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陈修豪、胡倩榕：“美国内战论”的缘起与未来

“美国内战”一直是指美国1860年代南北战争的历史事件，现在已演变成了美国政治、社会、文化分裂的一种话语常态。2021年冲击国会山事件发生后，美国暴力极端主义、政治极化态势达到高峰，美国国内关于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内战”（Second Civil War）的研究及讨论也逐渐进入高潮。笔者的观察是，在美国知识界与舆论界，关于“热内战”和“冷内战”的探讨并驾齐驱。主流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动用真刀真枪的“热内战”在美国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政治分歧与暴力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转化关系，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勾勒美国“热内战”的新形式。鉴于美国在意识形态、文化、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日益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所撕裂，它所呈现的“冷内战”状态已不容忽视。本文对美国“内战论”起源、现状与未来的梳理分析，将有助于中国未来更加精准有效地设计对美战略与博弈手段。

01

美国“内战论”的缘起

美国或将爆发“第二次内战”的公共舆论氛围始于特朗普执政时期。自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他在种族方面的诸多言论和行动，被许多反对者定性为反移民、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一些舆论认为，这些极具争议的施政措施容易引发暴力冲突事件，进而可能成为“第二次内战”的导火索。就此，美国新一场内战的猜测不胫而走。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是的，加利福尼亚”独立运动（Yes California Independence Campaign）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与支持，使得关于美国分裂的政治讨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该运动从未在主流社会实现合法化，但诸多苗头已为美国国内的“内战”辩论的集中爆发做好了铺垫。特朗普2020年败选后，一大批不认可大选结果的示威者在2021年1月6日冲击、占领国会大厦，造成了令美国国内震惊的“1·6冲击国会事件”，成为“美国内战论”发展的新标志。

笔者通过新闻搜索趋势对“美国内战论”进行溯源，除去一些时段“内战”搜索量受其它因素影响，如受漫威等影视文化作品驱动，及2023年6月受俄罗斯“瓦格纳事件”影响等，真正推动美国国内对“内战”关注度急剧升高的是2019年9月底—10月初、2020年5月底—6月初、2020年11月—2021年1月、2024年1月—2月这四个时间段。

第一阶段（2019年9月底—10月初）正值第一次特朗普弹劾案的调查阶段。起因是特朗普于2019年9月30日在推特上援引一位牧师的话，称如果当时民主党人成功将总统弹劾，将会给美国造成类似内战般的、难以弥合的裂痕。特朗普的“内战推文”使得“第二次内战”在社交网站上彻底走红，#Civilwar2成为推特话题标签。这条推文可被视为美国近年内战相关舆论最具标志性的起源。

第二阶段（2020年5月底—6月初）正值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示威活动迅速在美国铺开之际。在抗议引发的骚乱中，“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维权活动家及支持者、“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及特朗普支持者，以及反特朗普者互为冲突方。这些骚乱反映出美国持不同政见的群体在警察种族主义，以及是否拥护特朗普等诸多议题上存在错综复杂的分歧。在美国，警察及其工会通常被看作是保守派坚定的支持者。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美国警察倾向于相信特朗普会为其对少数族裔的粗暴行径提供庇护。因此，持反警察、反特朗普信念的群体自然有很高的积极性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这其中便包含了试图煽动美国“第二次内战”的亚文化群体，内战话题再度进入美国舆论与公众视野。

第三阶段（2020年11月—2021年1月）横跨了2020年总统选举和换届前夕，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美国舆论对内战可能性的关注度被推至顶峰。鉴于“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造成的实际损失，在大选日的前夕，就有美国媒体为“第二次内战”造势，指称暴力活动的发生是一种必然。“1·6”冲击国会事件爆发时，许多特朗普支持者身着“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Civil War”的运动衫，“内战论”正式被推向美国政治主流。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新闻界、情报界、军界、投资者等开始严正考虑“第二次内战”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拜登执政时期，每当美国国内出现某种政治分歧难以弥合的状态时，都会涌现出大量内战言论。拜登执政后曾为阻止病毒传播采取了封锁措施，这遭致了绝大多数右翼团体的抗议，包括武装民兵。美国密歇根州和俄勒冈州的州议会都受到了民兵冲击。美国《独立报》即有记者借题发挥，声称反对新冠封锁暴力已经构成“第二次内战”，激化美国农村保守派和城市地区的分裂。

