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枝煌：略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邓小平效应

邓小平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都对经济发展有过论述和实践。革命战争年代，他作为部队领导，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等讲话就有关于生产的指示。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起初是深度参与党务工作，但也曾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经济进行思考，特别是1969～1973年下放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期间，在邓小平小道上深度思考国家发展道路。因此，在第二次复出后，特别是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邓小平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紧紧抓住铁路、钢铁、国防工业企业等老大难问题的治理整顿，并在工业七十条基础上了提出了系统的工业发展意见[2]，很快使经济摆脱了文革极左干扰，实现了正常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全方面操盘中国经济建设。正是因为这些非凡业绩，邓小平在“天安门四五事件”后被短暂解除工作后很快实现了第三次复出，最终成为新中国的掌舵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揭橥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邓小平效应，解决了外国数千年来悬而未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邓小平效应进行条分缕析，从而结构其背后的逻辑、支撑和保障。

一、邓小平效应的思想支撑

大家知道，人是关键的，但人多了人心齐才是最关键的。只有通过一定的理论理想理念理式凝心聚力，才能众志成城，才能形成人人遵守的共识，才能将无意识的个人行动转化为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因此，思想是行动的向导。一个人能取得多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或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觉悟和认识高度。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而一个组织、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要崛起或者保持不败，更必须有自己强有力的理论、理念、理式和战略。我们党非常注重理论理念理式的指导，但又非常反对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因而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能够在残酷的斗争中坚持真理，提炼出适合具体实际的理论，开辟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例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将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大跃进、浮夸风、文化大革命等剧烈冲击后，能够痛定思痛面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并且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极大成功。但是为了更好地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邓小平首先发动了思想革命。

（一）突破两个凡是，恢复正确路线

邓小平在最后一次复出前，就果断坚决地反对两个凡是，然后第三次复出后立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3]的讲话，最后利用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决了客观评价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恢复了科学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60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批评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低级红高级黑”现象。他说“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4]”。也就是说，为了团结党内同志，邓小平既坚持正确的，也批评错误的，既解放思想，同时又统一思想。解放思想是突破了两个凡是，突破了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统一思想是引导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坚持和发展原来正确的思想。

（二）借鉴优秀元素，提出新颖理论

邓小平理论包罗万象，这些思想精髓成为我们的发展方向、行动指南和判断标准，使改革开放事业欣欣向荣，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

1.提出实用主义的猫论。借鉴地方俗语，提出大家共同认可的理念理式。例如，承认四川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5]，并且通过多种场合宣传，最终成为人们行事准则和评判标准。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6]

2.提出崭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批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模式，借鉴马克思论述，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并在1982年宪法上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992年将社会主义本质确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确定“社会主义原则是发展生产和共同致富”[8]。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理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外，邓小平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9]。

3.提出“左右理论”。邓小平对阴魂不散的左右干扰十分厌恶，或者是深恶痛绝。在多种国内国际场合，邓小平都像鲁迅痛打落水狗那样，心情沉重地痛陈左右的各种表现。他说，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10]。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1]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2]。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13]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14]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5]“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

4.提出两个文明理论。社会主义不仅要解决肚子问题，还要解决脑心问题。因此，邓小平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他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17]”“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8]“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20]

5.提出标准理论。邓小平十分重视标准工作，早在1977年就勇敢地反对两个凡是，然后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21]。政治正确评价标准，“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生产力标准理论，检验中国改革甚至判断我们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2]。正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让人们彻底从“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中解脱出来。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标准，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标准，首要是真正坚持改革开放[23]，关键问题是要团结[24]，根本要求是眼界宽广和胸襟开阔[25]，核心是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26]。领导者成熟的标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27]。

