，这不仅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甚至开始准备应对美军的突然袭击。目前如果恢复类似的对抗政策只会引发与中国爆发战争的可能，并激怒美国本来希望在战争中与美国并肩作战的盟友。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正确地唤起了一种共同目标感，强调了正义的国际秩序并不是国力决定对错的紧迫性，要解决不认可国界或疆域的问题需要持有信念不同和制度各异的政府的合作。

但在更广泛的美国公共政策对话中，阻止中国的冲动往往压倒了实现共同目标和推进美国利益的努力。有关赢得二十一世纪的言论强化了竞争是零和的观念，加速了太平洋两岸为冲突做准备的热潮，并使两国社会的批评者很容易把正常的外交、商业活动、科学互动说成是天真，甚至是绥靖政策。

两国都强调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北京和华盛顿为减少遭受胁迫和颠覆而采取的措施主导了公众和政策对话，缩小了考虑设定竞争界限的空间，而竞争界限可以支撑更稳定和更有成效的共存。任何共存都不会是容易的，共存建立的基础不是信任，而是建立在可信的威胁和保证的基础上——威慑与实现两国和两国人民都能共存并繁荣的政策相结合。

不幸的是，北京和华盛顿目前的政策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外交有重新启动的迹象，尽管言辞谨慎的美国官员可能不会用“对手”或“敌人”一词来形容中国，但将北京描述为华盛顿需要击败的竞争对手的做法仍旧渗透到了双边关系的几乎每个领域。美国官员、研究人员和企业有正当理由与中国同行互动，至少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科学家和其他创新者正在研究的内容。然而，当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国家利益的主要挑战时（中国也对美国做了同样的事情），即使是互利的交流也变得难以进行。对全面征收关税的成本或限制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开展业务可能会导致无法获得所需的药物的务实评估并没有阻止此类做法的继续。

在中国，情况更糟。中共领导人谈到了稳定两国关系、促进民间联系，但有关“赢得未来”和超越美国主导前沿技术的言论，强化了人们对北京意图的看法，并削弱了其关于中国不会寻求取代美国的保证。中国的行动加剧了这些担忧。为了与美国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中国加快了努力，减少对关键技术进口的依赖；扩大其核武库，并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螺旋式地加深了与美国的敌意和互相怀疑。与此同时，北京的出境禁令（阻止涉及法律纠纷的个人的家属出境）、对国际交流和访问的繁琐限制以及对外国记者和媒体机构的限制阻碍了中美民众之间的正常互动。

两国的零和言论和对冲突的准备正在进一步让双边关系陷入敌对和疏远的境地，加剧了对最坏情况的担忧，并损害了战术保证政策的可信度。恢复高层接触和峰会是必要的，但这不足以阻止两国关系的下滑，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外交可以帮助纠正最夸大的误解，但如果双方不在原则性共存上投入更多努力，仅靠外交手段难以稳定双边关系。

整合的优势

为了阻止这一恶性循环，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明确他们希望实现的结果，避免以减缓对方或超越对方为成功的标准。追求韧性和威慑，而非优势或霸权，将使双方走上更为稳定的轨道。冷战后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单极地位是例外，而非常态。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在每个领域和每项技术中追求全面的主导地位。

科技发展的本质使得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新兴技术将如何重塑日常生活和战场。因此，中美两国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整合，以便发现并学习新的技术。如果某个领域的技术领军者是中国企业，华盛顿应希望美国公司能够接触到最新的创新。目前，中国制造商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方面遥遥领先。例如，在美国建设一座电动汽车工厂并使用中国技术的授权，将有助于美国企业积累国内经验，并通过顶尖技术更快地完成转型。基于未经证实的理由反对这些举措，认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影响的特洛伊木马，既是错误的，也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多元化是有益的，但美国需要设定“脱钩”和“降低风险”的界限。重新调整国际供应链会带来通胀成本。经济一体化还为华盛顿带来了战略利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互相交互以及对国际技术、投资和市场的依赖，是遏制其侵略的重要因素，因为这让北京清楚地认识到军事冲突会使其失去什么。而美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这类措施可能会阻碍发达民主国家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同时还会促使中国企业比以往更加依赖中国政府和国内供应商——这可能会使得美国最初的目的适得其反。

在经济和技术一体化中平衡风险与利益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而拜登政府正在评估和更新其“小院高墙”的相关成效。出口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可以保护战略行业，但也可能会减缓技术进步。因此，调整这些工具的过程需要对权衡利弊进行严格评估。通过引入更多来自行业和研究界的观点，美国政府可以更好地预测限制性措施对美国创新和经济活力的长期影响。