第四阶段（2024年1月—2月）真正达到“内战论”讨论高潮，即得克萨斯州政府与美国联邦政府就边境非正规移民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此前下令在非正规移民经常过境的一条河岸安装铁丝网，遭遇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反对。来自华盛顿的反对引发得州不满，州长阿博特发表声明，指责拜登政府未能保护边境，并部署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控制部分边境，认为联邦政府已经违反美国各州之间的协议，宣布得州进入“被入侵”状态。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关于非法移民的争论常年持续不休，但州长部署国民警卫队意图与联邦政府直接对峙的方式，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引发对美国联邦政府与部分州政府“兵戎相见”可能性的广泛讨论。1月25日，美国25名共和党州长发布声明，表达对得州州长阿博特的支持。阿博特与这些共和党州长的行为在美国国内外掀起了新一轮有关美国“内战”讨论的新高潮。

02

“美国内战论”的观念根源与可能性的争论

随着“第二次内战”讨论间断性地达到高潮，美国舆论界与学术界对“内战”形式想象也逐渐深化。大体梳理，这种想象有“热内战”和“冷内战”两种假设。持“热内战”观点的人认为，鉴于美国“第二次内战”的国内背景和先决条件与南北战争时期相比有本质区别，两支代表敌对政治地缘势力的军队相互开战的模式已不适用于当今美国，1861年南方联盟试图让美国数个州脱离联邦独立建国的情形也很难在今日美国重现。在他们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如爆发第二次“热内战”或将呈现出如下三种形态。

一是低强度冲突的“第四代战争”。第四代战争是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战争与政治、战斗人员与平民之间的界限已模糊化。这意味着美国潜在的国内冲突形态是不对称、分散且异质化的，众多动态派别可围绕意识形态通过数字工具和人际网络组织起来，企图发动暴乱的团体在对敌对群体发起小规模冲突的同时，也会偶尔组织针对软性或硬性目标的高价值恐怖袭击。在此情境假设下，会出现更多的、零星的意外暴力事件，但致死人数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参照的历史案例是爱尔兰的暴力准军事组织对抗运动。

二是越发频繁的国内暗杀和恐怖主义行动。例如，2020年极右翼民兵组织企图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并推翻州政府，以及1995年认同白人至上主义的极端反政府恐怖分子策划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

三是由白人民族主义民兵和反政府叛乱分子推动的无领导抵抗或游击战。无领导抵抗是指小型独立团体或个人挑战现有秩序与制度，或直接对抗政府。游击战则是指准军事人员、武装平民或非正规军，通过利用战术和机动性打击传统军队的对抗方式。

“冷内战”则更倾向于指代美国各政治团体之间因立场各异而形成的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尽管这种对立暂时还未转化为“热内战”，但仍不能排除当双方无法通过合法方式调和各自诉求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国内对“第二次内战”的争论与设想本身就是“冷内战”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冷内战”已存在于美国人民的信念中。根据美国爱德曼公共关系公司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展开的闪电式民意调查，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处于“冷内战”。乔治城大学政治与公共服务研究所2022年初开展的民意测验则显示，58%的选民预期“1·6”冲击国会事件爆发后，美国国内会出现更多的暴力政治抗议。该民调还让选民对美国的分裂程度打分，在满分100分的前提下，受访者给出的平均分为70.36分，意味着民众心目中美国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内战”的边缘。“内战”已然成为解决美国内部危机的备选项之一。

美国“内战论”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心理根源。当立场各异的美国人谈论“内战”时，他们不完全是就事论事，更多地是假借“内战”之名，宣泄对国家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缺陷的深层焦虑乃至恐惧。

第一，这种焦虑与恐惧是对特朗普或特朗普式右翼威权民粹主义领导人重新影响政治的忧虑。在“1·6”冲击国会事件一周年之际，部分政治观察家越发担忧2024年总统选举将成为引爆“第二次内战”的导火索，尤其是在特朗普式人物再度落选，且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情境下。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称，美国未来3—4年或将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联邦权力崩溃，国家分裂为红、蓝州飞地。这皆因特朗普将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和他的党内盟友正在积极筹备一切必要手段以确保选举胜利，包括应对潜在“选举欺诈”行为的指控及全国性运动。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进一步指出，即使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合法获胜，也可能引发公开内战，因为他的胜选将建立在拒绝承认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基础之上。多名退役高级军官表示，特朗普式人物若再度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军队内部或将出现致命混乱；如无赖的军事单位再次选择效忠失败的总统候选人，引发内战也不足为怪。其中一位将军后续接受CNN采访时指出，特朗普在军队中的支持者是源自美国内部的威胁，因为他们效忠于像特朗普那样的邪教人物，认为总统是类似国王的存在。他建议应对军队中的这类人进行甄别，然后让他们脱离军队系统。