6.提出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执行者。关于改革，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思想。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8]，“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9]，因此“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0]“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31]；邓小平还提出了渐进式改革方略。他说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32]﹔改革“不能蛮干”，“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做到“既大胆又慎重”[33]，“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34]，稳步前进。其实，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邓小平强调，“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的步子要加快”[35]“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36]。邓小平强调要“大胆地试”，并不是一味求快，而是鼓励全党面对新事物要积极探索、稳妥前进。“胆子大”和“步子稳”他总是放在一起说的。他说：“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通过试验的方法意味着要不断总结经验、及时纠正错误。1986年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改革，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既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也呼吁要总结经验、不犯大错，他交代：“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从实践上看，邓小平先后画圈建立经济特区，再开辟各类经济园区，再开放沿海14个城市，逐渐进行沿江和内地开放，实行了逐步纵深和横向推进。这些理论和实践，构成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思想。关于开放，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37]“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38]关于改革开放，开放是对内也是对外开放。邓小平说“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39]开放是独立自主的开放。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40]开放和改革一样都是全方位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41]，开放不仅面向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面向亚非拉国家，而且面向苏联以及解体后的苏联。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接受采访时就明确指出要“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外交关系自1960时代以来开始解冻缓和。改革开放必须持续推进。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42]“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43]。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44]“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做几件事情，标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45]。在邓小平看来，之所以必须坚持而且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是因为不如此，我们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他说：“改革开放放弃不得”[46]，“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47]

7.提出民主与法制理论。一方面，邓小平揭示了民主法制与社会主义必然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48]另一方面，邓小平剖析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反复强调：“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49]“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987年11月28日，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册》题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根据邓小平思想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无民主的法制，也没有无法制的民主，民主与法制相互依存、相互保障、相互促进。在邓小平法治思想体系中，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概括地讲，就是民主法制化、法制民主化。民主法制化意味着：第一，民主要通过法制体现和保障。有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第二，民主要纳入法制的轨道，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国家机关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民主化意味着：第一，法制制修订的过程，都要体现民主的精神和原则。只有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制。民主作为法制的政治基础也表现为，民主决定着法制的本质，民主是法制的力量源泉。第二，法律的运行过程也要具有民主精神，严格遵循民主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作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

8.提出科技与教育理论。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和科技，在第三次复出后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技，甘愿党科技教育后勤部长。先后做出了《科研要走在前面》《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为景山学校题词》《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一系列指示和论述，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是念念不忘告诫人们重视科技和教育。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要充分认识教育和科技的重要性，要处于科技和教育投入”[50]。“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做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51]。“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52]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一直在深入反思这个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有没有错？他的思考结论是：“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53]早在1989年3月，邓小平就曾多次提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54]。在动乱平息之后6月9日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要改变“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状况，加强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教育。邓小平这里讲的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国情教育、理想教育等等。在他看来，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就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就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前进。

9.提出埋头苦干理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进入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他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55]。他用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语言，表明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战略态度，也是我国外交工作必须坚持的国际战略方针。邓小平强调“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56]”，“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57]”，“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58]”。他指出：“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韬光养晦、绝不扛旗、绝不当头、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殷殷嘱托：“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59]”总之，不管是黑云压城还是艳阳高照，我们都要珍惜机遇，卧薪尝胆，隐忍待时，踏实苦干。

（三）结合国内外实践，确立国家发展基本路线

除了从思想上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上来，清晰界定了社会主义新理论，还形成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共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还强调“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60]。最终在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四）回归常识，尊重规律

回归常识方面，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穷是社会主义，必然没有人信”。“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关于要实事求是，他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61]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早在1979年11月他就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62]“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63]。“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64]。“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65]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66]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直到1992年十四大才成为我们的共同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尊重规律方面，首先是尊重科学。邓小平说：“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67]。“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68]邓小平强调尊重客观规律要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统一，认为实事求是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而只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把握规律，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他认为，人民群众具有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我们建设的依靠力量和支柱，他们的实践是党的决策的基础。总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始终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的确立是由人民利益决定的，它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

二、邓小平效应的要素革命

邓小平很早就清楚生产要素包括人才、科技、资本、生产资料，因此他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策略，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真知灼见，并且一以贯之地推动要素革命。

（一）人才革命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者、技术、制度、生产资料、资本等等许多方面，但是其中最活跃最关键的是人才，因此邓小平能够开启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首先在于解放人才和培养人才。

从解放人才看，通过拨乱反正，使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很多技术人才重新回到合适岗位，很多教授、医务工作者等知识分子摆脱思想包袱正常工作，最终使一切都正常运转起来，而不是战战兢兢地被裹挟进政治运动、上山下乡等低效生产过程。

从培养人才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恢复高考使广大有能力者脱颖而出并成为改革开放至今的领导力量和技术骨干；通过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两个渠道，培养了一大批高精尖人才。