寻求平衡

在中美之间动态的竞争中, 结构性的力量仍在发挥影响，但未来仍未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的选择。尽管在当前中国领导层下，遏制冲突升级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北京对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关注为缓解紧张局势提供了探索路径的契机。同时，调整华盛顿策略并不意味着假设北京的意图是良性的或无威胁的。中国共产党所阐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显然与美国在国内外的许多追求存在冲突，尽管并非完全如此。美国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不应在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和辩论的情况下，习惯性地假设中国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其利益且是不可改变的。

某些目标，比如北京吸纳或“统一”台湾的愿望，可能是不可动摇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和方式——无论是和平的还是其他方式——并非固定不变。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中共领导人已设定最后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尽管中国的一些鹰派声音似乎渴望使用武力，但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领导人仍然将台海军事冲突视为应避免的危机，而非可利用的机会。

这并不是为盲目让步辩护。相反，为了达成某种共存模式，美国需要改善威慑，这不仅仅涉及发出威胁和增强军事能力。正如去年我与葛莱仪和柯庆生在《外交事务》杂志中写的那样，美国可以并且应该明确，其威胁是基于中国的行为而非台海现状的改变。这样的保证不同于让步。保证将通过传达华盛顿的意图，即只有在中国选择升级而没有保持克制的情况下才会施加影响，从而使北京的选择更加明确；而单方面让步，例如特朗普曾建议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作用微乎其微的说法，则可能导致中国的铤而走险。

华盛顿的许多人已经得出结论，与其试图减缓中国的步伐，美国应当加快自己的速度。正如政治学家艾米·泽加特在《外交事务》中写道的那样，“仅仅阻挠中国并不能激发美国为确保其未来安全和繁荣所需的长期创新。”为了保持美国作为全球人才和创新中心的地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鼓励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包括来自中国的——来到美国、留在美国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防止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被用于破坏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努力必须经过认真思考，以避免对他们致力于保护的对象造成损害。例如，拜登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在7月发布的指南指出，需要在研究安全与“保持美国在全球研发领导地位的开放性”之间取得平衡，避免加剧仇外心理、偏见或歧视。

正确处理中国问题

美国新人入主白宫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的机会，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将对此表示欢迎，因为他们大多数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不愿在美中对抗中选边站队。在美国国内，2023年由非营利组织“国家安全行动和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的民调显示，美国两党多数认为避免战争、减少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甚至比为潜在冲突做准备更为重要。这些民调表明，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来讨论和完善对华政策。过去常被认为在对华问题上显得软弱就会承担政治风险的看法并未真正发生。特朗普对中国领导人治理风格的赞赏，以及他承诺“拯救TikTok”的举动并未削弱公众对他的支持。同时，保护主义也未带来预期的政治收益；即使拜登政府把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进行了扩大，但美国最大工会之一的卡车司机工会领导人仍然参加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且，特朗普竞选团队在中国对美投资问题上立场矛盾，先是表示欢迎，后来又表示反对，但这似乎并未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目前美国进行的总统大选的契机以及美国尚未定型的对华公众态度，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其可以重新审视一些中国行为的背后原因、这些活动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以及适当的应对措施。如果对华政策屈从于恐惧或是权宜之计，就会陷入将外交等同于绥靖的二元思维，以及将中国出生的个人（或在美国出生的华裔）视为不可信的思维模式。这种心态既危险又适得其反。外交并非绥靖；它是有效威慑所必需的威胁和保证的沟通工具。而应对北京扩展其治外法权控制的努力，对捍卫美国自由至关重要。在美国，不应将中国出生的人或华裔一概视为“第五纵队”；华人社群一直是抵抗的基地，这正是中国政府如此执着于监控和恐吓他们的原因。如果美国基于国籍实施禁令或签证限制，将损害不歧视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而这些正是美国理想的体现。

美国在应对中国的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及其他非法和非市场行为时确实面临着挑战。但应对这些威胁的政策不能削弱它们所旨在保护的优势。目前，许多美国公众和政策讨论集中在如何应对中国，如何保护美国工人、基础设施、技术和知识产权免受外部威胁。这样的关注忽视了那些旨在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措施可能对美国的民主、社会活力和创新生态系统造成的国内危害。正确应对中国问题，对于美国是否在下一任总统任内和未来取得成功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