此类“内战”言论针对性较强，带有鲜明的反特朗普主义色彩。这或许肇因于公然暗示乃至鼓吹美国内部冲突的政治人物多为希望保住特朗普选民基础的共和党人，选民层面则多为特朗普的支持者或拜登的反对者。据MSNBC记者报道，特朗普支持者在几次集会中对内战的呼吁成为普遍现象。拜登执政以后，出台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规定，促使部分特朗普支持者挂黑白式国旗以示反对，美国许多政治评论家视此为政治暴力和内战的明确标志。

第二，这种焦虑与恐惧是对美国种族结构变动及其可能引致的社会动荡的担忧。进步派观点认为，白人至上主义及白人衰落现状是美国“冷内战”主因。《纽约时报》记者认为，美国正处于另一场内战的边缘，这场新的“内战”不像传统“热内战”一样在战场上举行，而是在法庭、州议会和投票箱中进行；它的目的不仅是征服黑人，而且是要征服所有挑战白人种族主义父权制的人，包括移民、穆斯林、犹太人、性少数群体（LGBTQ）还有女性，尤其是自由派妇女。全国黑人联盟创始人、政治评论家基思·博伊金指出，特朗普发起竞选活动的2015年是真正威胁到美国种族公共话语的时间节点。当时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至2044年，美国的白人将不再占据人口的大多数。

对白人地位丧失的恐惧是特朗普主义活跃的首要因素，同时催生了美国的分裂文化与政治暴力。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F. Walter）对此谈道，引爆内战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主导群体地位降级，与固有观念不同，一个国家的内战并非由社会上最贫穷的、最受歧视的群体、移民及受虐待的人所发动，反倒是那些经历政治失败和地位逆转的群体最有可能主动发起冲突。沃尔特认为，近些年，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在收入、子女教育、就业水平和房屋所有权方面未能得到改善，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客利用这个心怀不满的群体在种族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获得政治权力，成为了所谓的“民族动员家”，为美国内战埋下了隐患。然而，保守派观点恰好与此相反。在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所长瑞安·威廉姆斯（Ryan Williams）眼中，多元文化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兴起才是将美国推入内战的主因,而非传统白人的基督教观念。他指称，当前美国进步主义的前沿是一种清醒的、自认秉持社会公义的反种族主义，这是对建国者意义上的有限政府的真正威胁。由于不同的种族群体倾向于推动差异化的政策结果，如要追求相对平等的政策结果，则需在一种新的、觉醒的极权主义环境中才能成功。威廉姆斯认为，这正是美国正在经历的路线。

第三，这种恐惧与焦虑是对美国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及不平衡的经济状况可能导致政治动荡的担心。此类型以桥水基金（Bridgewater）首席执行官瑞·达里奥（Ray Dalio）的言论最受瞩目。2021年，达里奥在《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中，预测美国未来十年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为30%。该书主要采纳了计量史学和比较史学等研究方法，从历史经验中推断出一个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高税收和通货膨胀等财政负担，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与价值鸿沟将引致某种形式的控制权之争。2022年，达里奥保持对“内战”话题发声。他在LinkedIn上进一步提出：“当一些外国势力发展壮大到足以挑战正在经历内战酝酿过程的世界头号强国，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

除达里奥之外，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和定量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亦长期追踪政治不稳定问题。他们于2010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即指称，由于工资停滞或下降、收入不平等、拥有高学历的年轻人过剩及公共债务爆炸性增长等经济因素，美国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将于2020年左右到达顶峰，内战的可能性随之累加。从2010年至今，这两名学者不断重申他们的模型预测，并坚持其结论得到了现实印证。尽管经济层面的负面迹象与政治不稳定现象的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就是直接、确定的因果联系。这些林林总总的关于美国内战可能性的研究，反映的是作者的价值取向与主观认知。