从人才工作体制上看，邓小平强调“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69]，“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70]，要打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71]“重视年轻人”[72]“创造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73]的环境氛围，要通过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实现干部队伍的更新迭代。

从人才管理突破上，邓小平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74]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发挥专长。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放手提拔，大胆使用；对于紧缺的人才，通过招聘[75]，甚至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76]。

从人才队伍建设上，要培养和选择各级领导核心[77]，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78]，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也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79]。

从人才素质看，领导要培养和选择干部，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80]；干部要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81]。

（二）科技革命

一是推动教育和科技的融合发展。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主动请缨担任专管教育和科技的副总理，1977年底恢复高考，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新格局。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系统地论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82]，“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83]“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84]二是设置科技专项发展计划。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开启了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三是高度重视科技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85]的重要观点，“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强调“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认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86]四是坚持科技对外开放。他说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87]“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8]“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89]“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90]

（三）资金革命

邓小平很早就出国勤工俭学，深知资金资本的重要性。第一，必须加快利用外资。他认为“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利用外资还有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形式”。[91]“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92]“建设量力而行，这是我们的方针。宁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93]。“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利用外资，国家可以获得35%的企业所得税，工人可以获得劳务收入，可以带动服务业发展，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们利用外资是因为我们有偿付能力，有比较便宜的劳动力，有矿藏等资源”。第二，必须盘活国内资金。“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94]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针对计划体制下银行形式单一、经营不独立、资金供给效率低等弊端，高瞻远瞩地提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95] 1986 年12 月19日，邓小平再次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96]邓小平所说的要“真正办成”的“银行”应该有两大类。一是商业银行。1979年10月8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时插话说：是不是设想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银行本来是要生利的，可是我们现在的银行只是算账，当会计，并没有真正起银行的作用[97]。具体地来说，邓小平这里所指的银行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货币的现代企业。只有这样的银行才能有效地配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成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二是中央银行。邓小平认为中央银行不能只是“货币发行公司”和“金库”，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具备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职能的经济宏观调控部门。根据邓小平关于银行改革的思想，从1979 年开始，我国进行了以银行改革为突破口的金融体制改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由“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証监会、保监会）、三大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家全国性股份银行和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地方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以及部分外资银行等组成的比较健全的银行体系。这些银行适应并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真正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为保持我国金融和经济稳定、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保障。当然，我国目前的银行体系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完善。邓小平渐进式改革理论也在金融领域得到了坚决贯彻，因为金融改革没有现成的方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坚持“既大胆又慎重”和渐进、可控的原则。他认为，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改革当然也要坚持这种立足我国实际、稳步推进的方针。事实上，对金融改革，邓小平也确实是分步骤、分阶段提出具体要求，循序渐进地将其推向深化的。从银行改革到物价改革，再到股票、债券市场的建立，莫不如此。其后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也都是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经过不断探索、总结、再探索的过程而稳步推进的。

三、邓小平效应的治理优化

1949年-1978年，我们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连出门都得开介绍信；将工人和军人束缚在工厂、军事基地；物资分配上实行严格的配额管理体制，因此可以说我们谈不上管理只有管制。为了放松管制，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98]。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和革命最核心的就是放松对生产要素的管控，收敛政府有形的手，放开市场无形的手，让所有生产要素自由组合、自由配置、自由流动。

一是放松思想管控。文革极左的表现就是试图从思想上控制每一个人，甚至试图从通过八个样板戏等固定模式来限制文学创作，还有通过宗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来限制个人日常行动。天安门四五事件的暴发，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创作热情，突破了种种心理和思想限制。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加上实用主义“猫论”盛行后，整个社会变成了“事事有人做,事事得其人;人人有事做,人人得其事”的朝气蓬勃和蒸蒸日上。正如邓小平自己说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99]

二是放松农村管制。特别是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解散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破除“人民公社规模大，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的一大二公吃大锅饭体制，从而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三是放松城市管制。允许开办个体户、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允许雇佣工人，从而消纳了上山下乡返城青年，也开始雇佣农民工，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是各种体制改革。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遗憾的是未能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邓小平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00]。“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101]

