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迈里克（Rachel Myrick）：美国国内党派分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编者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党派分歧越来越严重。两党在一系列美国国内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例如移民，堕胎、枪支管控等问题。两党的政治分裂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在中国日益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时，中国能让民主党和共和党更团结吗？美国的党派分裂会让对手国家更加自信吗？就这些问题，《中美印象》采访了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雷切尔·迈里克（Rachel Myrick，Douglas and Ellen Lowey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不少学者将俄乌战争与台海局势进行比较，担心中国铤而走险与台湾作战的可能性。您对这种比较有何看法？
迈里克：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虽然俄罗斯与乌克兰、中国与台湾之间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之处，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夸大这些相似之处。例如，几个关键的区别是，假想的入侵台湾与我们正在目睹的乌克兰战争是否类似、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
不过，中国可能从俄乌战争中汲取什么教训倒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目前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是否会对中国武力收复台湾的看法产生影响。我和同事王晨（Chen Wang）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在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我们在中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最初反应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中国对美国保卫台湾的看法，也没有改变中国对台湾政策的总体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公众认为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中国公众在台湾问题上有强烈的信念（即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译者注），而这种信念并没有因美国对台政策的预期而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是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发生一个月的时候进行的，当时战争的走势尚不明朗。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很可能学到了新的东西。例如，中国领导层应该注意到西方主导实施的步调一致的制裁，这可能导致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替代西方的国际伙伴关系。此外，俄罗斯在最初入侵后的狼狈的军事表现向中国领导层表明，（一方）在战斗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并不能保证迅速取得战场上的胜利。
美国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严重。两党在枪支管制、堕胎和移民等许多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吗？如果是，在哪些方面会有影响呢？
迈里克：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政治正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但对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仍存在分歧。我倾向于认为，两极分化的加剧将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极端两极分化如何影响外交事务的书，将强调两极分化造成的三种可能影响。
首先，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可能会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更大的波动性。在高度两极分化的环境中，政客有动机积极反对甚至破坏来自对方党派总统的外交决策。例如，我们看到，来自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许多外交政策都是围绕着破坏现任总统的成就进行的。
第二个是更极端形式的两极分化可能会削弱美国在对手眼中的可信度。通常，两党对外国威胁采取统一的应对措施可以提高民主国家在对手眼中的可信度。但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在野党有动机给执政的领导人制造障碍，两党合作的可能性较小，从而危及作出统一反应的可能性。
第三个影响是两极分化降低了美国履行其对盟友和伙伴承诺的能力，使领导人更愿意、更有能力绕过制度限制，为自己的政党赢得好处。这意味着在两党支持下做出国际承诺的可能性较小。例如，现在在两极分化的国会中通过一项重大国际条约异常困难。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总统们使用行政命令和类似工具来制定其外交政策议程，而这些议程的持久性不如条约。
并非所有这些影响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了充分实现，但我担心的是，随着两极分化的继续加剧，我们将看到这些对外交政策造成的令人不安的影响开始成为现实。
对当今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一种常见解释是，美国没有像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强大的外在威胁。随着中国成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我们看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涉华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点。中国会成为新时代美国两党走向团结的又一个“苏联”吗？
迈里克：我对这种比较普遍流行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即中国作为一个外在威胁能在两极分化加剧的时代在本质上解决美国国内政治分化的问题。两极分化是复杂的且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大量研究表明，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减少极端的党争。我在之前的研究中还表明，从历史上看，美国对国际危机的反应往往已经显示了国内党派政治在发挥影响。
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以下两种趋势，一是积极的，一是消极的，而不是“中国威胁”使国家形成政治上的团结。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我们将继续看到两党就对华政策进行全方位立法，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就此能够达成广泛的共识。例如，旨在增强美国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立法、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等等。然而，我认为这种合作不太可能蔓延到国内事务的其他方面或明显减少国会剧烈的党争。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我认为加剧的两极分化 — — 特别是在全国选举期间 — — 可能会日益导致“出价过高”的动态，即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对中国变得越来越强硬。如果中美竞争继续加剧，双方都不会希望被视为“对中国软弱”。我担心的是，未来这种动态可能会无意中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两国一些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的两极分化政治对中国有利，将使中国更有信心推行其政策。您的研究支持这个论点吗？
迈里克：我们的确看到很多中国官方媒体刻意强调美国的民主出了问题的例子。例如，中国媒体对1 月 6 日美国国会山暴动、2020 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以及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普遍存在的党派分歧等都有广泛报道。但美国的党派政治是否真正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在与王晨合作的另一篇论文中，我们研究了中国是否因两极分化而在面对美国时更加自信。我们发现，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对美国的自信增强来自美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相反，中国围绕美国民主的言论主要针对中国公众，似乎是为了剥夺自由民主的合法性。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的两极分化正在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当然，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华重大政策上也可能发生改变，这也是一个可能。
您认为二战后哪个时期两党相对团结而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您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目前美国因两党分化而导致的外交政策的分歧吗？
迈里克：我认为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会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一直保持一致。这些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包括对法治、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开放世界经济的承诺。虽然我们不时看到其中一些原则受到质疑，但在这个时期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总体上非常相似。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双方在某些外交政策领域的南辕北辙。我可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首先，我们看到与社会身份相关的外交政策问题更加两极分化。由于党派身份与美国社会身份两个问题之间越来越相关，因此很容易将与种族、性别、性取向和其他显示社会身份相关的外交政策政治化。例如，与民族和种族身份交织在一起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已经变得更加政治化。其次，我们看到各方在气候安全、全球健康安全、人类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团结程度也大大降低。过去二十年气候变化政策和围绕 COVID-19 大流行政策的政治化也是明显的例子。
在您对国内两极分化与外交政策的相互作用进行广泛研究的过程中，您是否看到一两个可能有可能导致两党倾向团结并减少对峙的问题？
迈里克：肯定有一些外交政策问题有利于两党合作。美利坚大学政治学家乔丹·塔玛（Jordan Tama）出版了一本关于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建立和维持两党立法联盟的精彩新书。然而，我并不期望单一的外交政策问题能够实质性地、持续地减少国会的两极分化或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主要是因为，即使最初看似统一的问题或事件也可能被政治化。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最近对重大国际危机的反应而得出的启发。例如，拜登政府对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 2023 年 10 月哈马斯对以色列恐怖袭击的早期反应都是在国会两党最初有相当广泛的支持时形成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已被更极端的声音政治化。
唯一可能使美国团结起来的外交政策问题是非常极端和直接的来自境外的威胁。从历史上看，我们看到在珍珠港事件或 9/11 事件等对美国的直接袭击之后，美国全国的精诚团结。但这种类型的直接攻击，或者非常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迅速加剧，显然不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遇到的事情。因此，最终，我认为最好不要依靠国际政治来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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