03

“美国内战论”的未来

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内战”一词预计会反复地出现在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公共视阈之内。美国政治学界，尤其是冲突领域的研究者基本有一个共识，即美国当前爆发“热内战”的可能性极其低，这也是他们驳斥“内战”言论的主要依据。《哈佛大学公报》指出：据美国学术定义，内战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两个（或多个）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人被有计划的武装暴力冲突直接杀害，才可被称作一场“内战”。致死人数的门槛通常被设为1000，武装军队或警察屠杀平民的情形不纳入统计。基于此类前提，美国政治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当前形势及国内矛盾的激化程度，远不足以触发一场“新内战”，理由大体如下：

一是美国目前暴力事件致死数量远未达到内战的临界点，政治光谱两极的多数派均主张非暴力。哈佛大学内战政治学者杰伊·乌尔费尔德（Jay Ulfelder）点明，美国暴力事件死亡人数与内战相去甚远。即便是2021年年初的国会山骚乱事件，总死亡人数也仅有5人。暴乱事件的严重程度除非大幅升级才可能引发真正的内战。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奥尔·科伦（Ore Koren）指出，近年来，纵观全球各国，超过“内战”致死人数门槛的各国冲突多发生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政治功能严重失调且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国家，它们有长期的宗教或种族冲突的历史。科伦暗示，美国的国内环境不可能与这些非民主、欠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二是现今美国为内部暴力而组织的力量大多是私人性质，鲜有公共实体。布鲁金斯学会刊文指出，这些暴力组织没有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赞助，也不具备政府机构的权力，所以对更广泛的公众缺乏号召力。美国1860年代分裂危机时，南方各州有警察部队、军事组织和国家支持的民兵，这与美国今日之情形都有本质区别。企图引发“第二次内战”的事件并非全然未曾发生，但这些零星事件很难掀起波澜。2020年末，10余名号称“金刚狼守望者”组织成员密谋绑架密歇根州州长，试图引爆“导致社会崩溃”的内战，结果是这些人员以被逮捕告终。

三是眼下美国没有出现类似于19世纪南北分裂那种明确的区域化分裂迹象。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专家马克·格雷伯（Mark Graber）独立成功是否会引发内战？他的结论是，今日之美国与1860年截然不同，今日美国的鸿沟在于城乡对立，而1860年美国的鸿沟是南北对立以及自由州与奴隶州的对立。换言之，今日美国的分裂既存在于各州内部，也存在于各州之间,故远未形成支撑内战的地理割据态势。就军事行动而言，如果缺乏具有独特性或连成一片的地理区块作为根据地，那么地区之间相互对峙、组织供应链和动员民众的能力都会大受限制。

四是煽动“热内战”很难在美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建立群众基础。美国人民生活整体安定，发起内战意味着社会环境激烈动荡，原有利益格局发生重大洗牌，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战争成本。正如美国历史影视导演亚历克斯·扎克热夫斯基（Alex Zakrzewski）指出，如今美国政治中的任何问题，无论多么根深蒂固，都不可能像1860年代美国南方试图捍卫奴隶制那样具有煽动性，让美国人民愿意为之战斗流血。兰德公司总裁高级顾问布莱恩·詹金斯（Brian M. Jenkins）也称，回顾美国内战前后一连串的武装叛乱、暴乱、罢工攻击和对原住民、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屠杀，这些历史记录似乎表明美国对暴力有很高的容忍度，且不会分裂。美国佐格比全国民调显示,近半数的美国人认为未来会有内战发生，但受访者的信念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他们更深层次的心理是不希望美国民主走向衰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丽莲娜·梅森（Liliana Maison）2017年至2021年6月收集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出于政治原因使用暴力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美国人民可以选择诉诸民主制度解决分歧与冲突的前提下，他们不会选择诉诸暴力乃至战争。