五是建立改革与开放的双向促进体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102]“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开放，从而更好地引进外资、引进外国人才、因外先进管理经验、引进高新技术；开放不仅面向社会主义国家，也面向欧美日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面向南半球也面向北半球；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03]；开放不仅有特区，还有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平台载体。“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深圳经济特区，除了深圳以外，还有珠海、汕头、厦门。一共四个经济特区，广东省占了三个，福建省占了一个。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04]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105]开放是为了倒逼改革，促进改革。例如，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主动接轨国际规则，推动实现国际化全球化，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嵌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

六是调整生产关系。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06]。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107]改革是对旧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作修修补补；改革是全面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

六是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双轮驱动。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贯穿着工业、农业等产业发展；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各自发展和融合发展，最终都支撑和推动着城乡一体化。正如邓小平说的：“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108]。“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109]。

七是发挥党员积极作用。一方面继续坚持“党要管党”。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110]，并就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从干部能上能下、监督、交流和教育四个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坚决不换思想就换人。对于哪些因循守旧，不思改革开放的人，坚决靠边站清除出重要岗位，直到其形成改革开放意识。

八是做好新时期统战。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1979年8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邓小平正是在第二次历史决议上，统一了思想认识，科学完整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历史功过，对内继续实行民族自治，对港澳台提出一国两制，对华人华侨提出“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111]，从而适应我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转变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使一切热爱祖国的个人、团体、政党、组织，不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限制，都可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真正做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增强了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形成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中华民族振兴的磅礴力量[112]。“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113]

九是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发展。邓小平不仅重视农业发展，还重视军工、重工、轻工产业发展，还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他非常具有前瞻性地指出：“世界变化的结果，生产越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越少，从事服务业的人越多。服务行业很多，如种子公司、建筑、修理等，这说明可以有很多办法安置劳动力”[114]。

四、邓小平效应的稳定保障

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必须是真正的稳定，而不是暗流涌动的稳定。稳定必须是有能力的稳定，必须是有保障的稳定，必须是可控制的稳定。稳定必须是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的稳定，而不是单方面、某领域和片段式的稳定。

（一）保障外部环境的动态稳定

对外政策上，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以贯之地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二是高举和平与发展两大旗帜。邓小平一直强调国际上两大问题就是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后来改成和平与发展问题。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5]。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16]三是合作优先。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可以处理国际关系需要，而且可以处理台湾等内政问题也。他说，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117]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118]他甚至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119]

（二）确保国内环境的绝对稳定

一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形成共识后，邓小平力倡“不争论”。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20]

二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在八九风波过后，他多次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非常重视稳定的功能和意义。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21]。“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122]“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123]“因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124]。“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125]邓小平心中的稳定，涵盖丰富内容。首先是政治稳定。“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26]“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127]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政治保证[128]。四项基本原则，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四项基本原则永远是我们立国、治国、强国之本。其次是社会稳定。“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9]包括各地方的稳定：不仅包括军队的稳定，还包括城市、农村的稳定。“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30]第三是港澳台的稳定。为了保持香港台湾、香港、澳门等未统一地区的繁荣稳定，邓小平初步设想是保持相对独立性，维持其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才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念，并且成为官方文件口径。1997年中央政府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一直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对于台湾，他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31]第四是制度稳定。“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132]“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133]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134]

三是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改革需要稳定，开放需要稳定，发展需要稳定，民主需要稳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调但是“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135]。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民主就是稳定。只有民主才能保证队伍的团结，才能保证领导班子决策的科学性，才能保证贯彻执行的高效有力。民主就是确实发扬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杜绝一言堂，杜绝万马齐喑。邓小平非常清晰而明确地解释了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136]他说：“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民主才能实行领导班子的稳定，才能实现队伍的稳定，才能实现各项工作进展。