从现实层面来看，美国爆发“热内战”暂时鲜有迹象，故部分美国人认为，关于内战的公共讨论更像是由主流媒体、民调机构及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有意设置的议题，以放大民众的愤怒，吸引更多群体的注意力。对此，美国作家及文化评论家李·西格尔（Lee Siegel）的观点较有概括性：认识论层面的危机与本体论层面的危机不是一回事，认为各种美国人生活在不同国度的观点是“舆论氛围”的产物。在美国当今世代，对“内战”的援引，与其说是一种预测或警示，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策略，即以争取团结的名义实行分裂。政治评论家芬坦·奥图（Fintan O’Toole）也说，尽管美国的政府制度的确难以通过和平方式改变，但承认美国以暴力方式解体的真实可能性和将这种可能性描述为不可回避是两码事。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研究员穆萨·加尔比（Musa al-Gharbi）称，关乎数千万美国人的内战问题并不真实，它是政治化的民调设计和调查反应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叠加了那些致力于将另一半选民描述为邪恶、无知、愚蠢、疯狂、危险的专家学者的过度解释。

而评估“美国内战论”的未来，则应该从“热内战”与“冷内战”两个维度入手。虽然“热内战”一般需建立于某种“冷内战”基础之上，但“热内战”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军事战争，体现国家彻底的分崩离析、现行体系制度的完全瓦解重塑，而“冷内战”更多体现着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分化、极化所带来的不稳定与动荡。在冷、热两个维度上，我们可进一步通过两个问题做出更加细致、理性的评估：当下将美国推向冷/热“内战”的因素是否曾在其历史中出现过，又是否曾导致真的“内战”？若出现过，这些因素在当下的美国又有何特别之处，又是否更加严重？

美国沸沸扬扬的内战论植根于自身的多重裂痕，包括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两党裂痕、城乡经济成果分配不均的裂痕、美国人不同年龄群体的代际裂痕，以及最严重的、由种族问题引发的社会裂痕。美国党际、城乡、代际、州际、种族等维度的分歧与决裂在其历史上经常出现，还曾以更加极端、血腥的方式呈现,除南北战争外还未曾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内战”，当下美国内部的动荡因素虽然展现出新的特征，但还未发生质变。从上述论述可知，“热内战”中短期内在美国几乎没有爆发的可能性，而“冷内战”将作为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基本状态继续存在，并波浪式起伏演进。

我们可通过对二战后美国历史中的三组事件进行简要回顾，把当下对美国“内战论”的讨论放置于美国国家历史之中，借古鉴今地探讨美国“内战论”的未来。

一是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判决后引发的部分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分歧与冲突。最高法此项判决认为白人、黑人学生不得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各州必须中止此类政策，推行在学校的种族融合。美国各地，尤其是南部各州，受长期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因素影响，对最高法判决产生不满，并直接反对抗争。例如1956年3月，101位美国国会议员针对最高法判决，发表《南方宣言》（Southern Manifesto），反对种族融合政策，并支持、鼓励各州进行抵抗。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中学准备首次接收9位黑人学生，但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坚决反对执行最高法判决与联邦政府政策，命令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持枪包围学校，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学校就读。反对种族融合的白人种族至上示威者还来到学校恐吓黑人学生，受到州长纵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接管州国民警卫队，并派遣美国第101空降师，出兵干预“小石城危机”，跨越州长权力以保证黑人学生安全入学。1963年，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Jr.）反对联邦政府政策，亲自阻止两名黑人学生进入阿拉巴马大学入学，白人至上组织“三K党”成员同时在周边地区示威。肯尼迪总统随后下令接管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迫使州长放弃自己的计划，保证黑人学生顺利入学。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反种族隔离与民权运动中，此类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联邦政府与民间团体之间针锋相对的事件不在少数，流血冲突、大规模暴乱也时有出现，仅1964—1969年几年间，全美超百余个城市都发生过各种规模骚乱，近160次，导致上百人死亡，超两万人被捕。

二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学生引发的校园冲突。60年代后期，因为不满美国对越战争的发起与升级，美国各地反战抗争愈演愈烈，与当时空前活跃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相互交织。1968年4月，反战、反种族隔离的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起抗议，占领了校园中的5栋楼宇，并将哥伦比亚学院院长短暂地扣为人质。最终1000名警察进入校园，逮捕700余人，导致近150人受伤，但学生抗议中对学校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与教务长也被迫辞职。此类事件在当时的美国大学校园中并不少见。1969年，哈佛大学学生占领了学校的主楼，遭到逮捕，进而引发了学生持续8天的罢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学、马赛诸塞大学等等，学校停课、学生占领教学楼等事件频频发生。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总统尼克松轰炸柬埔寨的举动，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向示威人群开枪，致4人死亡，9人受伤。“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事发后，全美450余万大学生罢课，上百所学校关闭，学生进行非暴力及暴力示威表示抗议。