四是激活企业等经营主体。解放和改造企业，才能激活企业等市场主体，才能保证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在管理、人才、科技等方面具有竞争力，才能实现在市场中处于不败之地，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保障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一要引进技术。他说：“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许多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如培训工人，培训干部，现在不着手，外国的先进技术就不能掌握。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现在抢时间很重要，全国准备引进上千个项目。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必须是七十年代的，配套也要是七十年代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二要优化管理。他说：“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鞍钢减人、减机构的设想，我看是好的。划出去的单位，领导班子和机构不要搞很多人。现代化、自动化，人多了不行，人多了管理不好。日本年产六百万吨钢的企业，行政人员只有六百人。鞍钢现在的年产量是六百多万吨，行政人员有两万三千人，这肯定不合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137]三要培育人才队伍。“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这确实要有专家，要一批一批地把外行变成内行，把半内行变成全内行。这不能弄虚作假。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是全民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138]。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不合格的作编外处理，但要组织他们学习，对他们进行培训，从而培养大量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或者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发展经济，工人要增加收入，这样反过来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农业也是一样，增加农民收入，反过来也会刺激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四要加强科技研发。邓小平针对鞍钢改造说，编制里面一定要有相当规模的科学研究机构。美国和日本的大企业，都有相当规模的科学研究机构。我们也要把科研队伍加强和扩大起来。五要增加企业自主权。“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139]

（三）保持内外政策的社会主义一致性

邓小平一以贯之地指出，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必须首先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所有政策取向凝练为八个字，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1981年，全国人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总结自己在改革开放后所做的事情时，将对国内工作的参与概括为“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140]。他说：“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41]他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42]既不能因为发生了政治动乱，而否定我们制定的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和“三部曲”的发展战略；也不能因为政治动乱和领导人的变换，而否定我们的基本路线，否定改革开放政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成就美国世界霸主外，还有日本、德国的重新崛起，以及苏联的崛起和败落，而最值得研究探讨的就是中国经历百年耻辱通过改革开放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事实。我国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形成的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不仅在20世纪中具有代表性，而且在21世纪仍然具有示范意义。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尤其是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是落后国家、人口大国、社会主义国家腾飞的代表作、典案例和标杆样板；二是形成了新形势下国家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即做好自立自主与坚持扩大开放的辩证统一；三是创新了举国体制和发挥个体积极性的机制，即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4-7。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8-31。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40-153。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83-284。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23。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7-28。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0-383。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1-236。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51-252。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9-382。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71-273。

[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26-229。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23-225。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48-250。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26-229。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0-383。

[1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52-154。

[1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41-147。

[1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10-112。

[2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7-28。

[2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8。

[2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0-383。

[2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96。

[2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98-301。

[2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98-300。

[2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2-34。

[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 109。

[2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0。

[2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36-140。

[3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113-114。

[3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81-82。

[3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48。

[3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99。

[3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19。

[3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6-243。

[3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64-265。

[3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83-93。

[3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96-301。

[3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13-114。

[4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405-407。

[4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6-243。

[4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30。

[4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2-235。

[4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08。

[4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13。

[4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18。

[4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47。

[4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85-188。

[4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89。

[5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74-276。

[5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7-378。

[5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P35。

[5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05。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1268-1270。

[5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19-321。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1359。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1368。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1358。

[5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83。

[6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94-202。

[6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15-118。

[6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1-236。

[6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66-367。

[6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63-365。

[6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03。

[6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48-151。

[6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94-202。

[6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44-353。

[6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83-93。

[7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80。

[7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40-41。

[7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91-292。

[7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07-109。

[7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95。

[7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6-18。

[7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2。

[7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97-317。

[7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83。

[7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6-243。

[8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07-109。

[8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10-112。

[8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85-100。

[8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48-58。

[8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40-41。

[8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83-184。

[8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79-280。

[8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11-112。

[8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0-383。

[8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405-407。

[9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19。

[9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94-202。

[9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92-193

[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881。

[9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66-367.

[9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00。

[9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92-193。

[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565。

[9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35。

[9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42。

[10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76-180。

[10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01-202。

[10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36-140。

[10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66-267。

[10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6-243。

[10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51-52。

[10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22-327。

[10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0。

[10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6-243。

[10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81-82。

[1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28

[1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62。

[1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03-206。

[1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81-82。

[1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29-131。

[1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56-57。

[1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04-106。

[11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30-333。

[11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15-118。

[11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49-50。

[12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0-383。

[12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84-285。

[12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86-287。

[12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47-349。

[12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6-243。

[12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57-358。

[12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84-285。

[12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30-333。

[12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58-184。

[12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8。

[13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36-243。

[13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0-31。

[13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10-212。

[13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81-182。

[13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96。

[13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64。

[13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58-184。

[13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29-131。

[1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P79-80。

[13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129-131。

[14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295。

[14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70-383。

[14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P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