三是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洛杉矶警察殴打非裔美国人罗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一案所引发的一系列暴动，族裔之间发生暴力流血冲突，在几天时间内造成63人死亡，超2千余人受伤，近5千家店铺遭到严重破坏，纵火、谋杀、抢劫波及洛杉矶中南部，直接财产损失10亿美元左右，上万人被逮捕。万余名国民警卫队、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士兵强行介入后事态才开始平息。

在上述三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运动到出现伤亡、打砸的城市骚乱、暴动，从学生抗议到种族纠纷，各类不稳定的政治、社会、文化事件在美国历史上时有发生。我们当下所观察到的美国近年种种“内战论”相关社会事件，虽有新的形态演进，但也似乎并未超出固有范围，有些在烈度上还不及过往的分裂与动荡，所以依旧可以被视为美国现存传统、制度、规则框架之下大体可控的内部纷争。以2024年1月得克萨斯州在边境地区出动州国民警卫队对抗联邦政府及最高法判决为例，一些舆论认为此事件代表美国“内战”一触即发，但反观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风波，事实上此次州政府试图动用国民警卫队以抵抗联邦政府政策、最高法院判决的事件并非美国历史中的个例。同时，联邦政府压倒州长接管州国民警卫队的事情虽然相对少见，但也不缺历史例证：二战后，联邦政府就曾经十余次“联邦化”、征调平常由各州负责的国民警卫队。事实上，联邦政府接管州国民警卫队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州长并无实权动用军队、民兵真正与联邦政府抗衡，远不足以构成“内战”威胁。更多是州长出于政治与公众舆论考量而调遣国民警卫队，成为真正的内战导火索缺少必要客观条件。因此属于现行制度、规则框架可应对的分歧。

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每当两党采取诸如罢免总统、大规模修改被认为是违宪的联邦法律等对立举措时，或发生重大社会变动时，美国国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关于内战的讨论。对于“内战”的思索与追问已经深深地渗透进美国的文化土壤中。不同点在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产生的政治极化效应，与新媒体传播产生了叠加效应，使得对第二次内战的讨论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热潮。但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冷内战”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既定状态，“热内战”在美国爆发的可能性暂时仍是比较低。“热内战”并不像某些政治学者所设想的那样，当美国部分政治、经济指标有所恶化就必然触发。从现实层面来看，“热内战”至少需要具备强大号召力和颠覆力的政治人物筹谋、动员。反观美国当今政坛，此类人物尚不突出，政客们偶有“内战”言论，也更像是威胁与叫嚣，国内的政治暴力行为依旧在现有传统、制度、规则框架下受到严格管控与抑制。

短期内，“热内战”缺少客观条件，但“冷内战”这种既定状态确实展现出新的特征。其一，美国政治极化、僵化更加严重，两党之间的相互仇视加深。民调数据显示，过去20年里，有非常明确政治倾向的美国人数量翻倍，同时认为对方党派威胁国家安康的美国人比例也在翻倍，意识形态分裂、僵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还有76%的美国人认为国内政治动荡相比外部因素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危险。其二，社交媒体时代带来的虚假信息、信息混乱及“信息茧房”效应越发严重，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也让更多的美国人只选取自己认同的媒体平台，加剧政治极化。其三，民众对选举等政治制度公平性信心减弱，民调数据显示，57%的美国白人认为2020年总统大选中出现舞弊，只有20%的美国人对选举制度“非常有信心”，56%的美国人不认为选举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在这些新特征之下，“冷内战”和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交织融合。

在考虑“冷内战”可能继续撕裂美国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冷内战”可能带来的隐性影响。一些历史事件表明，长久持续的“冷内战”或已成为美国建立于公民社会传统之上的内部纠错机制中重要一环。一方面讲，在更优治理制度缺失的背景下，种族隔离、越南战争等不正义的历史选择正是在“冷内战”的舆论震荡出清，得以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看，在可预见未来都将持续的“冷内战”可能将美国引入软实力持续衰落的漩涡中无力自拔。对于中国研究界而言，美国最新舆情变化是非常值得长期追踪的重要话题，对中美战略博弈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